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 要:20世纪40年代的家族小说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以表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为首要任务,突出了对家族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思考,然而,面对民族主义的强势话语,依然有少数敏感的家族小说创作者对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富于个性的评价,对个体的价值与尊严进行了可贵的思考,路翎就是这样的创作者,蒋纯祖形象则直接体现了他的思考。
近代对家族文化、家族制度的批判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的。20世纪之初,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为了将个人从家族中解脱出来、“抢夺”过来,使之成为民族国家的主体——国民,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形成了对立。到了“五四”时期,时代的关键词从“国家”转化为“个人”,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是时代的中心话语。但是无论是世纪之初,还是“五四”前后,“国家”与“个人”二者之间并不截然对立。梁启超在《爱国者》中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①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的目标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兴起。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民族解放战争进入更加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动向,特别强化了对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倡导,对“统一”、“权威”、“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呼唤代替了对“思想自由”、“理性主宰”、“个性解放”的呐喊,个人主义更是受到了“五四”之后空前的冷遇。应该说这些变化有着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但是,仅仅强调群体的价值、集团的利益,从片面的集体主义立场出发,压抑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以满足于“集体”、“民族”和“国家”,就会出现思想的偏差,毕竟,社会个体成员的个性解放不仅是民族解放或社会解放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在现代社会也是民族解放或社会解放程度的终极标志。
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克哈特指出,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家族或社团的一员”,而现代,“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他将人的自我觉醒和个体主体性的发现视为新时代的特征,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在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上的分水岭。③然而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始终没有真正解除,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势:民族主义是目标,个人主义是手段。民族国家面临的危难似乎不允许个人有余裕的空间去充分地发展个性,个体的价值也很难得到独立的体现,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状态之下,民族国家的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话语。
同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也表现出这样的思想认同,弘扬民族精神、强化爱国意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大多数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国家意识淡漠、苟且偷安等方面,缺乏更深层次的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多数作者反复强调的是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而相对忽视了国家对于国民的义务;在强化国家利益神圣的时候,不自觉地透露了压抑和消解个体的欲求、为了国家无条件放弃个体的权力的倾向。这种对个体权利的主动放弃表现了作者对于国家的赤诚,也暗含着巨大的隐患,当国家利益发生变异、成为少数人手里的招牌的时候,借国家之名很可能公然形成压抑个体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战时的创作都随顺着民族主义的强势话语,仅仅强调民族国家的群体利益。少数有见地的家族小说作者通过创作表现出对个体价值的高度重视,对个人主义的不同评价,对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较为深刻的思考。坚持“五四”的启蒙精神和个性解放的传统,警醒于集团力量(包括在民族主义话语之下的各种集团力量)可能带来的对个体生命的压抑,他们意识到当种种集团力量(家族、政党、国家等)都还能够以各种名义干涉个人的生活与自由,即便是同赴国难,这样的力量也有可能成为对个体生命价值消解的力量。因此,在抵御外寇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民族主义成为强势话语的大背景下,既坚持倡导爱国的个人牺牲精神,也主张尊重和保护个体价值,肯定个人主义对于现实中国的意义。在《财主底儿女们》中,通过蒋纯祖的生活及其奋斗,路翎表达了这样的思考。
适逢抗战爆发,蒋纯祖被卷进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经过长长的流浪旷野的旅程,目睹着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剧,蒋纯祖告别了他的少年时代,带着“爱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的“生命底意义”的思考,以独战英雄的姿态正式投入社会生活。崇尚个人奋斗、尊重人的主体性、强调自我的价值、肯定人的欲望、蔑视既定的正统观念和道德戒律,显然,他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信奉者,他将面临来自于各种形式的试图消解个体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力量,并以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希望于借取个人主义对个体的自觉性和对社会的反抗性,以弥补传统文化的缺憾,确立个体的尊严和地位,通过蒋纯祖的生活,作者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追求。
蒋纯祖的个人主义对民族主义话语光环之下的集团力量进行了挑战。在演剧队里,集合着一群为了“民族底最高命令”而走到一起的年轻人,弥漫着文艺团体所特有的浪漫、热烈、兴奋的空气,“演剧队里面的人们,无穷地热爱着这个最高的命令,同样无穷地热爱着他们底自由的热情的生活;像蒋纯祖一样,他们在内心把这两件东西和谐了起来。”④既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工作,又能够充分享受自由、奔放的生活,这是蒋纯祖所追求的,也是大多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怀着这种向往,自信“在新的生活里获得了位置……蒋纯祖向前走去,追求青春的,光明的生活,追求自身底辉煌的成功”⑤。然而,很快他就被卷入一场严重的斗争中,充分领略了集团力量的压迫。
由于对演剧队里的“带有权威底神秘色彩的小的集团”的不敬,甚至以“个人底傲岸的内心”蔑视这个小团体的权威,蒋纯祖成了被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最高原则”、“民族底最高的命令”的名义之下,以王颖、胡林、张正华为代表的演剧队内部的小集团有预谋有组织地发动了对蒋纯祖的声讨,在这种对个性的压抑和打击中,分明可以看到封建专制怎样以假革命的名义借尸还魂;在一连串大得吓人的“罪名”中,潜藏着的是对反抗权威的愤怒和报复。而那种压制个体,一切服从最高组织原则的群体主义,特别是那种以思想围剿的方式对个体的批斗和围攻,成了几十年后那场浩劫、那场封建大复辟的预演。对此,蒋纯祖以个人主义为武器进行了猛烈的回击,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应该把同志当做同志”、“不必以权力出风头”、“压迫了别人底心,什么批评也不行的!”“你们是最无耻的宿命论者!”显然,言词中传达出来的是对尊重个体、人人平等的呼唤。
蒋纯祖的个人主义表达了对浮华都市里的,以及自己身上的庸俗主义的反抗。演剧队面临解散,蒋纯祖加入一个更大的剧团。在这里“那种火热的理论的斗争是不复存在了”,似乎充满了自由的空气,个人的竞争、名演员的性格和琐事便成了主要的东西,战争初期的热情迅速消失,剧团的工作逐渐商业化,生活开始放荡、沉沦。然而,人们却善用严肃的理论装扮自己庸俗的生活,形成一种“假作严肃的局面”,连从香港飞来的、“带着这个时代底全部的豪华和绝顶的风骚”的女明星也迅速地学会了这一套,对记者说她“已经逃出了黑暗的孤岛,来到了自由的中国,愿意从此和大家共同努力,以挽救祖国的危亡”⑥。最终一切严肃的理论都被庸俗化了。在这种环境中,蒋纯祖也受到了浮华生活的诱惑,并且一度不能自拔。但是对于“时代的理论和热情”有着真诚信仰的他,很快就起而反抗了,先是不能忍受感情生活中的虚伪、堕落,结束了一场恋情,接下来就抛弃了这座昏沉的城市,去往中国的乡间。蒋纯祖的个人主义还要与乡场上的愚昧、野蛮、残酷的封建力量和保守势力进行抗争。在石桥场,蒋纯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突然地他觉得他得到了一切”⑦,他充满热情地在乡间做着自己的工作,并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是消灭一切丑恶和黑暗,为这个世界争取爱情、自由、光明。”⑧同时认为凡是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目的的力量,他就要,否则就不应该要。尽管生活清寒,困难重重,但他觉得这里是他生之地和死之地。他蔑视乡间的平庸、迂腐、保守的生活,在与同事、学生的交往中,他把人的启蒙与个性的启蒙带给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希望他们走向“人底完成”,然而结果却令他失望。在成为小学的校长之后,他雷厉风行地对小学校进行了整顿,不惜触犯乡场要人们的利益;为了使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免于成为泄欲工具,他甚至煽动起了一场暴动,最终,却使这所学校更快地瓦解了。面对严酷的现状,他沉痛地呼唤着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表达了对压抑人的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
个人主义者蒋纯祖以独战英雄的姿态与各种蔑视人的个性、扭曲人的心灵、践踏人的尊严的力量进行斗争,焕发出了动人的魅力,当然,蒋纯祖也是不完美的。他无法处理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孤独混乱沮丧;他对人民没有全面的认识,仅仅看到在人民身上残存的几千年来被奴役的创伤,因此一方面他想应该为人民,为未来工作,另一方面他只感到个人的热情,不知道与人民有怎样的联系;他自私自利,不愿对别人承担责任;他身上带着旧家族的影响,苦闷的性情和阴晦的生活观念,时时妨碍着他的奋斗;他还极具动摇性,无法控制自我情绪的起伏,忽冷忽热,也不能断然拒斥环境对他的诱惑,忽左忽右;他有时非常敏感脆弱,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追求,这些都足以使他遭受失败。正如胡风所说:“而在那个蒋纯祖的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号召: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战,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分以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做残酷的搏战。”⑨然而他敢于宣称自己信仰人民,敢于投身实际的生活,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生命结束,表现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极为宝贵的品质。尽管中间他曾经发生过动摇,但最终有所彻悟,在严格的自我剖析中回归人民和生活。
对于蒋纯祖而言,这种彻悟和回归也许太晚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而作者依然让他做出了这样的回归选择,目的显然是希望为后来者标识出正确的道路。他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旷野,从武汉到重庆,从城市到乡场,他永不停息地追求着能够使个体生命迸发出光华的、健康的、有价值的生活。然而,现实的中国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正如作者借人物之口所发出的惋惜一样:“只要有一个好环境,他就能够发挥他底才能!他是多么用功,当然他有些骄傲,但是这只怪环境,因为没有人懂得他底价值……”⑩
是的,在充斥着乡场上赤裸裸的封建主义、生活里的保守主义和庸俗主义、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权威官场里的教条主义的中国,又处于民族战争的严酷状态之下,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顾及个体的价值,更没有多少人还能够理直气壮地维护个体的价值。蒋纯祖不无感慨地认识到:“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但是压死了,压死了!……不容易革命的呢,小的时候就被中国底这种生活压麻木了……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没有人底觉醒……”{11}显然,作者是深有同感的。
通过蒋纯祖的生活和奋斗,作者思考的“是在血与火的背景下主体精神的喷发与人格的重建,是走向民族解放的时代大潮的个性解放”{12}。作者认为对于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因袭的中国而言,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在抗战时期依然是非常迫切和不能放弃的,而后来的历史发展无数次印证了这一认识的正确。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路翎的深刻之处,对于这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极其晦涩的、贯穿了过多的理性思考和议论、可读性不强,并且有些杂芜的作品,胡风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间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13}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09JK032及陕西教育学院重点科研项目:09KJ004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江倩,文学博士,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页。
③ [瑞士]雅各比·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5页。
④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2页。
⑤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2页。
⑥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6页。
⑦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0页。
⑧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4页。
⑨ 胡风:《序》,《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⑩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5页。
{11}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页。
{12} 秦弓:《〈财主底儿女们〉:苦吟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
{13} 胡风:《序》,《财主底儿女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