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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战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 pan in theWake of Worlb WarⅡ)，：《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Hirohi 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Japan），
日军国主义不死,美难辞其咎
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漫画家小林善纪等右翼分子走红的今天，在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赓续掩饰日军侵略暴行之际，美国的日本近代史学者和专家，根据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美、日密档和私人日记，以及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深入研究，严厉抨击当年美国主导维持天皇制、不让裕仁以战犯身分接受审判，并准许裕仁继续当天皇，乃是造成战后日本人民一再拒绝为侵略暴行认错、不断歪曲及窜改侵略史实，和军国主义思想从未消失的主要原因。
美学界过去一直采取亲政府的立场，即支持保存天皇制和袒护裕仁，已故的主流派大师级学者哈佛的赖世和、普林斯顿的詹生（Marius Jansen），都是属于「尊皇派」，他们的观点深远地影响到一个世代的美国学者。出生于中国的记者包加米尼（David Bergamini），于一九七一年出版厚达一千二百三十九页的《日本的帝国阴谋》，揭发裕仁天皇及其亲信自二○年代起即部署向外扩张的阴谋。该书出版后立刻遭到美国主流派的围剿，耶鲁大学的日本史教授克劳利（James B.Crowley）首先发难，赖世和亦跟进，合力挞伐包加米尼，使包加米尼抑郁以终。
时代变了。目前在美国的日本研究学界执牛耳的中、青年学者，已没有上一代的日本情结和包袱。被认为是美国学界研究日本近代史第一把交椅的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陶尔(Joh n W.Dower)和另一重量级学者、现任教东京一桥大学的赫伯特‧毕克斯(Herbert P. Bix)，两人为先后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分别著书批评美国战后对日政策、检讨日本的战争罪行与责任，同时以充分的史料和平实的分析，揭发了裕仁天皇积极参与侵略战争的真面目。
陶尔前年推出经典作品：《拥抱战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 pan in theWake of Worlb WarⅡ)，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功力，并为日本研究开辟新的途径。该书出版后获得八项学术与文化大奖，其中包括：普立兹奖、全国书卷奖、费正清奖和班克劳夫特奖。毕克斯于去年出版极受好评的著作：《裕仁及现代日本的形成》（Hirohi 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Japan），这本书最近获得了普立兹奖，由于对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国民性作了犀利而率直的批判，直至今年三月初，日本出版商还不敢买翻译版权。
陶尔和毕克斯在专书和论文中触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裕仁天皇，另一个是东京战犯审判。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一再征询蒋介石对日本皇室存废的意见，蒋答复说：「此次日本战争祸首，实只几个军阀，应先将军阀打倒，至于国体问题，宜由日本人民自己解决。」蒋并建议开罗会议不必讨论日本国体问题，但罗斯福的头号幕僚霍普金斯拟订开罗宣言初稿时，仍列出废除日本天皇制度条文，经参与草拟宣言的中方代表王宠惠发现后，转呈蒋介石予以删除。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表现颇为谨慎，仅顾及美援和中国战场的军事问题，而未对一些具长远意义的重大问题作全盘而深入的考量，如罗斯福再三询问蒋介石，中国是否欲取回琉球，蒋答说中国愿将琉球先由中美占领，再按国际托管办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结果成泡影，而罗斯福对香港交还中国问题，表现得比蒋介石还积极；罗斯福主张盟国战后军事占领日本，中国应居主导地位，蒋予以婉拒。
尽管蒋介石建议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天皇存废问题，并在战后力主对日「以德报怨」，但揆诸美、日外交史乘，蒋的言论毫无影响力，美国完全单独掌控日本的命运。当时美国国内主张废除天皇制以及将裕仁交付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呼声，远高于其它杂音，但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总部皆欲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桥头堡，而不愿骤废天皇，尤其是麦帅本人及其两大军事幕僚（一个是主管情报的韦洛比，一个是机要秘书费洛士），更是尽全力保护裕仁。麦帅认为只有保留天皇制，日本才能稳定下来。
麦帅以军政总督的身分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即「君临日本」，俨然是凯撒大帝的化身，一九五○年六月下旬韩战爆发，麦帅身兼盟国驻日最高统帅和联合国部队总司令二职。麦帅统治日本，处处采取二分法的方式；一是保留天皇制，但将天皇的地位从神降为人，仅赋予象征性权符；二是大力推动日本的民主政治和议会政治，为战后日本制定一套「麦帅宪法」，废掉日本的「武功」，陶尔和毕克斯称麦帅在战后日本实施的民主政治乃是「帝国民主」；三是一方面准许共党和左翼活动及发表言论，但又大力挟持政界的保守势力。麦帅对日本的自由化改造，但又尊重日本文化的治术，获得日本人的衷心感戴。
在韦洛比和费浩士的策画下，麦帅总部向日本、美国和国际发动文宣攻势，以保护裕仁天皇。文宣内容主要是说裕仁心念和平，但大权旁落，位尊无权，权力全被军阀所把持，裕仁只是被军阀牵着鼻子走。麦帅总部在东京大审战犯的时候，尽全力确保裕仁不会被列为战犯，也不需出庭当证人，更秘密要求军事检察官听命于麦帅总部。陶尔表示，战后日本曾出现要求裕仁退位的呼声，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四六年；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八年底，东京审判甲级战犯接近尾声之际；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初，盟军（美国）占领日本即将结束时。这三次不仅有保守派人士主张裕仁应退位，连裕仁的叔叔和弟弟，以及一些宫内人士亦认为裕仁应负「道德义务」而下台。然而，麦帅总部每次均予拒绝，理由是美国需要裕仁在位与维持日本内部安宁和防范共产主义。
陶尔和毕克斯根据一九八九年裕仁死后陆续公开的史料指出，裕仁对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细节知之甚详，他有他自己的情报管道，每次开御前会议和其它重要军事会议，裕仁不仅从未反对侵略战事，且对作战情况询问颇细。毕克斯说，裕仁完全知道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作战，也知道二十万慰安妇的来源。包加米尼认为裕仁是个「骗人的老手」（a con artist），对战争行为装聋作哑，对战争责任却避之唯恐不及；陶尔和毕克斯则认为裕仁是个「怪诞的投机分子」（a grotesque opportunist）。有些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为裕仁的不敢认错，拒绝道歉，感到羞耻和痛苦，甚至认为裕仁还不如自杀身亡的希特勒。一名日本老兵说，裕仁不敢扛下战争责任，乃是日本没有国格的象征。
陶尔在接受去年冬季号《关于亚洲的教育》期刊专访时强调，美国在战后刻意保驾裕仁，让他完全不必负责任，而裕仁又装出一副懦弱无助的伪善面目，乃是对日本民主政治与国民心理健康的一大打击，同时也剥夺了日本人民本诸良心公开辩论战争责任的机会。毕克斯亦指出，裕仁不认错，日本人民怎么会认错？陶尔和毕克斯强调，美国的纵容与曲意维护，导致了日本战后政治、文化与心理的不健全－一种只会掩饰错误却又不敢面对错误的心理。
陶尔在专访中说，东京大审期间，麦帅总部下令任何人不得透露七三一部队（美国秘密向日军学习如何制造细菌弹）和慰安妇的实情，又在幕后进行干预审判的黑手活动，是一次弊病极多的审判，荒唐的是胜利者居然替战败者掩饰罪行。
在冷战萌芽的时代，美国为了使战败国日本成为其亚洲第一伙伴，以对抗共党势力，竟然直接和间接助长了日本的死不认错主义、右翼思想和军国主义。两位美国「日本通」的著述，厘清了这一段历史，也抖落了裕仁天皇的假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