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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演讲：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
编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
一、井基次郎的柠檬我是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尽管在此之前，在我的小说里，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日本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的描写。那是完全的想象，闭门造车。来到日本后，发现我的想象与真实的日本大相径庭。我小说中的日本，是一个文学的日本，这个日本不在地球上。
这次短暂的日本之旅，可以说是一次文学之旅，更可以说是一次神秘之旅。
前天我们到达伊豆半岛中央那个有很多温泉和旅馆的地方时，正是黄昏时刻。暮色苍茫，深不可测的猫越川里水声喧哗，狭窄的道路两旁生长着许多湿漉漉的大树和攀缘植物，我感觉到那里边活动着很多神秘的精灵。驹泽大学的釜屋修先生首先带我来到了汤本馆--这是当年川端康成写作《伊豆舞女》时居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旅馆。釜屋修先生不知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说服了那个看门的老太太，使她允许我参观川端康成居住过的房间。我坐在通往那个著名的房间的楼梯上照了一张相，然后还坐在川端康成坐过的垫子上照了一张相，想从那上边沾染一点灵气。我知道楼梯是真的，但坐垫肯定是假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但是十分雅致的房间，与川端康成的气质十分地相似，我感到这个房间好像是为他特意布置的。
从汤本馆出来，走过一段弯曲而晦暗的山路，就到了尾井基次郎写作《柠檬》时居住的小旅馆。品尾井是一个少年天才，写完了《柠檬》不久就吐血而死，据釜屋修先生说，《柠檬》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可惜至今还没有中文译本，而大多数的日本人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作家曾经写过这样一部作品。釜屋修先生说，在七十多年前，这个地方还没有电，也不通车，人烟稀少，冷僻荒凉。每天晚上，尾井都顶着满天的星光或月光，沿着曲折的山路，到汤本馆去，与川端康成谈论文学。谈到深夜，一个人再走回来。我想知道川端康成会不会送送这个面色苍白的青年呢?在深夜的星光闪烁的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行走着一老一少两个文学的精灵。釜屋修先生说他不知道，文献上也没有记载。但我心中固执地认为一定有过这种情景，这是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景。釜屋修先生说，尾井死后，为了纪念他，日本的作家们就设了一个柠檬节，在每年的尾井忌日召开，到时会有很多日本作家从各地赶来参加。但现在这个节好像日渐衰微，人们已经忘记了尾井，也忘记了他的《柠檬》，当然也不会有多少人远路风尘地来参加这个柠檬节了。
出了尾井的旅馆，沿着陡峭的小路，爬上山包，釜屋修先生带我去看尾井的坟墓。在山包上，还能看到一缕血红的霞光照耀着孤零零的墓和墓前紫色的石碑。石碑的顶端，有一个金黄的东西在闪闪发光。是一颗柠檬。釜屋修先生惊奇地说：这个季节哪里来的柠檬呢?而我在想，是什么人赶在我来之前放上了这颗柠檬呢?
二、川端康成的幽灵
当天夜里，我们下榻在距离汤本馆不远的绿色天城旅馆。这家旅馆的规模比汤本馆大一点，现代化的气息浓一些，但旅客寥寥，似乎只有我们几个人。晚饭之后，各回寝室，熄灯就寝。隔着窗户，听到猫越川里的流水声愈加响亮。几分寒意、几分怯意伴随着我进入梦乡。深夜起来解手时(这家饭店的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我拉开门，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风里似乎还有一股浓烈的脂粉香气。我的心中不由地一阵紧张，似乎是害怕，但更像是兴奋。当我穿越长长的走廊走向卫生间时，听到在身后的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木屐声。我驻足等待，望着那楼梯的出口，希望能看到一个像白莲花一样不胜凉风娇羞的日本美人从那里出来，但没有人出来，木屐声也消逝了，只有猫越川的流水响亮着，好像那屐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出现的只是我的幻觉。我怀着几分遗憾进入卫生间。卫生间那里有不少的间隔。我推门进去时，就听到抽水马桶哗哗地一阵响。如果说刚才从楼梯口传来的木屐声是我的幻觉，那这次，马桶的响亮水声，绝对是真实的。听，那排过水之后的抽水声还在继续着。这说明卫生间里有一个起夜者，他很快就要走出来的。但一直等我离开卫生间时，也没有人从那个水声响亮过的间隔里走出来。当我冒着冒犯别人的危险拉开那个间隔的门时，结果你们应该猜到了，里边什么人都没有。回到房间后我再也没有睡着，一直侧耳听着外边的动静，但除了川里的水声，再无别的声响。后来，临近天亮时，从很远的地方，竟然传来了几声公鸡的啼叫。这又是一种让我感慨万端的声音。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听到公鸡的叫声了，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幽静的、神秘的凌晨听到从遥远的仿佛隔了几百个岁月的地方传来的公鸡的叫声。我想起了“鸡声茅月店，人迹板桥霜”的意境，想起了偷鸡的时迁、给顾客烧汤的店小二，想起了刺配沧州的林冲。在那个时代里，鸡是人家的报晓钟，洗脚水不叫洗脚水，叫“汤”，洗澡水肯定也叫汤。川端康成先生住过的那家旅馆不就叫汤本馆吗?我住的旅馆的底层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温泉澡堂，头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泡过。里边蒸气缭绕，汤从石缝里咕嘟咕嘟地冒出来，澡堂里充溢着一股浓烈的硫磺气味。反正已经睡不着了，天亮后就要告别伊豆，当然也就告别了可爱的温泉，何不再去泡它一汤呢?
我一个人下楼进了澡堂，因为没有人，我连温泉和更衣室之间的推拉门也没关。我躺在热水里，迷迷糊糊地想着夜里发生的事情。这时候，面前的推拉门无声无息地合上了。我以为是旅馆的工作人员帮我拉上了门，但门是无声无息、缓缓地合上的，根本就没有人。我回去和同来的朋友说起这件奇遇，他们不相信。他们说可能是电动的感应门，但下去考察之后，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电动门，而且显然是很少关过，用手推着都有些费劲，并且发出咯咯吱吱的响声。接着，我们去吃早饭，吃饭时又说起这件事，朋友们还是不信，以为我是在装神弄鬼，但正在这时，摆放在我面前的一双连结在一起的一次性木筷“啪”地一声裂开了。这件事就发生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但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
我愿意相信，从夜里到早晨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川端康成先生在显灵，就是那个小舞女熏子(《伊豆舞女》中的女主角)在显灵。
三、井上靖的雪虫
昨天上午，釜屋修先生带着我们参观了井上靖的故居，还有他就读过的小学校。在学校后边的操场边上，立着一块井上靖亲笔题写的诗碑。词儿自然是精彩，但可惜我把它们忘记了。学校前边的水池边上有一组雕塑。左侧是一个大脑袋的小男孩，身上背着一个包袱，手里举着一片枫叶，脸仰着，似乎是在追赶他的雪虫(井上靖有一篇著名的小说，题目就叫《雪虫》。据釜屋修先生说，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虫子，每当深秋枫叶红了的季节，在黄昏的时候，就会出来飞舞，像纷纷飘扬的雪片。后来在伊豆的“森林、文学”博物馆里，我见到了雪虫的标本，那是一种透明的小飞虫，果然十分美丽。据说井上靖少年时期，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追赶着飞舞的雪虫奔跑，他的《雪虫》写的就是童年时期的一段生活)。在男孩雕像的右侧，塑着一个老奶奶，这或者是井上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奶奶。她坐姿，举起一只手，既像召唤孩子回家，又像鼓励孩子远行。这组雕像让我十分感动，我感到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仿佛看到了少年的井上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手持枫叶追赶雪虫的情景。
回到东京的晚上，釜屋修先生打电话到旅馆，告诉我他也有一个神奇的遭遇：他回家打开报纸，一眼就看到了一篇关于伊豆半岛的雪虫的文章，而且还配着一张照片。文章里说，这种神奇的小飞虫，几十年前在秋天的黄昏时漫天飞舞，但现在已经绝迹了。至此，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三篇小说的题目：第一篇是《尾井基次郎的柠檬》，第二篇是《川端康成的幽灵》，第三篇是《井上靖的雪虫》。
四、东京街头的狐狸姑娘
昨天晚上到了繁华喧闹的东京，我在伊豆半岛酝酿出的文学灵感就逃逸了三分之一。晚上到了新宿的街头一看，那种伊豆式的优雅文学灵感就只剩下十分之一了。因为大街上活动着许多狐狸一样的姑娘。她们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比京剧演员的朝靴还要底厚的鞋子，脸上沾着许多小星星，嘴唇涂成银灰色。她们脸上的星星和她们的嘴唇在电灯照耀下闪闪发光。她们脸上的表情和她们的动作行为都让我联想到狐狸。这时，跑掉的小说灵感又回来了，当然这已经不是伊豆式的灵感，而是东京式的灵感。我的第四篇小说的题目也有了：《东京街头的狐狸姑娘》。
在东京除了发现许多狐狸姑娘之外，我还在大学的门前发现了一群乌鸦青年。他们都穿着漆黑的衣服，头上戴着明檐的黑色帽子。他们在大街上游行时，我还没把他们和乌鸦联系在一起，只是当他们游行完毕，当一个新生为他们的学长、也是校旗的旗手卸下身上的皮带时--那个新生在为学长卸皮带前后都要连连鞠躬、哇哇怪叫--我突然地感到，他们与乌鸦是那样地相似。不但嘴里发出的声音像，连神态打扮都像。我想《大学门前的乌鸦少年》应该成为我的第五篇小说题目。
我发现日本的年轻人都在马路上玩耍，女的变成了狐狸，男的变成了乌鸦，而日本的老人却在努力地工作。高速公路上收费的是老年人，维修道路的也是老年人。开出租车的是老年人，收垃圾的也是老年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更是老年人。我想这也许是日本的一种崭新的人生哲学：年轻时就拼命玩，玩不动了就开始工作。废话说得太多了，下面我想应该谈谈严肃的文学问题了。
昨天中午我与釜屋修先生和毛丹青同志一起穿越那条因为被川端康成在小说里描写过而著了名的天城隧道时，正好与沼津中学的一群孩子同行。穿越隧道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尖叫，使出吃奶的力气发出各式各样的尖叫。其中一个女生的尖叫持续了足有三分钟。她的尖叫大致可以分为三节，前边是兴奋地尖叫，中间是忧伤地尖叫，结尾是疯狂地尖叫。一声尖叫可以分成三段，包含了三个深刻的人生的主题。现在我的第六篇小说的题目又产生了：《女中学生的尖叫》。
其实在穿越隧道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我这次去伊豆之前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那就是希望能在那里遇到一个像熏子一样美丽动人、情窦初开的艺伎，但我跟熏子的幽灵擦肩而过，却跟一群与熏子年龄相仿的女中学生结伴而行。隧道还是那条隧道，姑娘还是那样年轻的姑娘，但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我的文学始自饥饿
我开始文学梦想的时候，差不多像熏子那样大。那时我已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我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牛，因为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和牛说话，和天上的鸟说话，但是牛也不理我，鸟也不理我，我只好自言自语。当自言自语累了的时候，我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做着我的白日梦。我梦到的多数是食物：雪白的馒头，香气扑鼻的烧鸡……但馒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烧鸡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鸟粪。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被划成右派的学中文的大学生，他告诉我，济南一个作家每天三顿吃饺子。当时，我们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饺子。我想，要是每天三顿都能吃上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那时我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
到了80年代初期，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才发现饺子固然好吃，但小说实在是难写。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真正地解放，文学创作方面的清规戒律还很多。那时的文学还要为政治服务，还要配合政治运动或是生产运动。譬如说要搞计划生育了，就赶紧创作关于计划生育的小说。要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了，就赶紧炮制关心知识分子的小说。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创作方法是不对的，反而认为是很正确的。所以我就从报纸上找灵感，看看报纸上正在提倡什么，然后就写什么样子的小说配合。这样创作出的文学必然地是虚假的文学，因为作家在创作时，根本就没有注入自己的真情实感。
六、牵过一条川端康成的狗
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我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幅鲜明的画面，仿佛能够感受到水的热气和狗的气息。我想，原来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小说，原来连河里的热水与水边的踏石都可以成为小说的材料啊!
我的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第一句就是：“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流传数代之后，再也难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的字眼，也是第一次提到关于“纯种”的概念。从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我的小说就多数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了。那里是我的故乡，是我生活了二十年、度过了我的全部青少年时期的地方。自从我写出了《白狗秋千架》之后，就仿佛打开了一扇闸门。过去我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但现在我感到要写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奔涌而来。我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另一篇小说的构思就冒了出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篇小说还没写完，几篇新的小说就构思好了等待着我去写它们了。1984-1987这几年中，我写出了大约一百万字的小说。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许多个人的亲身经历，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
七、用想象扩“故乡”
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就写了我个人的一段亲身经历。当时，我在一个离家不远的桥梁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白天打铁，晚上就睡在桥洞子里。桥洞子外边就是一片生产队的黄麻地，黄麻地旁边是一片萝卜地。因为饥饿，当然也因为嘴馋，我在劳动的间隙里，溜到萝卜地里偷了一个红萝卜，但不幸被看萝卜的人捉住了。那人很有经验，把我的一双新鞋子剥下来，送到桥梁工地的负责人那里。那时我的脚只有三十码，但鞋子是三十四码的，为的是能够多穿几年，因为小孩子的脚长得很快。我穿着一双大鞋走起路来就像电影里的卓别林一样，摇摇摆摆，根本跑不快，否则那个看萝卜的老头子也不可能捉到我。
桥梁工地的负责人在桥墩上挂上了一张毛主席的宝像，然后把所有的民工组织起来，在桥墩前站成一片。负责人对大家讲了我的错误，然后就让我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请罪。请罪的方式就是先由犯罪人背诵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然后就忏悔自己的罪行。我记得自己背诵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段语录里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老百姓的庄稼”的条文，与我所犯错误倒是很贴切，尽管我只是一个饥饿的顽童而不是革命军人。我痛哭流涕地对毛主席说：“敬爱的毛主席，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忘记了您老人家的教导，偷了生产队里的一个红萝卜。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我今后宁愿吃草也不偷生产队里的萝卜了…”桥梁工地的负责人一看我的态度不错，而且毕竟是一个孩子犯了个小错误，就把我的鞋子还给我，让我过了关。
但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向毛主席请罪的场面被我的二哥看到了。他押我回家，一路上不断地对着我的屁股和肩背施加拳脚，这是那种抓住弟妹把柄时的半大男孩常有的恶劣表现。回家后他就把这事向父母做了汇报。我的父亲认为我丢了家庭的面子，大怒。全家人一起动手修理我，父亲是首席打手。父亲好像从电影里汲取了一些经验，他找来一条绳子，放在腌咸菜的盐水缸里浸湿，让我自己把裤子脱下来--他怕把我的裤子打破--然后他就用盐水绳子抽打我的屁股。电影里的共产党员宁死不屈，我是一绳子下去就叫苦连天。我的母亲一看父亲下了狠手，心中不忍了，就跑到婶婶家把我的爷爷叫了来。爷爷为我解了围。爷爷说：“奶奶个熊，小孩子拔个萝卜吃，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这样打?”我爷爷对人民公社这一套一开始就反感，他自己偷偷地去开小片荒，拒绝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我爷爷1958年时就预言：人民公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后来果然应了验。但当时他是被当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老顽固看待的。根据这段惨痛的经历，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枯河》与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我的小说《红高粱》里有一个王文义，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我不但用了他的事迹，而且使用了他的真实的名字。我知道这样不妥，但在写作的时候感到只有使用了真实的名字笔下才有神气。本来我想等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是等我写完之后，改成无论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小说也在村子里流传，王文义认识一些字，电影和小说都看了。他看到我在小说里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咱们是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的糟蹋人呢?我父亲说，他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是个土匪种”，难道我也是个土匪种吗?这是小说。王大叔说，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把我写死我不高兴。我父亲说，儿子大了不由爷了，等他回来你自己找他算账吧。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去看望他，也有个道歉的意思在里边。我说大叔，我是把您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了一个大英雄。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有了”的大英雄吗?我说后来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们也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听说你用这篇小说挣了不少钱?
过了这个阶段后，我发现一味地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家乡那点子事也不是个办法，别人不烦，我自己也烦了。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我创造了这个“高密东北乡”实际上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国界的。如果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王国，那么我这个开国王君应该不断地扩展它的疆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写了《丰乳肥臀》。
在《丰乳肥臀》中，我“高密东北乡”搬来了山峦、丘陵、沼泽、沙漠，还有许多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从来没有生长过的植物。翻译这部作品的吉田富夫先生到我的故乡去寻找我小说中的东西，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山峦也没有丘陵，没有沙漠更没有沼泽，当然也没有那些神奇的植物。我知道他感到非常地失望。前几年翻译我的《酒国》的藤井省三先生到高密去看红高粱，也没有看到，他也上了我的当。当然，所谓扩展“高密东北乡”的疆域并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也就是几年前我曾经提出的对故乡的超越，夸张一点说，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心中大概也明白它的意义，但很难用清晰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
十五年前，当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时，我就写过一篇题为《天马行空》的短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最宝贵的素质就是具有超于常人的想象力，想象出来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加美好。譬如从来没见过大海的作家写出来的大海可能比渔民的儿子写出来的大海更加神奇，因为他把大海变成了他的想象力的实验场。
前几天，一位记者曾经问过我，在我的小说中为什么会有那样美好的爱情描写。我说我实在想不出我的哪篇小说里有过美好的爱情描写。根据中国某些作家们的经验，一个写出了美好爱情的作家，一定会收到许多年轻姑娘们写来的信件，有的信里还附有姑娘的玉照，但我至今也没有收到过一封这样的信。前几年在学校学习时收到过一封十分肉麻的，但后来知道那是一个男同学的恶作剧。我回答记者的提问，说如果你认为我的小说中有美好的爱情描写，我自然很愿意承认，要问我为什么能写出这样子美好的爱情，根本原因就是我没有谈过恋爱。一个在爱情上经验丰富的人，笔下的爱情一般地说都是索然无味的。我认为一个小说家的情感经历、或者说他的想象出的情感经历比他的真实的经历更为宝贵，因为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你可以在想象中与一千个女人谈情说爱甚至同床共枕，但生活中一个女人就够你忙活的了。我想在我今后的小说中很可能出现日本的风景，东京的狐狸姑娘和乌鸦青年很可能变成我小说中的人物，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把这些全部地移植到我“高密东北乡”里来，当然要加以改造，甚至改造得面目全非。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无产阶级没有国籍”，但现在看来这个口号是一句浪漫的空话。但是不是可以说：小说家是有国籍的，但小说是没有国籍的呢?今天我能够坐在这里胡说八道就部分地证明了这个口号。
谢谢各位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前来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