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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有重温此宋明精神哲学之必要呢？——就一极微末不足道的理由说，是改变西洋对中国的偏见。客观的偏见对我们不是无关，但是微末。那偏见不是一日酿成的，至晚是始于明末公教士之入华传教。其寄回罗马教廷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只是说起中国是一无宗教之国，只有祖先崇拜，换言之，即是没有受洗的野蛮人。然则是教士的责任，以基督的教义去征服野蛮人。假“太平天国”之名的农民起义，其信徒便摧毁宗族中的祠堂，及其神主、牌位等。经过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今新、旧教的口号仍是“中华归主”。又有更可怪者，即是印度至今犹存此愚昧之见，即问：“中国有什么高上的宗教追求呢，除了从我们传去的佛教？”——这真是人或民族度量相越之远，无可计量了。纵观西方历史，可见到基督教初兴时怎样被排斥，受压迫，到中世纪又怎样排斥邪教，压迫异教徒，以及后来的宗教战争；在东方则南亚以及中东，印、回之相杀，亦至今未已。若使我们不用历史唯物论的眼光看，推出种种原因，而专就宗教而论宗教，则其流毒生民贻祸人类之罪恶，可谓上通于天。由此我们不必因无西方的宗教而自惭，反可因此而自幸了。中国诚然从西方接受了佛教，但本土亦有道教。儒教虽偏于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在近世这名词的涵义内），然而，高尚的道德，伦理，在西方多包含在宗教内，在中国却一贯建立于儒教即孔、孟之道内。倘若我们继续一贯发扬我们的孔、孟之学，以近代新眼光有所拣择而作此精神追求，则客观对我们的愚昧偏见，可以不问。所以说，这必要性仍属微末。外国人怎样我们便应当怎样，只表现了无所自立或中不自主；“杀君马者道旁儿”，古有明喻。
在学术上依他人的好尚为转移，自己失了主见，便将劳碌无成。且举两个极小的例。大概在这世纪七十年代中，有班西方人忽大热中于古印度之《韦陀》，以为是一条通天之路，在韦陀教其实也是以此自信的。便要恢复三千多年前之祀神仪法，召集一班学者，在南印度大作其祀神典礼。陈列陶片，斟灌酥油，念诵咒语，一遵古制；其结果可想。事实上是演戏而已。在印度教圣经《薄伽梵歌》中，已斥《韦陀》之如遍处有大水时地中的一小池，则早已无甚价值。适见其学术重心，不在本土而在他人，异国。若有西人从印度之残蠹破书中，拣出一种稍加拂拭，以作其论文，取其学位，诩其深造，则在印度本土必大起一阵惊扰，加以提倡，因为外国人高兴！——又再举一例：若干年前，某西友告诉笔者：陆士衡的《文赋》已翻成英语了。我便说，这是我少年时也熟读的一文，至今也还能背诵几句。没有什么。倘在印度呢？必然又大举提倡熟读此文了。因为外国人好尚！幸而中国还没有染上这恶习，可说学术之重心未移，仍在国内。
但重温此古典，在我们确实有此需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知道自己，有助于陶铸一时代的新人物，有助于文明的进步，有助于世界人道之发扬。自五四运动以后，推翻了传统的封建时代的偶像，正极的建设便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未曾忽略了个人。社会譬如一极复杂的机器，必须其中每一螺旋，每一轮轴，充分完成其职责，不失其为螺旋为轮轴者，方能与其余诸部分结合而发挥其作用和功效。在个人也如此，身体内中各器官皆如此。必须有健全的个体，然后有健全的群体。这古学中有一绝大的个人主义的阴影，是封建社会投下的，因为在君主制度下统治者是国君，——“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或“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国君只讲其治国、平天下之理，儒者皆孳孳汲汲于此，所以儒学难脱变相个人主义的色彩。在现代我们早已推翻了帝制，自然淘汰了其许多违背民主时代精神之论，但儒学中之胜义，决不能为我们所扬弃。真正的个人主义却应已脱去了这阴影，且将为社会主义所采纳。正如今时社会上也表扬了各界的模范人物，如“劳动模范”，“英雄”……等，皆是“个人”。
治此一古学譬如开矿，入山开采，必须辨明矿脉，——古已有学案、传记等，记载其渊源所自，及传授分流。因时在近古，史事明白，容易处理。——然后采集，加以冶炼，去其渣滓；即是拣选其不与时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方法相违的，视其对今世以及后世有何裨益，将其采纳，表扬，或存置，搁下。然存置或搁下，亦不是将其毁灭，因为倘其中有些真理的东西，终归是毁灭不掉的。现今许多不合时宜的事物，我们只合将其保存给后人，毁之可惜。将来也许在废料中，又可提炼出其他物品，作新的用途，且不论；至少其历史价值是可取的。这么“重温”，便远远异乎“复古”了。五四运动之后，文化界也有一班头脑顽固的人物，大大主张复古，经不起时代潮流的涤荡，也渐次销声匿迹，未曾恢复出什么，未曾成就个什么。如今说重温宋明诸儒之理学，是准备创造一新的将来，不是召唤已逝去的幽灵而重苏一过去。
这里附带说近代一史实。抗日战争起，大部分学者迁入四川。素谈宋学的马一浮，便恢张其“复性”之说，办起书院讲儒学。介乎儒释之间的熊十力，也偏重儒学了，后下还大论张江陵。讲了一生佛学的欧阳竟无，也大讲《论语》、《孟子》等，编其《论孟课》等读本。皆是感觉到了民族的生死关头，还是孔、孟之学有益。若干人奔赴国难，无形中是遵循了孔、孟之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一书，开篇便阐明义、利之辨。毛泽东教示中国永不应在世界上称霸，是明于霸、王两道之分。……这些，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宋、明诸儒，“讲之精矣”。是其学之实行一面或应用一面。
学而不能行，或学而无所用，如庄子所说学屠龙之技，“单1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2 则不如不学。实际技与艺已成规模，或学已成宗已建立者，决不至于无用。庄子尝说无用之用适可为大用，正自有道理。宋儒如程、朱则薄功利，陈同甫一派不谓然。然两派皆明于义、利之辨也同。文化事业，多看不出实利，而其利较之常人所见之眼前实利，乃大过千百倍而无限。急功近利当然为世俗所轻，纵使是急近功而图实利，也应从另一方面着手，所谓以义为利，然后有得。西洋俗谚：“哲学烤不出面包。”但没有哲学，根本不会知道为人，那么，更不会知道烤面包以及如何吃。“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一般而论，哲学，无论唯心或是唯物，皆不会无用，不会与人生无关；但从始至终，多少亦应求其实证。科学不必说，就此深奥的心学而言，在自己有自己的体会或实践，乃是至关重要的事。对他人能表白得出或表白不出，乃是外向的事，不关重要。不妨先自成己，然后成物。姑重题一著名的故事：朱子解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此说亦本之李侗，3 非朱子自创。——遂有“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说，甚遭议论。到王阳明便认真实地加以研究了。尝自云：“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至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4 这便是古人治学的实验态度，无妨下笨拙的功夫，也正是有益的；虽然失败，因为可在此一道之上大标一语曰：此路不通。诏示来者免枉费心力于此。——这，也是重温此学之正当态度。
当代扫除文盲是一伟大工作。倘识字而后，便教以粗浅的宋明儒者之学，即教以如何做人，似乎也甚重要。即扫除心盲，稍重伦理；古人于这方面讲究倒是很精微的。尤其我们是中国人，始终离不了这些道理。
这里无妨指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仍其多种称名，如理学、心学、道学……等，但舍精神哲学一名词而外，亦无其他适当且能概括无遗的名词可取。其所以异于纯粹思辨哲学者，则在乎躬行实践，内外交修，求其实证，即所谓“自得”，态度仍是科学的，脱出了玄虚。终期于转化人生，改善个人和社会，那么，亦可谓此为实用精神哲学。而又有进者，精神所统辖者如此弘大，故此哲学亦广阔无边，正不宜精细界划，中间存有充分发展的余地，留给将来。人类的心智永是进步的。
注释：
1 “单”即“殚”，义为耗尽。
2 《杂篇·列御寇》。
3 朱子亦有“一旦豁然……”之说。李侗原说云：“为学之初，且当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覆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语言之所及也。”（见《宋元学案》）
4 《传习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