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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提出了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的悬疑.那古代官员是怎么发工资的呢？下面爱华网网为您解惑。 东晋义熙元年（405）冬天，大诗人陶渊明辞去了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彭泽县县令。有关这次辞职的经过，萧统的《陶渊明传》叙述最详：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这故事的缘起，很像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的遭遇，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而陶令只擅吟诗，不会打人，便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留下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言。也正是这句话，后来成为教授们争论不休的课题。有人认为此言应当做“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解，也有人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折腰”。最占上风的观点，则是将五斗米解释为陶渊明的职务收入。但也有质疑的：要说陶令的年薪或月薪仅五斗米，自然不可能；即便是日薪吧，似乎也对不上号。一天五斗米，一月就是十五斛，一年才一百八十斛，而考之晋朝制度，县令的年薪应是四百斛，怎么会相差二百二十斛呢？该不会被管财务的主簿贪污了吧？ 这个悬疑，恰好为我们了解一些古代官员职务收入及其结构方面的常识，提供了一个由头。 西汉时官吏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全发粮食，每年领取粮食的重量，就是他们的品秩，于是就有万石、二千石、六百石等种种名目，像刘备担任过的县尉这一级，最低年薪是一百石。从东汉开始，俸禄的形式有了改变，统称为石，实际上是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这个办法颇受官员们欢迎，因为在此之前，官员要用现钱的话，得设法把粮食卖掉或用以交换其他物品，到底麻烦一些。陶渊明的那个引起争议的五斗米，其实也同这种钱谷搭配的俸禄结构有关。按照《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按月发放，每月米十五斛，钱二千五。十五斛米除以每月三十天，恰好是五斗米。古今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需要有个比较。《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可知陶县长一天的俸米，可供一个年近六旬者食用一月。如果当时政府也要求大家搞“一日捐”的话，那么五斗米外还应加上现钱八十三文，无论怎么讲，这份收入不算是太低。 其实再深究起来，陶令的职务收入还不止这笔由钱谷合成的年薪。从晋代开始，政府又推行品官占田制，即官员可根据品级高低，向国家领取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职务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当然，这种田的事是“悉令吏种”，用不着陶令自己去打赤脚下田的。据其《归去来辞序》自述，在辞官之前，他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谁知武昌传来了他妹妹病故的消息，这才下决心赶快开路。照笔者揣测，“犹望一稔”倒更像是他太太的意见，眼看稻米长在田里没法带走，岂不可惜？而妹妹的噩耗，则正好替他动员太太立即走路提供了借口。 田地、粮食、现钱三位一体的俸禄制度一直持续到唐代，碰到陶渊明这种中途去职换人的情况，田里的收成究竟如何分配呢？据《南史· 循吏列传》介绍，最初的办法是同谷钱的年薪制配套，田里的收入也以年度为发放单位，芒种日以后去职的，收入归己，在此之前去职的，收入归后任。有个襄垣县令叫阮长之，将离任时，后任还没有赶到，遂“于芒种前一日解印绶”，以便后任名正言顺地得到这份收入。这是品德高尚的表现，所以被史官记载进《南史》中。然而这样一来，不只会造成县政府里有一个权力真空的过渡阶段，还有不少移交手续方面的麻烦，所以自宋文帝“元嘉末（453）改此科，计月分禄”，就是包括田地收入在内，官俸都从年薪制改为月薪制。不过照笔者想来，田里的谷物不是每月一熟的，不见得去任官员俟秋收后再专程前来割禾折算。“计月分禄”的办法，大概就是估算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产量，再由后任按时间为计算单位，以实物或现金折算给前任带走。 种田是“靠天吃饭”，所以这种产量估算，不免像现代人做粮食期货一样，是带点风险的，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其他各种弊端，因此自唐代起，地方官员的职务收入中的谷物部分又从月薪制改回到年薪制。当时配给官员的公田叫职分田，像陶渊明这一级七品县令，依然是占田三顷，但规定不能再“使吏耕种”，即平调机关吏役的劳动力，而是出租给他人，无论收成好坏，都照事先约定的数额收租。为控制官员倚势盘剥，中央明文限定地租每亩“无过六斗”，并严禁租粮之外加征桑课（《唐会要·内外官职田》）。对于前后任交接换班的问题，据《封氏闻见记》载，是以端午日为标志，“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该书又称，濠州刺史高利奉旨调任楚州，为了让前任得到那份职田米，故意在上任途中随处耽搁，拖过端午后才去接印，“士论称之”。这行为与南朝时的阮长之差不多，都是实行年薪制的情况下出现的佳话。与此同时，在京师供职的官员仍然按月领俸，其中“基本工资”部分依官品分等，还有一些杂色名目的补贴则与职务挂钩。 宋代官俸中现金比例有限，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所支俸禄，竟有一堆官办第三产业卖酒后退还的包装袋 从北宋起，由于职分田取消，不再存在计算田地收入之类的麻烦，实行了多年的年薪制也改回到月薪制。依《燕翼诒谋录》披露，宋朝建国初期的官员俸入都很低，县令的月薪不满十贯（每贯一千文钱），其中还搭配一部分茶叶、盐、酒等一批实物折算。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其中县尉的月薪由三贯五百七十加到五贯五百九十。《梦溪笔谈》记有一则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要求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所谓“省钱”，指不足一贯之数的五百九十文钱也要当一贯使用。对比当时的物价看看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官卖粮价，是“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假定这位主管一方治安的县尉要供养家属十口，外加几个仆役的口粮，以平均每人月食五斗计，差不多就要把他的不足六贯的月薪花完了。当然这仅是“正俸”，此外尚有厨料（饭贴）、茶汤（饮料费）、薪炭（取暖费）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一家人的开销决不只买米一项，如周密《浩然斋雅谈》录一绝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假定这位县尉租赁这么一套住宅，又得费去其月薪近五分之一。因此尽管不至于落到妻儿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在当铺里没钱取回的窘状，但肯定不能同陶渊明的“五斗米”相提并论。 再借有关史料分析，北宋一直为“钱荒”问题所困扰，官员薪水中的现金部分还是有限。苏东坡《初到黄州》诗云：“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原来当时各级政府为增加机关收入，多大办酿酒厂、酿醋坊之类的第三产业，于是卖酒后退还的包装品也成了工资的“折实”，就好比现在的西装厂用西装折算年终奖发给员工一样。像苏东坡这类被贬到地方安置的管制分子，恐怕还特别要受欺负。看他在《与秦太虚书》中自述：“初到黄州，癝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犹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钱，每月朔后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块，挂屋梁，每平旦以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由此估算，其每月领得薪水中的现金还不到“五贯五百九十俸”。 因为钱少，所以就格外珍惜。当时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发给，估计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溪笔谈》记有这样一件事：信州杉溪驿舍（官办招待所）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个县级或副县级官员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住宿的人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 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并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都写满了。 一个进士出身的县级官员只有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其之下的又何以堪呢？据《梦溪笔谈》记，旧制，凡刚入仕途的低级官吏，都先入三班奉职，月薪是七百文钱，再加驿站供给的半斤羊肉，凭驿券领取。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有人在驿舍题了一首诗：“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这番牢骚上达天听后，皇上感叹：“这样下去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做清廉的官吏呢？”于是为全国官吏加了一次薪水。不过由于底数不高，上调的幅度也就有限。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於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迈)容斋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於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不过很可能那时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 光看品级官俸，清代“公务员”的薪水远远不及汉唐，但隐藏在“养廉”名义后的巧取豪夺和隐性收入，足可保证工资基本不用 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微，并且是米钞（纸币）搭配，县太爷年俸为九十石，丞、簿、学官等由七十八石到六十六石不等，未入流的杂职才三十六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二十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时，礼部尚书胡濙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十贯发钞，少师蹇义与之争论，最后折中为十五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十)。其后通货膨胀，钞价日贱，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二百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账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在有关“清官”的描写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类大老爷往往连割几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计较。确实，明朝的州县小官倘不生出第三只手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话，几乎就是穷光蛋了。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四十五两。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元朝时品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全来自对民众的额外征收，所以同样级别同样职务的官员能得多少“养廉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几千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一律作为赃物。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札记》卷十四)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以来州县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用现代话讲，就是“工资基本不用”。 财政制表，单位填报，专司审核，国库验证……古代的官俸支付要走一套完整严格的程序 最后，还有一个怎样发俸的细节问题。 古代的国家财政支出，官吏俸禄和军役口粮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所以，公务员的工资发放，无论是现金还是实物，盖由中央财政根据编制和定额，做出严格的预算。《朝野佥载》记，裴冕“嗜财”，原先只是个小小的行军司马，安史之乱发生后，靠劝进唐肃宗起家，很快提升为副宰相，“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裴〕冕顾子弟，喜见于色”。这个“俸钱文簿”，大抵就是由行政院掌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级工资表，刚刚官升副相的裴冕是第一次见识，得知自己这个级别有这么多收入，遂有“喜见于色”的忘形。 以京师百司官吏俸禄的发放和领取为例：工资发放预算由财政编制，领取工资的凭证也由财政发给，各级官吏所属的单位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仅仅是承启代转及填报。如《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北宋的具体做法：每月定期，由三司（最高财政机关）度支部钱帛案、百官案等分掌百官俸禄的科室，向各单位发放表式统一的“空名文历”，即等待填写的机关工资报表；旋由各单位财会人员将本单位在编官吏工役的姓名、级别、职务等，一一填入，经领导审核画可后，送还三司。这种已经填写好的工资报表，通称“立名文历”，还要经三司户部衣料案、勾院（三司审计局）等部门审核，以防欺瞒不实。审核无误，即由勾院批转给隶属三司的粮料院。粮料院分为三个平行单位，其中与京师文官俸禄支付事务对口的，称诸司粮料院。诸司粮料院根据审核后的立名文历和“俸禄格”即官吏分级分职工资标准，制出更详细的支付报表，如某人某级某职或某差使，给钱若干，给粮若干，给券若干，等等，通称“请受文历”。再经审核后，才能正式发出“券历”，就是各种领取俸钱和实物的凭证。笔者推测，“券历”是三司通过各单位发到个人手上的。 作为工资领取的凭证，券历还有种类区别，有兑换现钱的，有领取实物的，实物中又有衣帛、粮食等区别，都要由受禄人去指定仓库领取。北宋的做法是京师官员的俸禄都由三司左藏库支付，但检核史料，该库只辖钱币、金银、丝绵、匹帛等分库，或许兑付半斤羊肉、折实酒醋两瓶一类的券历，还要去其他库馆领取。《唐六典》卷十九记述太仓署（隶属司农寺）的职掌，“凡京官之禄，发京仓以给”，又有“受领粟官吏姓名”“与其年月日”都要“立牌如其铭”等语，以及“给公粮者，皆承尚书省符”的规定，因知宋代的做法或从唐代沿袭而来；此“尚书省符”，大抵也就是尚书省户部通过各单位发放到个人的领俸凭证。由该书的记载还可知，当时国子监和医学院的学生廪粮、调味品等，也是在太仓署领取的。 设想一下，假如现代的公教人员按月取薪，都要去同一个部门办理，该是什么情形？莫说百司聚集的京都，就是省会一级的库藏门前，亦当排起长长的队伍。递进一层想，如唐代太仓署发放的俸禄，以粮食为大宗，尚有搬取过秤等一应操作程序，比起点数现钱来费时尤多，再加上王孙公主、亲贵勋臣、院校学生、衙署工役也都来此“轧闹猛”、吃皇粮，岂不演成集市贸易的景观？对此，《唐六典》附录有各单位分期支俸的具体规定：“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殿中省，内侍省，九寺，三监，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并第一般（班），上旬给；十八卫，诸王府，率更、家令、仆寺，京、都总监，内坊，并第二般（班），中旬给；诸公主府邑司，东宫十率府，九成宫总监，两京畿府官，并第三般（班），下旬给。余司无额，准下旬。”这样，太仓署便能有条不紊地安排发俸工作，我们也毋需再为古人担忧。想来其他朝代的京官领俸，亦有类似规定。 官员领俸是否可以利用上班时间，抑或规定必须在休沐日？这一点，正史和政书一类似无明确记载，有待从子、集两部发现。《朝野佥载》卷三中，载有一则监察御史李畲让太仓署将“禄米送至宅”的故事，由李畲母亲过秤签收。俟其要付给脚钱时，仓吏说：“御史例不还脚钱。”“李畲母清素贞洁”，坚持算清脚钱，并让他们把故意多给的三石米带走，等儿子回家后，借此痛责。李畲回单位提起，“诸御史皆有惭色”。这是太仓讨好纪检官的特殊事例，但也披露出俸禄可以由家属或仆役乃至其他人凭符代领的可能。这样，官员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领俸的制度，或许就不会同机关考勤的执行发生矛盾了。 该故事同时说明太仓也可以送禄上门，但要付给脚钱。比如白居易兼京兆户曹时的收入，便是“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俟步步高升后，更是“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米以石计，钱是铜铸，分量之重，体积之大，绝非现代公务员的一只工资袋可比。假定自家不备畜力重车，所属单位又不为代办，每月领俸都有困难，这就产生了请太仓送禄上门或自雇脚力运禄的需求。其实太仓的役夫也有编制，要满足这类需求时，要在编外雇役。《旧唐书·张建封传》引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话说，因为灾荒饥馑或逃避赋税而亡入长安的破产农民有数万之众，皆无“土著生业”，而成为“游手堕业者”，足以形成天天在太仓前等待雇工的劳动力市场。时日稍久，或仰仗仓署劣吏为靠山，或援引地方土豪为党羽，种种欺行霸市的行为和团伙就产生了。这是从官俸发放方式切入古代社会的一个视点。 地方官吏及役卒的工资发放程序，同京师百司大致相似，而另有两点区别： 一是领禄地点由京仓改为地方国库（即“正仓”），若本地没有正仓，则要到上一级行政单位的正仓或邻近州县的正仓领取。比如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九载八月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内容是：“同日出粟叁拾肆硕，给县令韦谟八月廿日上后禄。空牒件如前谨牒。天宝九载九月十二日史索秀玉牒。”改用白话释其大意，就是一个叫韦谟的县令领取俸禄三十四硕（硕是唐代的容量单位，容十斗）的凭证，计禄时间从他八月二十日上任算起，经办人是一个叫索秀玉的吏员，办理日期是天宝九月十二日。因知彼时敦煌所辖各县，都无正仓，上起县令，下至吏卒，都得凭证去郡仓领俸，这就要比京官领俸麻烦多了。 二是工资表的编制和审核的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如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唐天宝四载豆卢军上河西支度使和籴米仓牒》，内容是给付一个名叫李景玉的副使春夏两季官俸折实。支度使本是军需官名，在以军镇节制地方的敦煌郡，其实就是财政官，而且多由节度使兼任。换句话讲，这就是军政首长为其所领部属，也包括他自己编制工资报表了。不过郡仓在体制上接受中央财政的领导，所以该牒在表述中又有“准格”两字，“格”就是中央财政颁定的支俸标准，说明仓署在支付时还是根据副使的级别与职务，对照格式操作。北宋的做法，是州府一级的机关发俸，皆由所在地区的粮料院编制报表和发放券历，但必须经过专司监察的通判审核，以防作弊，对比唐代藩镇是一个进步。但是县一级的官俸支付，反而是知县主持，监当官（工商税务局长）审核。迄宋徽宗时，有人指出这个程序有弊端，因为监当官在行政体制上是知县的下属，“虽坐视勘给务违法等事，在于人情，岂敢追呼点检”（《宋会要辑稿·职官》）？于是改变制度，由监当官主持俸禄给务，“而签勾即专委本县长吏”（同上），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给薪程序中的劳动工资、财会和机关首长三者间的分工了。 由“实名制”改为通兑制再走向符号化，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从宋代公务员的发薪改革起步 上述敦煌文书中的唐代官吏支俸凭证，在居延出土的汉简中也多有相似的实物，如有一条简文写道：“出钱六百，给东望燧长晏万闰月奉（俸）。”因知由汉及唐的工资给付形式，大体一贯。但笔者结合子部所见，窃以为宋代在承袭汉唐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具体讲，其变化从支俸凭证开始。 首先，从已见汉简唐牒的实物推度，过去的官吏支俸凭证，似乎都实行“实名制”，就是除了面值即俸禄钱额或折实之数外，还将受禄者的职务、姓名、计俸时间等，也都一一写明在凭证上。但宋代发给的券历，至少是其中用于领取实物（有时也可以协商折兑现钱）的那一部分给券，如驿券、馆券、仓券等等，好像不再搞实名制了。比如前文说到刚入仕途的三班奉职小官，除了月俸七百钱外，还给一张可以领取羊肉的驿券。又如政府对于出差、出使或兼领他职的官员，常用给券形式作为“添支”，就是津贴或加薪，有人以此作为人情馈赠。显然，这类给券是通兑不名的。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可以印证，即使是用来换取现钱的券历，也未必记名。比如《夷坚志》卷二记，南宋初，川军训练官蒋某在襄阳，忽“有五兵负钱五万、酒五尊，云太尉赐训练。蒋将犒以官券，已失所在”。同书卷六记，淮东军士李文奉命出差去钱塘，回程至常州，遇见上司吴超统军在途，托他带口信回家，“又命从使持官券十千，犒〔李〕文作路费”。假如说前一则所说用作小费犒赏的官券（即券历）还可能是领取实物之凭证，后一则讲明十千面值可作路费的官券，当是现金领取凭证无疑。笔者寡闻，像这种把不记名的支俸凭证，作为兑付券或代价券送人使用的情况，在宋代以前还没有见过。 其次，既然支俸或折实的支俸凭证，已经可以当做兑付券或代价券，则其有效期限也就不会像汉唐时代规定“当日”或限定上旬中旬给付那样急促吧？《夷坚志》卷八记：“兴化人吴公诚，字君与。年七十，以大夫致仕，梦人告曰：‘公犹有俸金七百千在官。’既觉，取券历会之，凡积留未请者，正如其数。”就是说老吴梦醒后，把退休前尚未兑现的券历面值做一遍加法，恰好是七百千。这就印证了官员拿到支俸凭证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期限内当做银行的活期存折闲置。该文又记老吴退休一年后死去，及三年丧期满，因为“其子与郡守有旧，悉以向所当得者复给之”，此又说明兑付的时限虽然宽泛，但毕竟还是有期限，仍旧不能等同于现钱。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清代俸银票即支俸凭证实物，均无受禄人姓名职务记实，也没兑付期限，估计都是沿袭宋代的做法。 接下来就是由支俸凭证之有限的通兑性所促成的进一步变化了：众所周知，古代的政府发行纸币，始于南宋绍兴六年（1136）陪都发行局（即“行在交子务”）印发的“交子”，总数是二百三十万贯，用于东南各路。由于缺乏现金准备，大家反对，终于作罢。到了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任陪都市长（知临安府），又试办新的纸币——会子。五个月后，钱市长改任财政部长官（户部侍郎），在宋高宗支持下，正式推行由户部发行的会子，总额五十万贯，比起二十四年前交子共发二百三十万贯之数，缩量超过四分之三，可见小心翼翼。什么缘故？唯恐商民抵制，又蹈前辙。历代政府务求法币取信于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用于给公务员发薪，起示范作用。据《容斋三笔》记，这个办法就是钱部长创始的：“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因为仅限于京官范围，当时通称“行在会子”。 会子就是可以直接充当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货币符号，比较起兑付地点和兑付时间仍有一定限制的原先的券历，性质骤变。京官们在预先得知将以会子支俸时的忐忑，可想而知。为廓清疑惑和阻力，钱部长肯定要大肆宣传用会子支俸比卷历支俸之更加方便大家，同时在临安“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现钱收换”，用白话讲就是在闹市区设置了五个现金兑换处，贴水率为“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就是给财政部派在兑换处从事兑换业务的工作人员的报酬。这种变化在当时来讲，近似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机关企业给员工发薪，忽然从支付现金改为将薪额汇入各人的银行账户，受禄者再凭银行卡在任何一个兑换处兑换现金，乃至直接刷卡消费的“新生事物”。那个“每一千别输钱十”的贴水，就相当于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了。 钱部长计划周全，宣传有力，又有配套措施跟上，京官们在实践中多体会到了会子取代券历的方便，起码省却了去左藏库排队的麻烦。商民眼见为实，亦认可了官发会子背后的准备金十足坚挺。钱部长给出的进一步政策是：“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现钱，无欠数赔偿及脚乘之费。”于是“公私便之”，“行在会子”的流通范围扩大为“东南会子”，其后复有四川钱引、两淮交子、湖北会子等各种法币纷纷出台，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法定纸币的国家。唯后人在追述这一段货币史上的重要改革时，往往忽视了它是从官俸支付手段的变化上起步的事实，这又是从官俸支付切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视点。 由于种种缘故，南宋的纸币政策最终归于失败，而其后的元明政府继续发行纸币并首先用于官吏俸禄的支付，“始乱终弃”的拆烂污行为一如其旧，前文已经说过明代官员在宝钞折色中大吃其亏的事例，不再赘述。逮及清代，官员支俸方式终于又返回到发俸票发米票的老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