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大革命中北京有五位学生领袖。他们是:北大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1934年,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5日在《五一六通知》刺激下,与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接触后,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当年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同年11月,聂元梓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
聂元梓授意手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为叛徒,聂元梓还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1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聂元梓1959年冬与第一任丈夫吴宏毅离婚,第一次婚姻持续15年,育有3个子女。1965年夏天,已调回北京的聂元梓在一老战友家认识了丧偶的老红军吴溉之,他当时是副部级干部。当年冬天,两人成婚。婚后半年,“文革”开始了。不久,吴溉之受到一起政治事件的牵连。这时康生对聂元梓说,你必须与他(指吴)离婚。聂元梓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与第二个丈夫吴溉之办理了离婚手续。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由于她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日饮食起居就是自己照料。她喜爱读书看报。1994年,曾有国内一个很有名的传记作家写文章称她死了,有人让她跟作者和报社打官司,但经历沧桑巨变的她,早已经平静,聂元梓多年来,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
聂元梓提起“文革”那段历史她反思:第一我带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陆平、彭佩云、宋硕造成很坏影响。第二、自己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反对邓小平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对反对邓小平的思潮起了鼓动作用。第三、我到上海串联,参与了对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荻秋、陈丕显的活动。第四、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委员长的行动,我也应负责任。”(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