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法国作家苏菲·科纳尔(Sophie Cnignard)出版的《国中之国》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作家揭露了共济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会员、脉络广泛的秘密组织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操作着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俨然构成了国中之国。这本书反映了当今法国人对共济会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然而，近年来人们对共济会的关注其实源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即美国作家丹·布朗关于秘密团体的侦探小说在全球的火热大卖。从2005年之后，法国许多大的刊物都对共济会做过曾长篇累牍的报道，关于共济会的书籍也层出不穷。这些与共济会相关的刊物所暗示或阐述的“阴谋论”打破了法国共济会保持了几百年的沉默。于是这两年我们能看见阿兰·波尔(Alain Bauer )①出现在法国电视五台的C'est dans l’air和Revu er corrige等节目中向世人描述官方版本的共济会。
在越发好奇的媒体的压力下，一些政治人物怕隐瞒自己共济会会员身份会招来更多的猜疑，索性“出柜”②；200年，法国劳工部部长格扎维埃·布特朗（Xavier Bertrand)在二月份的《快报》中承认自己属于法国共济会“大东方”支部。布特朗对自己身份的公开不但没有平息媒体对共济会的好奇，反而促使了它去调查其他部长和政党领袖的“成分”。不少报刊甚至对萨科齐总统是否是共济会员做出种种猜测。共济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在当代的法国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法国的历史和现状层面对这些问题上作一个解读。 ①阿兰·波尔是法国共济会“大东方”支部的前大会长,2007年后成为萨科齐总统的政治顾问。②法国媒体往往以讽刺或诙谐的口吻把共济会员的自我暴露描述成“出柜”。此表达本用来描述同性恋暴露白己的性取向。 1、法国共济会的历史和现状 共济会的历史不长，但关于它起源的传说却可追溯到《圣经》时代。最初的共济会员把共济会与建筑所罗门神殿的户兰联系在一起①。在他们看来，石匠②从亘古以来就为上帝做工。中世纪修建教堂的石匠所构成的组织往往被看做是共济会的前身③。而这些依靠双手劳动的石匠被称为“实践石匠”。 真正意义共济会会所出现于1717年的伦敦。它的成员虽已不再是修建教堂的石匠，但还以下层市民为主。两年后，法国移民让一泰奥菲尔·德萨古烈(Jean-Theophile Desaguliers)被选作会所的新的大师傅。此人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是科学家。在他成为大师傅后30年，加人共济会的人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不乏贵族和皇家学会的成员。这些人的加入改变了共济会的社会生态，以前的“实践石匠”逐渐蜕变成建设精神大厦的“思辨石匠”。1725年，巴黎的圣日耳曼区诞生了法国的第一个共济会，其创建者是一些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短短20年时间内，在巴黎出现了20多个共济会会所。起初这些会所被皇权警惕，时常遭到搜查。1743年，路易·德·波旁·孔德(Louis de Bourbon Cande)被选作大师傅。此人是克莱蒙的伯爵，还是血亲王子。在他成为大师傅后，来自皇室的打击就逐渐堰旗息鼓。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共济会曾一度解散。［何按：此说不确。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前夜极其活跃，许多革命领袖如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富歇都是共济会员。大革命的暴政时期因局势混乱共济会一度暂停活动，但并没有解散。］它在第一帝国时期恢复，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拿破仑(Joseph Bonaparte)甚至成为“大东方”的大师傅。第一帝国的消失再次让共济会受到打击。 从整个19世纪看来，共济会的组织在加强其民主化的同时，也越来越政治化。在巴黎公社期间，很多的共济会员参加了革命。19世纪末，部分共济会员因反对无神论者人会而离开了“大东方”，组建了“法国大会所”。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起与共济会相关的丑闻:共济会员、时任战争部长的路易斯·安德烈将军在“大东方”的帮助下，试图为两万多名军官的政治理念和宗教信仰建立个人档案，并以此作为提拔的依据。1904年，该事件被媒体曝光，安德烈将军引咎辞职。从这事件后，对于共济会是人脉关系网络的垢病就从未停止过。 二战时维希政府对共济会进行了打击，没收了他们的档案，还通过展览和电影的方式对法国共济会进行歪曲的宣传。众多的共济会成员加人了解放运动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法国在获得解放时，共济会的人数比起战前少了三分之二。会员人数的损失在战后历经20年才得以弥补恢复。 二战后，法国出现了第一个女性共济会—‘法国女性共济联合会，1952年改名为“法国女性大会所”。
1958年，“法国大会所”出现分裂，由此产生了“传统大会所”和“象征歌剧院”①。到了20世纪70年代，法国共济会的分裂变得更加严重，小的分会和独立的会所层出不穷。 2002年，为了改变共济会的分散状况，法国十多个分会聚集在一起建立了“法国共济会研究所”，旨在研究和推广共济会文化。该组织每年会举办一次关于共济会的书展，并奖励一位捍卫了共济会理念的非共济会作家。当今法国大约有17万左右的共济会员，分属不同的分会。最大的分会是“大东方”，约有4. 7万名会员。这是一个被认为属于左派的分会。“大东方”是一个“人世”的共济会，从不迟疑在各种社会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劳工部长格扎维埃·布特朗就属于这个分会。“法国女性大会所”约有2. 5万名成员。“人权会所”有2万多名成员，是一个男女混合的会所。法国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分会是“法国国家大会所”，它有3. 8万多名会员。这个分会被认为属于右派，其成员都是信徒。与“大东方”不同的是，“法国国家大会所”不公开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这也是法国唯一一个被伦敦的共济会承认的法国分会，但却不被法国其他的分会所承认。法国的内政部长布里斯·奥特夫(Brice Hnrtefeux)曾经也属于这个分会。 ①参看《圣经》中《列王纪上》第七章。②共济会员在法语中叫franc-macon,在英文中叫freemason。macon和mason意为石匠。③关于共济会的起源，还有种说法认为它是变成地下组织的圣殿骑士。这种说法争议比较大。④此命名源于该会所成立在巴黎歌剧院大道。 “法国大会所”也是一个较大的分会，有3万多成员，这个分会十分强调世俗化价值。除了以上的分会外，法国还有“门菲斯一米斯雷女性大会所”和“普世混合大会所”等分会。 2、共济会在当代法国的影响 在共济会的历史中不乏重要人物，如歌德、贝多芬、乔治·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丘吉尔等。法国共济会也有孟德斯坞、拉法耶特、蒲鲁东等会员。当今法国共济会成员中仍然不缺政要和各个领域的精英。除了以上提到的布特朗和奥特夫外，玛奴·华尔斯(Manuel Valls)},让-卢克·梅朗松(lean-Luc Melanchan )②等人也是共济会会员。共济会成员到底在何种程度渗人了法国的各种权力机构?他们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共济会对媒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尔尼埃(Mi-chel Tournier)在2007年的《观点》杂志中曾发表过一个关于共济会的长篇调查。在这个调查中，米歇尔谈到在二战后初期，媒体中的高层领导很多都是共济会员。当时的邮政、电信和电视局中大批的工程师都是共济会成员。法国广播电视局的创始者让·达西(Jean Darcy)也是共济会员。在媒体中的共济会员除属于“大东方”或“法国国家大会所”等传统分会外，往往还是各种“兄弟会”的成员。所谓的兄弟会是共济会员按照职业或志向而形成的组织，其中的共济会员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分会。 ①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名法国社会党年轻国会议员。他于2aos年宣布将参加2032年总统竞选。②左派政治人物，欧洲议员，2008年离开社会党创建了“左党”。 这种按职业为组织单位的兄弟会显然具有更强的人脉网络性质，媒体中的共济会问题因此而变得更加敏感。尽管如此，并非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共济会身份讳莫如深。法国电视一台的前台长让一克里斯多夫·阿维提((Jean-Christophe Averty)就从未掩饰过自己的身份。阿维提之所以不掩饰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国家大会所”的会员身份并不影响他在职业上的发展，也不影响他所作的任何决定。根据格扎维埃·库裘( Xavier Couture) ①的回忆，阿维提从未参加过法国电视一台内的兄弟会。在其他共济会兄弟看来，阿维堤对兄弟会的敬而远之是一种表态，即他不希望共济会与其职业相互干涉。 媒体中不掩饰自己身份的共济会员对于共济会的人际网络的性质持批评态度。欧洲国际影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兰克·索罗维齐克(Franck Solo}eicik)在米歇尔的调查中承认自己是共济会员，并对于一些共济会员想依靠他获得职务上的便利表示了不满。 显然，法国电视一台不是唯一拥有众多共济会员的国家媒体。据阿兰·波尔的回忆，当他在会见法国电视三台各个地区分部的主任时，不少人在和他握手时会“挠他一下”②。 法国电视台中共济会会员多显然是业内人都知道，这种名声有时造成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法国电视台Arte的主席哲罗姆·克雷芒(Jerome Clement)在米歇尔的调查中谈到他周围的人都坚信他是共济会员，总有不少人请求他能介绍他们加人共济会。不难看出，很多想加人共济会的电视台工作者看重的更多的是工作上的便利，而非’‘哲学的思考或辩论”。极具行会性质的兄弟会有时更是成为了维护团体利益的工具。在国际信息频道的建立和塞尔吉·阿达(serge Adda)再次担任TV5法语国际频道主席等事件背后都有共济会员的活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往往陷人内证。 ①此人曾是法国一台的著名节目制作人，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国国家大会所，的会员。②阿兰·波尔所谓的被“挠了一下”实际是指共济会员间在公共场合见面时的一种特殊的握手方式。 除了电视台，法国大的报社中也有很多的共济会员。如果说“在《费加罗报》随时能踩到白皮围裙”①只是一种谣传，那么2003年发生在法国第一大报纸《世界报》中的一个小事件则体现出该报与共济会复杂的关系。这年，记者皮埃尔·贝恩(Pierre Pean)和菲利普·科恩(PhilippeCohen)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世界报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这本书中，两个记者披露了《世界报》中领导阶层的钩心斗角以及它在各级选举背后的活动。《世界报》随机起诉了这两个记者。
2003年3月1号，《世界报》的头版出现了一篇长篇文章:《世界报、它的领导和记者不该遭受大清洗》。而这篇文章的签名者就是当时“大东方”的大师傅阿兰·波尔。共济会与报刊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从建立之初，共济会就没有停止过参与政治。而由于共济会行事的秘密性，其影响力是扑朔迷离的。 3、结束语近年来，法国共济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也经历着内部的演变。共济会的秘密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来自其内部的质疑。让一米歇尔·奇亚德认为应该向公众开放共济会的大门，以透明性来消除人们对共济会的幻想。
总体说来，法国的共济会的发展轨迹说明它是与时俱进的，它的种种变化体现了它对于当代社会多样性具有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