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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起源于古代的水（隍）庸（城）的祭祀，为《周宫》八神之一。“城”原指挖土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壕。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所以修了高大的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壕城、护城河。他们认为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安全密切相关的事物，都有神在，于是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道教把它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剪除凶恶、保国护邦之神，并管领阴间的亡魂。
从原始信仰说起
远古时期，农业经济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使得民众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对图腾、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之中，通过一定的祭祀求得自然力和祖宗的护佑，在“万物有灵”与“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出现了有关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仪式，逐步形成原始信仰。
城隍是我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大蜡八”是指什么？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所以大蜡八即年终祭祀的八位神，他们分别是：司啬、百种神、农神、邮表、禽兽神、坊、水墉、昆虫。其中水墉居其七。水墉是农田中的沟渠，水墉神也就是沟渠神。后来古代的城市亦要修筑城墙,城墙之外还要有一圈护城壕。有水的城堑称为“池”,无水的城堑则称为“隍”。“城隍”二字，始见于《易经》泰卦的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其中“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城隍一词连用泛指城池，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原始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五礼通考》）。城墙、城壕在防卫敌人、猛兽攻击,保护一城百姓安全上,功莫大焉。于是水墉神便升格为城隍神，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
兼容并包是我们传统文化与民间信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城隍信仰亦是如此。随着城隍在民间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显著，道教也将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就有在斋蘸请神仪式中开列城隍的法位的记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隍神就逐渐成为了道教尊奉的主要冥界神灵之一。道教许多法事活动中，都要请城隍神到场。道教源于民间而又影响民间，甚至渗透到千家万户。城隍原本是民间的神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接受了佛教的冥界体系，城隍神开始成为阴间的行政长官，掌管阴间事务。 如宋代佛教的“水陆法会”就开始将城隍神列为重要的恭请神明之一。
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把传统信仰的神灵和各种宗教的神灵进行反复筛选、淘汰、组合，从而构成一个杂乱的神灵信仰体系。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世俗信仰的多元性。所以说，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多教合一，多神崇拜的特点。民间信仰的神灵群体可以说并无体系可言，但这些信仰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间信仰“尚和”的文化精神特质。
城隍，从我国先民的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发展到后世的宗教信仰，它们原发于农耕文明。古长安作为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又以其长期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成为精神文化的传播地。由此，古长安也自然成为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
汉代纪信，最早的城隍人格神
城隍神是由自然神逐渐过渡到人格神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英雄人物死后英灵还在，作为地方神来保护自己。在城隍由自然神演变为人神的过程中，汉代的纪信最早，长安不仅是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城隍人神——纪信。
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封纪信为十三省总城隍，在长安王曲建庙立祠，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汉代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刘邦称帝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上林苑（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由史料记载来看，王曲城隍祭祀纪信据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比三国东吴芜湖城隍爷周瑜和城隍庙要早四百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城隍信仰不断增强，王曲城隍祭祀活动亦不断兴盛。进入唐代，城隍祭祀在各地已经蔚然成风，地方官每年定期或在地方遭遇旱涝天灾时，代表一方民众祭祀城隍。王曲城隍紧邻唐长安城，更成为官府及民众祭祀的对象，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祭祀活动的盛况。宋代城隍神被正式列入祀典，并明确规定，新官到任三日内，必须拜谒城隍庙，这是借用神明的威力来管制官吏。王曲城隍纪信也被封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