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正”包括正名和正人两个方面。
孔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
正名,就是要改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是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提出的,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正名有赖于正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进行德、礼的教化,使人有知耻之心,便会自觉走上正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自然也就得正。
正人
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而关键在于在位者正己。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在上者率先示范,一切自然得以顺利推行;自身不正,言行不一,所要求于人,不能行于己,不能取信于民,政令自然无法推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民风之正,全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何以要求于百姓?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正己,是孔子向在位者提出的首要的必备的条件。
为贯彻“政者正也”的理念,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政者正也”先于“为政以德”
一般认为,孔子治国为政之道,核心是“为政以德”。过去笔者也持这一观点,近来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新的认识。孔子治国为政,核心思想应该是“政者正也”。
“政者正也”说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为政以德”说的是“怎么做”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比“怎么做”更根本,治国为政做的是一件怎样的事?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正”字。“为政以德”是为了达到“正”的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政者正也”的为政理念决定了“为政以德”的治国路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他主张“为政以德”,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子思考的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而且首先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他指出,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基础在人,不在物;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实质不是管制,更不是镇压,而是“正”,使社会秩序和人心走上正道;治理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恃德不恃力。他从人出发,立足于人的完善,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建立在人们“有耻且格”的基础之上。在他的思想中,人是一切的主体,人的完善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这已经超越了民本思想的范畴,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为了贯彻他的理念,达正人的目标,他致力于教育,提出以“君子”为理想人格目标,阐述了君子应有的理想和形象。他特别关注人们的自觉修身,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修身原则。
概括起来说,孔子身处乱世,志在救世;孔子的思想,从救世出发;而救世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要在在位君子之正己;正己之途则在自觉修身。最后,集中到一点:一切问题的解决,全靠每一个人的自觉修身。也就是《大学》所说: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可以说,这是孔子《论语》的核心思想,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文/钱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