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走出国门,首先要靠实力。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解决质量、价格和信任等问题。”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烈探讨中医药发展面临的瓶颈和难题,对中医药事业跨越式发展建言献策。
重视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日益扩大,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慢性病治疗、激素减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是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院长郭新志表示,中医药在新时期同样也面临严峻挑战,“继承保护与挖掘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防病治病能力等工作十分重要”。
“我国宪法规定要‘中西医并重’,中国的医改必须走中国特色之路,而中国特色就是中西医并重,重视发挥中医药在医改中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交流中心原主任王承德说。
中药资源利用效率需提高
“目前,中药饮片市场秩序不容乐观,中药饮片质量问题时有发生。相对于化学药品,中药饮片监督抽检不合格率较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建议,加强中药饮片原材料质量监管,严控中药饮片制作过程,完善和改进新的检测标准,以较好地反映饮片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伟建议,制定中药材、中药饮片质量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同时定期修订检验标准,使中药生产企业、饮片加工企业、药材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及权威检测部门在药材检验时能够同步执行统一的标准。
“欧美国家已经开始用草本植物研究制造膳食补充剂和功能性食品,并且在欧美市场热销,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集团董事长关彦斌表示,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扶持中药企业,企业也应该凭实力走出去参与竞争。
“目前,大多生产企业仍沿用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的生产模式,由此造成中药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建议,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重视中药资源循环利用过程的应用型基础研究,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过程的科技支持与投入,改变目前中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局面,注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医教协同壁垒应打破
“中医人才培养应该是多途径、多渠道的,有院校、师承、家传、自学等,尤其应重视师承。而现在中医教材1/3是基础,1/3是中医,1/3是西医,中医的四部经典在一些中医院校的临床专业仅作为选修,不重视医古文,对外语要求却不低。这样的毕业生西医不会、中医不懂,不会看病、就业困难。”王承德直言。
胡刚说,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在发展中医药方面,存在比较严重的重中医医疗、轻中医教育倾向,医教协同存在壁垒。他建议,在经费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要大力扶持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要遵循中医药学科建设规律,不能忽视中国特色的学科特点。
201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五部委出台相关意见,不允许中西医临床专业互通,西医报考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中医报考西医专业学位被终止。“由于中西医跨考后无法考取执业医师证,阻断了西医学习中医之路,也阻断了中西医临床汇通之路。30多年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培养的链条被割断。”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呼吁,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应及时修正有关政策办法,恢复专业学位中西学互通链条,完善适合中西医交融的专业学位培养招录衔接方案,使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服务民众健康。
中医药发展外部环境需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表示,我国在鼓励中医药创新方面的政策措施还需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在药品研发方面,研发报批机制应该注意中医药的特点,以鼓励中药的研发创新。
郭新志表示,在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中,城镇居民、职工医保、新农合有关中医药的收费项目限制了基层中医院的发展,甚至某些中医科室面临关门局面。除此之外,中医传统诊疗项目,如辨证施治、针灸、正骨术、刮痧、推拿、点穴、敷药等项目收费偏低,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物价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中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从保护和扶持中医的角度,适当提高中医传统特色项目的收费标准,提高县、市和省级名中医的挂号费、诊疗费,合理体现中医人才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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