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生于1938年农历六月初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我是在逃难的途中呱呱落地的。我的儿童时代是在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家中的一切都很简陋。父亲范子愚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善诗文：但绝无治家之术，也不知名利为何物，一生从不愿发表任何诗或文，他真是述而不作的典型。直到晚年，我劝他出一本诗集，老人才表示同意。印出来之后，他很高兴，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猎取名誉的工具，几十本书锁在抽屉里发霉，只拿出一本供奉于母亲的灵前。父亲为人老实迂阔，但他的诗却是风华婉转、荡气回肠的。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好诗，但他写诗好像就是为了感情的抒发。他教中学的语文、历史、美术、外文。由于熟读文史典籍，讲课别具风格，引人入胜。家中的一切全靠贤惠的母亲缪镜心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任南通市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委，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折磨而死。这是我一生不堪回首的、最悲痛的事。
我四时入学，由于早熟的聪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父亲是上海关专毕业的，家中有些留下的画册和画具，我从小便喜欢横涂纵抹。最早对我有影响的是画家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子恺漫画集》。我喜欢他要言不烦的用笔和浓厚的文学气息，他的侧隐之心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父亲信佛，是一位居士。我问他，我是不是也应该吃素?父亲说，你太小，吃素成不了佛，可见父亲的教子是很有幽默感的。还有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我有时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我照着丰子恺和张乐平的画临摹，有时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我也写字，由于张廉卿是范伯子的老师，所以我们家对他的书法十分推重，我从小学他的字，每天悬腕对临。有一年暑假，我满嘴长了胡子疮，擦着紫药水，像个小魔鬼。一向爱漂亮的我把门锁上，从早到晚羞与外人接触。除此便收集邮票，那时没有钱买，就从偶然收的家信中撕下来，一张张积累，连很普通的、不值钱的邮票，我也认为趣味无穷。我们小时候老实得很，连向别人要旧邮票都不敢的，因此搜集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直到二兄1945年去香港之后，他从银行里的信件上取下一批批的外国邮票寄给我，我才渐渐收集了几大本。
我八岁之后，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兄因为参加革命，遭到追捕，几乎丧命，离开家园，到苏北打游击去了；二兄也为生活所迫，跟舅父去香港谋生。我从小不爱和女孩子玩，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对文学又一窍不通，所以我很孤独，怀念着两位才情出众的兄长。他们也很喜欢我的，二哥的生活渐渐好一些了，经常寄糖果和书刊给我。大兄则一直为革命奔走，常囊空如洗，挨饿受冻；但他还是想着我，给我寄回过十只石猴，那是刻工粗糙的艺术品，我竟然让它们排队睡在我的枕旁，每天给它们洗澡。1949年全国解放，在春节里，大哥穿着灰军装、背着盒子炮回到家中，我的家庭从此开始了布满阳光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大兄成了右派，我们家也跟着倒霉了二十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又使我失去了母亲和大兄，二兄忧郁而死。每想到这一切，我都感到一阵悲哀。普天之下每一个善良的家庭，都不愿中国再演这历史的悲剧。父亲在1984年年初也谢世了，姐姐是1983年病故的。我的家，在历尽了悲欢之后，终于剩下了我孑然一身。我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尽为人子之道，没有给父母兄长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我上中学之后，开始顽皮，成绩也江河日下，只有文学永远在全班执牛耳。我对数、理、化没有丝毫的兴趣，所幸范氏大代数书很厚，正好在书的边角上画卡通。每一页画的动作，略有区别而有连续性，用相当的速度翻阅，便可有却去的效果。画人吃包子、踢足球、小孩儿推磨，无奇不有。同班的颐乐夫，今天也是一位名画家了，画得更出神入化，竞至有一次数学教师冯德吾忽然问颐乐夫三的四次方是多少，他说“二十七”，引得哄堂大笑；接着再问我，我说“二十七再乘三”，虽然我心算不行说不出得数，却也博得了满堂彩。
当时我们南通中学有三位小画家在全市甚至江苏省有名，便是袁运生、顾乐夫和我，十三岁便入了南通市文联美协，那时经常在一起画漫画和招贴画，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却去。袁运生比较机灵，颐乐夫则很憨厚，我的性格是介于两人者之间。
中学时代的教师张子通和颐云墩先生，是我们绘画的启蒙老师。他们都是上海关专毕业的，为人都极谦和质朴。
1955年，我十七岁，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的记忆力是颇惊人的，过目不忘，三遍成诵，几百个历史年代背得哗哗如流水，所以我的成绩从来不低于五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都是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我最尊敬的郑天挺和雷海宗先生早已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们。
南开历史系给我影响最大的学者还是吴廷璎。他精通日本、朝鲜和印度历史，是他引起我对亚洲、东方的浓厚兴趣，上他的课得益匪浅。研究先秦史的王玉哲、汉史的杨翼骧和隋唐史的杨志玖都为我打下了史学的根基。外国史教授杨生茂、宰燮高和黎国彬，还有近代史专家来新夏，都对我很有教益。这些学者都诚实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有成右派的。作为他们的学生，无论他们谁因不测之祸而罹难，都使我内心十分抑郁。三十年来，我对他们没有一天轻忘，他们对我也爱护备至。有一次，辜燮高先生讲：“范曾已是中外驰名的艺术家，对我们仍持弟子礼呀!”在场的教授们都笑了。
我十九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时在1957年。离南开时，吴廷璎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中国可能少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而会多一个优秀的画家。”
过了暑假，到中央美院上学，美院已是一片紧张空气：江丰己成为美术界的“头号右派”，在受着批判；美术史系的主任王逊，也成了右派；而几位著名的美术史家，如精通日本、印度文化的常任侠教授，现代著名的导演、作家和美术史家许幸之教授，博学多才的诗人、史学家尚爱松教授，虽未戴帽，也“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于是学术气氛是谈不上了，美术史系很萧条，课程也很松弛。只记得教白搭车的刘凌沧先生，不问什么运动不运动，认认真真的传统，教课一丝不苟，他一开始便对我的作业大加奖饰，说我摹的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能传神。教素描的李斛先生，也是我艺术上的严格的导师。他的功底好极了，当初徐悲鸿先生特地请宗其香先生将他从四川调到北平艺专。他上课执敦认真，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段，凡有浮光掠影、不刻苦作画的，他则痛加呵斥，使学生诚惶诚恐：今天想来，他真是用心良苦，尽管教学法或不会为现时所推重，但他的精神却造就了我。他～生创作不多，《关汉卿》、《印度少女》和《长江三峡夜航》等却都称得上精妙绝伦。1974年批“黑画”之中，他的几幅山水也列其中。政治上一向严谨如李斛先生者，实在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在美术馆门口，他遇到我讲：“这下子麻烦了。”我说：“先生，不要紧的，您的画没有任何问题。”在展览会上，我见到一位曾是木刻家后来又改画国画的朋友，他也很受压抑。我跑上去和他言欢握手，他后来很感动地将龚白珍的两句诗送给我：“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袖口十年香。”然则，情随事迁，当时处在困境中能相濡以沫的朋友，在若干年后，他却视我为仇寇，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
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了，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都亲自授课，而且老一辈艺术家都具有那种诲人不倦的师道。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蒋兆和。他的艺术无疑是中国绘画史的里程碑。他的人物画，将中国的传统技巧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蒋兆和先生要求我们在精确地判断之后放笔直取，如灯取影，纤悉不遗。蒋先生反复教导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光和色的魅力所迷惑，而从中国六法论的“骨法用笔”出发，把握对象的结构，注意结构在空问的角度和角度由于透视所形成的微妙变化。李可染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李苦禅先生以他豪放的为人气派和博大的水墨画造诣，深深地感动着我。对于这些大师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把他们看作神灵一样的崇拜。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用玄奘西天取经不畏七十二难的精神鼓舞我勇猛精进，誓无反颐，这张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三次抄家，都没有落入造反派手中，我对老师的拳拳之情，由此可见。李苦禅先生是我最爱的。他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在几十年的大学教学中，最好的学生是范曾。他一生出过的一本唯一的大画册《李苦禅画集》的序言，便是苦禅先生命我写的。他喜欢我的文笔，说形式上有骈文的面貌，而风骨却是桐城派的。还应提起的是郭味蕖先生。他是一位有渊博学识的虔诚之士，他是华新罗之后的最伟大的小写意画家。他很爱我，在我毕业的时候，送我一张画竹，希望我能拂云擎日。但他的命运十分不幸，“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划为地主，遣送回乡，忧愤而死。
我在大学里的成绩，一年级时尚不足观，二年级以后，才崭露头角，此后一直名列前茅。1962年毕业时，我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拿去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激动，夜不成寐，凌晨三时起床，匍匐于地，将他赠我的长诗题于画面。这首诗，成了郭老的不朽名篇，录入他的《东风集》中。郭老在他的寓所接见了我，他说今后有杰作，他还愿意给我题诗。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他那儿，原因是对自己的作品总不满意。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些信心，还是十年之后的事。
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的艰巨的工作。沈从文先生的格言是要有耐心，这也是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他不厌其烦地用他美奂的蝇头小楷写信给我们，指出我们应注意的事项。那种精神实在是一般意志力所达不到的。在编绘的过程中，我临摹了不少的传世杰作，在白描上可说痛下了苦功。其中诸如李嵩的《货郎图》，张萱《捣练图》，周日方《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元人《射猎图》、《重屏会棋图》，今天我都不敢想象，二十几岁的我，白天黑夜伏案勾画这样一些精微的画稿会那样耐心认真。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兴思及此事，总是一阵阵内愧。我前半生中还有一件属于品德领域的错误，便是1960年曾因写《徐悲鸿》一书，对廖静文先生提的十分中肯的意见不满而反唇相讥：可是廖静文先生，对我却原谅了。他的宽容，也从另一角度教育了我，使我知道如何做一个正派的君子，而不做那些违背德性的事。二十年后，当廖静文先生再见到我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件事，她曾在看北京市的一个展览的时候，看到我所画的一幅小孩儿喂羊羔的国画，她在留言簿中写道：“这位青年，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我听了之后，感动之至，同时我更感到廖静文先生灵魂的关好：对我一生有知遇之恩的，她便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