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秦怡传》（节选）
唐明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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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芳去世，抗战时的四大名旦张瑞芳、白杨、舒绣文、秦怡，现如今只有秦怡还健在。
秦怡美丽不老的容颜使不同年龄段的影迷为之倾倒。她坚强的性格、不幸的家庭、精神分裂的儿子、曲折坎坷的情感历程以及与电影皇帝金焰的婚姻，让更多的人想去了解这个谜一样的女人。《秦怡传》以纪实文学的笔法，从传主的艺术生涯、政治生涯、家庭生活等多方面进行讲述。本报今起连载其中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陪都求生
抗战爆发后，秦怡本来想当一名战地护士，没当成，遂辗转到了重庆，在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性质的机构女青年会暂作栖身。
女青年会食宿每月最少也要16块钱。看来，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找工作也很难。她连高中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凭着一股爱国热情来到重庆，没有任何特长，缺乏谋生的手段，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不容易。
秦怡想当一名小学老师。一位热心人帮助联系到一所小学，回音不佳，说学校已经开学，教师都已聘定，等下学期再说。一个学期三四个月，女青年会的食宿费月月要交，秦怡等不及。秦怡为此天天看报纸招聘广告。
困难时刻，女青年会同住的难友伸出了援助之手。秦怡年龄小，模样儿又讨人喜欢，加之新来乍到，平时少言寡语，大家都把她当小妹妹看待，生活上对她也格外关照。
和秦怡同住一个房间的李竹林，是李鸿章的孙女，她家境富裕，为人大方热情，为躲避不如意的婚姻住到女青年会。看到秦怡小小年纪为参加抗战而告别亲人，她十分同情，经常带些好吃的东西给秦怡。李竹林很快成为秦怡最信赖的人。
李竹林在重庆音乐学院工作，认识教育部音乐司的人，秦怡为找工作四处奔走时，她介绍秦怡为音乐司刻试卷、习题、启事和通知之类的蜡版活，每月可以挣点钱糊口。
秦怡在学校读书时刻过蜡版，字迹娟秀，刻得清楚，这活儿干得了。刻蜡版工价不高，刻一张蜡纸几分钱，能凭自己的劳动谋生，秦怡很高兴。她整天伏在窗下，佝偻着身子，不停地刻，辛辛苦苦一个月，挣了12块钱，离交食宿费还差4块钱。好在女青年会带点慈善性质，差几块钱先挂在账上，依旧可以吃住下去。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一夜西风，山城骤然冷了。秦怡里面穿单衫，外面加一件夹旗袍，人冻得格格发抖。李竹林拿出自己的绒线衫给秦怡穿。身上暖和了，秦怡心里越发忧虑重重。刻蜡版时有时无，不是长远之计，今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到哪儿去找份理想的工作呢？“有一个机会，不知你愿不愿意去？”一天晚上，李竹林试探性地问秦怡。
秦怡瞪大了眼睛，问道：“机会，什么机会？”“有人想送你去英国念书！”“到英国去念书？”秦怡有点不信自己的耳朵。上大学继续深造，她倒是想过，问题是钱呢？至于到英国去留学，她连想都不敢想，谁肯为她花那么多钱？秦怡一脸狐疑。
李竹林说出了真情：“教育部音乐司的一个人看到过你，他叫我问问你，愿意不愿意去。”
（二）找到了终身的工作
李竹林这么一说，秦怡想起她和李竹林去教育部取刻蜡版的卷子，一个三十来岁、长得挺神气的男子老是盯着她看，看得她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
对有些人来说，能有人资助出国，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秦怡却没有动心。少女的本能使她怀疑对方的热情和动机。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凭什么肯花钱送她去英国留学？说穿了是看中了她的年轻和美貌。秦怡从没想过拿这些作为条件，去换取自己生存状态的改变。她离开上海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做富人的太太；她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这样摆脱困境。秦怡婉言谢绝了李竹林的好意，不久，刻蜡版的事跟着吹了。
但女青年会依然是秦怡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在这里，秦怡还认识了胡子婴女士。当时她与章乃器关系不好，带着两个孩子暂住女青年会。秦怡三天两头到胡子婴住的房间去，胡子婴夸她，小小年纪就自力更生，给了她很大鼓励。
秦怡和一位从香港来的记者相处得也很好。那位记者是广东人，很有学问。秦怡和她聊天，话题涉及时事、政治、抗战和人生哲学。她喜欢谈这些问题，偶尔还会冒出一些新的见解。
女青年会住着一位交际花，个子高瘦，人长得漂亮，旗袍外面披件披风，潇洒迷人。整个女青年会差不多只有她一个人化妆，化的是浓妆，眼睛上画了蓝眼圈，嘴唇上涂了口红。过于出格的打扮，许多人都在背后议论她，不愿搭理她，一些教会的信徒甚至提出不许她再住在女青年会。由于年龄太小，秦怡不理解交际花的含义，觉得这个人并不讨厌，对她很感兴趣。女交际花知道别人对她有看法，所以一回到女青年会，她就在走廊的拐角处停下，拿出小镜子照照，擦掉蓝眼圈和口红。看到女交际花这么做，秦怡心中滋生出一丝同情。有时女交际花碰到秦怡，和秦怡打招呼，秦怡很和气地给予回应。
女青年会是一个特别容易接触外界的地方。一次看话剧，秦怡碰到了两位大导演史东山和应云卫，由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找到了她终身的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应云卫成了秦怡生活和艺术上的领路人。
在上海时，秦怡很少去看被称为“文明戏”的话剧，偶尔看一次，伯父知道了，会挨一顿痛骂。住在女青年会，秦怡看话剧的机会多了。一来为加强对电影界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强化审查制度，任意删改剧本，乱剪影片，直至下达停拍令，妄图捆住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手脚，剥夺他们宣传抗日的权利。在此情况下，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些编剧、导演和演员，以中国万岁剧团和中国万岁合唱团的名义，创作演出宣传抗日、借古喻今和抨击时弊的话剧。为了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挑选演员，他们经常到女青年会串门聊天，顺便邀请住在里面的人看他们的彩排或演出。二来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朱嘉蒂也住在女青年会，她不时拿来一些票子，叫秦怡去看演出。
一天晚上吃完晚饭，秦怡跟朱嘉蒂去看中国万岁剧团的新戏《八百壮士》彩排。看完演出，走到场外，朱嘉蒂上卫生间，秦怡在剧场门厅边等候。场内走出两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见秦怡站在门厅前，不由自主地朝她看了看，然后从她面前走过，可走过去没多远，两人忽又转身朝她走来。
（三）秦怡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人了
“小姑娘，你在等人吧，在哪里工作？”两位中年男人一位面容瘦削，梳着中分式西装头的男子开口问道。另一位双眼盯着秦怡上下打量。秦怡见两位男子儒雅有礼，不像是坏人，腼腆地说：“我刚到重庆，还没有工作。”梳中分头的男子一听，乘机发出邀请：“那到我们这里来吧！”
“你们是哪儿呢？”秦怡的脸涨得通红，她正为找工作发愁，现在有人肯提供机会，显得有点激动。
“我们是演戏的，你来演话剧吧。”
刚刚冒出的一丝希望，顷刻间破灭了：“当演员……我……做不来的。” “不会可以学，你会学会的。”梳中分头的男子笑吟吟地鼓励着，和蔼的目光里透出友善的期待。秦怡依然推辞。眼看劝说无效，两位中年男子不再坚持，道别一声转身走了。秦怡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偶然的相会，决定了她今后的一生。
“你认识他们？”从卫生间出来，朱嘉蒂看见两个男人和秦怡说话，指着两个远去的背影，惊讶地问秦怡。
秦怡摇摇头，说是那两个中年男人主动和她说话，要她参加他们的演出。
朱嘉蒂告诉秦怡，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和她说话的那个叫应云卫，能被他看中，参加他们的演出，不容易。
得知和自己说话的两个男人是应云卫和史东山，秦怡也大吃一惊。她虽然不是文艺圈中人，应云卫和史东山的赫赫大名她还是知道的，特别是应云卫，她看到报上刊登电影《桃李劫》的上映广告，他的名字足足有乒乓球那么大。重庆这地方真奇怪，看到大明星和艺术家是这样容易。要是在上海，今天的奇遇，秦怡能和同学们谈上好几天。
生活是现实的，刻蜡版的活没有了，为谋生，秦怡急于找到一份工作。救人之急，朱嘉蒂介绍秦怡和在女青年会俄语夜校上课的许珂认识，并托许珂帮忙。许珂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装置，认识许多人，他认为凭秦怡的形象，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演员。“我没有演戏的才能，不能当演员，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好。”一听又要她当演员，秦怡忙不迭地往后退缩。“普通话不好可以慢慢练，先做见习演员，演演群众角色。”听说大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看中秦怡，许珂尽力劝说，“那就先进合唱团唱唱歌，这总可以吧。”
朋友们这样热情，秦怡不好再说什么了。不当演员，在合唱团唱唱歌，她自觉能够胜任。再说，古人不也有滥竽充数一说嘛。
有了秦怡的默许，许珂立即积极奔走。
当时，中国电影制片厂从武汉迁到重庆不久，正在招兵买马，很需要演员。团长郑用之听许珂介绍秦怡外表秀丽动人，应云卫和史东山也从旁推荐，说姑娘气质不错，便同意收下秦怡。
几天后，许珂通知秦怡，中国电影制片厂同意要她，要她填一张表。他特意补充说，应云卫和史东山先生欢迎她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
填表是个形式，无非是履行一下手续。表一交，秦怡就算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人了。实习期3个月，每月津贴30元，实习期满转为正式演员，每月工资近百元。时值抗战之际，所谓实习期，不过是说说而已，实习期不适应也不会退人，而要转正必须3个月实习期满才行。
（四）秦德和变成了秦怡
1938年11月底，从武汉到重庆两个月不到，秦怡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从此她不必为怎样维持生活而担忧了。48年后的1986年8月，在《我的艺术生涯》一文中谈到当演员时，秦怡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的表面平静而内在好动的性格，和我对生活的向往与热爱，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尽管像走钢丝一样，随时有坠落的危险，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来挽救我，但生活本身却挽救了我，教育了我。我的模模糊糊的脑袋里有时也会有一种准则，一种跟什么人走的准则，一种善与恶、好与坏的准则……我抗战心切，时刻盼望着胜利的消息。我只知道我将永远站在平民百姓、弱者的一边，我同情他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时，将由我自己决定一切。当我看到那些描写抗战的话剧后，我对那些搞话剧事业的人，产生一种尊敬和信任。我的许多虽然还杂乱，但又起着支配作用的思想，推动着自己作出了抉择——当一名演员。
读着这一段发自肺腑的文字，人们发现，直接的动因虽是生活所迫，但秦怡最终同意当一名演员，却是和参加抗战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
秦怡原名秦德和，正式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后，许珂认为这名字太拗口，最好改一改。“德和，德和，多难听！而且你知道德和这个音在北京话里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完蛋的意思。非改不可。”
“你帮我改一个吧，随便叫什么都行，哪怕阿猫阿狗也行。谢谢你了。”生活有了保障，秦怡兴奋异常。她不知道一个叫得响的名字对演员有多么重要，她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在姐妹中是最难听的，但上海话中的“德和”绝没有北京话中“完蛋”的意思，所以她用上海话的表达方式，请许珂帮她随便改个“阿猫阿狗”的名字。
许珂很认真，职业的习惯使他懂得，演员的名字念起来要顺口，叫起来要响亮。他动了一番脑筋，又查了字典，根据秦怡外表文静、形象靓丽的特点，取了一个单名“怡”，和姓合起来叫“秦怡”，既美好，又响亮。
“太好了，谢谢你，许珂！”新名字好听，好记，挺合适，秦怡十分满意。
名字改了，秦德和变成了秦怡。没过多久，在重庆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中，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秦怡。
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汉口摄影场，1935年成立，原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名下，拍过一些新闻片和军事教育片，没什么名声，也没什么影响。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南昌行营政训处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汉口摄影场划归第三厅领导，从此声誉和地位大为改观，云集了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舒绣文、黎莉莉、吴茵、王斑和陈天国等一批知名电影工作者，接连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抗日影片。
武汉沦陷前夕，汉口摄影场迁到重庆观音岩纯阳洞的半山腰，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秦怡历尽艰辛逃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刚搬到重庆两个月，正在扩充人员，大兴土木。说是大兴土木，不过是搭建一些简易木板房。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再好的房子一挨炮弹，立刻化为一片瓦砾。所以，全厂除康建堂演出厅建得比较讲究外，办公室和员工宿舍都尽量因陋就简。
（五）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中国电影制片厂对外设有“中万”合唱团和“中万”剧团（全称是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合唱团）两个不同名称的演出团体，两个演出团体是一家人。刚进厂，秦怡是“中制”的见习演员，见习工资每月30元。在物价飞涨的年代，30元工资低了一些，但厂里管吃管住，还另发一件棉大衣。棉大衣是黑色的，领子上镶着绒绒毛，非常别致，穿在身上很神气，像个演员的样子。见习期3个月，主要参加“中万”合唱团和“中万”剧团的演出，3个月后升为正式演员。从此不愁吃不愁住，秦怡心满意足了。
合唱团的演出任务并不重，全团十来个人，上台演出，歌声混在一起，唱得好唱得不好，分不出来。秦怡唱得挺认真，挺高兴，这不仅因为唱的都是《天伦歌》、《游击队之歌》和《黄河大合唱》等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而且合唱团的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盛家伦。自从电影《夜半歌声》问世，盛家伦的名字便家喻户晓，影片中那首优美动听的插曲就是他唱的。秦怡原先只知道盛家伦是歌唱家，不知他还是一位指挥家。秦怡没有学过音乐，说不出盛家伦的指挥好在哪儿，只是站在合唱的队伍中，看着他双手上下挥舞，像有魔力一样，愿意使出劲来把歌唱好。
没有演出的时候，秦怡会到摄影棚、剪辑室和道具间看看逛逛，参观拍戏。使秦怡高兴的是，厂里经常有电影看。国产片不多，大部分是美国片。如埃洛尔·弗林的《热血男儿》，克拉克·盖博的《叛舰喋血记》，珍妮·麦唐纳的《旧金山》等，看这些影片是真正的艺术享受。
然而，当最初的新鲜过去之后，秦怡有点不满足了。从上海离家出走，为的是参加抗战，如今为了生活，每天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有点不甘心。心里一有想法，不满的情绪自然会流露出来。
1939年春节中的一天，朋友老徐夫妇请一位客人吃饭，邀秦怡一起参加。那年秦怡17岁，长得胖乎乎的，愣头愣脑，活脱脱一个傻丫头模样。客人大约40岁不到，长得浓眉大眼，仪表非凡，秦怡看着面熟，又说不出他到底是谁，老徐也没有介绍。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客人谈吐爽朗潇洒，和老徐夫妇谈得十分亲热，为了不冷落秦怡，他操着浓重的江淮口音问道。
秦怡随口回答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唱歌，兼当跑龙套的演员。”“那好啊。”客人笑着说。
秦怡对客人的赞赏不以为然：“好什么呀。我想去前线，没去成；我想去深造，又没条件。”“你们在唱什么歌？”客人问道。
秦怡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
客人朗朗大笑：“这怎么能说没意思？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歌声的鼓舞下更加浴血奋战了，可你还觉得没意思！”
秦怡看着客人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是那样的真诚坦然，亲切的话语，和别人说得不一样，特别中听，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客人接着补充说。
客人走后，秦怡问老徐那客人到底是谁，老徐告诉她，“他就是周恩来呀！”
一听是周恩来，秦怡一脸尴尬，刚才在这位大人物面前胡说八道，她非常后悔。这是秦怡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话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她，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生活有了新的意义，秦怡唱歌的声音更响亮了。
（六）第一次登台
3个月期满，秦怡转为正式演员，并进入了名角荟萃、阵容强大的“中万”剧团。这时，应云卫开始动员秦怡演话剧。在应云卫的眼里，秦怡迟早会成为一位大明星。
秦怡第一次上台演出的话剧《中国万岁》，是一部鼓动群众参军的抗日戏，应云卫导演，舒绣文主演，秦怡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角色的全部动作只有一个：背对着观众，举起拳头，站起来说一句台词，四个字：“我也要去！”表现出也要去参加抗战的决心。对稍有一点舞台经验的演员来说，演这么一个群众角色，无须有任何负担，也用不着排练，上台就能演。但是对秦怡来说，这是她第一次上台，演员的神秘感尚未消除，凭空增添了许多压力，一直处于紧张而可笑的准备状态中。
刚开始，秦怡不停地练习“我也要去”这句台词，琢磨重音应该放在哪个字上；然后练习举拳头的动作，琢磨什么时候举起拳头最合适。不管是吃饭、走路还是睡觉，只要一想到戏，秦怡就会举起拳头，说那四个字的台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舒绣文大姐此时给了她很大帮助。这位技压群芳、名满山城的大演员，生活中平易近人，没有名角儿的傲慢气，也从不拿架子摆派头。作为这个戏的主演，舒绣文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秦怡，和秦怡一起分析剧本，研究角色。舒绣文一口漂亮纯正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极富艺术魅力，秦怡非常佩服。舒绣文和秦怡一起练台词，秦怡深为感激。“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一定会演好的。”和秦怡同住一宿舍的英茵大姐，也是一位名演员，发现秦怡紧张过度，笑着鼓励说。
经过舒绣文和英茵两位大姐的热情指点，秦怡醒悟不少，她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努力，联想到自己为抗战而离家出走的经历，意识到“我也要去”这句台词应该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效果。主意一定，秦怡不再作无为的练习，轻轻松松地排练，没听到有不同意见。
正式演出的头一场，秦怡穿好服装，因为是背对观众，脸部不用化妆。剧场里灯光暗了，观众们凝神屏气地注视着舞台。一个日本军官撞进屋内，跟演女主角的舒绣文对话。秦怡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演日本军官的演员根据剧情规定，一巴掌打在舒绣文脸上，秦怡吓了一跳，差点忘了说“我也要去”这句四个字的台词。排练时从未有真打的情况，首场演出出现真打，秦怡缺少思想准备。幸好观众没有注意到她吓了一跳，那句台词她也说出来了，否则真会出洋相。
由于在武汉剪去的长发没有长出来，秦怡仍是一头西装头短发，那天她演的角色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观众也没搞清楚。
虽然如此，以后每当戏演到日本军官一巴掌打在舒绣文脸上，秦怡都担心会出戏，好在这样的事再没有发生过。
第一次上舞台，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群众角色，秦怡发觉，演戏并非是想象中的那样轻松，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是演戏的基础，又绝非是简单的舞台再现。
一个初上舞台的演员能有这样的体会，是很有收获的。生活与艺术真真假假的关系，比较复杂，不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很难准确把握好。有些当了一辈子演员的人，也未必能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秦怡对自己第一次上舞台的表现还是很不满意。
和秦怡的自我评价不同，导演和同事对她的表现大加赞赏。大家发现，这个面容姣好、沉稳娴静的年轻人，一心扑在艺术上，演戏严肃认真，又肯勤学苦练，是个可造之材。
（七）同住一室的英茵
《中国万岁》演出结束不久，秦怡又参加了电影《好丈夫》、《保家乡》、《东亚之光》和《日本间谍》的拍摄。 《好丈夫》由史东山导演，他邀秦怡在影片中扮演一个中年农村妇女，是个有点戏的正式角色。角色的年龄、身份和经历与秦怡的年龄、身份和经历截然不同，秦怡硬是演下来了。
《保家乡》由何非光导演，秦怡演一个群众角色。这部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歌颂军民英勇抗日的故事片，从片名到故事与一年前拍摄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和《热血忠魂》差别不大，后两部影片上映后获得很好的反响，厂方认为《保家乡》拍摄后同样会取得成功。理由有二，一是影片鼓舞抗日，喊出了民众的声音；二是影片有英茵和陈天国两位名演员担纲，对观众有号召力。
能和英茵一起拍戏，秦怡很高兴。
一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秦怡就和英茵同住一间宿舍。刚开始，秦怡对英茵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早晨起来讲究喝咖啡、吃鸡蛋，白天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手戴金镯子、脚套金链子的生活方式很不入眼，时间一长，英茵善良豪爽的本性充分展现。英茵把秦怡当做小妹妹，处处给予热情帮助。对穷朋友，英茵慷慨解囊，一有钱就会拿出来为穷朋友解难。英茵人长得并不漂亮，演技却相当精湛，在当时的女演员中并不多见。能和英茵一起拍片，秦怡看做是向英茵学习的一次好机会。
出人意料的是，《保家乡》拍完不久，英茵不辞而别，悄然从重庆飞抵香港，继而回到上海。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为此致函香港、上海各报：“英茵行动散漫，已予开除。”一时间英茵成为桃色人物，报界竭力渲染她为情私奔。大约是为了洗刷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英茵对人说，她是应邀到上海拍电影的。在以后的两年里，她的确参加了《赛金花》、《世界儿女》等影片的拍摄。
更出人意料的是，1942年1月20日下午，英茵在上海国际饭店708房间服毒自杀，留下的“遗书”说：“我身体多病，已成废人，留在世上，亦无用场，故需总休息……”
英茵服毒自杀，是自艾霞、阮玲玉之后的又一电影明星自杀事件，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身体多病”，岂能自杀？英茵的死因一时成了谜。不过，多数人相信，英茵自杀是为了殉情。消息传到大后方，秦怡颇为伤感和惋惜，并一直想念英茵。
多少年后，英茵自杀的不解之谜有了说法。原来，在拍好《保家乡》后，英茵从重庆回到上海，系负有特殊使命。她由国民党情报机构派往上海，以电影演员身份作掩护，出入交际场所，协助有关人员刺探敌情，打击日寇与汉奸。1942年1月，日寇侵占上海租界，英茵作为电影明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安全隐身，被迫选择为抗日自我捐躯。
了解了英茵自杀的真相，秦怡更加敬佩与怀念这位昔日同住一室的好大姐。
至于男主角陈天国，原是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演员，拍过一些影片。秦怡看过他饰演男主角的几部影片，对他在当时电影圈里的名气也有所闻。
陈天国长得一表人材，颀长而魅梧的体形，轮廓分明的脸庞，颇有男子汉气派，他戏路很广，以硬派小生见长。在当时的重庆，堪称一流演员，崇拜和追求他的人不少。经人介绍，秦怡认识陈天国时，听说他正同一个女性同居，另外还有一个女性在追他，因此虽同在一个剧组，秦怡对陈天国总是尽量避让。
（八）陈天国动了真情
和秦怡相反，陈天国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和秦怡接近，从此，一段不幸的感情降临到秦怡身上，使她陷入无尽的烦恼与痛苦之中。
因为不懂电影，几部影片拍下来，秦怡发觉自己一点儿没有长进。她整天像个傀儡，导演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机械地表演喜怒哀乐。比如，导演让她悲哀，她就得皱紧眉头；导演让她害怕，她就得瞪大眼睛，少有个人发挥的余地，远不如演话剧有劲。
文艺界是是非之地，尤其在那样的社会里演戏难，做人更难。秦怡初涉此行，受人青睐，一部戏接一部戏上，虽说都是些不起眼的群众角色，但没戏可演与没戏可拍的大有人在，因此不免有人侧目相视，心存妒忌，在背地里生出许多冷言冷语来。“光凭一张漂亮的脸蛋，不会演戏有什么用？”种种妄议之说，这是最有杀伤力的一种。
议论传到秦怡耳中，她断定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上台演话剧或拍电影是走错了路，逐渐丧失了创作欲望。实际上，这是在缺乏艺术理论、缺乏有力引导的情况下的不自信，也不知如何去努力，以致压力加重，就害怕地想退缩了。
秦怡后来在回忆最初从艺的这段经历时，写下了如下一句话：“第一次当演员，（我）以失败告终。”
紧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疯狂的爱，把秦怡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使她暂时告别了舞台。
1939年的春天，这是秦怡到重庆后的第一个春天。桃红柳绿，燕飞莺啭，天气慢慢转暖，该卸去冬装换上春衣了。
17岁的秦怡脱去裹了一冬又长又大的棉大衣，一个妙龄少女应有的美妙曲线像遮不住的春光，尽情展现。此外，经过几个月的蓄养，西装头又化为一头棕色的秀发，令那张青春朝气的脸越发俏丽动人。
文艺圈从来不缺少感情的波澜，也不缺乏善于用爱情装饰自己的灵魂，面对如此漂亮的姑娘，年轻的男性很少有不动心的，他们纷纷用各种办法，寻找各种机会，接近秦怡，向秦怡大献殷勤。有的借书给她看，有的约她出去玩，有的干脆给她写信，吐露心中的爱慕之情。
此时的秦怡，全部思想仍沉浸在抗战的迷梦之中，她从没想过爱情，对无聊的追求者不屑一顾，但是爱情的旋风还是不断向她袭来，最为疯狂的求爱者就是陈天国。
同在《保家乡》摄制组，陈天国接近秦怡比别人方便，他俨然像一个大哥一样照顾秦怡，帮秦怡一起排戏，纠正秦怡的发音，争取博得秦怡的好感。刚刚跨进艺术宫殿的大门，有人在艺术上肯帮助自己，秦怡有说不尽的感激，她像对待一个兄长和一个艺术上的先行者那样，尊重和钦佩陈天国，却从未想过和他有男女之间的私情。
爱的欲火在不断燃烧，陈天国不满足和秦怡仅仅是一般的接触，他动了真情，一定要把秦怡娶到手。秦怡天真烂漫，对男女之情毫不开窍，陈天国不断寻找主动进攻的机会，他要当面向秦怡倾吐他的爱，相信凭他的真情，一定能征服秦怡的心。
根据拍摄需要，摄制组到嘉陵江南岸拍外景。没戏的时候，秦怡喜欢一个人到山间小溪或农田中蹓跶，欣赏野外迷人的春景。陈天国暗中注意秦怡的行踪，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一个休息日的早晨，陈天国来找秦怡，说：“今天不拍戏，大家都上南山去玩，大部分人已经走了，我们马上走，好追上大家。”
（九）暴力求婚
一听说上南山，秦怡劲头十足。南山是南岸最高的山，站在山头可一览山城的全貌。她早想去爬南山，苦于没有时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去，再好不过了。
“他们人呢？”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斑斑驳驳洒落在林间。秦怡顺着山道边走边问陈天国。
陈天国粲然一笑，手指着山上说：“他们在山上等着呢！”
快到山顶了，如絮般的白云在蓝天中悠悠飘忽，山道已经消失，山越来越陡，四周没有行人，秦怡有些害怕，陈天国显出男子汉的气概，伸出手臂想挽她，秦怡拒绝了。
总算爬到山顶，秦怡放眼一看，四周荆棘丛生，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山峰，这样荒僻的地方，摄制组的人怎么会上来！
“他们人呢？”秦怡大声问陈天国。
陈天国收起了笑容，说了真话：“大家根本就没来，我骗你上来，是为了向你求婚。”“你怎么可以这样？”秦怡站在原地大叫，陈天国不怀好意，太卑鄙了。
“我是真心爱你的。我这样做，是为了好向你说出我的心里话。”
秦怡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两步说：“不，我还太小，请你原谅。”
陈天国上前两步，拉住秦怡的手说：“真的，嫁给我吧……”他说话的声音缠绵热烈，态度是真诚的。“不……不，我不想结婚……”在感情方面，秦怡是一张白纸，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陈天国强行求爱，她慌作一团，脑海中一片空白，结结巴巴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秦怡不肯就范，恼怒的陈天国硬把她拖到悬崖边，恫吓说：“你今天不答应，我就跳下去，死在你面前！”他的脸变得十分可怕，与平时温文尔雅的形象判若两人。
一阵山风猛然吹来，四周一片簌簌作响。
秦怡双眼充满恐惧，哀求道：“陈先生，你饶了我吧！”“你不肯嫁给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陈天国拖着秦怡一步步来到悬崖边，一边欲弯身下跳，一边绝望地叫喊。
秦怡惊慌失措，极度的惊吓，使她软软地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后来，秦怡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山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宿舍的，她从昏睡中醒来时，汩汩的泪水夺眶而出。从这一天开始，秦怡神思恍惚，面色惨白，不想进食，天天生活在痛苦与麻木的状态中。
英茵大姐发现不对劲，关切地问秦怡为什么，秦怡支支吾吾，什么也不肯说。
从南山回来，陈天国经常去找秦怡，目的是向别人表明他已和秦怡相爱，同时在厂内散布要和秦怡结婚的舆论，迫使一些想追求秦怡的小伙子退避三舍，再不敢向秦怡大献殷勤。
作为一名当红小生，陈天国不缺少年轻女性的青睐，他和其中的一些人有过亲密关系，并在一起同居，却从没有萌发过要和谁结婚的冲动。自从见到了秦怡，他被秦怡的美丽、温柔与善良深深打动，动了真情，迫切希望秦怡能做他的妻子。但是，他种种示爱的做法，只顾自己的快意，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爱的过于偏执，过于霸道，深深伤害了秦怡的心。
陈天国散布的要和秦怡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说三道四的流言蜚语也同时平地而起：“年纪这么小就任人摆布，太没有志气。”
流言传到秦怡耳中，加重了秦怡的精神负担。从南山回来，秦怡常常发烧生病，后来又患了疥疮，四肢脓肿，手指和脚趾缝里溢着血水，一病就是4个月，整天躺在床上，把腿搁得高高的，连行动都发生了问题。幸好有英茵大姐和其他女同事帮助端茶送饭，才多少得到了一丝安慰。
（十）被迫的婚姻
陈天国等不及了，为了急于得到秦怡，他抢先发出结婚请帖。结婚是人生大事，男女双方总得有商有量，互相尊重，共同商定大喜的日子。南山求爱得逞，陈天国一方面认为秦怡已经属于他了；另一方面，秦怡迟迟不表示明确态度，他又担心会夜长梦多，因而不与秦怡通气就订下了结婚日期，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让秦怡束手无策，被迫就范。“我们后天结婚，你有谁要请吗？”一天，陈天国边说边拿了几张大红请柬递给秦怡。“不能等明年吗？至少也要等我病好了再说。”秦怡想推迟婚期。
对于陈天国的步步紧逼，秦怡反复考虑过和陈天国的关系，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她才17岁，不想这么早就结束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她更不想做陈天国的妻子，她不了解他，和他没有任何感情。然而，真要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她又怕陈天国以死相逼，闹出人命，到时传扬开去，她的名声也不好听。思来想去，犹豫摇摆，封建道德观念最终占了上风。秦怡想，她已经是陈天国的人了，不嫁给他又能嫁给谁？或许这是命运之神的主宰。秦怡自我寻找安慰，期盼结了婚以后，陈天国能像他说的那样，真心待她，她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从打懂事时起，秦怡就向往自由，她有理想有追求，用各种方式反抗封建家庭的种种家规和大伯的专横霸道，但她毕竟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生活了十多年，思想深处留有封建观念的残余，以至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软弱退让，没有把握好，为日后生活造成了说不尽的痛苦。
1939年9月中旬，婚礼如期在山下一家小饭店举行。陈天国预先在那里订了一桌酒席，钱由他的结拜兄弟们出。
秦怡抹了点胭脂口红，借此掩盖一脸的病容。从上海带来的两件旗袍穿了将近一年，不能做新嫁衣。英茵借了一件绸旗袍给她，穿在身上，人显得格外窈窕。双脚疥疮没好透，穿的是平时穿的一双旧鞋。虽然做了新娘，秦怡并没有特别的喜悦和兴奋。
和秦怡相比，陈天国春风得意，喜气洋洋。厂里有那么多人追求秦怡，他一人独占鳌头。大喜之日，他脱下平时穿惯了的美式军装，换上一身半新旧的西服，打了一条紫红色的领带，像模像样地当起了新郎。
婚礼出奇的简单。桌子上铺了张红纸，纸上写着“陈天国、秦怡，结婚致禧，天作之合”。前来祝贺的人在红纸上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再由证婚人、“中制”厂厂长郑用之致祝词，婚礼仪式就算完成了。从形式看，是典型的新式婚礼。
接着是喝酒、猜拳和闹洞房。
陈天国酒量极好，客人们轮番进攻，他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得两眼通红，酩酊大醉，被人扶进了新房。
新房是陈天国向结拜兄弟借的半间房子，几平方米大小。新屋里仅一张床，没有任何家具，连桌椅板凳都没有。说是床，其实没有床架只有床板，就地摆着，差不多是个地铺。被褥和枕头是两人从单身宿舍搬来的。如此寒酸，年轻姑娘们看了都为秦怡叫屈：像秦怡这样的美人，为什么非要和陈天国结婚！
喜宴上，秦怡也被逼灌了几杯酒，头昏昏的。席终人散，她恍恍惚惚地走进新房，看到的是徒有四壁。这哪像个洞房？一股惆怅和茫然之感顿时浮上心头。穷，她倒不怕，已经穷惯了，只要陈天国能真心诚意地爱她，再苦她也会感到幸福的。可惜，秦怡的这一小小愿望，很快被现实砸得粉碎。
（十一）离家出走
夜，静悄悄的，还下着雨。秦怡和衣靠在床上等陈天国。这是她和陈天国结婚的第三个晚上。陈天国中午出去后，一直没有回来。新婚第三天，就把新娘丢在家里，这算什么丈夫？一种从没有过的孤独和寂寞向秦怡袭来。
临到结婚那天，秦怡才知道陈天国嗜酒如命。新婚头三天，他天天喝得烂醉如泥。第一天是大喜之日，兴致所至，喝过了头，属人之常情；第二天是关门自乐，自斟自饮，一醉方休，也可以理解。今天是第三天，中午他喝得半醉半醒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又要醉成什么样子了！
雨越下越大，已是半夜时分，秦怡困得连眼皮也抬不起来，陈天国还没有回来。幸好中午出去时叫他带了雨伞，要不回来准会被淋湿。想着想着，秦怡在迷迷糊糊中睡去。
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夹着男人的吼叫把秦怡从睡梦中惊醒，是陈天国回来了。秦怡起身去开门。门一打开，一阵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你……为什么迟迟不开门？”陈天国脸色铁青，过量的酒精在他体内燃烧，双眼布满血丝，看上去非常吓人。
见新婚的丈夫醉成这样，秦怡刚想上前搀扶，陈天国已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举起手中的雨伞向她砸来。秦怡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呆了，来不及逃跑，也来不及反抗，雨伞砸在她的头上，随之是一阵钻心般的疼痛。真是欺人太甚，难道这就是自己刚刚新婚三天的丈夫？秦怡愤怒了，不再去搀扶陈天国。失去理智的陈天国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夹着阵阵酒气，秦怡气得几乎晕厥过去。砸过了，骂过了，陈天国累了，一屁股倒在地铺上鼾声大作，睡得如死猪一般。
痛苦和委屈攫住了秦怡的心，她想大哭一场，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又怕夜深人静，惊动别人，传出去成为笑柄，转而暗暗啜泣，一夜没有入睡。
长这么大了，秦怡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侮辱和暴力。在家里，父亲把她当做掌上明珠，爱她都来不及，哪儿还会打她？伯父是封建大家庭的一家之长，顽固霸道，也从未敢碰过她一个手指。今天，眼前这个海誓山盟说爱她的男人，不嫁给他就要自杀的男人，结婚第三天就出手动粗，足见他所说的一切甜言蜜语全是假的。秦怡感到自己受骗了，后悔不该和陈天国结婚，刚吃完喜酒三天就这样，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秦怡决定要离开这个家，不，是离开可怕的陈天国，她无法容忍他的欺骗和侮辱。
第二天早晨醒来，陈天国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秦怡什么也没说，等陈天国离家出门，她理好自己的被褥衣服，搬回到厂里的女宿舍。经历了个人感情与婚姻上的短暂软弱，秦怡从小养成的反抗精神重新焕发出来。
秦怡离家出走，陈天国慌了。他不是个无情无义的小人，目的一达到就翻脸不认人；他是酒喝多了，失去了自我控制的意识。他对秦怡是动了真感情的。第三天早上，陈天国找到女宿舍。“我真该死，怎么会打起自己老婆来了，我是酒迷了心窍，请你原谅……”一见新婚的妻子，陈天国又是赔笑，又是打躬作揖，不断自谴自责。
在秦怡眼里，陈天国的这一番表白像是在舞台上念台词做戏，不是真有悔改之意，她坚决不肯再搬回去。这以后，陈天国又到女宿舍去了几次，一次次请求秦怡宽恕他的过错，甚至不惜低三下四。在这期间，为消解心中的苦闷，他几次喝醉了酒闹事，秦怡知道了，坚定了和陈天国彻底分手的决心。
（十二）离婚遭遇怀孕
陈天国再次到女宿舍找秦怡，秦怡提出了分手的要求：“我要离婚！”
“离婚！我不同意。”陈天国动情地说，“我只爱你。”
秦怡感到一切是那样的不可理喻，他们之间有爱吗？陈天国嗜酒如命，简直就是个酒鬼。除此之外，两人的志向、情趣也相距甚远，缺乏共同语言，彼此的心灵无法沟通。她自幼喜爱文学，喜欢读书，希望有一个清静的环境，能进行业务自修。而陈天国热衷的是广交朋友，喜欢人来人往。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俗不可耐、吆五喝六的袍哥和青洪帮。如此而已，两人怎能生活在一块？
后来，陈天国连续到女宿舍去了几次，见秦怡毫无回心转意之意，暂时放弃了纠缠，等待机会另想办法。他把新房还给了结拜兄弟，自己也搬回到男宿舍去住了。
一场婚姻的危机暂告平息，危机双方的态度大相径庭。陈天国在等待时机，盼望秦怡能原谅他；秦怡想的是怎样摆脱纠缠，最好一辈子不要见到陈天国。为此，秦怡想离开“中制”，远走高飞，否则两人不在一个摄制组拍戏，也会在一个戏里同台演出，不免有些尴尬，也为彻底了断两人的关系增加了难度。想法一定，秦怡又开始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打算寻找新的工作。偏偏正在这时，秦怡发觉自己怀孕了。
这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
陈天国听说秦怡有了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了孩子的女人是不会随随便便离婚的。他找到女宿舍，劝说秦怡打消离婚的念头，理由是他保证今后不喝酒，末了再加一条——为了孩子！
这一招还真管用。知道自己怀孕了，秦怡的想法变得复杂起来，她既恨这个不该来的孩子，又爱这个已经到来的孩子，有了孩子会捆住她的手脚，下不了和陈天国分手的决心，要不孩子一出世就没有父亲。思来想去，秦怡的心软了，她想与陈天国认真谈谈，如果他能改过自新，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对陈天国来说，这是他修补夫妻感情的好机会。然而可惜的是，陈天国未能抓住这次机会，酗酒成性的恶习，无可挽回地葬送了他和秦怡之间的夫妻感情。
那是秦怡打算放弃离婚不久后的一天，陈天国又喝酒了，秦怡耐住性子好言相劝，刚说了几句，陈天国端起粗瓷大碗猛地砸向秦怡。秦怡躲避不及，大瓷碗砸在她的一条小腿上，血流如注，疼痛钻心，即刻瘫倒在地。陈天国这丧失理智的一击，在秦怡的小腿上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疤痕。秦怡的心碎了，她不再抱任何幻想，坚决不愿和一个酒鬼生活在一起，哪怕是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她也要和陈天国离婚。
秦怡第二次搬到厂里的女宿舍，很快又从女宿舍搬到了女青年会。女青年会专供单身女性栖身，男人未经特许不能进去。秦怡心意已决：这一次非和陈天国分道扬镳不可。
正在这时，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即将开拍。这部第一次表现抗战时期各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影片，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视，摄影师王士珍，音乐家盛家伦，演员舒绣文、黎莉莉、陈天国、周伯勋等“中制”的主要演职人员30多人参加拍摄。陈天国在影片中扮演汉族青年丁世雄。秦怡原也要在影片中担任角色，因为怀孕，不能长途跋涉到塞北拍外景，最后没有参加。婚后的不幸和有了孩子，让秦怡1940年整整一年没上过一次舞台，也没有拍过一次电影。
（十三）陈天国的“结拜兄弟”
摄制组要出发了，一去就是一年半载。 陈天国到女宿舍向秦怡告别：“你生孩子，我不在，真是不放心。”话说得很诚恳，也很真心。因为酗酒，他的钱用光了，没钱留给怀孕的妻子，只好用甜言蜜语进行安慰。陈天国告诉秦怡，有什么难事，可以找他的一个结拜兄弟阮××，他专门拜托过他了。
陈天国走了，秦怡觉得是一大喜讯。她可以像出笼的小鸟，振着翅膀到处飞翔；她自由了，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担心有人来干涉和阻挠。秦怡希望陈天国永远也不要回来，这样她可以彻底解脱。陈天国没留下一分钱，秦怡毫不介意。怀孕了，秦怡不能演戏，厂里只发生活费，经济比较拮据。她从小在苦日子中长大，再苦也熬得过去。
陈天国走了不久，他的结拜兄弟果然主动来关心秦怡：“小陈把你托给我，我会尽量帮助你的。”
这位“结拜兄弟”原是上海某电影公司的演员，专演坏蛋之类的角色，学生时代的秦怡看过他演的影片。到重庆进了“中制”，他改作导演，拍过两部抗日影片，获得过一些好评，从此便以大导演自居，目中无人，多数人因此对他敬而远之。“结拜兄弟”长得人高马大，皮肤黝黑，穿一身军装，形象有点粗野。他结过婚有妻子，仍对年轻女性特别体贴关心。这时的秦怡，已不再是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她被人追求过，演过戏又结过婚，有了相当的社会阅历。从他过分的热情中，秦怡看出了他的别有用心。她心里暗暗骂陈天国有眼无珠，把自己的妻子托给这样的结拜兄弟，无异于引狼入室。好在这位“结拜兄弟”只是心存歹意，行动上并无出格之举，秦怡也就虚与委蛇，不予拆穿。她和他在一个厂共事，说不定今后有要他帮忙的地方。
说来有点奇怪，对于这一段没有任何结果的单恋之情，这位结拜兄弟一直记在心中。全国解放，他随国民党退到台湾。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海峡两岸彼此毫无联系。上世纪九十年代，秦怡随某代表团到台湾访问，他从报上看到报道，打电话到代表团驻地，欲与秦怡晤面，遭秦怡婉拒。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他弄到了秦怡家的地址和电话，新年之际寄了贺卡，又叫女儿打电话问候，想进一步加强联系。为了不再翻起60年前那不愉快的一页，秦怡托辞谢绝了。
秦怡一心想离开陈天国，要离开陈天国最好先离开“中制”，只有离开“中制”，两人才不会见面。然而，怀孕后秦怡不能上台演戏，待在“中制”还可以拿点生活费，一旦选择离开，生活费没有了，她难以养活自己。经过慎重考虑，秦怡决定等孩子出生后再离开“中制”，另找一份工作，用自己的劳动养活孩子。
夏季来临了，太阳普照山城。从早到晚，日机成群结队，连续不断地轰炸，防空洞成了市民第二个家。空袭警报拉响，大家躲进防空洞；空袭警报解除，大家从防空洞里跑出来。进进出出，一天来回六、七次，搞得人们疲惫不堪。
一天上午，秦怡在防空洞里整整躲了两三个小时，好不容易熬到空袭警报解除，从防空洞里出来，在小摊上吃了一碗担担面，回到女青年会宿舍，倒在床上很快睡着了。“呜……”空袭警报突然又拉响了，秦怡从睡梦中惊醒。她翻身下床，拿上时刻准备逃命的小包袱跑出房间，发觉其他房间的姐妹们早走光了。
（十四）女儿出生
“还有我呐，还有我呐！”秦怡一边大叫一边飞快下楼。她气喘吁吁地跑到大门口，铁门已经锁上了，看门的老头跑得无影无踪。秦怡拼命拍打大门，大叫“开开门，开开门”！没人回应。警报声一阵响似一阵，秦怡急得满头大汗，心中充满悲伤。
“难道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吗？”秦怡自言自语，“不，不能就这样死去！”想到腹中还有一个7个月的小生命，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她返身奔回楼内，跑上二楼自己住的那间房间。
秦怡推开窗子，向下俯视，离地面约有三四米高，下面是一级一级石阶，挺着大肚子往下跳太危险，万一跳下去不在石阶中心，后果不堪设想。日机的轰鸣声在空中震响，不能再多想了，秦怡扔下小包袱，爬上窗口，眼一闭，心一横，跃身跳出窗口，只感到浑身飘飘然的，随后脚底下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秦怡睁开双眼，发觉自己趴坐在石阶中心，没有滚下石阶。忽然，秦怡感到腹中“噔”地被什么踢了一下，随之一股喜悦之情浮上心头，这说明经历了一场剧烈颠簸的折腾，腹中的小生命依然活得好好的。
日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秦怡起身拿起小包袱，一路小跑，钻进了防空洞。紧接着，轰隆隆几声震天般巨响，如天崩地裂一样。日机扔下了重磅炸弹，不知炸在什么地方。
空袭警报又一次解除，秦怡从防空洞中出来，马路上一片狼藉，房倒墙塌，断壁残垣，断手断腿的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住在女青年会的人寻找她们寄居的那幢楼房，楼房不见了，剩下的是一堆瓦砾，熊熊的火舌还在燃烧。
秦怡庆幸自己死里逃生，可是女青年会没有了，她住到哪儿去呢？
有人劝秦怡再回“中制”女宿舍，秦怡没有同意。危急之时，幸亏陈天国的那位结拜兄弟帮忙找到一家医院，讲好让秦怡以待产名义住一个月。顾不得其他想法了，茫然中秦怡住进了那家医院。刚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的折磨，临到孩子出生，秦怡又遭遇了一次生和死的磨难。
1940年8月的一天，日机轰炸特别厉害，躲在防空洞中的秦怡一阵阵腹痛，冒着挨炸的危险，她奔出防空洞，赶到医院的产房，医生和护士一个都不在。可是孩子的头已经露出来了，再无人相助，会掉在地上。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护士长来了，她戴了半个手套，把孩子托住，秦怡也因此得救了。
“哇，哇哇……”一阵婴儿的啼哭，标志着一个小生命闯进了这个艰难的世界。小生命是个女孩。听到婴儿的哭声，虚脱的秦怡露出了苦涩的笑意。孩子没有爸爸，那就让妈妈给起个名字吧。秦怡不知怎么想到一个“斐”字，禁不住喊出声来：“斐斐！”对，就叫斐斐。对女孩来说，这是个好听的名字。
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躲避轰炸，秦怡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可怜的斐斐生下来只有四磅多重，皮包骨头，又瘦又小，像只小猫，被放入了暖箱。秦怡把生活费的大部分给了医院，让医院给斐斐订牛奶，余下的支付其他费用。产后身体极度虚弱，秦怡没有奶水喂孩子。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秦怡尽量省吃俭用，有一顿没一顿的，经常是腹中空空，饥肠辘辘，人一天比一天瘦，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医生看秦怡这样虚弱，无法出院，又让她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十五）一板之隔，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秦怡不断自我反省，认为她不如意的婚姻，是跻身文艺界造成的。因此出院后，一是和陈天国离婚，二是离开“中制”，她可以去当一名小学教员，也可以半工半读，继续求学。
正在秦怡忧心如焚，热泪滚滚之际，《塞上风云》摄制组回到成都，陈天国也回来了。急于离婚的秦怡从重庆赶到成都，先住进女青年会，随后准备找陈天国谈离婚的事。陈天国消息十分灵通，没等秦怡去找他，他已知道秦怡到了成都，并抢先一步主动去找秦怡。“我们离婚吧，离了婚我不回重庆了，在成都找份工作。”一见陈天国，秦怡开门见山，提出了彻底分手的要求。她口气坚定，脸部毫无表情，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
分别近十个月，头一次见面就遭到当头棒喝，陈天国暴跳如雷，高声大叫：“我不离婚，决不离婚！”
以后几天，陈天国不断派人到女青年会游说，劝秦怡回心转意，和他一起回重庆好好过日子。如果秦怡坚持一定要离婚，他就自杀。
看着年小体弱的秦怡孤立无援，舒绣文、黎莉莉和吴茵大姐提醒秦怡：“先别忙着谈离婚，他这个人喝醉了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要当心！”
应云卫也帮着出主意，劝秦怡和陈天国一起回重庆，到了重庆她和孩子住到“中制”厂家属宿舍。“中制”有规定，家属宿舍不能住男人。这样，陈天国只能住男宿舍。两人先分开，等机会成熟了，再谈离婚的事。
这么多人帮助劝说，而且都是帮自己的，秦怡接受了大家的好意，不再坚持马上和陈天国离婚，而是和《塞上风云》摄制组的人一起回到重庆。
到了重庆，秦怡和女儿斐斐住进纯阳洞51号“中制”厂家属宿舍。这是一幢二层楼的一间房，坐落在半山腰，楼上楼下各3间房。秦怡和女儿住在二楼后楼的一间房，10多平方米大小，放两张竹床，别无他物。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刚住进家属宿舍，生活尚无着落，女儿在死亡线上挣扎，秦怡本人又患了恶性疟疾，一天隔一天高烧40度。贫病交加，秦怡心灰意懒，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正在此时，几乎是无意间的偶然发现，重新唤起了秦怡对生活的满腔热忱。
纯阳洞51号，不断有文化艺术界的精英来来往往。诗人徐迟，画家张汀、叶浅予、丁聪，舞蹈家戴爱莲，还有演员金山、周锋是这儿的常客。他们相约在二楼前楼打桥牌，谈艺术。前楼热闹生辉，后楼死气沉沉，一板之隔，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只要有一线光明，秦怡会紧紧抓住不放。发现了前楼的勃勃生机，高烧略一退下，秦怡立即起身下床，到前楼听文艺界精英们谈人生、谈艺术，和他们一起逗乐、开玩笑、打五百分，向他们借文学名著阅读。从这些人身上，秦怡获得了知识和鼓舞，尤其是他们面对困难的乐观情绪，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她在痛苦中得到了力量。这一段不平常的短暂生活，不仅医好了秦怡精神上的病，也医好了秦怡生理上的病，成为她日后艺术创作的情感宝库。
（十六）“你这个嬷嬷演得妙极了！”
秦怡的疟疾渐渐好转，重庆的雾季又来了。弥漫的浓雾布满天空，看不清地下的目标，日机的轰炸少多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乘机活跃起来。电影不能拍，那就组织“星期公演”，每星期六演出一些独幕话剧。“中万”剧团先后演出了《人约黄昏》、《赎罪》、《走》等小戏，接着又演曹禺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独幕剧《正在想》。这部戏富有讽刺意义，对当时反动派一些要员的粉墨登场和耍花招的人作了无情的鞭笞。看秦怡一直闲着，恰好演出缺人，“中万”剧团要秦怡在《正在想》中演天主教的嬷嬷——一个古怪的老小姐。“你这样的年龄扮演嬷嬷，难度很大。”正式排演的第一天，导演陶金直率地对秦怡说。秦怡也有些不解，剧团为什么叫她演这样一个人物？
化装师井淼仔细研究了秦怡的脸型，大病初愈，秦怡人很瘦，脸也变长了，和角色的要求很接近。他把秦怡的脸刷得灰白灰白，眼角和嘴角被拉了下来，额头的毛发剃得光光的，头发梳成一条大辫子拖在脑后。服装师也帮了大忙，给秦怡缝制了一套黑色上衣和裙子，都是长长的，袖管收紧。道具师则给了秦怡一个黄布口袋，外加一把长弯柄的黑雨伞。
穿戴好、化装好的秦怡往镜子面前一站，忽然觉得是另一个人出现了，立刻兴趣大增。秦怡在镜子前来回走了一二十次，步子跨得大些，脖子拉长些，身子挺直些……外在形象的这一变化，唤起了她对在仿德女子中学读书生活的回忆，想起了那些教她钢琴、绘画、英语等课程的嬷嬷老师。一幕幕逝去的画面重新泛起，秦怡对她要演的那个人物不再陌生了，哪怕是仿效，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据。
演出开始了，秦怡身着一身长袖黑衣裙，头戴黑色刀形帽，迈着傲慢的步伐出现在舞台上。那木然呆滞的脸部表情，那勾勒出黑眶眼睛中蔑视的目光，那挂着轻蔑冷笑的嘴角，活脱脱一个嬷嬷的形象，把全场观众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秦怡忘掉了自己。“嗬，你这个嬷嬷演得妙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飘来。
演出结束，秦怡在后台卸妆，从化妆镜里看到穿着西装的应云卫在身后夸奖她。秦怡脸红红的，有点不好意思。应云卫是她走上舞台和银幕的启蒙老师，能得到他的夸奖，心里自然很高兴。“你在艺术上已初露才华，要抓住苗头，多钻研，多实践。”老师继续鼓励学生。在应云卫看来，秦怡是个可塑之材，将来肯定大有可为。
面对真诚的鼓励和赞誉，秦怡十分清醒。她总结嬷嬷这一形象之所以能演得成功，得力于这一形象外形化装的逼真，唤起了她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从而充实了形象的内心世界，使形象从外到内达到统一，活了起来。此外，同台演出的吴茵和田力等演员，是有经验、有演技的名演员，他们带着她一起喜怒哀乐，燃起了她创作的欲望。
客串《正在想》的演出，成了秦怡个人生活低潮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促使她从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真正感受到在一个群体中的欢乐。
（十七）参加中华剧艺社
1941年1月18日，重庆的读者惊奇地发现，《新华日报》开了天窗，仅在第一版上有一幅醒目而遒劲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题词者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当天的《新华日报》轰动了山城。知情的人们争相传递一条震惊的消息：国民党结集重兵，包围、袭击了新四军军部，九千新四军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于是，“皖南事变”的消息在大后方不胫而走。
这一重大新闻，秦怡木然不知，这其中有她过于年轻，政治觉悟不高的因素，但主要的是她当时正深陷个人痛苦的生活之中，再加上重病缠身，无心也无力顾及身外之事。然而，恰恰是这一政治大背景的变化，为秦怡提供了走向生活和艺术新生的机遇。
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军事事件的同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开始猖狂反共，加紧对文化机构的控制，进一步钳制进步的电影工作者。政治部第三厅因此被撤销，郭沫若不当厅长了，阳翰笙“中制”厂编委会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不懂电影的西安警备司令吴树勋被调来担任“中制”厂厂长，并停止拍摄宣传抗日的影片，公开提出要拍摄反共影片。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制片厂（简称“中电”），情况也大体如此。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及时提出：我们应当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和团体，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为我所用。
周恩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积极赞同，他们会同陈白尘、陈鲤庭等人一起研究，决定成立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体，这个团体在政治、业务上不受官方制约，经济上也不靠官方资助，演员由“中万”剧团、“中电”集团的主要成员组成，开展进步的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演出的剧目以现实主义为主，用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手法，巧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这个新的话剧团体，就是在我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华剧艺社。
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管文化的头目，对付鹰犬们的捣乱，周恩来指示，这个话剧团体的牵头人必须是政治色彩不太浓，组织活动能力强，和精通业务的社会名流。遵从周恩来的意见，阳翰笙和陈白尘主张让应云卫出面，因为他不仅有丰富的影剧活动经验，和中国名演员熟悉，而且上层关系多，社会上叫得响，路子也走得通，由他出面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应云卫本人是个有很高革命热情的艺术家，他乐意接受党的安排，毅然辞去职、俸俱优的“中制”导演职务，为中华剧艺社的诞生辛劳奔波。
1941年6月，在聘请演员时，应云卫没有忘记秦怡。他始终忘不了那个坐在摄影棚角落里的女孩子，她善良纯真，气质非凡，特别是她那双眼睛，充满着希望和朝气，使人感受到一种青春的美。应云卫亲自上女宿舍拜访秦怡，邀请她参加中华剧艺社。
（十八）“中艺”给了秦怡新的艺术生命
演完《正在想》后，秦怡恢复了对文艺的追求，她不是不想演戏，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弄得她把握不了自己了。
秦怡接受了应云卫的邀请，为斐斐找了一个奶妈，拎了一个小破箱和一个小包袱，在7月的一天早晨到了嘉陵江南岸的黄角垭苦竹林，中华剧艺社的第一个宿舍就选在这里。从此，秦怡再次踏上文艺之路，至今无怨无悔。
秦怡特别喜欢“苦竹林”这个名字，这和剧艺社中人的经历和命运很符合。名为苦竹林，实际上看不到一根竹子，更不用说是成林了。这是一片坑坑洼洼的贫瘠山坡，应云卫在这儿搭了一个简陋的小楼，楼下两间房，前一间房是女宿舍，后一间房是堂屋，作吃饭开会用。楼上也是两间房，前一间房是剧作家工作室，后一间房是男宿舍。小楼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周围几家用烂泥抹墙的矮平房农舍相比，这幢二层小楼似鹤立鸡群。剧艺社筹建之初，女成员有赵慧琛、骆宾、黄玲、李海和秦怡，男成员有陈白尘、辛汉文、韩涛、丁然、苏绘，后来又来了项堃。应云卫跑来跑去，疏通联络，筹措经费，招募人员。他的夫人程梦莲和大家一起住在剧团，为创建剧艺社做了大量工作。
开始起步的3千元经费，是周恩来、郭沫若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找来的。物价飞涨，米珠薪桂，这点钱维持不了多久。好在大家都还年轻，又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不在乎吃大锅饭，睡统舱铺，靠几元生活费也能过日子；既然大家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又有了落脚点，应该为抗日救国大干一场。对秦怡来说，生活比“中制”要艰苦得多。不说别的，光是喝水和吃饭，“中制”有锅炉房和饭厅，用不着她操心。在苦竹林，她最年轻，又是个女的，伙头军的差使名为大家轮流担任，实际上她义不容辞地要多承担些。
苦竹林离集镇有四五里地，秦怡和程梦莲早晨四点就摸黑起床，挑起担子，踏着朝霞，到集市去买菜。起得这么早，为的是在迷雾散去前回到苦竹林，否则有挨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10来人的菜，一买一大担，两人轮流挑，回到苦竹林已是浑身大汗。打出娘胎起，秦怡从没干过这么重的活。为买菜，走在狭窄的田埂上，前前后后摔跤不下20次。
天天吃素，难得有点小荤，特别是长期没有肉吃，人人嘴发馋。碰巧化装师辛汉文帮别的剧团化装，收到一笔酬金，有人乘机敲竹杠，要他拿出来打牙祭，买点猪肉让大家解解馋。“要吃吃个够，都拿去吧！”辛汉文是个大方好人，他讲义气够朋友，把钱全拿了出来。第二天，秦怡和程梦莲比平时起得早，到集市买了十几斤肉。掌厨的是程梦莲，红烧肉是她拿手活，一上午厨房里香喷喷的，闻得大家馋涎欲滴。
吃午饭了，大家围桌而坐，秦怡把一碗碗红烧肉从厨房里端出来放在桌上。大家端起饭碗，准备下筷夹肉，空袭警报突然大……轰炸过后，大家急不可耐地回到桌边，红烧肉被盖上一层厚厚的灰沙、木屑和碎玻璃，不能吃了。
（十九）中华剧艺社汇聚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
夜幕降临，晚饭后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剧作家陈白尘白天写作，晚上在小楼前与大家一起，围坐在一盏小煤油灯前，共度美好时光。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无论是对政治还是艺术都有独到的见解，特别对抗战的前途、国共的斗争、中国的命运，有很多精辟的分析，秦怡闻所未闻，从中受到很多启发。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有时他白天写完一个章节，晚上就和大家一起讨论修改。秦怡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修改建议，但她随着剧中人物的逐渐形成而跟随他们。“中艺”的开锣戏是《大地回春》，秦怡演《大地回春》一炮走红，这与她每天夜晚参与讨论剧本是分不开的，以致戏未演，形象早已烂熟于胸了。
每晚小煤油灯前的聚会，赵慧琛大都是主讲人。她长得特别瘦小，眼睛显得特别大，有着回忆不尽的往事，又很能分析讲解，是个好演员。秦怡看过电影《马路天使》，赵慧琛扮演的那个妓女，没有一句台词，看后却使人难以把她从记忆中抹去，她佩服赵慧琛的演技。
赵慧琛比秦怡大十来岁，她把秦怡看成是孩子，和秦怡非常亲热。两人相邻而睡，无话不说。秦怡流着泪把心中的苦恼讲给赵慧琛听，赵慧琛很同情秦怡，认为没什么可犹豫的，必须离婚。赵慧琛给秦怡讲了许多事，有关“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就是她讲给秦怡听的。秦怡为抗战而离家，在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眼看国土一年年沦丧，国民党不去抗日，热衷于同室操戈，她感慨万千。照这样发展下去，抗战哪年才能取得胜利？她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和妈妈团聚呢？
赵慧琛结合自己的体会，给秦怡讲演员的台风。演员的台风涉及演员的艺术修养。生活中有人的风度好与不好的问题，风度好，人就有光彩。台风就是演员在舞台上的光彩。这种光彩不是外加的，不是珠光宝气，不是演得出来的，而是人的修养深度的具体体现。在这些闲聊中，秦怡获得了许多从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知识与启示。
中华剧艺社汇聚了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给秦怡带来深刻的影响。一天，秦怡发现黄玲在偷偷地收拾行装，马上猜想到黄玲可能是要到延安去了，那儿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秦怡想到，要离开陈天国，要真正参加抗日，应该投身到那股革命洪流中去。“让我和你一起去吧！”秦怡小心地向黄玲恳求着。
黄玲略一沉思，问道：“那孩子怎么办？”
经黄玲这么一问，秦怡想起了托奶妈领着的女儿斐斐。她走了，陈天国肯定不会要孩子，斐斐怎么办？“孩子跟我一起走！”秦怡作出了决定。黄玲不同意。从重庆到延安，一路上非常危险，两个大人一起走，能不能活着到延安，都是个未知数，要是再带上个孩子，肯定活不成。秦怡大为失望，孩子成了她行动的拖累，虽然陈天国这个当爸爸的可以不要女儿，她这个做妈妈的绝对不能丢下斐斐不管。
（二十）开锣戏是陈白尘的《大地回春》
苦竹林的生活奇特而有趣，浓重的创作氛围，使秦怡原本简单的头脑慢慢丰富起来，有许多个夜晚，她是带着联翩的浮想进入梦乡的。
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中华剧艺社正式成立了，作为剧艺社的基本演员，秦怡和大家一样兴高采烈。
陈白尘的剧本大功告成。
应云卫辛劳一年，四处奔波，洒下了辛苦的汗水后，应该开花结果，有所收获了。
又是一个多雾的季节。
迷迷蒙蒙的雾从四周的山上飘忽下来，笼罩了整个山城，到处是白糊糊的一片，几米之外就什么也不看见了。正因为如此，雾季没有刺人神经的空袭警报，没有生离死别的威胁，人们又渴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所以，每到雾季，成了文艺界举行公演的大好时机。
1941年11月，中华剧艺社从南岸黄角垭苦竹林搬到重庆市内柴家巷一幢古旧的大院里。这原是一大户人家的住宅，看架势当年也曾风光神气过一番，只是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日机的频繁轰炸，已是面目全非。大院内有一幢两上两下的楼房，约十来间房间，供人租用。“中艺”租的是一上一下两间厢房，楼上一分为二做男女宿舍，楼下作排练用。条件还是十分艰苦，多亏了应云卫神通广大，能在房源紧张、租金昂贵的重庆，找到这么一处可供二十多人吃住与排练的理想场所。
这时，“中艺”的阵容不断扩大，导演陈鲤庭、贺孟斧、章超群，演员张逸生、金淑芝、李健、李纬、丁然、项堃，总务沈硕甫、刘郁民等先后加盟进来，另外还有一些属临时帮忙的客串人员。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一个像模像样、名流云集的民间演出团体即将登台亮相。
开锣戏是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大地回春》剧情曲折，人物鲜明。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父亲黄毅哉是民族资本家，抗战爆发，工厂在迁往重庆途中破产。他的儿子黄树坚和女婿钱少华在上海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
黄毅哉的女儿黄树蕙生性懦弱，丈夫钱少华是个表面上满面笑容，骨子里阴险狡诈的笑面虎。黄树蕙的嫂嫂冯兰坚强刚毅，哥哥黄树坚则粗暴荒唐，头脑简单。刚开始，黄树蕙和冯兰这两位善良的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任凭丈夫虐待控制，过着暗淡无光、压抑个性的生活。是民族抗日洪流的冲击，唤醒了两颗被冻僵的心，喊出了“我需要自由，我要重新做人”的时代心声。
嫂嫂冯兰认识了一位游击队员，他们之间产生爱情，同时愤起揭发丈夫黄树坚丧心病狂、鱼肉人民的奸诈行为，挣脱了家庭的羁绊，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觉醒后的黄树蕙也爱上了一位小学教员，不曾想这位小学教员比黄树蕙还要懦弱，在笑面虎丈夫的威逼之下，两人的爱情以失败告终。黄树蕙逃不过丈夫的铁腕，重新被囚在封建旧家庭的牢笼里。
纵观全剧，黄树蕙戏的分量很重，是个主角，谁来演都是考验：演好了，戏站起来了；演砸了，戏就被毁了。
（二一）由名演员做绿叶，为名不见经传的秦怡配戏
应云卫慧眼识英雄，在陈白尘的剧本还在创作时，他就设想让秦怡演黄树蕙。黄树蕙是个悲剧性人物，秦怡虽不是多愁善感的性格，但她的生活与黄树蕙的生活比较接近，有些生活处境甚至还不如黄树蕙。应云卫坚信，尽管秦怡从没演过主角，凭着她纯真质朴的气质和与生俱来的悟性，不需要有多大的改变，就能塑造好黄树蕙这一形象。
公演的日子确定了，应云卫把《大地回春》剧本朝秦怡面前一放：“你来演黄毅哉的女儿黄树蕙，我相信你一定会演好的。”“我不行，我不行，我不是当演员的料子！”秦怡连连推托。她不是故作谦虚，说的全是真心话。这么一出大戏，黄树蕙是女主角，她怕演不好砸了中华剧艺社的牌子。“你行！凭你的形象，站在台上就是当演员的料子。”应云卫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到了台上，我怕放不开！”“不要紧，演演会放开的。你要相信，你是有才能的，黄树蕙这个角色对你非常适合。”有着20多年演戏经验的应云卫，非常自信。他甚至已经感到，用不了多长时间，秦怡肯定会成为红得发紫的大明星。
秦怡不能再推辞了，应云卫这样看重她，信任她，对她有知遇之恩，她唯有鼓足勇气，把黄树蕙演好。
然而，《大地回春》毕竟是中华剧艺社公演的第一部大戏，剧艺社成败与否，在此一举。有些老朋友索性当面陈言，劝他不要冒险。应云卫一笑了之，不改初衷。
在紧张的排练到来之前，秦怡决定去看看女儿。走到奶妈家门前，秦怡一眼望见斐斐扶着一只凳子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仿佛是在等待妈妈的到来。秦怡惊喜交加，上前一把紧紧抱住女儿，亲个不停。女儿还是像小猫般瘦小，身体很弱。奶妈在一旁嘀咕物价飞涨，生活过得如何艰难，话外之音是要求增加抚养费。秦怡掏出口袋里的钱，全给了奶妈。在中华剧艺社，名义上每月有70元工资，然实际到手每月不过10来元，差不多全用在斐斐身上了。剧艺社处于初创之际，能有这点报酬已属不易。和女儿告别的时候，秦怡一步一回头，心中所有的是说不出的凄楚。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秦怡有时躲在楼上宿舍，有时到附近的小茶馆沏一壶茶，看剧本，背台词，揣摩角色的动作、表情和心理情绪。既然已经答应应云卫演黄树蕙，她决心非演好不可，无论如何不能辜负应云卫力排众议的厚望。
指派秦怡演女主角黄树蕙后，应云卫又邀请了几位当时蜚声艺坛的名演员担任配角，其中顾而已演民族资本家黄毅哉，项堃演小学教员，施超演阴险狡猾的丈夫钱少华，路曦演嫂嫂冯兰，陈天国也受邀演黄树蕙的哥哥黄树坚。这样一个演员阵容，在当时是响当当的；由这么多名演员做绿叶，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人配戏，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的。
（二二）陈天国在舞台上没有翻捣个人间的私事
《大地回春》联排那天，秦怡兴奋异常，忽然间发现陈天国也来了，而且是演黄树蕙的哥哥，喜悦的情绪立刻被破坏殆尽。她尽力克制情绪上的波动，力求进入角色。幸好黄树蕙是一个把不幸遭遇埋藏在心底的悲剧式人物，所以她突然而来的情绪变化，与角色的性格比较吻合，没有影响排练效果。
那天，秦怡动了真情，她在哀怨中发出微弱的呐喊，在希望中做着努力的挣扎，在失望中流下辛酸的眼泪。陈天国也很顾大局，在舞台上没有翻捣个人间的私事。
对秦怡在排练中的表现，应云卫十分满意。同台排练的顾而已、施超、项堃、路曦、赵慧琛等知名演员，都竭力帮助秦怡，秦怡感觉非常幸福。
正式演出的日子到了。舞台上，秦怡穿着齐肩袖的纱旗袍，冻得直发抖，两条光胳膊不知往哪儿搁，穿着高跟鞋也不会走路了。心里七上八下，直犯嘀咕。演员在台上一有杂念，必然妨碍全身心投入，本来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差一点给忘了，一些在联排中很能出彩的地方，变成了勉强硬做而没有了感情。
第一场演完，秦怡一夜未眠。怎么办？打退堂鼓是不可能的。继续演下去？一定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哪儿。秦怡自己能想到的，是演出服装穿在身上不适应。连排时没穿演出服，演得轻松自如。那干脆把旗袍整天穿在身上？也不行。12月的重庆，天寒地冻，舞台下穿无袖单旗袍，人受不了。想来想去，秦怡觉得还是先把高跟鞋借出来，向路曦大姐请教怎么穿高跟鞋。从小到大，秦怡没穿过高跟鞋，第一次穿就上台演戏，难怪路也不会走了。“应先生，昨天您看了我的戏，觉得怎样？”第二天下午，秦怡战战兢兢地问应云卫，想听听他的看法，帮她找一找演得不成功的原因。出人意料，应云卫竟然笑嘻嘻地说：“你演得很好，很好，不容易。”
应云卫是个极其聪明的人，秦怡这么问他，心里早已明白秦怡的用意，所以才乘机鼓励一番，不谈任何具体看法，免得挫伤年轻演员的积极性。
秦怡被逼上了梁山，每天穿着高跟鞋练习走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她一定要演好黄树蕙。
恰在此时，秦怡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一封家信。一年多没收到家中的信了，她非常惦记爸爸、妈妈的身体，惦记大姐的病情，也想念妹妹。到重庆4年，秦怡先后收到过家中两封来信，都是大姐写的。看信封上的笔迹，这次是爸爸写的。秦怡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连忙撕开信封，抽出信纸，急急读信，刚看了几行，大颗大颗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滚滚而下，果然是大姐不在了，大姐撇下了她的亲人们走了！
秦怡和大姐的感情很深，是大姐把她从育婴堂抱回来，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听到大姐去世的消息，秦怡不愿讲一句话，不想做一件事，只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一个当演员的，不允许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上台，秦怡不得不把巨大的悲痛埋在心底。
（二三）一炮而红
大姐的去世，对秦怡是非比寻常的打击，她几乎不吃不喝，每天暗自以泪洗面。这种无限悲伤的心情，为她演好黄树蕙带来了意外帮助。
秦怡打起精神，再次走上舞台。
现在是黄树蕙和情人一起向往未来，憧憬自由，诅咒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剧情进入了高潮，秦怡无法抑制的悲伤之情，在黄树蕙身上体现出来，融入到黄树蕙痛苦的思想境界之中。演着演着，演员和角色完全融合了。秦怡眼中饱含着的热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在灯光的照耀之下，脸在闪闪发亮，这是黄树蕙在哭自己的不幸，也是秦怡为大姐之死而悲恸……
剧场内一片寂静，仅有舞台上秦怡痛人心肺的哭泣，再没有任何其他杂音。观众的注意力被演员真挚的表演所吸引，连呼吸仿佛都停止了。
稍倾，轻微的抽泣之声从观众席中传出，逐渐蔓延感染了整个剧场，接着是一片哭泣之声。
舞台上下，如此默契呼应，可谓鲜见。
大幕慢慢合拢，观众们沉浸在悲剧的痛苦中，顷刻之后，爆发出一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就这样，中华剧艺社的开锣戏《大地回春》一炮打响，主演秦怡一戏出名。《大地回春》连演22场，场场客满，在重庆引起轰动。报纸舆论倍加赞扬，称其为是“抗战五年来第一部史诗”，并由此带动话剧演出的高潮。各大剧团纷纷上演新戏，一个雾季演出了30多部大型话剧。以此为开端，以后每年的10月至次年5月，重庆的话剧舞台日趋活跃，人称“雾季公演”。《大地回春》充分显示了秦怡的表演才华，为她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秦怡的成功，使发现和动员她加入“中艺”的应云卫特别激动。他果然没有看错人，秦怡的确是一位难得的表演人才，演黄树蕙仅仅是开始，经过不断摔打、磨炼，这个东方小美人肯定能成为大明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一定会出名的！但是，你不要满足，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要多多创造富有个性的舞台艺术形象。一个演员取得一次成功并不难，难的是突破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功。艺术是无止境的啊！”一天，应云卫找了个机会，语重心长地向秦怡说了这么一段话，勉励她力戒骄傲，突破自己，取得更大的成绩。应云卫看得太多了，文艺界小有成功就不可一世的大有人在，到头来不过是自我毁灭，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多好的老师，多好的教诲啊！在后来的日子里，不论取得多大的成绩，秦怡始终不忘应云卫对她说过的这段话，尤其是“艺无止境”四个字，成为她一生努力的座右铭。
20世纪90年代，重庆市向秦怡征集重庆文化史料，秦怡写了一篇《在和应云卫相处的日子里》，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应先生”，我过去一直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是我能成为一个演员的赞助者、启发者和鼓励者，他曾大力培养我，给予我机会和帮助。我常想到他，也常想到他的全家。他不仅自己，还常常动员妻子、孩子们共同投入戏剧运动。那些日子生活上是艰苦的，但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精神食粮，没有应老，不一定有中华剧艺社，没有“中艺”也就没有我。
2004年9月17日，上海电影家协会和上海戏家协会联合举行应云卫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型座谈会，秦怡不顾自己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准时出席，饱含深情地发了言，其中包括上面引用的那一段话。
对秦怡来说，斯人虽已去，但师恩永难忘！（全文完）
——《楚天都市报》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