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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又和袁克文并称“中州二云”,所谓“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他号丛碧主人、冻云楼主,而袁克文号寒云主人。除诗词学家而外,张伯驹还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者等身份于一身。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河南项城人，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张伯驹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其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但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此后，他把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利用自家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了一方驰骋的天地。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
张伯驹首先是个词人，而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身份。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学者姚平认为他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这么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这种比拟,是论人之气质,词之风调,而不涉乎其人的身份经历之异同……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潘素。潘素原名潘白琴,1915年生,苏州人氏,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年轻时的张伯驹
张伯驹的好友孙曜东这么回忆:“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其时张伯驹已有三房妻室,元配夫人李氏、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养,在“无后为大”的原因之下,又有三夫人王韵香。 孙曜东又说：“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
潘素倩影
而婚后在张伯驹的大力栽培之下,潘素成为著名的青绿山水画家。名作家董桥在《永远的潘慧素》一文中说:“潘素跟过朱德甫、汪孟舒、陶心如、祁井西、张孟嘉学画,跟过夏仁虎学古文,家藏名迹充栋,天天用功临摹,画艺大进,张大千赞叹‘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北京官方拿她的山水当礼品赠送铁娘子、老布什那些外国元首。”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
于张伯驹的词中,我们不难体味张伯驹对这份得来不易的良缘的庆幸和满意。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写下:“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张伯驹与潘素宛如“梁鸿与孟光”,他们不但“举案齐眉”,而且要“日随肩”,这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还有“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尽管如此,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潘素的《秋山红树图》
张伯驹的收藏故事曲折离奇，有时甚至可以说惊心动魄！
张伯驹从30岁(1927年)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至60岁(1957年),前后整整30年。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国之瑰宝——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这是中国现有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写的一封信札，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历代都奉为至宝。宋徽宗亲自金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信札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上面还有唐殷浩印，宋“宣和”、“政和”双龙玉玺及明代韩逢禧父子，清代梁清标、安歧、载治等人的鉴藏印，共有几十方，可谓是朱印累累，满卷生辉，被天下视为“墨皇”，辗转流传至今，此帖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至少早60多年。深知古代书画价值的张伯驹,一看便知这是一幅稀世珍品,他决定倾心竭力确保此国宝不外流。他托人找到藏有此帖的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即溥儒），婉转表达了要买此帖的请求。溥说目前尚不需要钱,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虽一时无力购买,但心喜此宝不会外卖古董商,便放下心来。不久,张伯驹即从银行借得大洋6万元,以便待机购买《平复帖》。
进入民国以来，满清遗老遗少几乎无不在挨变卖旧物度日。1936年,他听人说溥心畲所藏唐韩干《照夜白图》卷画被上海叶某买去,深恐转徙国外,就急忙写信给在北京主政的宋哲元不让该画出境,但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张伯驹惟恐《平复帖》也遭此厄运,立即请中间人韩君往商于溥心畲,恳请勿再使此帖流于国外,并请张大千先生致意溥氏,愿以6万元大洋成交,但溥心畲未允。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春节前夕,听得溥心畲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请他做中间人,终于以4万元大洋的价码将《平复帖》购买到手。张伯驹欣喜若狂,庆幸此宝未被商贾转手卖于国外。此事如果慢一步，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当时北平有个文物掮客叫白坚甫的，专做日本人生意，他的报价就是20万，但没想到被张伯驹抢了先手。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张伯驹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颠沛流离，但《平复帖》却是安然无恙。
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手他人。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厉声拒绝。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张伯驹。此时的他,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但此时的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自己的妻子,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也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其夫人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这种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
潘素的《直上天都》
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一幅最早的山水画，卷前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后有元冯子振、明董其昌、清乾隆帝等人的题跋，又有宣和内府诸玺，清廷内府以及明清诸位大收藏家的鉴藏朱印，堪称镇国之宝。经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氏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当年曾卖掉自己的住宅，经过情形颇有可述者。
三十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儿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游春图》即在其中。抗战胜利后流落民间，因价格太高，一个古董商吃不下，于是八家联合起来收了这幅画，后来八家决定将此画卖出，开价八百两黄金。消息一经传出,张伯驹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处,进门便大声吼道：“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谋取暴利,不料却被张伯驹看出漏洞,已料到大事不妙,便狡黠地点头说：“张爷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马霁川特别晓得张伯驹的脾气，兴之所至,一掷千金,对他急于收藏的国宝,更不会吝惜金钱,于是,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说：“张爷 不必打听货在何处,您只要拿出800两黄金,一手钱,一手货,这无价之宝就归张爷您了。”
张伯驹深知当时自己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黄金,但他也不能坐视奸商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他赶紧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马衡，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国民党政府用于故宫的经费少得可怜,故宫也不可能出资从民间买回此国宝。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与张伯驹。消息传出后，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同马商谈，最后马决定要220两黄金。张伯驹当即拍定，并立了字据，防止奸商变卦。拿出这么多黄金，对这位出名的贵公子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张伯驹因屡收宋元墨宝，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但为了及时把《游春图》买到手，只好忍痛割爱，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凑够220两黄金付与马霁川。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20两黄金补差，否则《游春图》另寻买主。
张伯驹从来就没有过正经职业，他的一生几乎就是一出坐吃山空的全本大戏，这让负责安排生活的夫人费尽了思量。他买书画，买古董，要花大笔的钱。夫人想跟他聊聊生活的难处，他不听。夫人冷下脸，不理他，他就索性躺倒在地，任夫人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身。最后，夫人不得不允诺，拿出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土，没事儿似的自己回屋睡觉去了。闹这一出的时节，他已６０岁有余。
《平复帖》
于是夫人潘素毫不犹豫地将首饰变卖，换了20两黄金交给马霁川。张伯驹这才得到《游春图》，了却自己心中的夙愿。购《游春图》后不久的一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欣赏,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并将张群的亲笔信交给了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张伯驹不由得暗暗想到,张秘书长可真够出手大方,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连正常的维修经费都不能拨给。他把怒气压在心头,忍住性子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 在他自己刊印的《春游琐谈》里曾有一段记述其始末：“余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向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
世间有些事很是绝巧，以至于令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它们青睐的，常常是有缘人。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的一日，张伯驹去拜访名士溥雪斋，谈兴正浓时，溥雪斋取出他珍藏的一方叫作“柳如是砚”的古砚请张伯驹鉴赏。看着手上的古砚，张伯驹真是又惊又喜。柳如是乃明末清初丰姿艳丽、品貌双佳的才女，诗词歌赋样样不凡，尤长于作七言诗，著有《湖上草》《河东君集》传世。她14岁入文渊阁大学士周道登府为侍妾，周死后流落风尘，从此立誓自救，后成为名满江南的名妓。当时的风流才子，都巴望为她赎身与其永结秦晋。但她只景慕钱谦益，发誓“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谦益是明代万历38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遭人算计罢官。清兵入关后，顺治3年被召为礼部侍郎领秘书院事。
钱谦益对柳如是早有爱慕之心，得知柳如是盟誓非他不嫁，深为她的深情和对自己才学的推重所感动，冲破世俗的重重阻力，将柳如是迎娶回府。这一年，柳如是24岁，钱谦益59岁。因为二人都有诗词书画的爱好，便各制一方石砚，日常挥毫泼墨，各有各的文房用物。这是一块四眼端砚，质地极为细腻，上面有云状花纹，四眼作星月形排列。砚背携刻有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渚。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珥戴之蟾蜍。”下面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印；右上镌“冻井山房珍藏”印。砚下侧镌隶书“美人之贻”四字；左草书“如是作”三小字。现右侧镌隶书“河东君遗砚”五字；左侧书“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等铭文分布在砚的其他部位。钱谦益的那方砚砚背铭文“昆岗之精，璠玙之英。琢而成研,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左下款为小字篆“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可以想见，当年夫妻二人一个写字一个作画，一个填词一个赋诗，一定其乐融融。夫妻双亡后“夫妻双砚”劳燕分飞，散落民间不知所终。
《张好好诗》
如今“柳如是砚”竟然突然出现在溥宅，怎么能不叫张伯驹惊喜交加？他久久把玩舍不得放下，连声恳请主人割爱。溥雪斋见他如醉如痴，不忍拒绝，只好成人之美。张伯驹双手捧着“柳如是砚”如同母亲怀抱十月婴儿，欢天喜地回到家里。这个晚上，他挑灯玩味，默默地为“柳如是砚”的主人梳理着离愁别绪，几乎无法成眠。
第二天是个暖晴的日子，张伯驹正在似醒非醒之中，忽听有人敲门，来的是琉璃厂一位相识的古玩商人。他说他新近获得一方古砚，特地来请张大爷鉴定鉴定。张伯驹知道，古玩商人来请他鉴定，实际上是来做买卖，但他还沉浸在喜获宝砚的兴奋之中，对别的东西尚无兴趣。只是碍于礼节，他请古玩商人客厅喝茶，漫不经心地看古玩商人从包裹中取出一只紫檀砚盒，接过他递过来的温润古砚。张伯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手上的乃是钱谦益的“玉凤硃砚”：这是一块白玉制作的砚台，雕作凤形；刀工古拙，一望而知至晚也是明代制品。正是他苦苦寻觅的“钱谦益砚”！张伯驹深谙古玩商人的生意经，倘若言明要成双配对，他非得狠狠敲你一笔不可。于是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不露半点声色，只以古砚论价，宝砚很快易主。古玩商人未走，他即取出“柳如是砚”与“钱谦益砚”放在一起，绘声绘色地对古玩商人讲述“夫妻双砚”的来历和它们主人的传奇故事。古玩商人大惊失色，顿足痛责自己知识浅薄，竟错过了这么个赚钱良机……
张伯驹为人淡泊，他玩收藏，不是为了发财，或是满足个人的癖好，而是为了传薪、发扬、保存、昌大中国传统文化。为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张伯驹同妻子潘素女士一起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愿意把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张伯驹当时交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转呈毛泽东的信中，特别写明其中另一件珍品——李白《上阳台帖》是赠送给毛泽东个人的。《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高28.5厘米，横38.1厘米，共 5行25字。在这纸本墨迹上，宋徽宗赵佶为之题跋称：“字画飘逸，豪气雄健。”卷首徽宗又亲笔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清代乾隆皇帝当年收藏此帖爱若至宝，并亲笔题书“青莲逸翰”而赞之。张伯驹知道毛泽东对李白诗篇特别推崇喜爱，故将“上阳台”赠送毛主席鉴藏。因毛泽东自己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所收礼品一律缴众，所以他还是割爱把《上阳台》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上阳台帖》 他所捐献的八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不久将珍品全部送到文化部办公室。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笔签发了褒奖状。写道: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后来，他在《春游琐谈》里写了此时此地的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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