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就有人或动物罹患肿瘤的记载。考古学家在古埃及木乃伊和远古手稿以及骨化石中均发现了癌症存在的证据,在木乃伊上发现了类似骨肉瘤的骨肿瘤,也发现了造成颅骨损伤的头颈部肿瘤。
关于癌症(尽管当时并不能称之为癌)最早的描述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1862年,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在埃及卢克索的一位古董商那里得到了一张四米多长的埃及莎草纸,在破碎泛黄的页面上写满了潦草的古埃及文字。这篇古文稿于1930年被翻译出来,现在被认为可能是公元前2625年古埃及伟大的医生印和阗创伤外科部分教诲的抄录本。莎草纸记述了48种外科伤害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包括了手部骨折、皮肤的多孔洞溃疡、头骨破碎等,其中有8个疾病是乳腺的肿瘤和溃疡。其中大部分疾病都有简短生硬的治疗手段如火钻烧烙等,但是对他描述的45个病例:乳房上鼓起的肿块,又硬又凉,且密实如河曼果,潜伏在皮肤下蔓延——在“治疗”项中,他只写了短短的一句:“没有治疗方法”。
在承认了医学的无能之后,该疾病似乎从古代医学史上消失了。
约翰·亨特,支持癌症的淋巴论,提出癌症可手术治疗
19世纪现代显微镜在疾病组织的应用开起了科学研究肿瘤的时代。1838年,德国病理学家乔纳斯·穆勒(Johannes Muller)经论证后提出肿瘤是由细胞组成的,而不是淋巴液,这颠覆了18世纪肿瘤的淋巴论,但是他认为癌细胞不是源自正常细胞而是源于细胞间的胚基。他的学生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被称为细胞病理学创始人,他系统地论述了细胞病理学理论,提出”细胞皆源于细胞”,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都是细胞疾病,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体液病理学决裂,极大推动了病理学发展,也为肿瘤的现代病理学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正如莫尔加尼解剖尸体用肉眼观察组织病变与临床病症的联系,魏尔啸则用显微镜将细胞病变与疾病相联系。
这一方法的应用让人们对癌症破坏机体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样也促进了癌症手术治疗的发展。此时,由于麻醉术和消毒技术的发展,手术切除肿瘤已经可以实现手术。并且在细胞病理学发展的基础上,可以更加准确地诊断肿瘤,病理医师可以告诉外科医师是否彻底移除了肿瘤。
关于癌症的起因,魏尔啸提出了慢性刺激学说,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肿瘤像体液流动一般播散。19世纪60年代,德国外科医生卡尔·提尔施(KarlThiersch,1822~1895)提出,癌症转移始于恶性细胞的传播,而非通过一些不明体液。1889年,英国伦敦皇家医院的助理外科医生斯蒂芬·佩吉特(Stephen Paget) 提出了癌细胞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假说。他主张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转移播种到哪里不是随机的,而是一些特定器官组织能够提供适合癌细胞生长土壤的结果。
参考资料:
《众病之王·癌症传》[美] 悉达多·穆克吉
美国癌症协会 系列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