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存在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作为地方武装的山东纵队两支武装，实行统一领导势在必行。但是这个统一过程却几经波折，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领导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团结问题让中央忧心忡忡。从1939年4月一一五师东进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就山东统一领导问题进行过多次尝试和努力。徐向前、郭洪涛、陈光、朱瑞、黎玉、罗荣桓等人，究竟以谁为“帅”，颇费周折。直到1943年9月，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委以罗荣桓为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的重任，最终解决了山东根据地的领导权问题，山东的“棋”最终走活了。
一、抗战初期，在山东存在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地方武装山东纵队两支部队
在中共中央的战略设想中，山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山东抗日根据地地处南北要冲，是联结华北、华中的枢纽地带。它西临晋冀鲁豫边区，西北接晋察冀边区，三大战略区互为依托，成鼎足之势；南隔陇海路与华中区相连，是华中通向华北进而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的重要通道。从战略角度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存在从侧面牵制着敌人，对敌人南进构成威胁。
抗战初期，在国民党正规军撤离后，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不盼望八路军入鲁。早在1938年初，毛泽东开始考虑派部队去山东。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出派干部和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同意了黎玉的请求，还认为一个团是不够的，说还要多派去一些。他幽默地对黎玉说：“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再派一支主力部队去，他们就不敢再叫你'土八路'了。”毛泽东要求山东省委立刻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山东负军事总责。但是由于罗炳辉在新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派他去山东负责军事工作的计划才作罢。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由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去山东。陈光曾任红军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1938年3月任第一一五师代理师长，曾参与指挥平型关和晋西午城井沟等战斗。1938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式决定由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陈旅主力（主力团六八五、六八六团）去山东。12月下旬，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六八五团已先行出发）从晋西灵石向山东进军，于翌年3月6日渡过运河，进入山东。
在山东，还存在着八路军山东纵队这样一支地方武装。日军侵入山东后，1937年10月，以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领导了徂徕山和山东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6月，山东省委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山东的基本武装应组建成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番号的指示，陆续将各地起义武装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12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沂水县王庄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刚从延安被党中央派来的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总指挥，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4万人。
二、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到底以谁为首？
自一一五师入鲁后，在山东就存在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这两支平行的党的武装，都受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指挥问题，中共中央最初决定由徐向前、朱瑞统一领导。1939年4月13日，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的部队。6月下旬，徐向前、朱瑞奉中央命令率一部分干部由冀南抵鲁南沂水县王庄，与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统一指挥山东、苏北的抗日武装力量。8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徐向前、郭洪涛、陈光、罗荣桓、黎玉为委员，以朱瑞为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工作，第一纵队归山东军政委员会直接指挥。1939年10月，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合并（山东纵队番号仍保留），统一指挥山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早在1938年5月，中央派郭洪涛率一部分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并由郭洪涛任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2月，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为委员，郭洪涛任书记。以朱瑞为首的山东军政委员会，也是山东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者。到底是以郭洪涛为首，还是以朱瑞为首，在实际中不好把握。实际上，在山东，由于徐向前的资历、威望和工作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还是以徐向前为核心，国民党也把山东八路军部队称为“徐向前部”。
由于资历尚浅，黎玉不是山东领导核心的人选。1936年4月，黎玉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东。5月1日，黎玉恢复和重建了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1940年7月26日，在临沂青驼寺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并产生了全省统一的半公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由黎玉任主任委员，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1945年8月，正式成立了以黎玉为主席的山东省政府。
1939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山东分局兼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郭洪涛回延安，朱瑞接任书记。为了统一八路军第一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建制和实施统一领导，1940年6月1日，徐向前、朱瑞、黎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一一五师归八路军第一纵队建制，以徐向前为一一五师师长，陈光为副师长，罗荣桓为政委。但6天后，徐向前即离开山东返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之前，张经武也离开山东返回延安。徐向前的离去，对八路军第一纵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徐向前的崇高威望，第一纵队实际上是以徐向前为核心才存在的。在徐向前离去后，无人能取代他来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此后，八路军第一纵队的番号实际上不存在，由山东纵队指挥所属部队。而徐向前、朱瑞、黎玉所提的将一一五师划归八路军第一纵队建制的建议，自然也无法实施，由第一纵队统一领导山东武装的计划随之不复存在。
三、朱瑞和陈、罗的分歧愈加严重，朱瑞建议“陈、罗最好给予休养”
在徐向前离开山东后，身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和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瑞，在组织上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班子的核心。
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1928年在苏联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期间入党，1930年回国。历任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委等职务。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瑞奉中央之命，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由于历史和能力的原因，朱瑞要领导一一五师确实有困难。在实际工作中，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之间，并未做到集中统一领导。而且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之间，在力量对比、根据地是否占优势、一一五师功过等问题上也有分歧。1940年7月27日，朱瑞、黎玉在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文中称：“当前形势要求领导上更加集中、统一与提高。”
为了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不得不就此问题与党中央和毛泽东协商。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山东暂由陈、罗统一指挥，将来林彪去山东”。8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集总表示同意：“分局、山纵、一一五师师部都应当靠拢，统一领导，一一五师有帮助山纵正规化之责任，陈、罗参加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的领导。”陈、罗负责军事和朱瑞负责山东分局，的确是无奈之举。山东党的主要领导人无法负军事责任，而一一五师首长由于不是山东党的主要领导而在指挥整个山东八路军部队方面也有困难。
1940年九十月间，一一五师在桃峪举行了为期三周的一一五师高干会议，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会议。山东分局领导同志也出席。在会议上，罗荣桓对一一五师工作存在的缺点做了检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以一一五师部分干部枪杀俘虏的南大顶事件为例，对一一五师作出严厉的指责，批评一一五师工作除卫生外无甚进步，如要进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云云。会议上一时形成倒罗的气氛。10月13日，集总也致电一一五师，对师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一时间，陈、罗尤其是罗荣桓的处境非常困难。
面对批评，罗荣桓决心自己承担责任。10月14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承认一一五师领导“无能已极为严重”，建议徐向前和朱瑞兼任一一五师的师长和政委，陈光任副师长，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则去学习或者到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以严谨谨慎著称的罗荣桓如此请求，说明此时工作确实遇到了严重困难。
同日，朱瑞在致中共中央和集总的电报中严厉批评了一一五师，认为一一五师在整军、建设根据地工作上处处落后松懈，表达了对一一五师领导的失望之情，甚至要求“陈、罗最好给予休养”。在11月致中央军委、北方局和集总的电报中，朱瑞再次指出了一一五师的缺点：“分局本身集体领导极少”，“党与军事工作的配合仍差，尤其对于整军、根据地及财经工作注意不够，缺乏长期打算。”
党中央面对山东领导班子的矛盾，及时地鼓励了罗荣桓和陈光。10月18日，毛、朱、王复电陈、罗、萧，称一一五师的总路线是正确的，鼓励他们安心工作，目前（罗荣桓）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同日，集总来电，声明以前批评一一五师的电报作废。
虽然有党中央和集总的耐心调解，但是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起来还是难度很大，几经波折。1941年3月1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陈光为首的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但是看来八路军总部并不打算让陈光在一一五师负长久的军事责任。不久，集总考虑以滕代远来取代陈光，到一一五师来担任师长。7月5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建议由滕代远任一一五师师长或者代师长，陈光为副师长。7月27日，陈光、罗荣桓也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要求迅速统一山东军事领导与指挥。认为在山东我军部队已取得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没有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的。
四、1941年8月形成朱瑞、罗荣桓双领导体制，军事首长陈光威信急剧下降
为了解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问题，党中央再次做出了调整。在山东军民反“扫荡”的严酷斗争环境中，为统一解决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的问题，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这样的决定，等于再次明确了分局会议书记朱瑞是山东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在接到1941年8月19日中央来电的当天，山东分局就立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的决定。翌日，山东分局即回电中央，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同时报告了山东分局内部的分工。在山东分局委员的分工上，决定由分局书记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负责财委会工作。
让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负责财经工作，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调整。陈光指挥部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扩大与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失误。在陆房战斗中，虽取得了歼灭日军360多人的胜利，但却是一场极为被动的战斗。本来这一被动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由于陈光对敌情判断失误，造成一一五师师部被日军包围，部队处境一度十分危机。指战员们对现场指挥员陈光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指责陈光“指挥失误，受到些损失，不好向中央交待”。“要是罗政委在师部，就不会被敌人包围了。”突围成功后，大家却找不到陈光，以至于一一五师师部还要派人去找陈光。陈光是红军一位高级指挥员，骁勇善战，但在入鲁后面对日伪顽的复杂的形势却有些不太适应，跟不上新的形势，其急躁、固执的性格缺点日益暴露，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不少干部对陈光很有意见。陈光的威望日益下降，影响了他作为军事首长的权威。黎玉回忆说，罗荣桓纠正了陈光军事战术上的“硬拼主义”。“一位在军事上负领导与指挥之责的同志，战术上动不动就下死命令攻坚固碉堡，造成部队重大伤亡。罗荣桓对此种战术多次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可是这个同志听不进去。以后，罗荣桓又进行了多次耐心的说服工作。”黎玉这里不点名地指出了陈光在军事上的严重缺陷。
作为搭档的罗荣桓沉着冷静、处事谨慎、善于学习，以缜密的思考、冷静的判断和全面的分析来弥补陈光的不足，才使一一五师在山东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朱瑞也对陈、罗都给予了批评。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发了一封电报，转述了朱瑞的意见和看法。“朱瑞在1940年来电，批评一一五师缺点非常尖锐，说军政机关在组织与领导部队上信仰不高，不能掌握政策，部队纪律极坏，陈、罗之间不能团结，一一五师许多干部对陈不满。不久陈、罗均来电要求学习或调动工作。”
这封电报说明此时陈光在一一五师的处境非常艰难，威信明显下降。山东分局决定由罗荣桓负责军事工作而将陈光改为负责财经工作，也说明陈光继续负责军事工作存在困难，否则的话无法解释让一一五师代师长去搞财经工作这一明显不符合常理的事实。
在分局重新作出分工后，罗荣桓开始逐渐主持军事工作，而陈光则面对现实，接受了这个变动。对财经工作这个全新而陌生的领域，陈光一直利用战争间隙，虚心学习钻研，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了“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方针，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障了部队及非生产人员的供给，对建设、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1941年8月中央军委对山东根据地领导的调整，仍未解决山东领导层的团结问题。这一点连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承认，山东统一领导问题并未真正做到。1940年以来，日本加剧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仅1940年就进行了29次大规模的“扫荡”。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纵各主要负责同志，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分歧。1941年7月1日，在致电党中央时，朱瑞承认自己工作的失误：“最主要的，乃是党与群众工作的落后。”1941年底，日军出动5万大军对沂蒙山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山东根据地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山东集中统一领导问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942年2月2日，陈光、罗荣桓、陈士榘、萧华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党中央，提出对山东分局领导的意见，称这些意见“绝不是由于在困难中来抱怨”，“我---罗荣桓负主要责任”。在电文中，陈、罗、陈、萧还系统地阐述了山东分局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但朱瑞并不认同罗荣桓等的批评意见，他认为这“是不合适的”。2月4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文中就说：“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察，予以解决。”
五、中央决定调走陈光，以罗代朱，形成以罗荣桓为首的一元化领导
为了解决山东的领导层问题，党中央决定派从华中返回延安的刘少奇在途中专门去一趟山东，帮助慎重解决。1942年3月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陈光、罗荣桓、朱瑞各发了一封电报，就山东问题作出指示。毛泽东致电朱瑞，指出山东“近年来的工作，在旧的基础之上，曾有若干新的开展，这是好的一面”，但“亦有严重弱点”。“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毛泽东致电陈光、罗荣桓，再次明确“山东的军事统一指挥，是要你们来负责的”。但是中央书记处同时认为，一一五师（指1941年）12月2日对山纵的指示，口口声声“必须”、“立即”，态度是不好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书记处认为，朱瑞团结培养山东地方干部不足，“我们认为朱瑞同志随你（按：刘少奇）一同回延安参加七大，分局书记由罗荣桓担任。罗与黎的关系，请你设法调整。”
看来，中央已经准备以罗代朱，彻底解决山东领导班子问题了。无疑，中央对朱瑞的工作是不满意的。3月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明确指出其严重弱点：“在全盘领导上，对中央指示不重视、不讨论，对政策掌握差”；“在个人领导上的弱点是不善于团结全体领导干部，不善于推动组织去进行工作。”黎玉也对朱瑞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1941年底，黎玉曾对罗荣桓谈了对时局的看法。黎玉谈到分局迟迟不进行二五减租减息，是民兵和基本群众无力进行反“扫荡”的根源，也是兵源不足的根源，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朱瑞。罗荣桓表示赞同。
在中央书记处3月3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要求“罗与黎的关系，请你设法调整”，并要求黎玉要“尊重和接受陈、罗指挥”。在山东分局委员中，黎玉是最先到山东的，也是恢复和重建山东省委的功臣，领导了徂徕山人民起义，在山东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作为老山东省委书记，本来有希望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成为山东党政军的领导核心。但他资历太浅，没有参加过长征，缺乏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山头主义的作风，在干部的任用和主力部队的使用上与一一五师间存在着分歧。罗荣桓对黎玉的这种作风进行了帮助和教育。1941年底，罗荣桓为了交换意见，不顾个人安危，率一个骑兵排从鲁南来沂蒙山去找黎玉，让黎玉非常感动。
为了协调一一五师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关系，党中央与毛泽东可谓苦口婆心。3月3日的中央书记处的来电要求一一五师陈、罗等人“首先检查自己，责备自己”。3月8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黎玉，要求山东纵队多虚心向一一五师师部学习，尊重和接受陈、罗的指挥；更多地帮助主力军，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4月10日，刘少奇到达沂蒙山区。刘少奇一到山东根据地，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先后和朱瑞谈了三天话，接着又同陈光、罗荣桓谈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谈了一天。在向中央写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山东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应对在执行中央政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锄奸政策等方面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
在刘少奇的耐心劝说下，山东班子的团结问题有了改善。5月4日，朱、陈、罗、黎四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做了深刻的检查，提出了整改的措施。按照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电报的要求，在他回延安时带朱瑞一同回去。但在刘少奇1942年7月下旬离开山东之时，处于人事过渡的考虑，并没有让朱瑞马上离开山东，而是让朱瑞继续留任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2月19日，黎玉致电集总彭德怀、杨尚昆、滕代远、罗瑞卿并报中央书记处，提出统一山东领导的建议，建议罗荣桓任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合并后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朱瑞任政委兼分局书记。黎玉还建议：“陈光可回延安。陈身体弱，同时亦愿意在延学习，更可培养将来。如此更利于集中统一领导。分局同志在少奇同志帮助后，团结上已无隔膜之处。”
1943年，党中央准备将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1943年2月28日，就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合并后山东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毛泽东的意见是，以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一一五师代师长，黎玉为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朱瑞、罗荣桓、黎玉为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由此可见，为了树立罗荣桓在军事上的权威，尔后成为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核心，把一一五师军事主官陈光从山东调走，已经成为毛泽东考虑之中的事情。
根据毛泽东的电报，山东分局领导成员就先调陈光回延安学习一事达成一致。3月1日，罗、朱、黎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的彭、滕、罗：“我们研究了分局委员本身分工的问题，同意陈光同志回延安学习。……今后分局分工，由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兼政委，朱瑞任分局书记并帮助军区政治工作，黎玉任分局副书记并帮助军区建设工作，必要时轮流到附近各军区帮助工作，如何请彭、滕电示。”3月5日，彭、滕、罗致电毛泽东，完全同意山东分局的意见。3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罗荣桓，告知党中央已经决定由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代师长，陈光回延安学习。“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3月22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布命令：“奉中央军委电令，实行一元化领导，决定山东军区与一一五师合并，并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并代师长，黎玉为军区政治委员。原代师长陈光调延安学习。此令。”
为了彻底解决山东领导班子问题，实现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终决定由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因此调走朱瑞就成为必要的人事变动。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山东分局，要求朱瑞来延安出席拟定于年底举行的中共七大。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全面工作。
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之后，扭转了一度被动的抗战工作。在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分局领导下，山东军民积极打击敌人，战胜了各种困难，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完整的、重要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实践的锻炼中，罗荣桓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罗荣桓被选为44名中央委员之一。对于罗荣桓在山东工作7年间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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