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戴笠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民国众多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文艺作品、教科书都还有他的形象和名字。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再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到：“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这个简短的句子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视野。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仅凭这一点，复兴社就肯定深重地、虽然是隐蔽地影响过中国现代史。那么，为什么不过几十年它就几近湮没，在公开出版物里，在民间口头上，都仅仅留有雪泥鸿爪呢？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但此时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这个叫“复兴社”的神秘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它有怎样的“来头”，以至于拥有这样的声势？它的“四大金刚”除了戴笠外，其他的三个人又是谁？……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阅读延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色泛白时，我还丝毫没有倦意。
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体验的颠峰”。当一个人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似乎人物在活动，时间在行进，自己却身不由己。……这一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这是一个震惊民国、异常庞大的秘密组织。一份权威史料记载：在其顶峰时期，复兴社象王天容那样具有一定地方影响的成员，保守估计也“在1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文史资料选辑》的一份资料则估计：“以军官、教师、高中以上学生、公务员、宪兵、警察等为骨干”，成员约30万人，外围组织成员则达四、五十万人。
一个原蓝衣社的高级官员更补充了一句：加上形形色色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应在100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不仅极为庞大，而且异常复杂。关于它的各种说法形形色色，相互冲突，甚至连它的名称都有一些争议。比如大陆出版的一本传记小说谈到复兴社时，特别指出“有资料称‘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即指复兴社”。而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则说到了“力行社”，并称力行社是复兴社的上级机关。反过来，用“蓝衣社”来称谓它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官方文件。如签署于1935年、著名的丧权辱国条约《何梅协定》，日本方面的核心要求就包括“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损两国关系的反日排日秘密组织”。
即使不去区分“复兴社”、“蓝衣社”、“力行社”，也还有万花筒一般层出不穷的组织名称。大部分史料都用“复兴社”来概括这个神秘组织，但“忠义救国会由复兴社分子领导”；“童子军励进会的各级组织，都在复兴社分子的操纵下”；“复兴社还只是一个外围组织，其核心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组织一般混称为蓝衣社”等记载，也不时可见。
忠义救国会、童子军励进会、复兴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力行社，以及军统局、“中国文化学会”、“别动队”、“禁烟缉私处”……或潜伏或公开，名称五花八门，成员形形色色。涉及到这个神秘组织的回忆、记载、文件，就是这样的复杂而纷乱。它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迷惘的状态。究竟哪一个说法是准确的？
……文字质朴、页面黄旧的各种史料，终于阅读完了。时间却仅仅五个多小时。五个多小时里，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场景乃至自己的反应，一下子扑面而来。它错综复杂，难以梳理。
经常乘坐火车长途旅行的人，都很熟悉火车行进时那种有节奏、紧张、沉闷的声响。在午夜的灯光下，我仿佛自己身处在一列老旧的火车、一节封闭的车厢。我在逼近着一个神秘的组织。也行进于许多非常苍老、甚或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生活节奏里。
一种惊心动魄感在我心里蔓延开来了。
此后就是长达几个月时间，对数以千计史料的阅读、笔记和分析。渐渐地，关于复兴社、“蓝衣社”的旧事，它的酝酿、崛起、变迁、转折、沉沦，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铺张在我的眼前了。
这几个月时间，不仅是对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和一小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这一小群青年，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十三太保”，一度席卷民国的“蓝衣社运动”的领导人。因为后来历史的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但我也仿佛看到，其中的三两个青年却有着一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那眼睛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了下去。那几个月的时间，那些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边。
被时光层层湮没的“蓝衣社”、复兴社旧事，是以1929 年悲惨秋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31年沉闷夏天的民族危机为序幕的，是以万里之外、流连在东京的一小群普通中国军人，他们的激情、思考、努力为开端的。它是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小团体的命运，又是小人物、小团体人为地制造的一段大历史。
第二章 聚餐会
日本明治大学是东方最早、也最著名的人文社科院校之一。它是维新时代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缔造着一个以西装、制服、议院、法官为装点的日本。它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正是日本社会欣欣向荣、破旧革新的时期。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被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20多年时间，日本人口从5,000万激增到7,000万，财富却日渐集中在少数财阀的手里。日本出现了转型期的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一般印象；另一方面，农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则是日本贫民的活生生日子。一整代日本青年就在这样畸形、冲突的印记里，打发了自己的迷惘生活。
这些问题与日本社会大量的封建残余一起，将成为日后各种动乱的发酵池。但在繁荣景象下，这些问题毕竟潜伏着。日本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自大的信心。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明治大学，正是这么一个日本的见证。
与这一段日本历史相对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战后，在官吏腐败、鸦片泛滥、农村破产、民众愚昧之外，中国更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
清末和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败坏恶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效法日本开始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一群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青年纷纷坐着快船东渡，而后消失在东京、神户、大阪的街市和学堂里。
几十年里，日本海关的出入境登记册上，先后留下了严复、孙中山、鲁迅、蒋介石、汪精卫等现代史大人物的名字。东京成为那个混乱时世，中国各种思潮、主义、动乱、革命、组织、暗杀的总的发酵池和策源地。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既多，政治派系更极为复杂。派系间种种“争人争地盘”的冲突，时常引起辩论、敌意甚至打斗。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特殊景象。
及至20年代，长袍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各种制服，辫子变成了平头，但这种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以派别而言，分成了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等，属于国民党的，又分“中央派”、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等。
1929年，东京又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但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
三批学生共有90人，有“带兵官”，但绝大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如早稻田、陆军大学、士官学校，以及户山、炮兵、工兵、经理等。其中十余人则进入明治大学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政治经济系”。
到东京后，因为同乡、同学、同僚等密如蛛网的私人关系，这些中下级军官频繁往来。他们按照黄埔传统，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全体参加，以“凑份子”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聚餐会”。
日本清酒、生鱼片、“聚餐会”纽带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此外，为抵制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来说，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温斯顿·邱吉尔在20年后，曾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10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
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他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阐述：“不过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同时他也谈到，“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产……象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但日俄战争“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完全的权益”。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写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但由于战后的“三国干涉”，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也就是说，日本只能租借该地到1931年。
这个事实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心病。随着“交还关东州”日期的抵近，它更成为日本的病灶。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日本。
到1930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象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是军内密谋组织。
1905年到1928年，大批从渔村、小店铺、佃农以及失业工人家庭走出来的日本子弟，纷纷投身陆军。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把投军当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和优越的海军不同，他们只坚信汗水、操练、献身精神和个人奋斗。他们的努力在20多年的锻造后，表现为陆军的集体果实。日本帝国陆军在投入很少、军费不给的情况下，一举而为综合战力全球第四的部队。
这些出身苦寒的军人，他们的大脑连接着日本的灵魂，因此直面着各个社会肿瘤。要改变这个畸形的日本社会，靠机器还是靠土地？要贸易还是要特权？乃至，要对内改革还是要对外侵略？……他们朴素而迫切地渴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为此，他们在士官学校、基层营地热烈争论着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争论中，一股将席卷日本社会15年以上的潮流，悄悄崛起。这股潮流就是以密谋组织、暗杀、政变等为手段，以“下克上”为习气，追求对内实施社会变革、对外确立日本太平洋霸权的新型武士思潮。大萧条前后，军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密谋组织，所有校尉军官都可能身属某个组织。“天剑党”、“大行会”、“国本社”、“樱会”等，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
1930年11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共同地流泪。23万军人、以及7,000万国民，此时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满洲。
普通居民对“滨口案”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态、政治潮流的信号。到这时，那些几乎还是崭新的、在日本视野里才出现几十年的事物，机械、贸易、市场，都一下子退居于日本生活的次要地位了；相反，那些古老的、带有血腥和狂暴气质的武士道传统等，又占据了日本意识形态的主流。日本社会在急剧嬗变中。
而发生于1931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使这个嬗变达到了顶峰。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永德。1931年初，李升薰带领 400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500垧（5000 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携妻带子地流亡满洲。
4月初，400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这一天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在得知孙永清的请愿后，也立即派一群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唯一的应对，是李升熏跑下山去，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一直到6月初，他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土豪地位。
但郝永德预料不到的是，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以他不敢想象的强悍方式，来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万日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年6月3日，田代重德派出60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月1日，日警以黑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大约500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月2日，在现场的60名日本警察，不顾已因母子两命案，而被彻底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此时，他任《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访。日本人的压力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文。7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文象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月，朝鲜各地出现了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人，160余人受伤。
一股的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1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违背了新闻公德的小人物，在几经思衡之后，决心在这种压力前低头。7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悔声明，谈到“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能有点小才气、却猥琐怕事的人，次日就被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犹如不断添加柴火的热水那样，达到了它的沸点。并且还通由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急风暴雨中。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90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万宝山事件象一声惊雷，震惊了饥饿的东京。如果说，1929年以来日本的生活是忍饥受饿、祈望转机、顶多也只是在广播和报章边喃喃咒骂的话，那么，到这个沉闷的夏天，一个徘徊、剧烈的日本年代就彻底结束了。
1931年7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天空上。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10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材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10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一次的喝彩声里，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万3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万2千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1944年10月25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架飞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1945年8月15日黄昏，当2,519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起“神风特攻”战术的大西海军大将留下遗书： “……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14年另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这一天在日记里写着：“一个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满洲，一个大尉急冲冲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一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让人带有一丝恻隐的调任。出身于普通农家的石原已年近四旬。在人才辈出的陆军，这样的岁数还和“参谋”、“大尉”等字眼相联系，是异常刺眼甚至近乎滑稽的事情。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大作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桓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会的深刻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侏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万日侨休戚与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战略家。到1928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新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
193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又不止是这些遍布于山野的乡村传说。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随后因为时世的变迁，他们又上了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在他们看来，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那么，怎么办？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京地区”；准确的时间更没有人能够说出。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他和腾杰有一层私人关系，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腾杰、肖赞育做了一路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年7月中下旬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朗还是阴沉，不过7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年7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了。
1931年7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这个状况不过维系了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带着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过纯洁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一个权贵、政客、军阀、土豪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所谓“民初”近乎荒诞的混乱，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新三民主义”、建军黄埔，为的是根绝、根除这一点，但到1928年，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激情了。
“整理党务”后，大量职位空缺。大批军阀、劣绅、土豪、流氓的入党，使有了枪的国民党，腐败程度远胜于“民初”。它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北华捷报》1930年5月的一篇报道，简略概括了这个过程：“仅仅在1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绝望感”。
组织的混乱、腐败、民众的绝望，这些如同发酵池一般，孵化加剧着国民党的另一权力肿瘤——内部倾轧。
持枪的军阀，在1927年以后的一两年内，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员；上百万的兵痞，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够肥己处便肥己；他们又都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够称尊处便称尊。“统一”，不过是南京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加入国民党后，谋求一个“正统”地位，成为盘踞各省的军阀最大的如意算盘。他们纷纷和一些不甘寂寞的糟老头党员、“元老”结合起来，为自己的割据披上合法外衣。正是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在1931年乱哄哄的南京戏台上，胡汉民扮演着即将过时、但挣扎地回光返照的角色。这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居然临到老了，还看不出这个乱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反对蒋介石效法孙中山，通过一部《临时约法》的宣布。他喋喋不休、上窜下跳，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蒋介石更干脆，他二话不说，派三五个武装军人就扣押了胡汉民。
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令人觉得啼笑皆非。这一年的《中国年鉴》记载，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谈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玷污”。这比打胡汉民的耳光还令人难受，言下之意就是他已老朽不堪。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这个遗老来做文章。6月份，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年7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在办公室里翻检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腾杰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使他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结论很快地作出了，即“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这些结论，虽然早已经在自己的预计里，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不管怎样，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份抉择的分量和力量。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的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岁，经验丰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年8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膨胀到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的地步。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
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腾杰衣裳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继续说到：
“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广泛的青年运动，它的大门，沉重、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1931年8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
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录》。
《田中备忘录》起草于1927年7月25日，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把它呈交给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满洲和蒙古计划的纲领，因此又被称为 “田中奏折”。备忘录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下，概述了满洲经济资源的意义，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烈的侵华情绪，腾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忧心忡忡：日本极其注重军事思想，一战以后，铁路对于迅速调动、集结军队的意义，已被日本军方所充分重视。南满铁路贯穿吉辽，沿途更处处屯兵，用意就在这里。而日本陆军的悍然发难，其原由也包括不久前满洲政府所组织的 “交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吉辽修建中国自己的战略铁路。腾杰预言：“日本决不待至该铁路修复而始发难。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日本注重在发动战争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至天皇，下至顽童，都被军队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气氛中，使“上下同欲”。甲午海战前，日本顽童间的游戏，是击沉纸折船“镇远”、“定远”，就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事件的战争叫嚣，难道不是舆论造势？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海战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官吏愚昧、人民麻木。想到这里，腾杰的思索渐入深沉。
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仅是长江五省，当年大水，这几年黄河也特别暴戾。“圣人出、黄河清”，读过私塾的腾杰，觉得这个民谚并不仅仅是迷信。是啊，何止是这一年？何止是湖广武汉？何止是水患天灾？
干旱、洪水、大风、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而战乱、逃离、重税、苛捐、烟毒、通货紧缩、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地区乌烟瘴气、暮气沉沉。自然灾害使稻米产区的农村，在三四年里，产量缩减了三分之一，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严重的口粮不足，导致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集体逃荒，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土地价格狂泻，通货开始紧缩，这使得要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南方，特别是原本富庶的江浙，佃农负担大幅加重。这些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兼并又反过来使地主操纵了地租，许多地区的年地租在七八成以上，造成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种地不如逃荒，逃荒不如作贼，作贼不如造反；卖子卖女、满面菜色、目光呆滞，成了农村的一般景象。
这些景象浮跃在腾杰的脑海里。此外，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他，更回味起几天前在陈启坤家乡如皋的见闻。曾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常地区，许多农户在这一年已“家无三日之粮”。他几乎要仰天悲叹：
“……而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只关心军事。仅仅是报章上的杂碎消息，就折射出这个年代的社会事实：在帝国时期，行政干涉从来没有进入县以下级别，而这时，为了方便压榨争夺地盘，百事不做坐刮地皮的官吏在乡乡镇镇都大量增多。他们摊派附加税和各种杂捐，拉丁派役，进村庄牵牛砸屋；这是“腐败”。大战频频爆发，无数良田被当作战场，军队频繁调动，军队过境更是一场灾难，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烧，几乎寸草不留；这是“军阀”。此外还有鸦片、贫困。……那些只要吃上饭就最驯服的老人说，天给了农村蝗灾、黄患，而人比蝗虫和洪水还狠。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酷爱读书、关怀时世民生、雄辩、结社。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共产主义 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
“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腾杰的眼睛满含着泪花，他回味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颤抖着双手，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份计划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杰访问》）。
这个组织的使命，可概括为“复兴民族”。其核心任务，是对外抵抗日本侵略，对内根绝“闹华五鬼”。
8月中旬的一天，腾杰的眼睛已满是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而计划的起草，总算是完成了。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和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写计划的陈启坤，他罕见地点起了一颗香烟，心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吧。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陈启宇。
但陈启宇迅速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认为”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另行活动。
当天，他就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很可能，胡轨寄望的仍然是那些裁决南京命运的大人物的行动。于是，腾杰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他只得再回南京设法。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把眼光地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年的春节前夕，南京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屯住、工作在湖南湖北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它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会。而别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进入南京后，继续在南京军队和政府里服役的黄埔生，又分化成几个形态。一批和蒋介石个人关系良好、比较单纯的军人，因为效忠和英勇，受到重用，在外带兵；他们对社会问题、政治比较不关心，是那种典型的军人。另一些人则在黄埔岁月以后，迅速回到了庸常的轨道。他们在军事机关、基层部队任职，安分地领一份薪饷，等待着苦熬资历、慢慢升级。最后还有一群人，在清党中被指认为和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虽然立即脱离共产党，并因为蒋对黄埔学生的另眼相看，也先后回到部队或政府，但他们开始的是小心翼翼、企望消除“上峰”疑虑的生活。
这三拨人，占了黄埔学生很大的一个比例。要说服他们参与这个计划，显然非常困难。要找到支持者，只能等待和不断碰运气。
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进入黄埔，年纪轻轻地就处在头角峥嵘的地位上，而他们的同龄人，此时已经一生被注定地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企盼没有战乱，“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尽量略略富足一点地把无穷无尽的日子给打发下去。……但偏偏就是这些有力量的、有可能的，也立马被卷进官派作风、按部就班的日子。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他们聚集时幼稚的产物，而一旦步入社会、参与谋生以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所湮没？难道这就是人生社会的本质？……有时，在完成串联后，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他这样艰涩失望、略有深沉味道地想着。
十余天过去了。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对话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民国所有的目光，此时都“于无声处”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腾杰，这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正是后来震动民国的蓝衣社的“开山鼻祖”。
30年代中后期，蓝衣社一度非常有名，但由于它的“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了解它的创始，更没有人注意到腾杰。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何以萌发“建党”的设想？他何以在如此绝望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建党活动”？乃至他的早年生活是怎样的？他是个怎样的人？……更长久地被湮没了。但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如果腾杰不具有一些特殊的天性、品质和阅历的话，那么，后来被称为“蓝衣社”的那个神秘组织，是注定不会出现的。
一直到40多年以后，腾杰才开始以“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世与风格，才渐渐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1972年7月4日的晚上，时任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腾杰，在自己位于台北乐利路的公馆接受一个晚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他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已67岁的腾杰，被认为“记忆力惊人”。他所叙述的内容，“不仅句句清楚利落，而且深具组织系统”。在讲述里，他不断唏嘘，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风华年月。
腾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岁到12岁，他在家延读古书，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户子弟共有的童年阅历。到民国早期，阜宁不仅有私塾，而且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学堂。少年腾杰后来到县城念小学一年，高小两年。到15岁，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又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
几十里水路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了。这一年，他进入了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的一些天赋开始渐渐显露。
少年腾杰是刻苦而聪明的。“此校为四年制”，但腾杰“在三年内即将其课程念完”。弹指间他已经18岁了。从15岁到18岁，在这个生动、活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也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
他“在南通……即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又和普通的激进学生不同，苏北人克己容人的天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深具条理”，使他激情但不盲目，热烈而不冲动。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最能说明他个性和组织风格的，是这一年的罢课风潮。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于是游说腾杰领导英化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竟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了上海，他进入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溶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黄埔，腾杰并不是什么“江苏才子”、组织干将，他只是一条游进大海的小鱼。但此后几年，却有一系列事迹，继续凸显他的风格。
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在建校后不久，出现了形形色色、无止无休、火药味十足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冲突。冲突的起点，是“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争人争地盘”闹剧；冲突的顶峰，是历史悬案“中山舰事件”与随后的“整理党务案”。这几乎就是四期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时间。腾杰与他的好友胡轨 “并未加入任何一会”，但他们却“暗中协助孙文主义学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在他看来，军人更多地是政治家的工具，即使非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态，他追逐的也是主流。他并不叛逆。
他渐渐地“向右转”了。在“向右转”的过程里，他被发现“善于辞令”，且有“主持会议的才能”，于是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首脑、乃至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1927年4月的血腥屠杀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两年后，作为一个前途无限的政治军官，他又被委派到日本留学。
日本的生活集大成着他的面貌，并伏笔着日后的蓝衣社。
进入明治大学后，由于政治经济系只有寥寥几名学生，它的读书方式很自由，选择课程听讲，找专人指导，或者在图书馆、校内“自由研究”，都可以。但腾杰却依旧刻苦。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步行出校，到上野图书馆（藏书30万册）读书。他早去晚回，连午餐也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
他的花销是充裕的，然而也节省。作为嫡系军官，他每月可以领到120元的政府津贴，收入相当于国内普通公务员的三四倍；而稳重、有条理的性格所辅助的另一面，必定是节制，他每月只需用40元。因尚未成家，没有家小的牵累，也没有积蓄的观念，“剩下的钱便买大量的书籍”。他几乎天天都在读书。
刻苦、节俭，乃至克己容人、厚积薄发，最后，是对组织的天然兴趣，使他在东京的一些细节和琐事，成为蓝衣社出现的命运式伏笔。
只有他眼中偶然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岁，决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如同他的出身一样，视他为破落子弟。连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第一个赞助腾杰的是曾扩情；而接下去比较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这个态度让腾杰极为失望。它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了“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面见贺衷寒不久后，邓文仪又捕捉到了与贺衷寒齐名的另一个黄埔一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回京述职的消息。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1924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逐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计划的18人，达到20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极其酸楚地说着：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的命的那些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
也在这次聚餐会上，腾杰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而正是20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大大加快了他们的步伐。这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象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当时执政日本的，是比较温和的若规内阁。这个内阁，包括了一些资深的政治家，如若规礼次郎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等。他们是所谓“平和年代”的日本产物。在漫长的参政、执政生涯里，他们以粗暴的日本传统，融合日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清新，引领着日本的道路。到1931年，他们仍然控制着日本官僚机器的核心。
他们所拥有的视野，使他们对中国持有复杂心态。一方面，作为中产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般的记忆，愿意把中国当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东交涉等贯穿起来的扩张记忆里，热衷于建立在特权上的中国利益。
这样，“万宝山事件”和大大小小的无数反日浪潮一样，被他们以自己娴熟的、殖民色彩浓重的方式，演化为日本扩大市场准入的再一个筹码。他们并再次显示了自己控制内政的经验，在短短几天内消除了东京的战争氛围。
这确实是一班老练的政客。但也和整个“平和日本”的特征毫无区别，短视、低效、无能为力，盛行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惯不顾原则的妥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是这个内阁的实质。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都在这个内阁里暴露出来。
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忽视。“滨口刺杀案”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这个顽疾付出的代价之一。该案不仅他们失去了一个滨口雄幸，更释放出了全社会的一种蔑视文官秩序、强调军刀价值的特殊情绪。这种情绪在1931年，已经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的城镇和渔村。
这种情绪在陆军军营里自然更加显著。“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后，1931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团体。但军部、军人们却抵制着这些命令，大多数的调查、判决，都被以日本式的敷衍给抵消了。反过来，恰是这一期间，又有雨后春笋、数以百计的密谋团体产生着。热衷阴谋、反叛、牺牲，已成为一时的陆军风尚。
文官内阁另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他们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是陆军这样一个出身苦寒、极端狂热的可怕对手。他们太高傲、太绅士，以至于把陆军看成是任由他们宰割的土头土脑的村夫。
他们虽然清洗了那么多的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9月，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反过来，外交派势力的漫不经心，此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直到1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本国军队的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他当即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日，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消弭满洲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满洲青年联盟。建川美次迅速拍密电给板垣，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拍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16日凌晨2时，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终于结束了，石原对日本内阁极端蔑视的态度，最后左右了他的同僚、主导了会议。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在68个小时以后的18日晚10时，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伪造名义，策动奉天事变使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以表示不知道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18日晚10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10时25分，日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失踪483人。而日军仅伤亡2人。
19日凌晨2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在睡眼惺忪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布8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力度。这些命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余年来日本人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9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硬通货黄金256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2年财政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25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几乎只有1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 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的14年里，它操纵着满洲4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 500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14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颠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满洲事变后的一两天，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三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40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起者之一。
9月20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以往的寒暄亲热。
为保密起见，他们买断了餐厅这一天的生意。按照事先的安排，曾扩情站起身来，手握一杯酒，缓缓说道：
“诸位同学，从广州到南京，一眨眼已经几年了。这几年里，我们分散各处，或者前线，或者南京，也有的在海外、在地方上，各自为国家效力。……都多见了世面，也算是当官带兵的，不比黄埔时候了。……我们难得有机会一聚。本来20来岁的人，现在大多也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古人看到离都几年，树木长成，会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虽然不是星零离散，却也差不多了。”
这番话一语数关，情真意切，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曾扩情略一停顿，环顾数桌，看到几十人都在凝神细听，他继续说道：
“兄弟身为同学会干事，今天和腾同学、贺同学邀请大家来这里吃饭，原本应该叙叙旧、说一些家常才是。但时值国家大变，身为军人，我们不能象老百姓那样，再婆婆妈妈。现在我们这里，虽说学生游行、社会骚乱，但店铺照样营业，工厂照样开工，生产、吃饭、睡觉，还有安乐日子好过。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胡宗南挺身而起，插话道：
“扩情兄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这两天，学生游行，社会不安，连部队里都有很多说法，说是政府卖国，校长卖国。学生们不懂大势，底下当兵的更不用说了，但咱们心里得有数！……校长有校长的难处，给他难处的，正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府里，党部里，部队里，现在都是奸臣当道！……本来，身为粗鲁军人，兄弟不该说这话，但看到国土丧失，心里总不是滋味。腾杰兄的计议，兄弟知道，在这里要谢谢他啊，我们这些一期二期的学长，觉得惭愧哪。……按我的想法，除依照这个意思，和举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这话已经切入了议题，并且强调了“反贪官、拥校长”的基调，对照时局、物议，它深得人心。许多军官早已被计划的预见性、惊人的事实搞得五内俱沸，见胡宗南如此直白、有力，都顺着他的话题，纷纷发言。
10余人发言后，曾扩情见群情激昂，说道：“这个提议自腾杰始，具体的计划，是不是请腾杰兄再谈谈？”
腾杰神情肃然。他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御笔信》所定的“大陆政策”，1921年5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案，一直到近期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他专门研读过这些文件，因此言语掷地有声；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最后，他手持计划手稿，话锋一转：“……计议为同学认同，此心即已快慰。但兄弟文不修、武不治，计划也就是说了一个意思。具体的组织事宜，我建议我们听听贺衷寒同志的想法。对衷寒兄，在座诸位可能比兄弟更加熟悉……”
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这一个会议的更详细情况，也如同东京黄埔同学会派遣腾杰、肖赞育回国的那个聚餐会一样，已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过这个会议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海峡两岸后来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一直到70年代，它仍然涉及着当事人“私自建社”、“违反军纪”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谈访录》，谈到蓝衣社第一个组织“力行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于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就这样谈着参加、组织蓝衣社的过程：
“1931年10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腾杰……戴笠和我等10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着眼泪说：‘……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蓝衣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一个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刘健群”的年轻文人最早倡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主体开始活动。
在漫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宰着大陆和台湾的史学界与民间，没有人把它和腾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来。一直到很久以后，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已是垂垂老者的腾杰、邓文仪、干国勋等20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总部由蒋介石主持、宣布“力行社”成立之前，蓝衣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腾杰。
这些披露资料，经过另一个会议的参加者邓文仪、他的儿子邓元忠先生在《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里，予以系统的对照和整理，所得出的结论，最接近于事实的原本。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给历史。
会议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力行社面临着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色的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南京反对派等，以确立黄埔一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这些代表的任务，是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大的课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草拟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腾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明确和提高。另一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适当人选”之外，腾杰把1931年到1933年确立为“干部年”，这期间发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以组建一个抗日、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力量的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它只有区区40个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屋的6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的使命之大，而威胁之紧迫，使腾杰、贺衷寒等人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需要。于是，经费来源就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邓文仪在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之外，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PARTY”的汉译，它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号，是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银圆，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蓝衣社的第一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腾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第五章 二郎庙
后来成为蓝衣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10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重要的蓝衣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苦爬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的大多数人家的日子。毫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先后留学俄国、从事党务、任职侍从室。1929年，他调任第2师政训处主任，进驻武汉。在该师，他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行官兵的政治训练，并对士兵进行识字、职业等教育。当年的“成绩评定”，2师名列全军第一。
2师政训模式在全军推广。康泽再次调任，任三军总部宣传大队长。他亲赴徐州前线，负责战灾区的民间救赈工作。在这个被腐朽官场认为是“第一肥缺”的岗位上，他身体力行、杜绝贪污，被称调查得“仔细周到”、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而记功一次。
到黄埔学生组建蓝衣社的时候，康泽年仅28岁，却已不仅是南京的“能吏”、“干员”，还是一个“廉吏”，被认为“重信然诺”。这一年，在满洲事变后，他奉命回到南京。
他要在南京，目睹自1919年以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学潮和社会骚乱的场面。而冥冥之中，这将使他人生的轨迹发生转折。
9月19、20两日，南京天色阴霾。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民众运动，就在两天里，在南京各大高校酝酿着。19日清晨，报刊和有线广播刚刚报道了满洲消息，大学的草坪、空地上，就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学生。当日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就都是肃穆的脸，激愤的脸。
标语、旗帜、海报……渐渐在学堂里铺张开来。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则忙于各校的串联。在中央大学的饭堂里，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桌，声泪俱下地吼叫着《五四运动总宣言》的字句：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20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人声鼎沸，火车刚刚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就有大群乘客涌下火车。布衣、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标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的木牌，竖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中学生，达到7万多人。他们和南京学生一处，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外交部大楼的路口和门口，隔绝了交通。人墙、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每个小时都有学生、警察受伤的事件发生。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暮色厚重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来，在南京的主要街区连成了一片。惨淡的、象征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学生咬破了手指，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划、触目惊心地写下了几个乌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片歌声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每个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同乡或者熟人的学生，就到亲友处投宿，更多人则铺盖一摊，在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然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在这横七竖八、一眼看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
南京在长江大水后，再一次旷日持久地变得面目全非。而几天后，“珍珠桥惨案”的爆发，使全国性学潮再次升级。
珍珠桥是CC系控制下的《中央日报》社所在地。9月下旬，《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社论，企图左右舆论。其中一份社论谈到“……政府早在1928年就宣布停止一切民众运动”，认为学生运动非法。这激怒了已经失去控制的学生。
经过一小群学运专家的严密组织，9月底的一天，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学生纠察队迅速制服了警察和卫兵，随后大批学生冲进大楼，他们捣毁了日报社的印刷厂和报馆，并计划盘踞大楼。
当日，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和学生短暂对峙后，他们进行了战术集结，并使用了枪械。在密集的排弹扫射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生死伤。
“珍珠桥惨案”使学潮演变为暴力骚乱。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比起涣散、平和的各地学生，他们更加激进、更富组织。在他们的策动下，“王宠惠事件”揭开了全国性暴力对抗浪潮。
当日，万余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一次次冲击着卫兵的人墙。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见到场面很难收拾，走出有卫兵把守的大楼，试图说服学生。但他刚刚张口，还来不及说话，学生已冲破人墙一涌而上，他们重复了“五四”火烧、打人的一幕，乱拳齐下。
王宠惠被当场打成重伤。如果不是卫兵、警察立即对天放枪，用警棍将他抢下的话，有可能一命呜呼。
迫于学潮压力，王宠惠辞职，在知识界颇有威望的顾维钧接任外长。但这丝毫不能安抚学生，南京局势就此失去了控制。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相继被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占领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并对一批官员进行审判……全国性的骚乱形成了。
这次骚乱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不断地出现。蒋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话，可以说明当时的骚乱情况：“现在日本压迫我们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12,000名外地学生到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第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就在这片混乱的风潮背景中，康泽犹如一颗卑贱的草籽，被大风一路地卷着。他迅速作出了两个对自己有一生意义的决定：办报、加入力行社。
首先决定的是办报。抵达南京后，面对南京学潮的声势，康泽对自己长期从事的反共宣传事业，开始了怀疑。他不禁回想起在长沙所见到的群众抗议情形，“我当时曾有若干感觉，反共的宣传和口号喊不响了”（《康泽自述》）。
于是，办一份报纸的决心渐渐坚定。对于理由，他说，“几年来一时政训处，一时宣传大队，成立不久，又马上结束，都是一些短命的工作，感到无聊和厌烦。……反日运动风起云涌，将来会怎样演变发展，我应该多有了解。……于是我决心办报”（《康泽自述》）。
决心一下，康泽立即以惯有的雷厉风行的手笔，进行筹备。在和几个黄埔同窗叙旧时，他了解到中央军校的《建业日报》亏损已很严重，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于是决定负责理清报社的欠款2,000余元，改《建业日报》为他自己的《中国日报》。
事情有了眉目后，康泽面见行将下野的蒋介石，陈述了自己的办报计划。蒋介石大手一挥，拨给他3,000元资金作为开办经费。同时，报纸的人事也迅速确定：老同盟会员、有名的笔杆子张容公为报纸主笔，报人徐琅亭为总编，而康泽自任社长。
在《中国日报》创刊前，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小插曲：康泽的黄埔校友贺衷寒、曾扩情、丰悌等，联名为他向黄埔同学募捐，赞助办报。几天后，尚未成家的他，更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以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南京出现了一份叫《救国日报》的报纸，“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7、8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1984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他的回忆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写过“当店员”、“入黄埔”后，他的笔墨转入了一条遥远苍茫的山脉——大别山。
50多年前，他和自己的黄埔同学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一起，从数百个人、几十条枪开始，在大别山创建了一个红色的土地。在他们的手上，大别山变了模样。每一个集镇都有列宁路、列宁小学、平民医院、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一首清脆的歌谣，更传遍了山麓，那就是《送郎当红军》。
当他苍老的眼神回顾大别山时，他还记起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姑娘。姑娘是那片水土的女儿，1928年，这个叫程训宣的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但多少年来，元帅一直回避谈到她。是漠忘呢？还是因为那个历史太沉重？
1931年年底到次年春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白雀园，程训宣和她的弟弟，连同元帅的许多黄埔密友，一同在持续三月、惨绝人寰的大“肃反”中遇难。这就是著名的“白雀园惨案”。大别山的“红色黄埔”势力，就是在这个惨案后开始没落的。
惨案的导火线如芥末之微。它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书信。
1931年深秋，一个叫“钟蜀武”的人潜入大别山。他一身行商装扮，到达军事重地七里坪镇后，才声称受红12师师长许继慎的故人委托，来送一封信。“故人”就是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南京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
许继慎先是感到意外。“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曾扩情以前虽是密友，但自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通音讯了。但这封信继而又让他感到释然，信很短也很平常，与曾扩情的形象没有丝毫两样，充满了念旧的色彩。
于是，他收下信后，把钟蜀武打发走了。但一个多月后，钟蜀武再次来访。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曾扩情的又一封书信，而且还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两封信感情色彩都异常浓烈，用字也相当暧昧，甚至有“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的字样。
许继慎立即警惕起来。《皖西革命史》记载，他“立即把钟蜀武和曾扩情的书信送到了军部，并向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做了汇报”。
但这封信不久落入了在大别山主持肃反的张国焘手里。11月3日深夜，许继慎被秘密勒死在苏区首府新集镇的保卫局牢房里；次日，其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枪杀于英山上河滩。
许继慎灭门惨案后，大清洗公开化了。短短十天时间，在白雀园镇石巷、土城门两地，红四军被屠杀团以上军官96人，其中黄埔学生数十人连同妇孺清一色灭门。
11月中旬，清洗从军官波及到普通士兵和地方干部。程训宣及其亲弟，以及王树声的妹妹都在此时遇害。《历史的回顾》写到：官兵总数为1万5千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2，500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屠杀一光；霍丘县连炊事员、马夫、帐房都没有放过，砍杀殆尽；商南县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县政府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枪杀200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100多人全部活埋……
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坏成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杀人玩起了花样，有点天灯的，也有剥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整整十年以后，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才洋洋自得地对徐向前的同事陈毅说到：“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就杀掉了许继慎。但我们预料不到的，是张国焘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
此时，张国焘早已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了。
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1932年7月初，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部主力攻坚重镇麻城，另一翼则沿聂水南下，试图饮马黄陂、武汉。
但麻城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南下部队更无法进抵武汉。此时，在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里，一个决定性的地名出现了，那就是河口镇。
河口镇位于鄂东北，因聂水河在这里分流而得名。镇很小，只有几百户居民和弯街边散落的几家染坊、油作坊、山货铺。但它是大别山的门户，此时张国焘的两股部队更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试图会师河口，而后重返大别山。因此，河口虽小，布防、得失却牵动战争全局。
著名的“河口血战”因此爆发了。
1932年9月下旬的一天，胡宗南部猛轰几炮，就全歼了河口区区百余人的地方武装，而后迅速强占聂水滩头。1万余名士兵沿聂水的河滩、田野修筑了简易工事。与此同时，蓝衣社另一首脑俞济时，率其素有“御林军”之称的88师从鄂南开赴河口增援。
几天时间，河口变得警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森冷，烤蓝的枪管、暗堡和铁丝网，在月光下都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
10月8日晚，张国焘进攻麻城的主力部队在河口与胡宗南部接触。发现敌情，士兵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并不管不顾地射了几枪。然后，早已布置好的火力网也一齐开火。机枪疯狂地朝那些已连续作战几月、未进行任何休整的红军战士扫射着。
对胡宗南来说，这是策划已久的一个血战。但张国焘部自麻城攻坚失利、决定从河口突围后，已如同无头苍蝇。形势太过急转直下，仅仅在不到3个月以前，他们还声称要“占领麻城、武汉”，此时面临的却是关乎生存的血战。
河口血战，对张国焘、徐向前部是一个遭遇战。训练有素的老兵在机枪响起的那一刻都一片混乱，更不用说刚刚从赤卫队转入正规军的新兵了。
但这毕竟是一支作风顽强、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部队。在第一轮攻击结束后，徐向前立即下令收缩部队，一面对背后追兵严密警戒，另一面，是组织最精锐的团队向当面之敌进行集团冲锋。试图一举突破河口防线。
在前后夹击下，要生存要活命，张国焘部都只能拼死决战。充当集团冲锋主力的，是红军一个著名的猛将，曾在少林寺习武，以胆子大、不怕死著称的团长许世友。他的团队在他的训练下，也有尚武传统，几乎人人一把大刀。此时他呼喝一声，团队在两翼友军配合下当先而出，直逼防线核心。
“天下第一师”胡宗南部、和南京“御林军”俞济时部也志在必得。在集团冲锋抵近阵地、火力网已失效的情况下，胡宗南组织反冲锋。几千人应声而出。就传统而言，第1师是典型的黄埔遗产，排以上的基层骨干几乎清一色是黄埔毕业生，并在中原大战的冲锋恶战、在胡宗南种种苛酷的山地训练下，成为南京最精锐、最勇悍的师团。
刺刀闪光、士兵呼号。这样的危急情况，使两军直接对峙的第一仗变成了决战。阵前，白刃战、肉搏战开始了。
当夜，天上月明星稀，长空如洗，一片恬静气息。但在人间，是千军万马的号角、连成一片的鲜血、苍劲嘶哑的嗓音、燃烧到天际的火光、山呼海啸的人流……是最惨淡的景象。这是典型的硬碰硬恶战，无数伤员、尸体被抬了下来，又有无数人顶了上去。战事空前残酷，一轮一轮的冲锋和反冲锋交替进行。军人形成的铁流如同海上的惊涛，不断拍打、冲击、席卷向对方的阵地。
下半夜，付出重大伤亡后，徐向前一改冲锋战术，实施梯队式冲锋。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一轮冲锋接近尾声时，胡宗南、俞济时的反冲锋集团声势已竭，而下一轮反冲锋团队尚未进入阵前。此时，徐向前的第二梯队冲锋已经呼吼地逼近。一部生力军配合前冲锋梯队，迅速牵制阵前反冲锋团队，另一部直逼河口阵地。
此时，胡宗南脸色铁青，不断呼喝自己的部下死守阵地。他是一个极其朴素、随和的军人，常年一身旧军装，连皮鞋都只有两双；他常年身先士卒，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极得部属的爱戴。但在阵地呈现不支之际，他挥舞手枪、目光凶狠，一会扬言要枪毙了谁，一会抓起一挺机枪要自己冲上去……
是夜，在梯队冲锋的战术冲击下，胡宗南的河口阵地，终于退守数里。
该役打得昏天黑地。该役，由于双方从一开始就对实力不作任何保留，均伤亡重大。胡、俞两部损失二千余人；张国焘、徐向前部损失约四千人，一些团队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河口血战整整打了三天三夜。10月9日，2师黄杰部增援。3个蓝衣社将军指挥的3万余人部队进行了战术分工。胡宗南、黄杰各一部继续组织冲锋，其余部队则修筑工事，计划以新建工事为支撑，夺回河口阵地、阻击敌军，并等待友军从敌后发起攻击。
由徐向前、陈赓、蔡申熙三个同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指挥的3万余名红军，在弹药、粮食、状态上均已衰竭。10月9日，红军的战场势态较为被动，以坚守阵地为主。
下午，惨烈的坚守开始了。胡黄两部一口气进行了七、八次冲锋。冲锋也采用梯队战术。红军拼死顽抗，绝大多数官兵都杀红了眼睛，阵地前后，横七竖八地是无数的伤员、病员。许许多多人在这个下午死去。
当日，主要将领蔡申熙受重伤，并于次日阵亡；另一将领甘济时阵亡。许多充任团营职务的黄埔学生阵亡。在大别山的“肃反”后，“红色黄埔”势力至此几近消亡殆尽。
在兵势已竭的情况下，9、10两日，红军损失了接近一半的人马，并且几乎打光了弹药。撤退到根据地的河口血战目标，至此已全面落空。继续争夺河口，全军覆没不可避免。
10月10日，源源不断的南京部队陆续开来。同时，在河口镇黄柴畈村的一间破庙里，那台陈旧的15瓦电台再次截获情报：约10个师的南京部队将“合围河口”。
徐向前一面命令各部殊死抵抗，另一面，匆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事实上，这个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黄柴畈会议”，过程简短极了。当天，濒临绝境的红军，作出了放弃根据地的决定。10月11日深夜，张国焘部在丢下1万多具尸体后，回避河口强敌，从胡宗南部的侧后方突围。
胡宗南部死追不舍。他们不给张国焘部任何喘息的机会。红四军寻求重建根据地的决心，让位给了悲歌、沉重的三千里流亡。这一年秋冬，大约2万名的士兵告别了经营日久的大别山，走上了漫漫逃亡路。这几乎就是后来长征的预演。出中原、过关中、进陕西……他们一路面对着严寒、饥饿、逃溃、追兵，一路面对着无数敌军的围堵。名将卫立煌，以及蒋伏生等部都在追击围堵之列。而最可怕的还是胡宗南部，两军的近距离接触、频繁交火，整整三千华里。
在露水凄凉、庐舍废墟的中原，在地势险要的秦岭山脉一线，两支部队越走越荒凉，筹集粮饷越来越困难，天气则越来越冷。两支军队在较量的已经不是战争技能了，他们是在和残酷的自然，和自己的求生可能作战。……特别是无后方、无补充、无休息、无支援的红军，景况更加艰难。士兵的口中，不断地呼出热气，大多数人的脸部、手脚，都长满了冻疮，许多人把麻袋、蓑衣都顶在身上御寒。不断地有人倒下、冻毙。
1932年秋冬的西部大地，就这样一前一后地流亡着这两支“叫花子”部队。
当年底，只剩下几千人的张国焘部队，摇摇晃晃地到了陕南要塞漫川关下。雄关如铁，决不可能抢关成功；而追兵，只有几步之遥了。
1932年胡宗南的形象，和1935年是否相似？在漫川关下，张国焘部队又重演了河口的一幕，他们从尾追堵截中找出了一个缺口，连夜南下逃亡，最终重建了川北根据地。从此，胡宗南经常被政敌笑话为“草包将军”。
但从这一年起，他的部队就势留在了西北。到1935年，当杰出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进行《中国的西北角》长篇通讯的写作时，胡宗南部正驻扎甘肃。他的第1师师部，在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的小地方。
此时，胡宗南不仅因为几乎击垮了张国焘，而且因为效仿康泽的江西别动队模式，在陇东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在陇东南、在西北，胡宗南都是正直、廉洁的化身。这样，范长江也自然希望能够采访他。
在预约后，范长江奔波了数百里地，来到三十里铺。
依然是严冬。陇东天寒地冻、北风彻骨，一路的景象依然是无比萧条，但居民的生计却似乎在恢复。范长江一路地想，莫非这是陇东南改革的结果？
大约是黄昏时分，范长江才拍打着雪花，由卫兵带领着走进一个小庙。这就是胡宗南的师部。然后，范长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一个人，就是推进陇东南改革的青年将军？
小庙门窗不全、破旧不堪，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这还不算什么，范长江发现，庙里居然没有生火，而眼前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军人，居然只穿一身陈旧的单衣！他似乎只是一个伙夫、列兵，身上所有裸露出来的皮肤，都裂出一道道口子，长满了无数冻疮。
在阴沉的小庙里，只有他挺立的站姿、平直沉稳的眼光，那种真正的军人气质，才让人把他和“胡宗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热情地和范长江握手。对于这个天津租界里的文弱书生，他素有好感，以为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人物。宾主开始自由地交谈。有关陇东南的社会改革，有关第1师官兵的日常生活，是他们对话的重点。
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这时，胡宗南招呼范长江吃晚饭。已经不再意外的范长江，看着勤务兵捧上两碗糙米饭和两个家常素菜，菜里的油花很少。最后，勤务兵又端上了一份木须肉。胡宗南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连声地道歉。但范长江一下子明白了，那份木须肉还是招待客人时才有的菜。
以独立、公正著称的范长江一下子被感动了。两个人在饭后又挑灯而谈。这一夜，胡宗南几乎陪他谈了一个通宵。
次日，当范长江提出要拍摄《胡宗南将军和他的天下第一军》等一组采访相片时，胡宗南披上了一件大衣，然后，笑呵呵地对范长江说，这是他最好的衣服。
这次采访，使一直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范长江感到了一丝困惑。这是和他的民国印象，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的民国。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次年初，《大公报》天津版就全文刊登了这个有关胡宗南的采访通讯。而许多年以后，胡宗南仍然只肯接受《大公报》的采访。他毕生都极为尊重范长江。
这就是1935年的、有关胡宗南的一幅素描。但当时的范长江并不知道，这个形象不仅是这个廉洁却畸形的军人，成为煊赫一时的“西北王”的因素之一；它也是胡宗南的“校长”蒋介石，在1933年初试图为南京官僚集体描绘的一幅生活画像。
1932年12月30日午后，南京。
这一天南京的阳光极为明媚。摊贩、小商人依旧奔波于生计，市井依旧熙熙攘攘。在丁家桥、三元巷、复成桥等政府重地，面貌严肃、目光警惕的卫兵和游动哨，仍然指挥着进进出出的黑色小车。
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的南京，依旧貌似刻苦、严谨、古老、传统。“南京是灰色的，官僚的，它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一个抵达南京不久的《纽约时报》年轻记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对南京的印象。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并不知道，这才象是一个农业中国的首都。它要以自己的威严、威仪，来俯视亿兆众生。
这一天，已计划回溪口小镇过元旦并静养一段日子的蒋介石，授意他的“文胆”陈布雷，“致令陈立夫、康泽，明日在首都各报刊登国府的禁赌令禁嫖令。明示一下，以汉口为榜样，凡大小官员违令者一律重惩。另，自民国二十二年元旦起，国府将致力革新社会风气、根绝官员腐败。二十二年将为民国之道德复兴、革新鼎元之年！……”
12月31日，《中央日报》、《中国日报》等首都数十份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国府禁令》。《申报》、《新闻报》等淞沪主要报纸纷纷转载。与此同时，在国府任职的大多数公务员，也都收到了行政院的这纸公告。
许多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个动态。感觉南京“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的那位年轻记者，在写过南京印象后接着写到：
“……蒋介石将军的‘复出’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如果说这一年南京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他终于牢固地掌握了权力。……但一年后，这个令我们西方人感到亲切的基督徒，已经向这个政府最重大、最可怕的敌人——令人吃惊的、将最终吞噬掉这个政府的腐败——发起挑战了。……或者到明年的今天，我能够对这个政府更有信心。”
这个记录者以年轻人特有的激动来看待这个公告。但另一个40多岁的外国人，在南京已居住了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却显然质疑多于激动：
“今天在许多西方人活动的场所，人们纷纷议论着南京的一个新动作。他们说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很可能将在上帝所护佑的一个军人的领导下，进入它的复兴时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中兴’。……这个中兴将从禁绝官员私生活糜烂的方面开始。但问题是这个政府一直说得太多，做得又太少。我必须说，对它，我已经失去信心了。……至于那个被看作是杰出人物的军人，我也并不认为他是西方的朋友。在我看来他只是浙江乡下祠堂里的一个族长，他属于上一个世纪。……”
大部分的西方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以既希望又“姑且观之”的复杂态度，去看待这个“元旦公告”，去等待所谓的“革新鼎元”。但在南京的另一些人并不如此。
这一天，已到达溪口小镇的蒋介石，他的两份手谕先后送达了明瓦廊。第一份手谕使腾杰呆若木鸡，继而到达的另一份，却使他百感交集、五味俱全。
蓝衣社总社从八宝街迁到明瓦廊已经将近半年了。几个月的时间，以总政训处、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蓝衣社已建立了十个支社，其中“3个设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和广州等地”。数以千计的小组，无声地监视着一个个街区、建筑。
以南京为例，在南京3个支社中，仅“第一支社（就）有成员1，582人”，其中军人（含特务）693人，文人、记者、公务员533人，大学生356人。此外，全国社员、会员数达到了万余人。它“以秘密对秘密”，1932年上半年在淞沪就破获了几十个共产党机关，捕获600余人，迫使中共中央迁往瑞金。
腾杰所计划的“发展精英”、1931年到1933年为“干部年”的设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计划。但自从搬到明瓦廊，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扼制着他的作为。
晚年腾杰曾回忆，在八宝街时期，蒋介石“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交腾杰核办’之木章”。但在此间，他们却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冲突。
冲突几乎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如同晚年邓文仪所追忆的，1932年3月底，“蒋氏曾三次向腾杰婉言推荐戴笠”，但一直到第三次，腾杰才勉强同意戴笠出任特务处长。这让蒋介石相当不快。
而发生在次月的“葛武綮事件”，更使他们的矛盾公开化。
葛武綮是黄埔二期学生，二郎庙时期的力行社成员之一。他因为过去的一些工作阅历，和陈立夫建立了诸多联系。4月份，陈立夫要求他提供力行社的早期计划。葛武綮当即就整理了一份材料。
仅仅几天后，不知道是阴错阳差还是陈立夫有意的安排，腾杰就“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不动声色，偷偷地将材料带了回来。随后在八宝街，他以书记身份要求处死葛武綮。
蒋介石却厉声指责了腾杰。原因是作为一个黄埔学生，作为“正人君子”，不应有偷窃材料的行为。因此，这样得来的证据，他“不予理会”。
这个离奇、反常的态度使“葛武綮事件”显得烟波诡异。几天后，在腾杰的垂头丧气中，葛武綮仅仅受到了“开除社籍”的轻微惩处。不久，他脱下军装变为文职，出任宁夏教育厅长，从此逗留在了西北。
从“葛武綮事件”开始，日常社务中，两人冲突不断。“有时蒋氏的意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意见”之外，还有作风。蒋介石重“人治”，而腾杰重“制度”。许许多多西方人都注意到蒋介石“越权控制和不顾正常程序的个人偏好”，腾杰也深有此感。于是这一年10月初，他和肖赞育上书给蒋介石，对这个“校长”直言批评，说他“喜怒无常”。
据说蒋介石对此哭笑不得，他当场以一句浙江乡下的俗语，“你们人穷志大”来轻轻了结此事。
但仅仅是“哭笑不得”这么简单吗？“到二十一年下半年，蒋氏对力行社的态度显已冷淡而间有申斥”，过去轻车简随、不时出现在八宝街，与三个常务干事围坐在一张小方桌边交谈国家大事的情形，更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蒋介石经常越过腾杰，交办事务给康泽、戴笠等人。这造成了“十三太保”各自邀宠、忽视干事会的心态。毕竟每个人的升迁沉浮、仕途得失，似乎都取决于蒋介石而不是蓝衣社。……在明瓦廊“一日千丈”的气势下，让腾杰最为忧虑的，却是“由于各人的性格和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协调形态”。他担心这会产生 “各自为政的趋势”。
那个军人庞大的身影，已严实地笼罩着明瓦廊。在这个军人的眼里，蓝衣社不过是一个工具，它不需要有思想，有独立的见解，它只需要服从、行动。对此，身为军人的腾杰也自无异议。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校长”的复杂内心、神秘性格里，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将导致这个政权的崩溃……
这一天送达明瓦廊的第一份手谕，不过简短的两行字：“……即日起，停止革命军人同志会发展带兵官入会。”而另一份，是指令明瓦廊“整治嘻废”、以“杜绝糜烂”。
“整治嘻废”即效仿武汉的“清流风暴”，禁赌、禁嫖、整顿南京卫戍部队的内务。这个傍晚，正是日本陆军一部逼近山海关之际，一部宪兵奉命“核查部队”，另一部奉命“整理秦淮河的浊流”。任觉五和南京支社几千名成员，则奉命监视、检查大小官吏的住宅，旨在禁赌和“杜绝糜烂”。
动员工作和武汉一样高效。一个多小时后，蓝衣社的几千人马，就密布在天色依旧阴霾的南京各主要街区。
1933年元旦凌晨2时许，几千名身着军装，或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的青年，同时从街巷里冒出。宪兵布控在各个路口，秦淮河边各条暧昧的游船，被勒令靠岸检查。蓝衣社再一次的“清流风暴”卷起了。似乎，武汉的一幕又要在南京重演了。
但武汉的一幕并没有重演。仅仅几个小时后，“清流风暴”就令人啼笑皆非地夭折了。它是这个政权最终被腐败吞噬的预言和象征：“元旦公告”在它执行的第一天，就遭受了南京官僚、乃至蒋介石自己的无情嘲弄。它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因此发生了。蓝衣社从“腾杰时代”过渡到了 “贺衷寒时代”。
南京的“清流风暴”一开始收效就不大。武汉风暴的威慑，行政院、各大报纸的事先公告，使这一夜到秦淮河寻欢作乐、聚众赌博的官吏，人数很少很少。凌晨3时许，全城撒网式行动已经进行一个小时了，但统计的结果依旧让人沮丧。被扣押在洪武路的三、四百人，除了几十个或抱着侥幸心理，或干脆不知道这个禁令的倒霉的官吏外，大多数是被蓝衣社“顺手”扣押的寻常嫖客和赌徒。
凌晨4时前后，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一片清冷了。除了暗淡的路灯，以及不肯死心的一些蓝衣社成员晃动的手电筒外，几乎连过往的汽车也见不到。菜贩子三三两两地顶着露水出门，早点铺子三三两两地开门。
在明瓦廊的腾杰多少有些失望。他打算知会各处，终止当日行动。就在此时，任觉五的电话来了。
作为南京的地头蛇，这一天，一贯好动好事的任觉五抓捕最起劲，失望也最大。这个腾杰的四期同窗，粗着嗓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
“……抓了几百号人，尽是一些小鱼小虾，说出去让人笑脱下巴咯。……这里有个扎手的货色，动不动他？”
“货色”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作为南京的“执金吾”，这个人以老资格著称，也以好酒、好赌、神通广大、目中无人著称，是一根泡进了官场酱缸的老油条。他对蒋介石指派蓝衣社抓赌扫黄、实施“清流风暴”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相盘剥首都警察厅的权限。他更把“廉政公告”当作一纸笑话。于是，在“禁赌令”下达的当天，特意邀约一帮赌棍到自己家里聚赌，以示轻蔑。
这个赌博可能接连进行了两天两夜。虽然几十上百个蓝衣社党徒游荡在这个街区，但没有一个人敢触摸吴思豫的虎须。只有任觉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以“温文尔雅、廉洁奉公”著称的腾杰，闻报后却“勃然大怒”。他当即决定拿吴思豫开刀。“备车！叫上宪兵！带手铐！”他厉声下达命令，而后率领一队人马来到吴思豫的公馆外。
几十个赌徒刺耳、喧嚣的押宝声从公馆里洋溢出来，几乎半条街都能听到。公馆外边，还有几个持枪的警察在护卫。这声音在腾杰听来，是对蓝衣社、乃至整顿吏治的肆无忌惮的挑衅。
“缴他们的械！砸门！冲进去！”
对仍然犹豫的宪兵，腾杰冷冰冰地下达了命令。随后，几十个党徒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吴公馆。
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腾杰多少给吴思豫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把他带走。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再一个。
但对于吴思豫，这已经不啻于奇耻大辱了。一个久经宦海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群20来岁的毛头小子折辱。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连夜写了辞呈”，第二天清晨就把辞呈送到中山陵官邸，委托陈布雷转交给溪口镇的蒋介石。
陈布雷对此异常重视，当即电告蒋介石。
一个后来被众说纷纭的离奇事件，紧接着发生了。次日，蒋介石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处理了这个事件。
打吴思豫的五十板，是批准他的辞职；打腾杰的五十板，则是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里言语确凿地写到的：1月2日，蒋介石在溪口镇紧急召见了腾杰，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
当日，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这个“让他为难”的人蓝衣社书记的职务，由贺衷寒接任。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赴任前，由肖赞育代理该职。
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重大的事件，果真因为腾杰“抓赌”而令人哭笑不得地引发的吗？许多预闻了此事的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
康泽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他隐晦地谈到，吴思豫在南京政权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后台”。此人的负气辞职，对南京政权、对蒋介石的执政地位，都多少有影响。因此，一边的筹码是民国在纷乱20年后，权力得之不易的短暂平衡，另一边的筹码，是反糜烂反腐败、“革新鼎元”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革新鼎元”。
腾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被人笑称为“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心思要比康泽简单一些，但也要犀利一些。他把腾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的借题发挥。在他看来，抓赌不过是个借口，真正原因是蒋介石和腾杰的作风冲突。
从出任书记起，腾杰事事谈“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姿态轻轻避让了。但大事小事，芝麻西瓜，久而久之，信奉理学、讲究等级人际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是没有意见。
“你们人穷志大”，这句貌似诙谐的浙江俗语，底下流露的却是蒋介石对腾杰作风的深不以为然。“为尊者讳”的品质，使肖赞育没有深入蒋介石的个性和风格。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一直到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一次社务会上仍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学生、属下、晚辈的批评，事实上他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主要原因既不在于“抓赌”，或抓赌背后的“制度”或“幼稚”，也不在于“作风冲突”。在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人事限制。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说，“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腾杰出掌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腾杰是否幼稚，对这个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渐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邓文仪的这个看法，他的同乡贺衷寒也相当赞同。一生“三起三落”的贺衷寒，在十年后的重庆经历第二“落”时，他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职权限制谈起，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这样的纷纷猜测、各怀心思的理解，事实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康泽长策略，因此重举措；肖赞育重性格，因此看作风；贺衷寒、邓文仪在此后数十年，因为蒋介石的一些独特神秘的性格与作风，宦海沉浮，一生艰难，对蒋“分而治之”的权术更身有体会，因此看权谋。
但在这么多看法中，始终淡然等闲视之，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腾杰自己。几十年后，他在台湾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语的真实性，但作为一个“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腾杰28岁的生日。
次年春，贺衷寒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于是相识，意志相投，后来便情同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的事迹，已经成为黄埔佳话并广为流传。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更来自他在校期间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于是，贺衷寒就另起炉灶，短短一年内，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而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期间，他也表现出贯穿他一生、后来也贯穿了蓝衣社历史的线索。
那就是他的“湖南性格”。
“湖南性格”在整个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重烙印。即使是作为中兴重臣、“儒学宗师”的曾国藩，身上也集大成着湖南人各种复杂、对立的面貌。一方面，是求知、热烈、献身、忍耐，另一方面则是自私、狭隘、尊重强权、固步自封。在蒙昧、好斗的湖南乡土，在素有“普鲁士人”之称的目光短浅的湖南愚民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贺衷寒是这个“性格”表现得至为鲜明的人之一。黄埔毕业后，他跟随大部队一路进入南京。后来的反共、清党，他以铁与血为特点，极力支持、毫不留情。在那种大时代大动荡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同学、同乡、或者同是青年的包容。
这是悲剧么？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那么多原本用同一口锅做饭的优秀青年，此时却互相残杀。这就是“湖南性格”，这就是贺衷寒悲剧人生的起点。
还不止于此。1929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的日本渐渐崛起的过程。或者这个留日阶段，是他生命中可以和进入黄埔相比的重要转折。
到腾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腾杰，他从日本所找寻到的一个“复兴国家”的途径，在那时只有区区40人的力行社，获得了干部基础。而接下去，在他自己出任蓝衣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探求。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回忆……所有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继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青春年月的力行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腾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他们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于是，在接下去的一些年头里，他们所参与的，事实上只是播下龙种、育出跳蚤的历史轮回。而这个轮回，在他们的时代本来是可以结束的。
更深层次地说，黄埔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悲剧？许许多多后来选择了不同道路的黄埔学生，就其根本上说是同一类人。几乎共有的私塾教育在心底都形成情结。然后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大时代里集聚了，一同缔造出所谓的“黄埔精神”。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等等，是黄埔的一个方面。但这些的根源，却是坚固的、顽强的军人情绪。当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领导着国家时，国家就立即地军国化了。而它一旦和另一个方面，即最重要的黄埔传统，那种终生不渝的忠诚结合起来，强人的独裁的中国就产生了。
黄埔人都是尊重秩序、尊重业已形成的权威的。包括蒋介石的对于孙中山、周恩来的对于毛泽东。这种教育、情绪、思考、逻辑也强烈地影响着黄埔学生。黄埔的这个特点，是它在离散时代有力影响了历史的根源，也是它在强人中国的悲剧所在。
黄埔传统本身就是以传统中国的一般人格做基础的，在仍然传统、但是渴望现代化的年代，这个悲剧和南京政权、蓝衣社的命运一样，是被注定的。
贺衷寒的接管“黄埔系运作核心”蓝衣社，因此也是被注定的。他一生都没有出走过刺刀、独裁的光圈，他的“湖南性格”更形成他重视权力、拉帮结派、兴风作浪的本能。于是，他注定要把蓝衣社牵引上本来可以避免、但一切又貌似必然的路。
在他出任蓝衣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欧洲发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蓝衣社走上了它的不归路。
第九章 复兴狂飙
1933年1月30日的阴沉午后，在遥远的欧洲，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从总统府出来后，他回到他的“战友”中间，眼里满是泪水，一句话都不说。
当天晚上，数以十万计的冲锋队员点着火把、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曲，整齐地行进在柏林。他们的高统靴在街道上踩出整齐的“拓”、“拓”声，整个夜晚，柏林都充满了一种纳粹的气息。在一家旅馆的窗户边，对他狂热的党徒，希特勒一会致以纳粹敬礼，一会擦去脸上的泪。
据说，德国年迈的总统兴登堡元帅，在这一夜也认为“那个下士唤醒了德国精神”。
“那个下士”唤醒的又何止是德国精神？这一天，蓝衣社首脑之一、驻柏林的中国使馆武官丰悌也站在一扇窗户边。他的身边站立他以前的教官赫尔曼·克瑞伯。
克瑞伯中校是前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教官，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年代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 时，克瑞伯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
早在1932年5月的南京时期，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谈到了刚刚形成的蓝衣社对纳粹党的向往：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就是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蓝衣社还每半年派遣几名成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党。
这一夜，当浩大的冲锋队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羡慕、热切。他再次敦促这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父”，给明瓦廊以纳粹“全党的资料”。
克瑞伯却调皮地说：“……全党的资料？你们还需要吗？我们党的全部秘密都在元首的身上，在戈培尔博士、罗姆先生、希姆莱先生，以及我们‘北方领袖’施特拉塞的身上。”
这年春天，在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丰悌写到了这个对话。不久，它就成为明瓦廊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一年多以后，邓文仪还一脸谦虚地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格，我是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被公认的“蓝衣社戈培尔”，却是康泽。
康泽之后，渐渐引人注目的，是“希姆莱”戴笠。
成年后性情大改的戴笠，在“四大金刚”中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可能因此，他不象康泽那样才华外显。但10年的浪荡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迎上、含辛茹苦等性格。这是一个性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在30岁前后，他一点一点地挽回自己人生的颓势。
加入蓝衣社之前，他常年“自费”在北方各地搜集军阀的情报，没有领取到一毛钱的活动经费，连黄包车也坐不起。但他是一个狂热的苦行僧，为了把情报及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情报，草草一觉后，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中山陵园官邸。冰霜、风雨，依然天天如此。
他还经常忍受蒋府佣仆，包括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的白眼讽嘲，经常听闻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主高奴大，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极其坚忍、事事谨慎地卖力，终于博得了后来的蓝衣社同僚、蒋介石妻侄毛邦初的同情。
他渐渐地、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地改变着地位。1932年初，蒋介石任命他为蓝衣社特务处长。这是他这种性格、这些努力的命运回报。
出任处长后，郑介民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副处长。他们性格、志趣、特长的互补性都非常大，以至于几年后，被人称为是“黄金搭档”。此外，从“自新训育班”要来的30个人，成了他第一批的部下。这些人清一色地是黄埔学生。一开始，特务处也和蓝衣社的众多机构一样，是黄埔系的延伸。
但戴笠非常实际。在浪荡、穷困的日子里，他见识了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了解到在弄巷、贫民窟、码头也有能干的人。底层上海的头子杜月笙是他的朋友，此时已是俨然的头面人物，这说明了什么？
这一年5月开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青帮大小头目、盗窃犯、小流氓，以及变节者，无业游民，慢慢进入了特务处。比如王克全。王克全是原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员，骨头极软，CC系特务逮捕他以后，几乎没废什么力气就让他变节了。他被释放后，怕遭到共产党的报复，整天躲躲藏藏，生活非常潦草、潦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的地下生活，反而历练出特工所需要的老鼠那样窥视，在阴暗角落活动的能耐。这样一个人被戴笠一眼看中。后来，他在刺杀杨铨的行动中，果然发挥了他的这些能耐。
又如杜月笙的弟子王兆槐、陈墨，这两个人都是身兼警察头子和黑帮“恒社”头目的兵匪一家的角色，兵带得、酒喝得、钱要得、人杀得。他们帮助戴笠在上海建立起散布租界内外、遍及社会的内线网。
洪门大头子向松坡的许多门人弟子，那些胡作非为、鱼肉市井的粗坯，也神气活现地出入在鸡鹅巷令人莫测高深的弄巷里。
几十名黄埔生和这样的一些老鼠、蟑螂、臭虫、苍蝇，拼凑成了1932年的蓝衣社特务处。戴笠后来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戈培尔”、“希姆莱”之外，蓝衣社也有自己的“施特拉塞”。这个纳粹党的“北方领袖”是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几乎从一开始，他与从南方起家的元首就有微妙的裂痕。无独有偶，蓝衣社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演说家，与明瓦廊也几乎一开始就有隔阂，并且，在1933年春天，他也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
这个人，就是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太保”刘健群。
1932年秋天，在明瓦廊，刘健群开始组织蓝衣社在“自新”、“团警”之后的第三个培训班。这个班以培养民运干部为主。
这个班的名称是“军委会特训班”。它宣布的招生条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专以上学生和校级军官。原布衣团成员主导了这个班，它有深重的“刘健群痕迹”。康泽后来回忆，在南京“这个班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自新训育班或团警班”。
许许多多学生出于“复兴民族”的热情，志愿放弃了高收入。总共录取五百人，报考人数却超过三千。310名大学生被录取，另有190名军校学生也在此列，不过绝大多数不是黄埔生。这五百人是1932年唯一的非黄埔力量，也是蓝衣社后来数十万成员中最有理想、文化素养最高的分子。
10月7日“放榜”。10月10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特训班开学了。特训班学制半年，作为明瓦廊唯一的非黄埔人物，刘健群精心经营这个“嫡系”。他迅速博得500名部属的钦赖。几十年后，一个叫李茂永的学员写到了他对刘健群的印象：
“……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明瓦廊的关系开始微妙。
晚年腾杰曾谈到，军人会和革青会先后介入了这个班，甚至为争夺成员发生过摩擦。刘健群曾对他“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而康泽之外，打算排斥他的明瓦廊人物，就是贺衷寒。
1933年1月，为“防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刚刚出任书记的贺衷寒，把军委会特训班改名为“中央军校研究班”。这么一来，全部500名政训班学员，那些和黄埔八杠子都打不上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们，就从刘健群的嫡系变成了“黄埔系”。
他早年所具有的就是这样朴素的民粹思想。他渴望的其实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公社”。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温情的“公社”被严酷的“复兴民族”决心所替代。他开始寻求更好的工具来“改造社会”、复兴民族。他一度曾放眼共产主义，但苏联的游历使他觉察并坚信，那个以红色、锤子、镰刀为象征的制度，不是什么 “劳动共和国”。
或者，他的最终游离共青团，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对历史的多少割裂？
黄埔岁月，他沉浸在“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朴素思想中，民族主义对应他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民主主义对应一个青年蔑视权威的本能，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是他所留恋的“公社”的社会基础。他同时也沉浸在“新三民主义”强调刺刀价值、宣扬暴力运动的潮流中。这使他开始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于是，一面是传统文化、“公社”、“复兴国家”，另一面是刺刀、暴力、军队、特务。这构成贺衷寒奇异、对立、冲突、悲剧的面貌。
这种面貌一直延续到他的日本见闻，延续到他的参与蓝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他和腾杰一起，把蓝衣社设计成了他所熟悉、所向往的那个样子。
蓝衣社推崇个人关系，称兄道弟，这当中有多少传统的遗留？蓝衣社限制生活、平均收入，不就是一个小型的、虽然不那么完整的“公社”么？在他们清廉勤奋、整饬官场、复兴国家的努力里，又有多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修身立德的痕迹呢？
五分传统、二分秘密会社、一分特务组织、一分公社，连同一分淡淡的法西斯主义的痕迹，这就是腾杰时代蓝衣社的面貌。它诡异地可亲，神秘地清新。它不仅是腾杰的，也是这个“蓝衣社之魂”世界观的反映。然而，腾杰下台、陈启坤去世、“新德国”崛起……所有这些事件都冲击、洗刷、改造着他的思想。在这个春天的短短几个月里，贺衷寒要彻底告别的，是自己那么久以来的那么多，那么美好的情绪、阅历和思考。
他不再有什么“民粹”倾向。在《一得集》里他写到，“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和农工、民众的劳动无关。反过来，民众的任务就是象牛马一样地服从、劳役。他强调“生产化”。
他强调对“领袖”也就是对蒋介石的“神圣化”。在这样的说法下，哪里还会有什么“民主主义”的地盘？对“民主”他嗤之以鼻。他写到，“需要就是真理。民众组织和民众训练是目前国家民族的需要，也就是目前政治的真理……”；“人们的衣食住行……（应）实行彻底的军事化”。也就是说，只要有“需要”，不管要求民众付出什么，都是“真理”。亿兆众生的生命、财产，只要蒋介石需要都可以随便征集。
他不再谈改善民生。反过来，他打算用以控制民众的，是当年起报章上频频出现的四个字，“管、教、养、卫”。他力主推行中世纪的“保甲”制度，以彻底控制民众；他力主推行独裁教育、统制教育，以实现 “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他力求民众生活简单、“朴素”，节衣缩食以重整军备；他要把整个中华民国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些都是他公开发表、出版和鼓吹的。“领袖创造历史”、“一个国家，一种主义”、生产化、军事化、管教养卫、保甲制度……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社会的图景吗？
他把这个文集的所有文字都看成是个人的、一己的，于是命名为《一得集》。但蓝衣社组织巨大的、最终的转轨，也隐含在这个文集的字字句句里。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也不仅是一种鼓吹。就是这一年，管教养卫、保甲制度，乃至他计划的宣扬的全部社会政策，都在康泽的手上，在大半个江西实施了。至于法西斯社会的再一个特征——特务政治，更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后，就要由戴笠对杨铨的暗杀枪声，而悄然开幕。
这不是什么《一得集》，而是蓝衣社成为一个法西斯组织的公然宣扬，一个无可抵赖的标志。虽然还要几个月，蓝衣社才修改《章程》，从而使它完全地堕落为一个法西斯组织。但它已经是一个鲜明的的伏笔了。
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个伏笔对残留着大量儒学传统、方兴未艾着自由主义思潮、并遭受共产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冲击的中华民国，对青年迷惘冲动，但市井、乡村迟钝而麻木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大的、富有意味的事件。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和蒋介石做邻居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友谊。5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是真正的精兵。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二千余人。但其最普通的队员，也是基层团队、地方部队的营连长。桂永清依照德国军官团模式，开始对这些军官进行“士兵化训练”。
士兵化训练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教导总队的一个学员，曾经生动地写到一则逸事。他在南京郊外汤山参加集训时，桂永清下令，必须在风口“埋锅造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这个学员嘀咕了一句，却被走过来的桂永清听到了。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碗，而后大声问：“脏不脏？”他立即挺身，大声回答：“不脏！”接着当着桂永清的面，大口把饭吃完。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成了教导总队的口头禅。不久，教导总队扩编到12,000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40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它的规模很小，一开始不过是两个营的轻装甲车，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年3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月24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负责空军建设的是一群外戚和浙江人。但孔宋家族只是挂职，真正主事的是三个力行社员，毛邦初、蒋坚忍与徐培根。
空军的建设首推人才建设。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
在这一群飞行员里，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先后击落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这些未来的抗战英雄，正是在蓝衣社的打造下，才飞上蓝天，成为永恒。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真正奠基了中国空军的，却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即“自制飞机”，建成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团、53340人”。
童子军一开始就处在复兴社的严密控制下。这一年9月，几乎是童子军组织刚刚起步，一个复兴社的“掩护机关”——“童子军励进会”就出现在南京阁老巷了。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负责“公民训练团”的是“湖南帮”的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当年7月，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随即，他召集长江下游五省的军事人员600余人，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在50天的集训后，主要人员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年5月1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间，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它一共发行了30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它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责的武汉缉私处。粗犷、豪野的邱开基以武汉反腐后业已驯服的数千警察为基础，在沸腾的大武汉大量招募知识青年、下级军官，短短一个月时间，他组成了3个团的禁烟部队。
这是势力庞大、装备精良的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它有权对全国任一城市、集镇，或公开或秘密的毒品交易进行调查和立案。它以甲种师的规格进行组建，每个团的编制达3,802人，是正规团队的3倍。
人多、枪快、弹足之外，他们还购置了“安华”、“安民”等多艘炮艇，日夜游弋在江汉平原上，严密监视着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一时之间，武汉再次民心振奋，无数市民、农夫都自觉自愿地充当缉私处的眼线。
最主要的眼线是革青会成员刘海波控制的武汉“忠义救国会”。这个外围组织以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几千名码头工人在徐家棚子、江汉路一带，或隐秘或以公开的工人纠察队名义，建立了细密的眼线网。最早的一年多时间，鬼祟地试图沿江而下、贩卖鸦片的船只，几乎无一漏网。
以武汉缉私处为依托，禁烟委员会推出了3年内全国根绝烟患的计划。过渡期内，公务员、军人一次吸食鸦片警告，二次吸食鸦片枪毙；对普通平民则相对温和，吸食鸦片者予以3个月期限，过期不戒者送戒毒营3月，再不戒者，处以3年至5年的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的特点，使禁烟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它以告示、张贴等形式颁布于各大城市、县城、集镇，赢得了千万民众的支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进戒毒营的潮流。
同时，因为良好控制了烟土流通，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仅为过渡期戒毒者提供的“少量鸦片”，1933年4月，武汉缉私处的烟土税入达200万元，一个月后达400万元，到9月达到了600万元。这些税入全部成为南京政府的军费，占军费支出的1/3左右，以至于后来大部分人都笑称这是一笔“以黑（鸦片）剿赤（红军）”的买卖。
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华北、西北、西南等毒品大省的未获统一，以及后来的抗战，这一进程才被中断。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早在1931年夏天，腾杰在发起力行社的《计划》里，就无比伤痛、震撼人心地谈到“农村濒临破产”。他曾举两例：曾经负担过天下财税三分有一的苏常地区，大多数农户居然“家无三日之粮”。地方军阀的竭泽而渔，更使四川一省提前征收田赋到“民国六十年”。
农村的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2年的“大别山时期”，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1千万元，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银行的经营一开始很失败，摊到每个农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圆；而且，由于银行设在大城市，一时门可罗雀。
但不久后，银行进行了扩资，并且，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年，“政学系”官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年修建公路720公里。次年达2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等报告，处决了7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年8月27日的深夜，在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头了”。
但这寥寥的56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岁，因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他“胸襟不够宽宏”……
腾杰的一句“可惜”，概括了康泽在蓝衣社的面貌。他扎实、刻苦、能干，使革青会、宣传处纪律严明，有声有色；同时，从励志社大会起，他先后染指特训班人事、组织“西南派”小团体，被认为“颇有破坏力”。
就在这样有誉有毁的形貌里，康泽渐渐崭露头角。如果说，蓝衣社的“联络处”、八宝街时期属于腾杰，接下去的半年属于在武汉反腐中一举成名的邓文仪，而1933年的前半年属于贺衷寒的话，那么，此后的一年时间，轮到的就是康泽。
康泽一生的前40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年的控制。在此中承前启后的，就是他的别动队。1933年夏天，从组织别动队入手，康泽步入了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这个时期。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年多以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年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属5个纵队，管辖着2万4千名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的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约8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它是如此的面目模糊，以至于不断地有人追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时间又回到了1933年夏天的那张面容、那个行程。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在康泽最早的构想里，不过是一个区区的“特务警察队”。它的编制只有一个大队（营）、500人。而领受的任务，也不过是简单的“组训民众、清剿散匪、恢复地方秩序”。是后来或偶然或必然的一些因素，才使渺小得如同一芥草籽的“特务警察队”，变成庞大严密、权势熏天、耸人听闻的“别动队”。
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江西抚州已实行宵禁，黑漆一片的青石板街道上空无一人，但街角遍布着岗哨、军人。在一个古老的书院改成的临时行营里，蒋介石给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的康泽下达了指令，让他编制一份“特务警察队”计划。
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召集500名失业同学，予以短期训练；形成干部，成立特警队；分布各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构筑碉堡；清剿散匪、肃清地方”。得到蒋介石“照办”的简洁批示后，康泽电告南京：
调明瓦廊宣传处之傅胜蓝、陆梦衣，宪兵司令部所属之韩文焕，及肖武郎、马维骥、龚建勋、公秉藩几人，限期到南昌城外20里的星子县报到，负责“特警队”训练班。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肖赞育处长，立即在各省区各部队，召集失业之黄埔生，限期到星子县报到。
这些人或者是西南人，或者是康泽《中国日报》和宣传处的“嫡系”。邓文仪曾谈到：他们“规格很高”，马维骥曾担任过军长，龚建勋、公秉藩担任过师长，但这些高级军官在计划的500人建制里，只是小小的中队长，掌握的将只有百十人枪。
一个前力行社成员更谈到，“仅以早期别动队之干部规格，可见……西南派势力已日渐显著”。但当500余名“失业同学”赶到星子县、“特训班”开班后不久，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发生了。这个插曲使“特务警察队”变成了别动队，而且，它还使康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权力，使后来的别动队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自1932年起，明瓦廊先后派遣两批、10名成员考察纳粹德国。这一年夏天，第一批人回到了南京。其中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不仅在柏林写出了一本题为《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的小册子，以修正三民主义，而且，他还注意到了柏林的一个新事务：希姆莱的党卫队。
与冲锋队这个群众组织相比，党卫队的出现要晚得多，一开始，它更仅仅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只有区区二、三百人。但自从希特勒执政、“纳粹新秩序”的口号日渐喧嚣后，它渐渐引人注目。
虽然此时的党卫队，离后来统治大半个欧洲的声势还远得很，它的“新秩序”针对的不过是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和几处柏林客厅里的反希特勒密谋，但杨周熙注意到，它兼有私人卫队、“党化”雇佣军和特务组织的三重性质。
此外，另有一个因素使这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大胆地出现在历史的前台。
那就是象戏台故事一般荒诞的“上书”奇迹。在蓝衣社，先后有腾杰、刘健群两人因为一纸计划而横空出世，这些故事此时已被传播得很远，足以让一些热中权势的青年效仿了。
于是，杨周熙提出，蒋介石应当建立自己的党卫队。为了不招惹上海、北平那些文人的抗议，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别动队”。它的使命是建立南京的“新秩序”。
但杨周熙太不了解蒋介石的理想、性格和权术手腕了。他几乎漫无边际地谈到，别动队将“直属于军委会”，以显示“特别”；蒋介石应在10个以上的中心城市组织别动队，以控制社会、左右民间；此外，每支军队里也应该有别动队人员，以防止军官的“异动”。也就是说，别动队将全盘使中国法西斯化。
这份计划通过邓文仪，顺利地到达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细细阅读后，写了一个长长的批示。这个批示让寝食不安的杨周熙既失望，又多少有些安慰。同意设立 “军委会别动总队”，但别动队只负责“匪占区”的新秩序，此外，“不另设机构”，直接将“特务警察队”升级为别动总队，总队长是康泽，杨周熙担任副总队长。
同日，蒋介石下令：将“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训练所”的情报人员编入康泽“特训班”；将“南昌行营所辖五省党务工作”人员编入该班；勒令肖赞育“十万火急”招揽一切“失业”同学，到星子县报到。
星子特训班迅速扩张了，它包含七个部分：特务警察队之外，是学员大队、团干大队、政治队、壮丁军训教官班、交通总队（含公路、无线电、邮政、航政四系）、留日学生总队。它一举成为“复兴社最重要的训练机关和发展组织的场所。无论是招考学生或调训的人员，多半都成为复兴社或其外围组织的分子了”（《康泽自述》）。
别动队一举暴涨到2,000余人。
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月21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部的特别指示”。
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很多在南昌的力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在硕大的孙中山和自己的画像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显得异常真诚、异常激动。这是一个不同于往昔的蒋介石。20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曾访问台湾，他说在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与蒋介石前后的几次接触中，他“从未见蒋介石笑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僵硬而呆板的人”。
40年代曾和蒋介石共事的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更不屑于蒋介石的装腔作势、枯燥无味，他轻蔑地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这颗“花生米”。
不仅外国人。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中，机械、沉闷，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时势造英雄”，然而，在纷纭的大时代，这却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领袖。他只是自己所代表的权力机器的符号，并且也是它的化身。南京政权一如他的面貌一般，激发不起任何人的好感。
但1933年的这个特殊的夏天，面对自己的“党卫队”，这个僵硬呆板的人却流露出一生罕见的表情。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似乎在他那空茫的眼前浮现着。邓文仪后来描述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他先是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搁在我们肩上，绝对的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我们革命的机会已经十分成熟了，已经到了最大成功的关头。……”
随后他进行动员：
“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我们每个人要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来奋斗，来牺牲！”
再后，他开始了事实上的许诺：
“从今以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自我今天将革命团体的特殊精神告诉你们以后，大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亲爱精诚！……”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党徒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与振奋，他们一改往日清廉的自诩，走上街头聚餐。星子县凋敝街道的酒楼、饭馆，这一天的生意几乎被蓝衣社包圆了。他们在酒桌上或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指的都是成员已发展到约7万人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蒋介石承认了。一直到40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邓文仪都特地强调，从此，《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稿，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作为蒋介石复杂性格、权术本性的表现，也就是这一天，他下令解散“军人会”。
蓝衣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吸收了1万余名各类军校毕业生，其中大多数是政治军官、宪警人员、特务头目。两年里，它也多少改变了民国脆弱、涣散的图景——官场与民间、官员和社会的严重隔绝，改变了基层官兵得过且过、横行市井的习气。
它更使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成为了南京无可怀疑的头号人物。但一直到此时，在蒋介石神秘的内心，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务仍是维系一种脆弱的平衡。蓝衣社却破坏了这个平衡。
政学系首要人物、蒋介石的头号幕僚杨永泰，从1932年年底起就不断地以“养虎遗患”的历史经验来告诫蒋介石，已到了遏制蓝衣社发展的时候。随着几千名 “带兵官”的进入力行社和军人会，蓝衣社已控制了南京部队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惧的是，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黄杰、俞济时、宣铁吾等十余名魁首，他们所带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锐的部队。是这个政权的基石。
一生最重兵权的蒋介石，对此也早已警惕。或者，对这个浙江乡下宗祠的“族长”来说，这并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不可忽视的“法度”？1932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腾杰，“停止在带兵官中发展成员”。
“军人会”的扩张在短短9个月后就被制止了。但复兴狂飙卷起后，又有大批校尉级军官加入了复兴社，仅仅南京的一个支社就达到六、七百人。上万名下级军官和力行社、“军人会”成员一起，依旧构成民国时期的一个势力最为惊人的军事组织。
“第二期革命”的构想浮现后，一方面，蒋介石注重蓝衣社惊人的潜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试图以它为主力，号召社会，推进统一；另一方面，南京政权新的权力结构，也在他的心里勾勒着。毫无疑问，此时的南京已经隐约形成了四大派系。CC系的“党”，“政学系”的“政”，孔宋此时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黄埔的“军”。但对最根本、最关键的军权，他能让蓝衣社一家垄断吗？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蓝家军”。失去军权，何来天下？
他近乎本能的权力意识又抬头了。一生不能出走的“分而治之”的权术手腕，不知不觉又应用出来了。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的时候，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官，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对象，受训人员将达 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各个权力组织的空隙间，顺当地操纵权力的平衡木。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秋天，凡是贺衷寒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明瓦廊，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场合，他拐弯抹角地说贺衷寒有“野心”，“脑后有反骨”。这些批评给肖赞育、邓文仪等造成很大的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帐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湖南小团体”被他的权威削弱了。到这一年9月，贺衷寒《一得集》第二册出版了。这本被认为是蓝衣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小册子，不仅流露着贺衷寒业已成熟的法西斯思想，也充满了他对蒋介石的崇仰情绪。“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心，……就是他（蒋介石）”等语句，是贺衷寒水到渠成的人生观的反映，绝不简单地是谄媚讨好。但对于这本书，蒋介石却潦草地批注了“不晓大道”、“狂妄”、“可见幼稚”等话语。
这个黄埔建校9年以来一直的“政治领袖”，这个连政敌都不敢就他的个人忠诚加以攻击的“忠臣”，此时开始成为蒋介石的“逆子”。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贺衷寒的失宠。甚至，连康泽都隐约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然不解、失意、愤懑，却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种“饮冰怀霜”的情结，继续在庐山上奔忙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贺衷寒前半生的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从此时开始。这一落似乎声色不动，但却巨大无比，一个“蓝衣社帝国”的主宰者，一个黄埔系的政治代表，一个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蒋介石谙熟民国政局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现了出来。他先给了蓝衣社“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给了蓝衣社“真正的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手笔，铺垫的都是“军人会”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由于军人会早已停止活动，于是，解散工作相当迅速。9月底，革青会接收了几千名军官后，易名为“中国革命同志会”。它的会章明确规定，“以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为本会发展对象”，不再接受军官的入会申请。
监督这个规定的，一个是周复任书记的蓝衣社“监察委员会”，另一个，则是正密切关注19路军“闽变”异动的戴笠特务处。各地分会违纪者，主要当事人处死，书记将被追究责任，直至处死。
森严的律令使成千上万的军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被隔绝在蓝衣社阴森的入口处。直到1935年以后，随着内部纪律的慢慢松弛，这条规定才开始形同虚设。大约5万名军官、士兵又先后涌入“革命同志会”、复兴社。但此时，早期一泻千里、组织严密的蓝衣社早已完结了，对蒋介石再也构不成潜在威胁了。于是，蒋介石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还不仅如此。这一天，蒋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志会”的大约一千名失业军官并入别动队。在陈诚之外，他还要在蓝衣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想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到，“……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个月后就开始落幕了。
效仿“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蓝衣社唯一的军事组织，还使他通过任觉五、叶维，间接控制了蓝衣社唯一的二级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也是这一天，蒋介石亲自把几千名受训人员带到庐山海会寺，编为由陈诚任教育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四营。
编营当天，蒋介石亲到操场，对他们吆喝起了口令，并亲自点名报数。而后又开始训话。这同样是蒋介石一生中罕见的虽无文采、略显不伦不类、但激情澎湃的训话之一。
他努力地挥动右手：
“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责任，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冒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全负责！……”（《康泽自述》）
此后，陈诚公开评价：“……精神和纪律，均以四营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纪律？数以千计的前无产流氓者、在各个城市无事生非的前“失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康泽将给他们带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此后几年，别动队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党军”，也是康泽的雇佣军。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
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队部”。这个康泽的直属机关，下辖参谋组、指导组、交通组、总务组、秘书室，组以下设置了“股”级单位，由200余名精干的黄埔学生组成。原《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蓝衣社江西分社书记郭礼伯等康泽嫡系，更占据了要津。
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队成为康泽的私人卫队。此外，总队以下，以“三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每个分队17人，不足人员到任务执行地征召。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
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通队员。
大约1，200名便衣就地成为特务。最后，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
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年10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接管地方后，他们在祠堂或原来的苏维埃公所，设立了无数的“临时衙门”。大堆大堆陈旧的户籍资料被翻检出来，以方便清查户口、划分保甲。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方舟，这个一度负责瑞金编保组甲的康泽嫡系，后来曾谈到，连朱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乡井、田土，这是这些村民们在乱世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他毫不留情，而且安置工作非常草率。
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了。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方舟《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几乎没有人通敌，没有一粒米流进苏区”。
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
物质禁运圈沿闽西、赣东、赣北等临近苏区的地界为第一圈，后方各省依次铺开。各绥靖专署部队、民团，都在别动队的特权下被要求配合禁运。许多远离苏区的地方也设置关隘，进行由外到内的严密盘查。盘查的重点是食盐、药品、布匹、煤油等紧缺物质，但日用品、烟草等五花八门的物品，也都列入了禁运名单。
此外，为“釜底抽薪”、搞垮苏区经济，苏区较为富足的产品，如纸张、木材、钨砂、樟脑、山货等，更严禁流出，并严禁“奸商”购买。康泽谈到，过去“屡次禁运不力”，是由于对苏区的“走私暴利”。而稽查部队的腐败、受贿，更是禁稽无力的根本。因此首先要对“奸商”开刀。
对“奸商”的这一刀，惩治极其残酷。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
稽查部队无不战战兢兢，格外卖力。后来，蒋介石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这个工作。
物质极为匮乏的苏区，立即感觉到这个扼制的威胁。史料记载：在从境外流入物质变得非常困难以后，为反封锁，苏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亲自领导物质工作。 “……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工作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长李一氓两位部长的倡导下，成立了联合消费合作社，总社设在瑞金。中央苏区一些县的保卫局在总社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这些小型的“合作社”继续组织着越来越困难的私运，并集中食盐等物质限量供应。但当组织私运的人一个个被捕获、枪杀后，物质的匮乏乃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象魔鬼一样冷冰冰地使苏区一片绝望。当时身患“打摆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接到何长工送来的特效药奎宁后，据说“流下了眼泪”。因为仅仅为这一小批药品，就死了一个交通员。
傅连璋医生回忆：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10岁的“康泽”的名字。几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谈到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极端缺盐。……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有时是被强行大批迁徙，有时更干脆地被集体屠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0多年后，他进一步指出，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是蒋介石，再是康泽。
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
《剑桥中国史》记载了这次工作：
“……至少有2万人被征来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他们的推进路线排满了碉堡。……碉堡构成了支援网……这时民团被派驻守这些碉堡，而正规军则转入进攻状态。”
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
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开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刘操是原红四军交通科长、谍报科长，在一次执行外出任务时叛逃到南昌，后来到别动队驻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队部任职。他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事实上，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兵组织。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也达几万人。
这个举动和朱毛的“赤卫队”异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强硬。方舟回忆：许多民间的古老警报方式都被利用了起来，“……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都得援驰。”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年年底，正是朱毛部队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1933年年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人开到了这里。它不仅象宋美龄所希望的“采取相同的办法”；而且，在蒋伏生，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罩在这个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象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象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队及蒋伏生的83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到：“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蒋介石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虚应故事地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皖西革命史》简单地概括：“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这是一半的大别山苏区。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着。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的武功。
全家被杀了66口人的徐海东对此则说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60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但也因此，抵抗运动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开始了。徐海东和他的游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1963年，已满60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
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的最早提出者。
“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
歌声未绝，门被轻轻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他的副官。副官在他的耳边，极低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
“关东军，土肥原将军抵天津……”
初春的北平有一种特定的悠远和宁静。树芽儿已经在抽条，第一层浅淡的绿色，已经覆盖了这个故都。在中南海恢弘、大气的建筑群中，40岁的曾扩情，正凝神地看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华北地图。
这个昔日黄埔的“扩大哥”、蓝衣社年龄最长的魁首，有一种“入乡随俗”式的生活本能。早年四川乡下时髦“读书入仕”，他不顾自己贫寒的出身，跑到北平求学；不久全社会都流行“投笔从戎”，他也被这股风潮卷着，进入了黄埔。“为官作宰”没几天，他就效仿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开始娶姨太太、讲究享受。当他以 “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长期在四川活动时，他更接受军阀“赠送”的妓女、鸦片、礼品，几十年后还写到“作为一名四川军阀的客人，真是‘别有风味’……”。
但这种性格，在野心勃勃、风格激烈的蓝衣社，却是最不受待见的。4年前的励志社大会上，曾扩情就被认为“学问平常、微有经验，但……腐化不堪、毫无斗志”，从此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只听命行事而已”。
对此他“颇为失意”，但这失意很快又过去了，他依旧自得其乐地过日子。别人抵制他，他不恼怒；蒋介石训斥他，他顶多辩解几句；蓝衣社与CC团闹得不可开交，他却仍然是陈立夫的座上宾……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给过他笑脸的人。
“一个佃农之子，都当上将军了，该知足了”，这是曾扩情的口头禅。或者，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本能，使他虽然一生多历患难，却活到了90岁的高龄？
如果不是“湖南小团体”的没落，不是在朝天宫同样形影孤单的刘健群的推荐，他是不可能成为蓝衣社的“一方诸侯”的。但对此，他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职务时，他也只平淡地说了一句，“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而且住在中南海，很想长此安居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是那些有才华、有“斗志”、不“腐化”的人，把明瓦廊和朝天宫折腾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负责的华北分社却依旧团结、有力，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一套机器的发动机”。
1935年春，华北分社，是蓝衣社的重镇。
许多年后，CC团大将、当时华北党部的负责人张厉生，还不无感慨地说道，蒋介石任用曾扩情，真是极有“知人之明”，深谙“用人之道”。
1934年4月，曾扩情接手华北工作时，朝天宫正处在瘫痪、小团体林立的局面中，而上海、河南等地的“火并”闹剧正愈演愈烈。此时，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3万人马，即刘健群嫡系的几百宣传、政训人员，郑介民、蒋孝先的几千特务与宪兵，以及关麟征、黄杰的2万余人正规军。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协调的人群。刘健群自负、孤立；郑介民虽善合作，但戴笠的身影和风格，却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华北特务；蒋孝先作为皇亲国戚，极为嚣张狂妄、目中无人；最后，关麟征和黄杰身为单纯军人，对蓝衣社无休无止的口水仗、小报告、“小团体”已深感厌恶，正自觉脱离朝天宫的视线。
又何止是蓝衣社这“五魁首”？在广漠的华北，更有背景、关系错综复杂的“八匹马”。保定军校出身的何应钦，政学系的黄郛，CC团的张厉生，这三个大人物代表南京，分别执掌华北的军、政、党。此外，是张学良部、宋哲元部、庞炳勋部，以及步步进逼的日本人和蓝衣社自己。
华北人事纷纷，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图景几乎就是中华民国的权力微缩版本。对曾扩情的任命下达之时，朝天宫的那些“才子”、活动家无不窃窃发笑，认为蒋介石无谋，刘健群无眼，曾扩情必将使华北工作崩溃。
但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腐朽不堪”的人物，就因为把朝天宫所不屑的人情世故、温厚谦卑发挥到了尽头，短短一年时间，蓝衣社的根系扎进了华北的沃土。
在中南海，对黄郛，曾扩情以学生之礼对待。他常“请教”黄郛，“他（黄郛）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时常以长辈口吻指点几句。
对北平市市长袁良，他“表示特别好感……认为不愧为正人君子”，这一举击中了以道德家自居的袁良，两人往来极密。对张学良，他“不仅表面尊重”，还以 “第二个领袖来看待”，此外和张学良的幕僚黎天才发展了很深的交谊，黎的幼女曾认曾扩情为义父。至于对宋哲元这个“抗战英雄”，他更时常盛赞为“国家干城”，使西北军出身、在奉系里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宋，常有知音之感。
这种辛苦营造的私人交谊，贯穿了华北的权力场。此外，曾扩情极善于协调矛盾。蒋孝先乖张、骄横，他与挂名的宪兵司令余晋和经常当面争执。对这个蒋氏亲族，余晋和不敢招惹，但人前人后都愤懑地说，“这个司令让他当算了”。此时，曾扩情一面劝告蒋孝先“要分工合作”，另一面请余“有事可以同我们商量”，从此相安无事。
郑介民因庞炳勋屡屡私贩鸦片，几次意欲逮捕，他告诫郑介民“小不忍则乱大谋”，随后又口口声声以“老前辈”的态度暗示庞炳勋，劝庞自律，冲突最终消弭。
四两拨千斤。在他的笑语和坦诚中，华北权力实现了圆满的平衡。最后，是与“党部”的关系。如同曾扩情在《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一文中意味深长地写到的：“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利益冲突，从来处于敌对的状态。……（但）在我继任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没有什么冲突”。
合纵连横、谦卑厚实，华北蓝衣社迅速膨胀。各军阀都慷慨地让蓝衣社组织涌入各自辖区。以河北为例，拥有数万“民军”的豪强张荫梧，不久加入蓝衣社，使关麟征的学生军训得以大手笔进行；以山西为例，数以百计的联庄“红枪会”组织，都被控制在华北“忠义救国会”之下。
是这个遍布集镇和村庄的耳目网、民间警探网，使日本在华北的谍报网荡然一空。1935年年初，《纽约时报》继评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能坚定地建立起来了”之后，又简洁评价，“蓝衣社（已）成为南京在华北的权力基础”。
两个大法西斯理论家，在整个20年代发展了相当动人的友谊。这源于他们个性里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以及一些奇妙的互补。东京大审判期间，一个美国记者描述到：“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把这些描述放在北一辉的身上，也基本合适。而北一辉更认为，他有一个天然的使命或者说是宿命，那就是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唤醒日本人民”。
他们齐心协力，打算把日本带上战争、“拓荒八极”的道路。他们首先要赢得的，就是陆军。
由于大川的学术界大人物身份，他早早就在陆军高层拥有了巨大影响。在30年代数以百计的密谋团体的基础上，一个被称为“统制派”的高级军官群体，开始奉大川为教父。但是，狂热得近乎荒诞的北一辉，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些将官已经沾染了腐朽的官僚气息，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反对根本改造日本，也不会真心实意支持一个持续扩大战争、最终成为太平洋霸主的日本。
这样，他把目光转向了土地、破产农民、流民和低级陆军军官。最让人啼笑皆非、并充分暴露日本民族这个思想侏儒全部特征的，是北一辉用以获得广泛支持、并给狂热军人以理论支持的方式。这是一种近乎邪教教主、至少也是巫师的伎俩。
他对普通的日本人说，在樱花转眼陨落的感受里，你们应该拥有舒缓、凄美、迅速死灭的人生观点。死亡、毁灭是一种美；
他对自己的追随者则说：在他诞生以前，日本有一个神，神就是天皇；在他诞生以后，日本还有一个先知，先知就是他；
他说，战争是“皇道”的手段，而太阳旗、太阳神的后裔天皇，是“皇道”的核心。日本偏安一域的3,000年，是人类的“史前”时期，要到太阳旗通由战争方式、征服世界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史才开始。
不仅如此。拥有第一批信徒后，北一辉经常口吐白沫、发作癫痫。他把这说成是“神灵附体”，而“神灵附体”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灵的谕旨。
用这样的话语、伎俩，30年代，北一辉也形成了陆军的“皇道派”。
酒井正是“皇道派”成员之一。1933年，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小小的“皇道派”密谋团体在天津出现了。这群视荣誉为生命的校尉，忍受着整个日本对华北军的轻贱，他们开始推进华北密谋。
在他们看来，占领华北几省，不过是几个中队就能完成的工作。满洲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先例。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满洲的成功，固然“根源在于支那人的怯弱”，却也和关东军的几个特定优势有关。
第一个优势，是关东军长期控制着南满唯一的铁路。是这条铁路，使兵员得以迅速调集、占领迅速完成。
擅自动武，要决就在“快”字，使占领变为既成事实。否则，战事一旦陷入对峙、僵持，东京很可能就陷入那种“支那式”的懦弱、文牍、息事宁人、卖好市惠。军人将成为外交需要的牺牲品。
但华北不仅没有日本控制下的铁路，反过来，有的是敌人控制下的铁路。
第二个优势是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在满洲的巨大投资，以此为前提，“万宝山事件”才引发了国内汹涌的反华浪潮。这种浪潮曾经给内阁以巨大压力，导致了内阁的垮台。但此时大萧条的威胁已经消减，日本对华北也谈不上有多少投资。
接着的一个优势是“时机”。当时“支那”政局分崩离析、极度虚弱。但现在蒋介石已经以强人的形象，控制了南京的根本事务了。
地利、天时、人和，满洲事变的三个基础，他们都不具备。这注定了所谓的“华北事变”，只能是“等待时机”的，也只能是纯粹地人为制造的。……
他们也注意到满洲事变的第四个优势：它的成功，和“满洲青年联盟”对当地社会、资源军备的深刻了解有关，和一份标题是《虎卷》的计划有关。
按照陆军惯例，参谋长负责军情特工。华北几省的情报网，隶属于“酒井机关”。这样的酒井机关还压根不存在，但他们将从组织酒井机关开始，制造一个新的、关于华北的《虎卷》。
1933年春天的酒井断定不能想到，等待这个小小的“皇道派”团体的，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堪回首的两年。
他吞并华北的工作，以“酒井机关”的组建为前提。但这个冠以自己名字的机关，是怎样地命运多桀！几乎是他刚刚接手工作的时候，支那方面的“蓝衣社”、“复兴社”组织就遍布了华北。此后近两年时间，如同鬼魂附体一般，这个秘密组织一个个地、如影随形地破坏着他的机关。
与满洲不同，要制定新的《虎卷》，通过汉奸获得华北情报是最实惠的办法。因为任凭怎样的“中国通”，只要是日本人，暴露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上任伊始，他买通了前北洋政府官员冯钦三。利用冯钦三，他在北平形成了一个20多人的小组。但1933年4月28日，小组刚刚在北新桥的一个胡同开始活动，它就被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网打尽，20多人或被公开枪决，或永久“失踪”。
经受这个打击，他毫不气馁，立即又在江擦胡同布置了一个较小的机关，但没几天，全部的11个人又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在北平设一个点，被破获一个点，直到此时，在他的地图上，北平还是一片空白。
他虽然有些沮丧，但仍以帝国军人的勤奋、坚忍继续工作。他开始认识到，北平是蓝衣社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酒井机关很难生存。于是他的目光就转向了正太和平汉两铁路交汇的一个城市——石家庄。
他频繁往来于天津、石家庄之间，日夜辛劳，以北平十倍的细致、缜密，苦心经营着这个机关。象独轮车那样，石家庄的组织，终于吱呀吱呀地壮大起来了。他拥有了几十名极为精干的支那特工。并沿两条铁路，渐渐把躯体伸延进两侧的县城、集镇。
依靠这个组织，“华北调查”的工作终于开始了。军备、矿产、市场、社会，都是调查的范围。这个任务是如此的繁重、艰难，他却没日没夜地工作。
调查却再次夭折。不久，石家庄组织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发展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北平人在考察期内即被怀疑为蓝衣社人物，经监视、刑讯证实了这一点后，他下令秘密处死。
另一个人是石家庄当地人，极能干，于是两三个月后，他成为领取帝国经费、津贴的职业特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也是蓝衣社埋伏在他身边的一颗地雷。
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惨淡经营起来的机关，又在一夜之间覆灭了。只有三两个人逃了出来，象兔子一样躲进他治下的天津租界。
到“胡、白刺杀案”发生这一天，他已经在天津度过两个冬天了。但不必说“华北虎卷”的完成，就连他的“酒井机关”也仅仅下属两个小组。让他自己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小组的大多数人员，都活动在租界区内，都在帝国宪兵的保护下。
华北事变似乎变得遥遥无期了。……而随着这两个文人的被刺杀，酒井机关更几乎灰飞湮灭了。
胡、白二人，公开的身份是报人，其潜在身份，却是酒井机关在天津的组长。
雪花不断地飘洒着，酒井的屋里生着炉火，整个房间煦暖如春。他的手边有一杯温热的清酒。
在炉火、温酒的围绕下，他感到的却是一阵一阵的寒意。快两年了，一方面是自己的毫无斩获，另一方面，他一向蔑视的那些支那人，却布置了一个森严诡异的大网。这大网底下，有着无数看不见的面貌和身影。
这张网无声地遏制了他和他的团体，遏制了帝国拓荒八极的事业。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2,000名蓝衣社军官，都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与出席大多数正规场合一样，他们都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黄埔建军以来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那样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蒋介石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了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两颗金星、一条四等云麾勋章，对应着他满脸的疲惫、眼中的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这个动员，在数以百计的回忆资料里都没有详细记录。一些与会者都只简单地记载，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就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接着是第二个安排。这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将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其中的数十名军官为指挥，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他显得既悲痛沉重、又踌躇满志。
所谓“白衣誓师”，是早已腐败不堪、异常涣散的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说不清是正剧、悲剧还是闹剧的一场大戏。这的确只是一出戏，与其说这出戏是给西安看的，不如说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或“不战屈人之兵”、或火中取栗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在丁家桥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要“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举动的明目张胆，大大超出了南京的意料。当夜，南京官场就开始窃窃私议，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不仅是这些冷眼旁观者。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此时南京最显赫的人物——何应钦——的头上。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他能妄想依靠这些人，来取代蒋介石吗？
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事实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而认识到蓝衣社是一群“野狼崽子”的，又何止是何应钦、南京官场？它也进入了外国人的视野。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籍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这位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邓将军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贺衷寒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制造的咄咄声势，却适得其反。“白衣誓师”不仅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虽然在对CC、何应钦两度无功后，他已孤注一掷，严令洛阳空军、教导总队立即进军西安，以制造人力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天违人意，紧接着浸濡它的，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在当天曾给西安带来巨大恐慌。史沫特莱通过“红军朋友”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更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的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象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即使张学良在城内的区区400人的卫队，也相信大战立即就要爆发，南京的飞机、重炮、装甲车，将把西安化为齑粉。一些人已悄悄准备便装，打算溜之大吉。……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镑重的炸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特别是那些高大的建筑。刚满50岁的蒋介石，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终于阻止住了战争。17日清晨，当一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日依然大雪。大雪也阻止了桂永清部队的步伐。他们炮衣已卸、子弹上膛，但却被大雪强留在了渭河南岸。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极端隐秘的“患得患失”心态，终于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个当然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丁家桥的会议里，已经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再非议蒋介石了。事变已经一周，那些善于象老鼠一般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已经都在嘀咕了：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宋美龄由此把握住了蒋介石的性命。同时，“患得患失”的神经，何止贯穿于南京？它更贯穿着无比沉闷、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贯穿着担心“死无葬身之地”、几近歇斯底里的西安数万军人。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日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利用自己举世无双的对权力平衡、人物心态的把握，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机场。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是张学良，以及宋美龄先后派遣往西安的两个私人特使，宋子文和端纳，对蒋介石艰难游说的结果。它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一改沉默、观望的姿态，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南京的主战力量，只剩下了孤单、且已心生悔意的何应钦，与更孤零零的蓝衣社。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1972年7月19日）。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其事地用来四处动员，乃至几十年后，还被用作他们无数居心叵测的举动的辩解。20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歼敌数百、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洛阳空军对蒋介石、贺衷寒截然相反的命令，做了投机处理。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是役，奉军刘多荃、缪徵流两师据险列阵，并以七寸五口径重炮轰击教导总队。但教导总队以18辆轻装甲车为先锋，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作一团。
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大批三寸榴弹炮、迫击炮、平射炮的掩护下，猛烈进攻。一万余人在东西赤水之间，往来冲突，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
至下午四时，10小时的激战后，奉军终于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当日，教导总队占领东西赤水，并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猛扑渭南。坐在一部道奇吉普里的桂永清，口气铿锵地下令：21日驻扎渭南县城，23日之内，攻陷西安！
渭南果然在21日被一举占领。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种感觉可能是来自混乱一团的西安，其脉搏、心灵，在短短四天内就被那个身影不时出没、语言爽朗、态度灵活的“红色黄埔”领袖，周恩来，给把握住了。也可能是因为即将抵达西安的另一架飞机。
这一天，宋子文、端纳飞回南京，接宋美龄同往西安。后来宋美龄说，“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于是，她不顾劝阻，在第二天，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
和她一样满是信心的女性，还有一个。那就是蒋鼎文夫人。宋美龄后来说她“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
在宋美龄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那就是戴笠。一直到登机以前，宋美龄还不愿让戴笠同行，但此时他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短信是张学良委托宋子文转交的，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此时，教导总队还在陕南的沃野上，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一本英文的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这些进攻的军人：“……不过，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炸弹炸坏了的铁轨和山上滚下来的雪堆的阻碍。”
飞机经过洛阳。宋美龄在上空俯视洛阳机场，看到轰炸机罗列待发，她“心坎突增阴影，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在洛阳，宋美龄温和里带着不容违抗的强硬：不得委员长命令，不得有任何飞机逼近西安。
再后，飞机飞过华山，飞到一个平原的上空。宋美龄说，离开洛阳后，她就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悬悬”感。而在临近西安的此时，那本关于端纳的传记写到：
“……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
“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
“请答应我吧。她说道。……”
最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夫蒋介石。在见到蒋介石后，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在被俘的10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50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直面着伦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又何况，他有那么良好的军事背景，他的导师是孙中山。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还继承了一个最涣散的、“大染缸”一般的党，一种让他回天乏力的时局。是这些，使他在短短四年内，两次下野。也最终迫使他，下定了赞助蓝衣社的决心。1932年到1933年，是他一生最富有意味的时期。这短暂而纷繁的两年，他渐渐地眼热起军国的日本，并关注着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的德国。在这里，他开始了从一个军阀向一个独夫的过渡阶段。
从军阀到“独夫”的道路开始了。他以“第二期革命”为名义，追逐着“三大成就”，版图的统一，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及作为未来社会雏形的“新江西模式”。他要缔造的，事实上是一个“新中国”。但到1936年，统一的车轮，在西安嘎然而止；新生活运动和“新江西模式”，也随着以“火并”为象征的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几乎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虎头蛇尾的命运。貌似波澜壮阔的“第二期革命”，成就的仅仅是他，这个刚满50岁的人，在1936年10月的寿辰上，以“献机祝寿”仪式为高潮的所谓“威望”。
威望也如此脆弱。被俘的10天里，经由端纳、宋子文等人的嘴，他已经知道了这“威望”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使他进入了震惊、惶恐、寂寞、难以置信的复杂心态。对自己一生最重大的反思于是开始了，而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也在这短短几天内，醍醐灌顶般地完成。
如果说，蒋介石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早年的儒教徒和流民时期，青年的军人时期，壮年的“独夫”时期，与晚年的腐朽“族长”时期的话，那么，西安事变那惊涛骇浪般的14天，正是他从独夫到族长的过渡日子。这个过渡是如此重大，又如此不易为人察觉。
蒋介石的妻侄毛庆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多次谈到，“（西安）事变后，蒋氏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不再苛求于人事，……以长者自命”。
这个未来的“族长”，惊喜地用《圣经》话语来迎接他的妻子。此时，仅仅一步之遥，在张学良官邸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地下室里，戴笠正艰难地捱着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
22日午后，飞机刚刚在西安降落，杨虎城部的一队乱兵，就举枪对准了戴笠的脑袋。与他私交不错的张学良见状，忙使个眼色，让自己的卫兵“抢先逮捕”了戴笠。
接下去的一天多，这个人似乎被遗忘了。既没有人传讯，也没有人探望、送饭。在黑暗里，比黑暗更阴森的、无边无际的死亡恐惧，一阵一阵地向这个用短短四年时间、就取得惊人成就的特务头子挤压而来。此时，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他放荡、凄苦的少年吗？那整整十年，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仍然懵懂于人心险恶、市井势利。他是一个顽童，既天真又恶劣，犹如怀揣亿万赌本的赌徒，他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一切际遇、挥霍母亲在乡间用一生积累的好声名。流窜、诈骗、斗殴、大言不惭，几乎所有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前途的“破落户”、小瘪三。
这个“破落户”的隐蔽的心底，却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潜伏的大人物。他对人吹嘘过、自诩过，也曾以一种不屑的口气，对待那些发了一笔小财、谋求得一份乱世小功名的同乡士绅。这吹嘘、自诩、乃至不屑，得到的自然都是不留情面的讥讽。
这个险恶的时世，没有人肯略略容忍、谅解他的挥霍。但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不管怎样的讥讽，他怎样走投无路，当韩信、刘伯温的“志向”，从来没有被磨蚀过半点。流民的惯性，虽然一路贯延进黄埔，——他在当黄埔学兵连的司务期间，还曾赌博输掉全连的菜金，随后潜逃——但他终于有了醍醐灌顶、 “大彻大悟”的一天。
这一天来得是这样的晚。他已经30岁出头了，他儿子的身高已经到他的胸口了。许多年龄比他小几岁的人，都已经是将军了，他却还是一个草芥一般的中尉。浙江籍贯，纯粹自学的特务技巧，以及不怕劳累的一个身体，就是他全部的、可怜的资本。他是多么惨淡、多么艰难地经营这些资本啊！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蓝衣社就是他的“好风”，湖南籍首脑的一面是大积累、大手笔，另一面则是不谙官场深浅、张狂幼稚得近乎“五谷不分”的纨绔表现，更是他的“好风”。搭乘着蓝衣社的大船，以同样可怜的区区145人，他刺杀杨铨、使自由主义思潮偃旗息鼓；他瓦解 “闽变”、使南京首次兵不血刃地度过危机；他上下其手，使“机场大火案”一举平息……坚忍、不事张扬，然而果敢、招招致命，这就是彻悟后的戴笠。
他终于兼并了调查课，终于有了使人闻风丧胆的“戴笠组织”。但事变却迫使他不得不把生死置之度外，跟随宋美龄来到西安。
“事变发生后，力行社干事每晚都在开会，间有批评特务处在东北军中未尽职者”（邓元忠，《白瑜访问》）。如果说，他不重视来自朝天宫的这种批评的话，那么，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官场“舆论”。不管以后是是谁的天下，这样的失职都是要追究的。剽窃天下者只会以更理直气壮、更理所当然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
他只能追随蒋介石。如果说蓝衣社曾经是他权力的基石的话，那么，蒋介石是他更根本、更要命的背景……
23日下午，饥肠辘辘、且心如死灰的戴笠，终于在勉强透进房间的一丝光线下，用拙劣字迹，留下自己的一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吾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戴笠绝笔。”
23日这一天，与戴笠一样，产生了近乎绝望感的，还有胡宗南。
当南京混乱一片时，三千里外的胡宗南，一面命令数万部队逼近西安，另一面，则悄悄召集了河南书记萧洒。在密室里，他“一笔不着、尽得风流”地在硕大地图上，用蓝铅笔为萧洒圈描出一个十字形地域。
这个地域，东至淮泗，西抵陇东，南至大别山，而北向西安，进可攻、退可守、“尽得天子之气”。如果“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那么，这个“铁十字架”可以轻易地问鼎中原、直逼南京。10年后朱毛的纵横万里，也正是从经略该地开始。
这一天，胡宗南言语含蓄地命令萧洒：三月之内，利用河南蓝衣社的惊人势力，把“十万民军”扩充为“百万民军”。他神色淡然地说，这是“张子房、刘伯温之功”。
萧洒心领神会。他旋即回到开封，甚至不和河南主席刘恃商量，就大量征集遗失在民间的枪支、招兵买马。他要求每一个乡镇，都组织一个民团，一时之间，河南“团长”、“司令”满天飞。到23日，河南民军已扩张至三、四十万人。
但“旁观者清”，与戴笠不同，几乎是宋美龄一抵达西安，胡宗南就意识到“释蒋在即”。对河南的如此“异动”，难道蒋介石不会有任何疑心吗？调查萧洒的话，谁又能保证萧洒不会招供出他呢？
他只能祈盼戴笠能活着回来。祈盼释蒋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清洗，会是由戴笠来进行。同党本是同林鸟，但大难来时各自飞，或者，他是第一次意识到，戴笠已不再是那个仰仗着他、需要他来庇护和照拂的“小老弟”了。
这一天，一个阴毒的设想，掠过胡宗南的头脑。他打算着，一旦戴笠与蒋介石一同活着回来，他就先下手为强，丢掉萧洒这个“卒”，以保住自己这个“车”。
与蒋介石、戴笠乃至胡宗南相比，这一天乃至接下去依然风雷激荡的一两天，最闲适的莫过于康泽。
事变期间的康泽行踪，一直是一个历史之谜，各种说法相互矛盾。《康泽自述》谈到，在接到逃出西安的别动队唐汝昌电话后，他立即赶赴南京，先造访戴季陶、顾祝同，对戴季陶的主战“深以为然”。随后，是14日午后宋美龄的讲话，以及《敬告民众书》的火药味，才唤醒他近乎本能的一丝不安，一种警觉。
他由此远离着朝天宫危机四伏的风头浪尖，到武汉开始“静默观察时局”。但当时在武汉的邱开基、干国勋，都说“他不曾赴南京”，干国勋更言语确凿地声称，13日他“在九江水上机场”换乘飞机时，“康泽登机，同往汉口”。
不管康泽是不是曾到南京，他对蒋介石生死的漠然，却痕迹处处。这个33岁的务实而自负的青年，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已毫不掩饰自己对蒋介石的疏远。如果说，这个被认为“做事负责、从不苟且、亦无嗜好”的人，这个“生活严肃、并重然诺”的人，在两三年前，曾经头脑发热地以为自己有望成为“蒋氏接班人”、而显得极其热衷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只是以一种“当差”的市井态度，来“以不变应万变”地眺望西安。
这种极其复杂的心路，转折点是一张窄窄的、只有两指宽的电报纸。他对别动队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因此，这一年春天，当戴笠和邱开基为缉私处这个肥缺争夺得不可开交时，蒋介石让他接替邱开基，以平衡人事。他先是婉言拒绝，说“缉私处是和烟贩、流氓打交道，与我本性不符”，后来又以“功臣”、门生的私人姿态，几次抗拒到任。蒋介石一怒之下，要他三日到武汉，“违则军法处置”。
这纸电文犹如一瓢凉水，激醒了康泽。伴君如伴虎，千古不易。他有才干，他自负，然而在蒋介石的心中，一个小小的康泽又算得了什么？“接班人”，看似和他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哪里是他这个既非浙江出身、又无兵权的人所能迈过去的？
他是朝天宫的“实力派”，但他却不是民国的实力派。他只有别动队，就连别动队大权的予夺，还不就是蒋介石的一句话？
蒋介石是生是死，乃至“蒋后”是何应钦、贺衷寒还是陈立夫？都和他没有干系。他不会再有朝天宫、“湖南派”那书生气十足的张扬和野心了，更不会象戴笠这个政治赌徒那样，以自己的肉体、身躯，去做孤注一掷的赌注。
于是，他拒绝在《敬告民众书》上签名，更没有参加“白衣誓师”。炮标礼堂喧哗一片时，邓文仪曾措辞客气地在电话里，要求他“派遣别动队一部，到南京警卫”，他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
康泽，是这个巨变时刻一个罕见的“独行侠”。
各怀心思的23日，在西安无数活跃的身影中，两个都有着绝代风华的人，终于坐到一起了。男的，是“美髯公”周恩来；女的是宋美龄。对这次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宋美龄后来写到，她曾表示“……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
这个决定历史的口头协议，就这样达成了。这一天过去后，24日，宋美龄措辞强硬地对张学良表示，倘若25日他们不能回到南京的话，愿与西安“同归于尽”。
然后，在大风暴中的一朵浪漫小花，悄悄绽放了。对这个女人来说，这一天是西历的“平安夜”。当晚，四个人，包括冒牌的基督徒蒋介石，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在这一夜扮演圣诞老人的端纳，全然不顾大雪飘飞中的四伏杀机，一起度过了平静的一夜。
1937年7月7日，在午夜前不久的黑暗里，一队日本士兵，人数是区区的135人，在宛平县城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开枪射击。此后三周，夹杂在谈判、妥协里的，是零零星星的枪声。这枪声到7月28日，随着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亲王在东京发出“根本解决中日关系”的叫嚣，迅速扩大。四天之内，几千名中国军人战死。
7月30日，在庐山，蒋介石发表“和平业已绝望”的著名演讲。8天后，这个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规模巨大的军事会议，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决议。
随后，蒋介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把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8月11日，在上海，一面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等3个最精锐的师，进入了阵地，战争一触即发；另一面，史诗般的大迁移开始了。
8月13日，8万名中国士兵，向1万2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次日，空战开始，高志航等人一举击落6架日机。
“淞沪会战”爆发了。
向内地迁移的大潮，在淞沪的枪林弹雨中，艰难地、然而执拗地进行着。先是146家工厂的2,500名工人，他们负责把1万5千吨设备运送到武汉。然后，是639家私人企业，约4万名工人，总共12万吨的设备。
无数轮船、木船，停泊在下关码头，继而一船一船地消失在长江深处。装载、搬迁工作进行得如此混乱，乃至出现了工人与宪兵相互开枪射击的场面。而身后，机关枪、重炮的轰鸣声越来越郁闷，从日本本土用航空母舰运送来的援兵，渐渐逼近长江口了。
工业大迁移之后，是教育界大迁移。几乎是战争一开始，在华北的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复旦公学等，就遭受蜂群一样密集的日机的轰炸。南开大学变成了一片瓦砾，清华大学被洗劫一空，上海的几所大学，也天天都有人被炸弹炸成齑粉。就是在这样的浩劫中，迁校运动悲歌般地进行着。
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大学的数以千计的知识者，换上草鞋和粗布衣裳，他们或乘火车，或坐轮船，但是大多数人都仅凭一双脚，向湖南、湖北、云南，进行着几千里的长途转移。继而，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中央艺专……总共77所院校，数以万计的教师与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其中从北方一路步行而下的11名教授和257名学生，其路途的百折千回、困苦艰险，几乎可以和长征相提并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长沙，但此时，刚刚在长沙落脚的西南联大，已经迁移到昆明。于是，他们继续行进，在这个行进中无一人走散，无一人折回，一直到次年夏天才到昆明。
迁移、逃亡潮从工业界和教育界蔓延开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居民，也纷纷带着简单行李，加入了涌向西部的人流。此后几年，在武汉、在重庆，他们都被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由战争带来的语言、习俗、婚姻等东西部的大融合开始了。……而淞沪会战的形势，越来越悲观，越来越艰难。在这个处处都是硝烟的夏天，桂永清部、关麟征部、黄杰部，南京近40万人马，以及从广西开来的部队，从湖南、四川开出的部队，都伤亡惨重。
阵地从浦西的街巷，转移到浦东的滩头；从一片片石头建筑转移到河浜、港道。一个师一个师被打残了，两个师两个师地顶了上去。唯有的大约8万名德式装备的士兵打光了，手握汉阳造、老套筒的地方部队顶上去。惨淡经营而来的300架飞机打光了，用机枪组成的防空交叉火力形成了……
就是在这样的用筷子挑翻战车、以躯体挑战钢铁的搏击中，1937年11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山陵脚下的那片官邸，蒋介石召见了康泽。此时，蓝衣社已大约半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了，但这一天，蒋介石却任命康泽为蓝衣社的第七任书记长。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此前就向康泽透露过口风，打算把汪精卫的“改组派的同志”、陈立夫的“党部的年轻同志”，和“同学的力量”就是蓝衣社，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党团。这个党团，将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以服务抗战。而如果“毛泽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
解散蓝衣社、转入新党团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康泽的肩上。这一天，按照康泽的提议，新的党团，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