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朱熹的儒佛之辨:他通过批判佛学来抬高理学

  宋代士大夫的排佛兴儒运动持续时间很长,如果将朱熹等人对佛教的批评也列入其中,那么,这一时段则从北宋初年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初期,几乎与理学的形成与确立相始终。其中,排佛思潮最为剧烈的时间当为北宋初、中期,其代表人物有所谓“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欧阳修、李觏等人。不过,上述士大夫的表层批判对佛教并未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对佛教真正提出深层批判的还是少数在学术上有造就的理学家,如张载、二程、朱熹等人。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辨异端、辟邪说,而且是深入到佛教思想的内部,发掘佛教本身的漏洞而予以攻击。他们既要对佛教的批判穷深极微,又必须立足于儒家的伦理本位,阐明儒家自身的微言大义。应该说,理学家对佛教(含道教)的批判越深入,儒学自身的优势就越明显,这是宋代理学回应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挑战的一个必要环节。

  本文集中探讨的是朱熹对佛教的批判。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士大夫排佛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与二程、张载的辟佛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也对北宋以来的士大夫排佛思潮有过批判性的总结。从朱熹的有关言论看,他往往是从否定佛教的角度来阐明儒学的价值,儒佛之辨是朱熹排佛的一大特色。

  对于朱熹的排佛思想,以往的研究多立足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思潮的发展大势,着力于朱熹的承“道统”、斥“异端”的现象描述,对于朱熹在排佛中一以贯之的儒佛之辨缺乏深入的分析,而且碍于朱熹在理学中的崇高地位,对其排佛思想没有从价值中立的立场进行客观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朱熹对佛教“内在批判”的层面,对朱熹关于儒佛二家的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工夫论和修养论等方面的言论进行梳理,从多元性的价值立场力图对朱熹的儒佛之辨作出合理的评价。

  批判佛教破坏人伦纲常是历代辟佛者的必发之辞。人伦纲常是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儒学在三教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佛教在中国遭到最大的攻击就是它的“不忠不孝”,损害了纲常名教,为此,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提倡孝亲忠君,并且以出家济世为“大孝”的理论来回应儒家的抨击。尽管如此,儒家仍然一直抓住佛教的“出世”思想和行为不放,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

  程颐曾说,释氏之学无须同圣人之学进行比较,只从“迹”上就可以判其荒谬:佛氏逃父出家,便是绝人伦、背离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二程集》上,第148页)朱熹也表示赞同:“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朱子语类》,第3014页)但朱熹比伊川深入的地方,是不满足于就“迹”上断之,而是从“理”上断之,从虚与实或空与有、理与事等方面作比较,对儒佛二家的本体论作了根本的辨析。

  朱熹指出,佛教的最高本体是“空”,是一切皆空,儒家的最高本体是“理”,是“万理咸备”;比较起来,佛教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无”之体,儒家则是体用兼备,充实而广大:

  释、老称其有见,只是见得个空虚寂灭。真是虚,真是寂无处,不知他所谓见者见个甚底?莫亲于父子,却弃了父子;莫重于君臣,却绝了君臣;以至民生彝伦之间不可阙者,它一皆去之。所谓见者见个甚物?(同上)

  在朱熹看来,儒家的“天理”中包含着仁民爱物、民生彝伦、格物致知等方面的内容,佛教不是没有见到“理”,而是见到了离开人伦日用的空理,所以是“空虚寂灭”。朱熹以此断定“释氏虚,吾儒实”,“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只要空,圣人只要实”,强调儒佛两家本体论的根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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