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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
毛人凤和沈醉都是闻名于世的“军统”大特务。1946年“军统”头目戴笠去世后，蒋介石曾让“军统”要员们商讨谁来接替戴笠的位置。这次人事调整，是沈醉在失去戴笠这个大靠山后，一次重要的“站队”。他与毛人凤的恩怨，也从此开始……
沈醉决心帮毛人凤上台
1946年戴笠去世后，蒋介石让我 (本文作者沈美娟)父亲沈醉等“军统局”的8大处长跟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毛人凤一起商讨，谁来接替戴笠的位置。当时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资历颇深、从“军统局”成立之初就给戴笠当副手的郑介民；一个是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军统局”书记室书记唐纵。郑介民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兼国共和谈代表，而唐纵则是“军统局”代办兼“总统府”中将参军，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警政及保安等机构的机密文件。
父亲认为，唐纵过于谨慎，凡事亲力亲为，若以后在他手下工作，很难发展。而郑介民一向不爱抓具体事务，在“军统”的工作完全由毛人凤负责，选郑介民也就等于选毛人凤接班。父亲想，他和毛人凤都是戴笠宠爱的亲信，毛人凤上台，对他自己日后的发展很有益处。所以，在人选讨论会上，父亲提出让郑介民接替戴笠。毛人凤对父亲的良苦用心非常感激。他清楚自己在“军统”的资历浅，如今能在“军统”站住脚，完全是靠戴笠的恩宠。
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同学，戴笠穷困潦倒之时，他曾资助过戴笠20块大洋，鼓动他去考黄埔军校。戴笠执掌“军统局”大权后，特意把毛人凤这个县衙里 的小文书请来当秘书，并在几年内把他提拔成了少将代主任秘书。
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郑介民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原“军统局”的8大处长有7个都被免职，唯独父亲仍任“保密局”总务处处长。
不久，蒋介石又任命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部”物资。毛人凤以为郑介民当了次长，一定会放弃“保密局”局长的位置，谁料，郑介民不但不放弃，反而派自己的亲信任“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8大正副处长。同时，以“精简机构、汰弱留强”为借口，把原来5万工作人员精减至不到1万，还把抗战期间死难人员的遗眷和被淘汰失业的人员作了一次性处理。对此，父亲等人都很反感。
一次，父亲在毛人凤家里发牢骚说，说郑介民做事太过分，毛人凤借机故意挑拨父亲与郑介民的关系，让父亲把郑介民掀掉。为了打破“军统局”一贯由黄埔生坐第一把交椅的惯例，另外，父亲也想等毛人凤上台后，晋升自己为副局长，于是决心帮毛人凤挤走郑介民。
设局挤走“保密局”局长
父亲一回家，就连夜赶写了一份关于郑介民的黑材料，揭发他包庇北平站站长侵吞日伪财产，以及他老婆贩运鸦片，抢占公房、汽车，到总务处报销日常化妆品和孩子玩具等劣迹。毛人凤看后异常高兴，嘱咐父亲要再搜集一些材料。
父亲知道郑介民的老婆贪财，正逢郑介民即将50大寿，索性利用他老婆，制造了一些“机会”。
父亲放风出去，让临澧特训班的大小特务知道郑介民大寿，要准备厚礼。郑介民其实很怕这样的事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早就告诉老婆，不要办寿。爱财的郑太太不顾丈夫反对，办了宴席，还把各种寿礼都摆在大厅的条案上。父亲趁机用微型照相机把寿礼一一拍了下来。同时，他还通知在招待所的遗眷们去郑家吃寿酒。当遗眷们拖儿带女地拥向郑家时，父亲赶去不慌不忙地拍了几张照片。
事后，父亲把照片连同以前的材料一起交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看后大怒，撤销了郑介民“保密局”局长之职，改由毛人凤担任。父亲闻讯特别高兴，他鞍前马后地忙了几个月，终于把毛人凤抬上了局长宝座，这样，自己也就很快能更上一层楼了。
可父亲万万没想到，当他在重庆处理完中美合作所遗留的最后一批物资返回南京时，许多“不幸”正等着他：一是郑介民在移交手续前，已得知是父亲导演了那场祝寿戏，于是派人大肆清查总务处的账面，甚至搜查过我家；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贪污行为，却在父亲的得意门生——管理科科长邓毅夫的床下发现了一箱局本部从国外买进的洋锁，于是以“监守自盗”的罪名把邓毅夫枪毙了。之后，毛人凤上台，他派人去清查了总务处的物资和账目，还以“团结更多部下”为由，解散了以父亲为首的“滨湖同学会”……
沈醉被毛人凤“发配”云南
父亲这才意识到：毛人凤要过河拆桥。
因为唐纵已被调到“内务部”警察总署当署长，退出了权力之争，将来有资格和能力取代毛人凤的，只有父亲。所以，毛人凤一上台就开始收拾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父亲非常不安，觉得自己如果不尽快离开毛人凤，迟早会是邓毅夫的下场。
可是，在总务处干了七八年，就这样引退，父亲心有不甘。一天，父亲来到毛人凤办公室，汇报完工作后，他进一步试探毛人凤，说现在日伪财产清查工作基本完成了，自己很想到外面干干。毛人凤一听，不仅没有挽留，反而很痛快地批准了。他说：“现在许多地方干部不得力，台湾、云南这两个地方都很重要，你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
毛人凤的话令父亲彻底明白：他不仅想把自己挤出局本部，还要像充军一样发配到偏远荒僻的台湾或云南。父亲又气又恨，回家后同母亲和祖母商量，全家人都不愿意漂洋过海到“荒蛮小岛”台湾，宁愿去云南。不久，毛人凤就痛快地任命父亲为云南站少将站长。1948年5月，父亲举家前往昆明。
1949年春，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损失大半。蒋介石、毛人凤随国民政府逃往台湾。但蒋介石不甘失败，决心要保住云南，把其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他一面安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面让父亲严密监视卢汉和该地区的反蒋民主人士。
1949年8月初，毛人凤亲自打电话给父亲，命他立即除掉与卢汉关系密切并支持其反蒋的原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民革负责人陈复光、省民政厅长安恩溥、省保安司令参谋长谢崇文、保安旅旅长龙泽汇5人。
父亲早已心灰意冷，对毛人凤的指令也不积极，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毛人凤一连来了3封急电，催父亲赶快行动。最后一封急电说，蒋委员长对杨杰恨之入骨，命父亲3天内务必除掉杨杰。父亲听说是蒋介石的命令，不敢怠慢，决定暗杀杨杰。不料，此事被我祖母发现了，她给了杨杰逃离昆明的机会。
当父亲带人赶往杨杰的寓所时，杨杰已经跑了。毛人凤得知后非常恼火，立即从台湾赶到昆明，一下飞机，就大声责备父亲办事不力。父亲表面上点头称是，心里很不服气。
未遂的毒杀毛人凤行动
那次，毛人凤在昆明住了近一个月，主要目的是说服卢汉杀掉一批抓到的人犯，让卢汉手上沾上革命人士的鲜血，以堵他投共的后路；另外就是命令父亲坚守云南，不得擅自离开。这最后一条，无疑是要把父亲钉死在云南，切断父亲逃往台湾的后路。对此，父亲恨得咬牙切齿，决定对他还以颜色。
父亲当时已经把我们一家老小送往香港，把云南站搬到了自己家里。毛人凤最初住在别处，但为了收发电报方便，住进了我们家。父亲心中暗喜，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在毛人凤的饮水或饭菜中放慢性毒药。主意拿定后，他表面上对毛人凤的饮食起居关怀备至。但毛人凤并不感激，还一个劲地埋怨父亲工作不力，这更增加了父亲对他的怨恨。
转眼间，毛人凤在昆明呆了20多天，但由于卢汉的不配合，工作毫无进展。一天晚上，毛人凤正在批阅文件，突然停电了。他慌乱中碰翻了桌上的水杯，气得拍着桌子大骂父亲的贴身副官闫齐生。事后，父亲越想越气，立即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包毒药，准备第二天放在他的饮水和饭菜里。
第二天一早，父亲揣着毒药去毛人凤的卧室，见他正在阳台上做操，便顺口问候了一声。不知什么原因，毛人凤突然过来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不难看出，毛人凤自己也觉得对不起父亲。
毛人凤的半句话和愧疚的表情，竟让父亲失去了下毒的勇气。毛人凤临上飞机前，一再指示父亲一定要坚守云南。即使卢汉发生突变，也不得离开。要么拉起部属进山打游击；要么诈降，再伺机活动。
毛人凤的这番话让父亲的心凉了半截。这不是决心要置自己于死地吗?所以，在卢汉用枪胁迫他一道起义时，他决心不再为毛人凤卖命，毅然签下了起义通电。毛人凤得知后，气急败坏，派特务到昆明准备暗杀父亲……
1949年父亲被迫参加云南起义，后来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移交给中共后，作为战犯被关押。1960年11月28日，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晚年，他选择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和香港。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结肠癌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