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夺取政权，叛徒的叛变投敌行为，给中共的革命事业带了极大的危害。在众多的叛徒当中，不乏许多中共高级将领。例如：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二人平时生活腐化，被捕后双双反水，导致好不容易在白区发展起来的中共底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转移至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的叛变实是一出“中共创建者反叛中共”的丑剧，张闻天曾评价此人“左”得发狂，右得可耻。除了上述几人，接下来的这些叛徒也曾给中共带来极大危害……
李士群（左）和张国焘（右）
徐锡根、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让中共在上海几无立足之地
徐锡根：发表宣言号召转投三民主义
“亲爱的同志们，我百分百的相信你们在咀骂我说：‘无耻的叛徒，还有脸来同我们谈话’。但是我要百分百地诚恳呼一声，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原谅我，我还希望你猛醒，看啊共党已死的同志和遇难者的家属们，又有谁来照应，坐了牢，丢了命，还要加上他们许多可恶的罪名，什么派，什么叛徒，同志们，这样残酷万恶的共产党，为他牺牲了有何意义？”
1932年12月3日，一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震惊了上海滩，作者为“前共党中委徐锡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工人出身的他本来有望与向忠发、周恩来一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后来因其参与了罗章龙的分裂活动，仅增补为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后一年，徐锡根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改名冯琦），在公开刊物上发表长篇大论，号召“沉迷不醒的同志们”转投三民主义的怀抱。在他的“感召”下，一些中共地下组织党员“弃暗投明”，以致国民党政府发出“促共党自首趋向之进展，盖有与力焉”的慨叹。
当然，这只是他献给国民党的第一道菜。1941年，冯琦在江西任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联手原共青团组织部长，后叛变进入“中统”的庄祖方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它破坏面极大，捕获人数众多，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损失惨重，中共江西省委、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2000多名党员几被“中统”一扫而尽，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收入“中统”囊中，为其“建言献策”。1949年3月徐锡根从江西去职后逃亡台湾，至今没有音信。
卢福坦：没当成书记，反当叛徒
同样是工人出身，卢福坦的仕途走得就比徐锡根顺，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不仅是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还参与中央书记处工作。向忠发被捕变节后，中央机关尽数破坏，许多顾顺章、向忠发熟知的面孔被迫躲藏起来，一些尚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去了苏区，就是远走苏联，中央在白区的工作陷入瘫痪。
1931年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王明和周恩来的提议下，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
在酝酿成立临时中央时，卢福坦曾向王明和周恩来表示过当党的总书记的想法，但被周恩来以党中央处于非常时期，不设总书记一职，只设临时负责人为由拒绝。“当时卢坦福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自述材料中如此写道。
虽然卢福坦未能当上总书记，但全国总工会还是在他的手上。1932年9月，由于工作上的失利给工人运动带来的损失，卢福坦停止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12月，在去铁路总工会作检查的路上，卢福坦遭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押解至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工总部。在时任“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的记忆里，被密捕后的卢福坦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里，一开始，他的意志比较坚定，但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后，卢福坦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
卢福坦将党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的情况和秘密地址一一供出，导致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先后被捕，中共遭受重创。一心一意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摇身一变，成为彻头彻尾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魔头。
李竹声叛变后引发的连锁反应
1933年初，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瑞金，同时在上海成立上海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李竹声任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容任组织部长，盛忠亮任宣传部长。
很明显，在上海区疯狂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徐恩曾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多次密谋，责令部下四处活动，终于在1934年6月26日，将李竹声住地团团包围，在家未走的李竹声等16人被捕。同一时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郑玉龙、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等人亦被捕，清海路、武定路、康脑脱路，到处都是国民党警务，这场逮捕活动一直持续到翌日清晨，连续的逮捕活动使上海中央局大大受挫。
更惨的是，李竹声叛变后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机密，如中央红军将要向西突围的作战计划，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位置和顶替他短暂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忠亮住址。3个月后，上海区环龙路106弄3号，盛忠亮被捕，开始他的态度很坚定，嘴很硬，不管特工问什么都是闭口不谈，后来顾顺章献计——盛忠亮对女友秦曼云言听计从，可从秦处下手。国民党当局立即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盛忠亮一见到情人秦曼云，亲耳听到她已自首的消息后，自己也就叛变了。据说，盛还鲸吞了各根据地千辛万苦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动的大量黄金。
至此，上海中央局的财务部门和电台尽遭破坏，3部电台、7台收发报机和大量通信器材被搜缴，本来中央局与莫斯科之间有地下电台联络的，但因联络员秦曼云的叛变，中共与苏联联系由此中断，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书记不幸被捕。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地——上海已无立足之处。
叛徒·特务·汉奸：“76”号魔头李士群
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它因位于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而得名。这里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等罪恶的渊薮，所以也有“76号魔窟”之称，而这个“魔窟”的头子李士群，就是共产党的叛徒出身。
权倾一时的“76”号魔头
李士群，生于1907年。他出身贫寒，1924年在其同窗、也是后来他的妻子叶吉卿的资助下到上海求学，并加入共产党，不久便受到党组织的重视，为进一步培养他，1927年派他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后又被选人苏联秘密警察学校受训。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特科（打狗团）工作。不久，他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其后，他托人走通青帮季云卿将其保释，并从此与上海的帮会势力拉上了关系。
1932年，李士群又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此时正是中共比较困难的时期，沽名钓誉的李士群由此叛变成了一名“中统”特务。从现有资料看，李士群在“中统”期间，除在《社会新闻》上曾发表过几篇污蔑造谣中共的文章外，也没做出过什么“功绩”，在“人才济济”的“中统”，他始终不过是一平庸之辈。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在“中统”特务中籍籍无名之辈，竟然在日本人的庇护下，把特科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成为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国民党党政首脑机关撤离南京，“中统”决定李士群潜伏下来做地下工作，随着战局的发展，善于投机的李士群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所以决定改换门庭，投靠日本。在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他拉拢丁默邨，在上海成立特务组织机关。1939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俗称“极司非尔路76号”）副主任兼警卫总队队长。 1942年，李在兼任江苏省主席后，实际发展到与汪伪二号汉奸周佛海一争高低、分庭抗礼的地步。他曾自鸣得意地跟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李士群除了镇压敌后抗日活动外，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在南京、上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中统”表现平平的李士群在对付“中统”时却像打了鸡血一样，“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下，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李士群在踩着“军统”同伴尸骨升迁的同时，自然也与“中统”结下了深仇大恨。
致命的牛肉饼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恨透了李士群，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意识到日本已来日无多，于是暗中与蒋介石的重庆政权联系，戴笠要他设法除掉李士群。接到锄奸令后，周佛海便利用他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的矛盾，冈同意杀掉李士群。
1943年9月4日，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之间的矛盾为名，邀请李士群到他家里去。由于日本人请客，李士群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临出门前，妻子叶吉卿还不忘叮嘱：不要吃冈村家的东西，连香烟也抽自己的。到冈村家后，李士群以自己患痢疾未好为由，坐在席上任何东西也不吃。冈村也不勉强。最后冈村夫人端上了一碟牛肉饼，放到李士群前面。接着她又用盘子托出3碟牛肉饼。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4人，所以分做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李士群碍于面子便象征性地吃了三分之一，虽未吃出什么异味，但还是以平时不吃牛肉为由放下了筷子。
然而，正是这点牛肉饼要了李士群的命。据说，这牛肉饼里掺的是一种极可怕的阿米巴菌。李士群在死前曾想开枪自杀，他对身边的人说：“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
引导国民党轰炸瑞金中央机关
孔荷宠：蒋介石眼中的“赤匪楷模”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大批共产党人转投蒋介石的怀抱。最早变节的是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的先声”。他是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曾担任过湘鄂赣军区总指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荷宠被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叶剑英、林彪、贺龙、徐向前平起平坐。
第五次反“围剿”时，孔荷宠屡次违抗中央命令，根据个人意愿随意指挥，引起上下级的不满。1932年1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严厉批评了他军事上的盲动主义，撤销其湘鄂赣边军区总指挥及红十六军军长职务，调中央动员部工作。
在《跌落的垃圾——孔荷宠》一文中，博古写道：“孔荷宠在湘鄂赣所做的最明白表示了他顽固坚持其游击主义，反对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因而使得红十六军散漫化，恶化与损失战斗力。”因此为了提高孔荷宠的文化和理论素质，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大学学习。与他一起去学习的还有粤赣军区司令员龚楚。
出发前，在瑞金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对孔荷宠和龚楚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会议上，孔荷宠遭到了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打击，他开始对自己和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起来。
红军大学结业后，孔荷宠被派往兴国县做群众工作，1934年7月25日，他以到高兴圩看望战友为借口，只身向国民党第36军周浑元部投诚，并带上一份大礼——中央在瑞金首脑机关的分布图。听说周浑元部来了一位共卢党军长兼总指挥，蒋介石大喜，立即发报命令将孔荷宠接到南昌，他要亲自接见。
数日后，孔荷宠亲手将标有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送至蒋介石手上，蒋介石高兴地称他为“红军瓦解的先声”，“赤匪”之楷模，并将分布图转交给侍卫室主任，吩咐他“立即送到空军毛司令官那里，马上标好方位，即刻轰炸。”就在孔荷宠面见蒋介石的当天，瑞金沙洲坝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央机关不得不由沙洲坝迁到瑞金城西十九公里处的云石山。所幸飞行员军事素质低下，投弹出现偏差，仅炸毁了瑞金中央大礼堂的一角，别地毫发无伤。
孔荷宠之后，红军将领开始了较大规模反叛的高潮。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等纷纷变节。
曾审查江青党籍
郭潜：抛弃革命爬到“中统”高层
在中共叛徒中，郭潜也可算个“异类”。这个上过大学、在同事眼中有些“怕死”的他，最终却能在“中统”做到首脑级别的高官。
曾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
1908年出生的郭潜，本名“郭乾辉”，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长征时，曾被同事回忆很“怕死”。一次，长征部队遭遇敌机轰炸，负责宣传工作的郭潜和胡耀邦一起组织人员收拾暴露目标的宣传品，两人都被弹片击伤，胡耀邦沉着冷静；而郭潜却是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长征结束后，他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他曾负责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江青于“七七事变”后，单身来到延安。其恢复党籍的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于是在招待所住了两个月。不久后，江青的前夫黄敬来到延安为江青作了证明，江青才恢复了党籍。
抗战爆发后，郭潜被派往南方新四军工作，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长这样的关键职务。1942年5月26日，因未能及时译出要他撤退的密码而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审讯，郭潜提出叛变的三个条件：一是要1万元的经费；二是不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认为他的位置非常关键，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还让他拿到了3万元的经费。
叛变后的郭潜完全忘掉了自己曾经是个革命者的身份，全情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叛变当晚，他就带着特务破坏了中共粤北省委机关。后又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中统”的卖力表现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了其本名“郭乾辉”。他在“中统”还是蛮拼的，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还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虽然这些都是他闭门造车的产物，效果也称不上好，但其为“中统”效劳的诚心还是被认可，官也越做越大。
1948年7月，郭潜被派往天津任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上任伊始，他便大肆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仅在8月20日的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担任台湾省调查处处长。
在台湾期间，郭潜最大的“功绩”是破获了“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并因此案的破获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
袁晓轩：统战岗位上的变节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全国设立了8个办事处，其中有一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主要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洛八办主任，是个相当关键的职位，而袁晓轩，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叛变的。
讲武堂出身的旧军人
袁晓轩，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旧军人，外号“袁胖子”。据说他曾留苏学习情报，在接任洛八办处长职务前，袁晓轩曾在天津受军委指派担任情报工作二科（侦察科）科长。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时，也有他的身影。
“洛八办”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袁晓轩因旧军人出身，所以熟谙军阀部队的一套交际应酬，善于拉关系，跟青帮也有关系，按说从事统战工作也算人尽其用。不过，在国党爱国将领、其后加入中共的赵寿山的印象里，这个人世故很深，有点流里流气。袁晓轩当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后，多次要替赵寿山做与八路军前总联系的工作，赵都严词拒绝。赵寿山是耿介之士，看不惯袁的作为，于是致电八路军总部，说袁不可靠，希望另派专人与之联系。前总其后派了薛涛（后任1野15军43师政委）与赵联系，而薛涛同样对袁有不可靠的印象。
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投效
赵、薛的判断在袁晓轩叛变后的声明中得到证实，他声称，他在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他并怀疑卫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以至于自己被投毒和跟踪。
到了1942年，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洛阳形势日趋紧张。蒋鼎文在接替卫立煌就任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令洛八办一个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左权：第一战区司令长宫已易人，望令袁晓轩率洛阳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回总部。随后，该办事处撤销。1月30日，袁去一战区司令部领返延安的护照时被毛人凤的“策委会”成功策反。 1月31日下午，暗中叛变的袁晓轩召开会议，宣传撤退计划。2月1日晨，按袁晓轩指定路线，魏凤楼支队驻洛通讯处主任白树屏护送译电员等6人由城内前往黄河渡口行至孟津县海资村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除1人逃离，其余5人均被捕。
袁晓轩叛变后，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和陈铁与中共秘密往来的情况。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以及他所知道的中共军队部署等，先后有张振寰、嵇文甫等8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给中共的组织系统造成巨大的损失。
1947年2月，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成立，任务是暗杀中共干部，“策反”解放军，招安地方武装，以及搜集中共党、政、军情报，从事爆破等活动。组长就是袁晓轩。
1949年，袁晓轩在东北被解放军逮捕，在狱中，他还没忘搞情报的本行，有一个段子是说一次监狱处长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
赵凌波：妄图劝降叶挺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将士，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还有两千余人战死，一千余人失散、失踪，四千余人被俘。这些被俘的将士分别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铅山等地。在被俘的人员中也有极少数人变节，而作为团级干部的赵凌波则是这些叛徒中职位较高的，因而给新四军造成的破坏也是最大的。
赵凌波是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在皖南事变中，他担任新四军一支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奉命北移。清晨，当新四军前哨部队在涉过青弋江向南进时，遭遇国民党军第40师伏击。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率部顽强抵抗并寻找机会突围。8日，纵队党委会决定部队突围到苏南与江南指挥部会合。会后，傅率队强攻梅树岭，激战正酣时，赵凌波却传令要部队撤退。团长熊应堂不同意，赵竟下令吹起军号，强令部队后撤。傅秋涛得知后非常愤怒，立即命令警卫员将赵凌波找来要当面质问。谁知赵凌波早已乘乱脱离部队，叛变投敌了。赵凌波向国民党审讯人员表示：“我早就想脱离中共而没有机会”，“我今后有两个目的：一是做反共工作，一是愿意报效中央”。不仅如此，他还引诱一纵队参谋长赵希仲与他一起叛变投敌。
1月14日，叶挺下山“谈判”未成被扣押，1月17日被辗转关进上饶集中营的李村监狱。蒋介石派顾祝同做叶的劝降工作，顾想到了赵凌波。赵凌波此时是上饶集中营的政治教官，平时总是穿着半新半旧西装的赵凌波，一天突然穿起一套新四军军服来到叶挺的囚室，假惺惺 地说：“军长，我住在隔壁囚室，经一再请求，今天才被批准来见你一面。”叶挺早就得知赵 凌波叛变的消息，如今见到他居然还有脸来“规劝”自己，不禁怒从中来，不等赵把话说完，就抄起一条板凳向他扔过去，赵见势不妙，灰溜溜地退出了门。
王继芳：倒在石榴裙下的“红小鬼”
一天晚上，林彪在巡视时见李作鹏与苏静、何敬之等人正在聚餐喝酒，怒斥道：“现在什么时候，你们还在醉生梦死！”并奋臂将酒桌掀翻。这一幕发生在1946年四平战役失败，部队由四平退至舒兰宿营后。四平之役可谓林彪军事生涯的低点，难怪他如此光火，而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长期追随他的“红小鬼”、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竟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携带重要文件投敌，从而造成东北民主联军的惨败。
为娶地主女儿叛变
一些东北野战军老同志回忆，王继芳参加红四方面军时年仅14岁，因为年龄小，长征途中被称为“红小鬼”，是被大家轮流背着过雪山草地的。其后曾入延安抗大学习，抗战胜利后跟随林彪抵东北，升任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科副科长。有一些材料说他的形象颇像舞台上风靡一时的那种奶油小生。一副时装模特儿般的身材，一张白白净净、挺讨某些异性喜欢的脸。或许是年轻禁受不住诱惑，再加之颇有女性缘，在跟随林彪到东北，林彪总部入驻吉林梨树县梨树屯（镇）之后，王继芳与镇上一地主的女儿相识并坠入爱河。
1946年5月18日夜，“东总”前指从梨树撤退时，发现王继芳不见了。原来他无法忍受离别之苦，遂于撤退途中悄悄溜回梨树镇。为了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他忘掉了革命大义和战友之情，带着重要情报投奔了国民党。
杜聿明一听林彪的作战科长前来投奔，不禁喜形于色，连忙传令以贵宾礼遇迎接王继芳。王也不负所望，将所知道的民主联军的所有机密、撤退计划悉数说了出来。几天后，王继芳重返梨树镇，如愿以偿地娶了那个地主的女儿，作为奖励，国民党在长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据说杜聿明亲自参加了他的婚礼，并提升他为少将参议，推荐给沈醉、毛人凤等人继续为国民党效力。
知道林彪底细的“国军”穷追猛打
因为王继芳的叛变，使了解东北民主联军实情的杜聿明一改谨慎用兵的做法，从5月21 日开始，他指挥部队以多路平行追击方式对民主联军穷追不舍。民主联军不分白天黑夜迈开双腿拼命地向北走，许多部队被打散、打乱，失掉联络。有的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落在后面，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边撤边打，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许多战士牺牲，疲惫不堪。大家都感到奇怪：国民党怎么一反常态，追着赶着打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叛徒王继芳造成的恶果。
林彪在听说王继芳叛逃后，眼睛都直了，他马上说出三个字“改密码”。叛变后抱得美人归的王继芳效力于“军统”特务沈醉的门下，但过了一段时间，沈醉发现他并不具备特务的天赋，而他带过来的那些情报也利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对他冷落起来。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军统”方面甚至没有给他去台湾的飞机票，他只好隐藏起来。
1949年，王继芳改名换姓逃回老家重庆，混入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但很快就被人认了出来，二野在重庆把他抓住，四野总部派人到重庆确认无误后，特调来一架飞机，把王继芳载到武汉进行公审并处决。而他在东北娶的那个漂亮女子，直到处决，还一直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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