爱华网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教师，我的母亲也是一位退休的教师。我的大姐做过教师，我的二姐也做过教师。我的太太至今还是一位教师。我的生活其实是被教师包围着的。我呢，1987年，我师范学院毕业了，自然而然地也成了一名教师。孟子说：“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可我却喜欢我的“大患”，我想我是喜欢为人师的。
在做教师的同时我有我的业余爱好，那就是写小说。我做教师的那会儿每个星期只有八节课，时间很富裕，尤其是晚上。我把这些很富裕的时间都用在了写小说上。我在年轻的时候失眠很厉害，一到晚上精力就无限充沛，像一只时刻预备着引吭高歌的小公鸡。我想说的是，写小说帮助我省去了许多安眠药，写完了，我就踏实了，然后呢，当然是“洗洗睡”。
我的处女作就是在我做教师的时候发表的，那是1991年。这已经是我做教师的第五个年头了。我一直在艰苦地写作，比一个奥运的周期还要长。为了表示对我的支持，教务处的朋友一再妥协，把我的课安排在上午三、四节，后来又安排在下午。我感谢他们。
我的教师生涯延续了五年。这五年是快乐的。为了纪念这快乐的五年，我决定夸自己一次：我是敬业的。我并没有为了所谓的小说而耽搁我的学生，我尽到了一个教师的责任。同时我还要说，我感谢我的职业，我学会了用简单的语言去说复杂的事情。
1992年，我来到了《南京日报》。我总共在《南京日报》呆了六年，这六年不容易。《南京日报》离我的住家很远，骑自行车需要80分钟。来到《南京日报》不到一个月我就后悔了，但是，没有回头路。做媒体的那六年是我的情绪非常低落的六年，因为情绪低落，我格外地想写，几乎有些病态了。回过头来看，我在那个时候接近疯狂的写作完全是为了逃避，我几乎就生活在一篇又一篇的小说里，像一个“赶场子”的艺人。我很难把自己融入到《南京日报》那个伟大的集体。这个不怪别人，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写不了新闻。我能把假的东西写得像真的，但我也能把真的东西写得像假的。我最痛恨的三个字就是“本报讯”。写下“本报讯”这三个字我就会处在弱智的状态，全世界都缺氧。在本质上，我是个虚构的人，我喜欢虚构，我喜欢虚构给我带来的满足。天马行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1998年我开始了我的第三份职业，做起了《雨花》文学杂志的编辑。这一年我34岁。截止到34岁为止，我已经写下了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有些作品我在今天也未必写得出来，比方说，《叙事》、《雨天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上海往事》、《楚水》等。在这个阶段我还得了不少文学奖，包括第一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份成绩单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肯定我自己，相反，是反思我自己。如果我对自己严格一点，我想说，我的文学生涯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开始了。
这个开始是从哪一天算起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我只是知道，我认识“他”了。我在“我”身上纠结的时间太长了。在这里我必须要说，这个“我”是珍贵的，在漫长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头，“我”一直是缺失的，我们只有“我们”，没有“我”。在现代主义小说进入中国之后，“我”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东西，浑身沾满了不洁、自私的气味。
我是在寻找“我”并扩张“我”的的文学思潮中开始我的小说创作的，我为它奉献了我全部的青春。我的努力、焦虑和虚荣全在“我”里头。有趣的是，在探求“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中，最终发现的恰恰不是“我”，而是“他”。
这个发现让我开阔了许多，我的焦虑感消失了。这是一种神奇的感受。我想我放松了。写作于我不再是一个自私的行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学会放松的过程中领略了节制。对待“他”，你必须节制。这节制意味着你不可以由着你自己，你必须让“他”在你的作品中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机会来自于“我”的想象力、理解力和弹性。我相信我的内心经历了一场革命。
“他”是谁？我想这并不重要。我需要全力保证的是，在我的世界里，“他”是自由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偏离“他”的行为与思想，“他”的能量与生长激素是最为尊贵的。
这样一说写小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你引导着你自己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是文学的最高要求，也是文学的基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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