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图为仰韶文化早期的宽带纹刻“↓”符彩钵，距今7000～6000年。（本报记者 李韵摄）
2013年夏，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两块青灰色的石器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在这两件残石钺上，保留有可能是文字雏形的刻画符号，在古文字、史前考古等众多领域激起不小的涟漪。
文字起源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亦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19世纪末殷墟的发现点燃了人们探索中国文字源头的热情，在此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史前“符号”或“文字”被世人所知，使中国字的“生日”可能推至更为久远的时代。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古文字专家董珊，向笔者解析了中国远古“文字”的奥秘。
从符号到“原始文字”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历程中，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的发现并不是孤例，但在形态各异的符号中，被专家公认为“文字”的却少之又少。“从符号到文字，是十分漫长复杂的发展过程。”董珊向记者简要介绍。他将新石器时代的符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个出现的几何符号，如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墓葬，曾在龟甲、骨器等器物上发现简单的刻画痕迹，距今8000多年，堪称世界最早。第二类是单个出现的象形符号，以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尊符号为代表，外观很像孩童的简笔画。第三类通常由两个以上符号排列成行，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和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此类符号，刻写有章法，排列整齐。董珊认为：“三类符号各有特点，并行发展。前两类都是单体出现，尚不能确定它们记录了语言，应该不是文字。至于第三类，可能表达了简短的句子，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当时的原始文字。”
“从有序组合排列的多个符号这个角度来说，庄桥坟发现的刻画符号有可能是当时良渚居民使用的文字，或者说原始文字，但尚不能断言。”董珊总结道，“文字的发展过程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符号与原始文字的功能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距今一万多年前，至距今四千多年前夏朝建立结束。在这个漫长的进程中，符号不断演化，类型各异，其功用也多种多样。
单个几何符号出现的时代较早，分布广泛，西至甘肃，东到上海，南下广东，都有所发现。“它们往往重复出现在不同遗址的多个器物上，刻画位置较固定。”董珊补充说明，“可能用于区分器物的用户、制造者，或作计数符号。”以仰韶文化为例，它是距今七千至五千年前分布在中国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一种史前文化。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类遗址中，出土有不少此类刻画符号，它们大多位于陶钵外侧口缘的黑色宽带纹上，有简单的竖线、斜线、叉形，也有较为复杂的样式。刻上符号，就知道这件器物是谁制作的，像商标一样；标出自己的器物，别人就不会拿错。“古人把这种符号当成记号使用。”董珊说。
至于象形的单体符号，如上文提到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刻符，似乎描绘了太阳、飞鸟、连绵起伏的山峰等等，古人将这些自然形象用简化的线条表现出来，所为何用？有些学者试图直译出符号对应的具体汉字，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表达了某种象征意义。“这类符号很像特殊的徽记，”董珊认为，“是一个族属、部落的象征性标志。”除大汶口文化所在的山东地区，长江下游的河姆渡与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河南西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图像。遥想五六千年前的中华大地，各个部族之间也许就是用这些象形符号来区分彼此吧。
排列成行的符号出现较晚，如江苏吴县澄城遗址出土的黑陶贯耳壶腹部、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罐肩腹部，都有这类刻画符号；又如上文所述的丁公遗址和龙虬庄遗址的残陶片上整齐排列的刻符，都有可能初步具备了记录语言的功能。国学大师饶宗颐认为龙虬庄的陶文是“古代祝尤巫术之写照”，是巫觋在仪式中写下的祝文或咒文。庄桥坟遗址中发现刻画符号的器物数量很多，有的是墓葬中的随葬品，在灰坑、地层中也有发现，一些器物如石钺上有使用痕迹，说明是普通的劳动工具，所以有专家表示，庄桥坟刻符的具体用途很难一概而论。
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汉字体系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刻画符号是原始文字，但却无法断言它们就是汉字的直接来源。“中国的汉字体系在商周时期已相对成熟，它很可能是由多个源头经过长时间酝酿，在合适的时机爆发式发展的结果。”董珊认为。
庄桥坟所在的浙江地区、丁公和龙虬庄所在的山东苏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较为独特的文化因素，其符号在向文字演化的过程中，结出了多种果实，但它们与汉字的关系并不明确。再向西至黄河中上游地区，这里是华夏族兴起的区域，经过仰韶、龙山、陶寺文化，向产生国家的二里头夏文化迈进，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其文字体系前后相承，连贯性较强，可能与夏代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刻符有关，但与日后的汉字仍然“亲缘”模糊。“满天星斗”的中国史前文明也孕育出了多地域、多支系的符号—原始文字系统，虽然没有充足证据说明它们直接产出了商周以后的中国汉字体系，但经过漫长的演化与淘汰，它们共同组成了后者诞生的坚实基础。
“目前公认最早的成熟汉字体系还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距今三千八百余年。”董珊解释道，“再向前推至商代前期及更早的夏代，文字材料则变得比较贫乏，一些零散的材料不足以反映当时的文字发展水平。”汉字系统与新石器时代的符号—原始文字系统之间尚存在认识的缺环，但前者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夏商之际。“国家产生后，统治与贸易的范围扩大，使远距离传递信息成为必要，这些都是汉字体系产生的催化剂。”董珊说。符号转化为原始文字，新石器时代的准备工作历经几千年，一朝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整合多支来源，迅速系统化，最终完成从原始文字向成熟汉字体系转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