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南郊之前——秦汉国家祭祀的历史
【主讲】田天
【嘉宾】陈苏镇、吴飞、李猛、华喆、陆胤 等
【主办】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
10月21日，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办了第八次礼学沙龙“南郊之前——秦汉国家祭祀的历史”。本次沙龙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田天博士主讲，陈苏镇、吴飞、李猛、华喆、陆胤等学者也参与了沙龙讨论。本次讲座乃是建立在田天博士著作《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三联书店2015年1月刊行）之上的，内容为秦汉国家祭祀的问题，主要关注点是郊祀制度在历史上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国家祭祀长期以来是以“郊祀”为主要形式存在的，其中“南郊郊祀”是国家的最高祭礼。后世所固定下来并延续使用的帝国的国家郊祀制度，始于西汉末年，而在这之前，从秦帝国建立至西汉末年的两百余年间，尚未确立后世的以南郊郊祀为最高祭礼的一套国家祭祀制度，故称之为“前南郊郊祀时代”，这就是本次讲演题目中“南郊之前”的含义。
*以下内容据现场实录整理，原载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官方微信燕园礼学（ID：yanyuanlixue），经授权转载。
主讲人 | 田天
一、“南郊之前”国家祭祀的基本特征
这一课题所能利用的传世文献非常少，基本只有《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在此基础上，只能尽量地利用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材料有限，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难点。另一方面，尽管《郊祀志》所用基本即《封禅书》的材料，但二者尚间隔了重要的王莽改革，因此，班固时期国家郊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写作的立场和对象较之司马迁也就发生了变化。
▲ 《史记·封禅书》
古代中国的国家祭祀长期以来是以“郊祀”为主要形式存在的，其中“南郊郊祀”是国家的最高祭礼。以今天的北京举例，今日之北京城处在南郊的祭坛和其他种种坛庙的围绕中，这就是古代国家在首都郊外设立祭坛进行郊祀的典型遗迹。台湾大学历史系甘怀真教授的观点认为，南郊郊祀有四个特点，即：1.皇帝以天子的身份主持祭祀；2.祭祀地点设在天子所在的京城之郊；3.被祭祀对象最主要的是“天”；4.祭祀礼中的圜丘祭天之礼，特色是万神殿。（甘怀真：《中国中古郊祀礼的源流与特质》，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总之，南郊是皇帝和天对话的地点，南郊郊祀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足见其对于国家和皇帝的重要性。
我们往往容易产生误解，以为郊祀是西周以来一以贯之的制度。但是事实上，秦汉时期的状况就不是如此，甚至连所祭祀的至上神都有过几次变化。后世所固定下来并延续使用的帝国的国家郊祀制度，始于西汉末年，而在这之前，从秦帝国建立至西汉末年的两百余年间，尚未确立后世的以南郊郊祀为最高祭礼的一套国家祭祀制度，故我们称之为“前南郊郊祀时代”，这就是本次讲演题目中“南郊之前”的含义。
然而在记载秦汉以及更早的周代之事的文献中，都有“郊”的存在。如果以后代郊祀制度的眼光来看，秦汉时期所谓的“郊”恐怕都是“淫祀”，而公羊家认为周代鲁国是有郊祀的，这种郊祀也和后代真正的郊祀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和甘怀真教授所归纳的具有四大特征的郊祀区别很大。古人对于一个概念往往是比较模糊的，我们要回到他们的语境中，承认他们对于至上神的祭祀就是“郊”，不宜把它们径称为巫术、淫祀；然而作为现代学术研究，则必须清晰地分析出两种祭祀制度的本质性不同。
秦汉国家祭祀具有的两个核心特征是：1、国家祭祀由多个神祠组成，由太祝管理。也就是说，后代祭祀的坛庙数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增减；但秦至西汉有很多神庙，很多神被纳入系统中，而且增减比较灵活。2、神祠有广泛地理分布。这意味着皇帝每次祭祀都要走很远的路。这和后世皇帝的活动范围逐渐狭小化很不一样。
“前南郊郊祀时代”总体可分为两个时期：1、帝国国家祭祀的形成期。即，秦始皇从战国时代来源各异的神祠，建立统一帝国的国家祭祀。2、帝国国家祭祀的定型期。即，逐渐转变为我们熟悉的南郊郊祀。
二、帝国国家祭祀的形成期
秦国时期
从秦襄公开始到战国末年，秦人在秦国早期的都城雍地及其附近建立了几处最高等级的祭坛，称为畤。畤的具体形态还有所争议，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用来祭祀的最大土坛。祭祀地点是随着秦国都城的移动而移动的。
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这几个畤所祭祀的对象，白帝有三个，青帝、黄帝、炎帝各有一个，并没有黑帝。有礼学学者认为，在郑玄的体系中，（秦人）是祭祀五色帝的。但《史记·六国年表》《史记·秦本纪》中只提到所祭祀的是上帝，秦始皇烧了很多诸侯历史，但是《秦记》是没有烧的，因此我们认为《史记·秦本纪》是比较可靠的，秦人不祭五色帝（或四色帝），雍祀的对像是上帝，而上帝不包含五帝。而《封禅书》的来源则不详。五色帝和五方帝是在阴阳之说大盛以后才有的。
除此之外，秦人还有其他重要的祭祀对象，如陈宝祠等等，《封禅书》中有所记载，可以认为是秦国逐渐设立的祠庙。并且，古人所谓的雍地不仅是狭义的雍城，而是指以雍城为中心的一片比较大的区域。
▲ 秦雍城遗址
由此可以归纳出秦国祭祀的主要特征：1、秦国的祭祀对象系统不够严整，对象多有复沓，祭祀构成与东方诸国惯用的礼制不同。2、秦国的国家祭祀以神祠为主体，以“大雍地”为中心，散布于疆域之中，并随不断东扩收纳新的祭祀系统。总之，东方诸国少有这样随意增加祠庙或者随意祭祀的传统。由此，我们猜测，秦人可能是受了西北民族的影响。
秦代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东西国家的文化上有非常大的不同，秦帝国的山川祭祀就能反映这一点。根据《封禅书》的记载，秦代的山川祭祀分为“崤山以东”和“华山以西”两大部分。其中，东方的名山大川分布比较均匀，东方的，如泰山，是在先秦传统中就有的。但是崤山以西的名山大川分布在很小的一个区域，从名声来看无法和东方的名山大川相比，很可能就是秦国原来的祭祀对象。另外，咸阳附近的一些小河也得到了山川祠的祭祀。我们猜测，以上都是出自秦始皇的故意设计，可以认为他是在强调秦国的传统，强调他自己和咸阳城的地位，彰显帝国皇权的尊严。
秦始皇向东方开展的祭祀活动，主要有封禅在内的山川祭祀和以齐国八主祠为基准点不断展开的海上寻仙等。通过这些，秦始皇将东方的祭祀纳入了自己的祭祀体系。东方的名山大川有很多秦人的宫殿建设，但是秦在东方没有祭祀中心，秦朝的祭祀中心还在雍地。
将秦代的国家祭祀总结有两个特点：1、神祠皆有太祝统领，各种神祠进入国家统一的管辖之中。2、首都附近没有祠畤，神庙建在神显灵的地方（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所以皇帝进行祭祀必须通过出巡。后面王莽所切断的正是地方与神明的这种联系。总之，秦帝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国家大祭祀体系，也为西汉的祭祀制度设立了范本。
西汉时期
陈苏镇老师曾把汉初的政策概括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这是非常精炼的，具体到祭祀制度上也是如此，此正《封禅书》所载“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里耶秦简中有“行庙”的记载，学者皆不解其所指具体是什么，直到2014年岳麓书院公布的岳麓“行庙”简中有“泰上皇祠庙在县道者”一语，一下就把秦的行庙对应上了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汉代郡国庙，证明了两者是一回事。总地说来，汉人所继承的主要是秦人在西部的祭祀，东部情况现在不太清楚。其中就继承了秦人的雍祀制和陈宝祠——即便陈宝祠其实是预兆了秦文公可以称霸诸侯的，汉人也照样继承而不在乎，可见汉对秦的沿袭性。
▲ 里耶秦简
汉文帝时期
汉文帝一度对祭祀十分狂热。这个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五帝祭祀的兴起，雍祀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五色帝。汉文帝不仅非常狂热地连续做了几个高规格的五帝祭祀，而且他也准备去捞周鼎，也想去巡守。但是紧接着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最信任的术士新垣平被发现是一个骗子，之后他就立刻失去了对祭祀的全部兴趣。
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是对汉代国家祭祀制度贡献很大的一个皇帝。其重要的改革有4点：1、使五帝祭祀的系统成熟奠定；2、让五岳祭祀从文献中走出，成为国家祭祀现实；3、汉武帝认为只祭祀天，而不祭祀地，这是不对的，于是开始祭祀后土；4、后土祠建立之后第二年，汉武帝就建立了另一座太畤，祭祀的对像是太一，不久之后，太一变成国家祭祀的最高神，这是汉武帝对国家祭祀的最大改革。
“太一”有三重身份，一是指北极星，二是指一位上古帝王，三是指抽象概念的“道”。太一之神进入国家祭祀最早是亳人谬忌来跟汉武帝说太一是很重要的神，不能不祭。汉武帝是一个宁可信其有，也不愿得罪任何神灵的人，他就修了一个太一坛。这时，太一的祭祀还和其他祭祀差别不大，地位并不很高。后来，有一次汉武帝生病了，他很宠幸一个可以让神附在自己的身上的巫师，那个巫师可以附的最高神就是太一，此巫师治好了汉武帝的病，于是太一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但仍然不是最高神。最后，元鼎四年，人们发现了一个古鼎，人们纷纷说，此鼎是上古之时太帝（太一）的鼎，黄帝曾得到过这个鼎，而且在得到此鼎之后就登仙了，而黄帝得到此鼎的时间同汉武帝时期得到此鼎的时间相同——都是万象复始的“朔旦冬至”。于是乎，祭祀太一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祭祀。祭祀太一的礼是郊礼，这是见于文献的。太一坛是一种很独特的八角形的神坛，这之后的祭祀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形制的了。太一的形象很类似天神，但是地位比天神高。它的形象，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和南郊郊祀的天不一样的，但是西汉人经常混着来，不区分太一和天，后来人就把泰和后土的祭祀称为天地之祭。
▲ 汉武帝在天池祭祀九天太一元君
汉武帝祭祀改革的效用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1、泰畤-后土祠祭祀，与雍五畤祠，一同构成了汉王朝的郊祭礼。汉武帝之后的皇帝都是要正月祭天，三月去祭后土，固定了传统。2、泰畤-后土祠是汉武帝对帝国祭祀体系最为重要的改革，二者都有东方背景。3、重新定义至上神，是从文化上对秦人传统的改造。
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汉武帝的祭祀制度改革呢？《史记》认为“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是汉武帝的重大功绩，《汉书》称赞了汉武帝“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从而证明了在古人的思想中，汉武帝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可以说汉武帝的祭祀改革和他对汉王朝的政治理想有很大关系。
秦把战国诸国的祭祀物件纳入帝国祭祀体系，经过高、惠、文、景几朝的调整，汉王朝东西异制的情况已渐趋缓和，帝国行政系统逐渐运转自如，文化风俗开始得到整合。汉武帝改编和融合不同来源的祭祀，建立起以泰畤-后土祠为核心的汉王朝祭祀格局。至此，帝国国家祭祀的形成期基本结束。
三、帝国国家祭祀的定型期
西汉中后期，包含了王莽时期，即帝国国家祭祀的定型期，在此一时期内，国家祭祀发生重大变革。
汉武帝固定下来的帝国祭祀体系有一些问题，是导致西汉中后期改革的原因之一。这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新的祭祀对象加入体系，都是随意性较大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理论，如，皇帝看到一个幻象，这个神就可以纳入祭祀，对所设的祠祭对象缺乏解释力。同时，祭祀的构成较为冗杂，不同来源的祠祀对象并未分立，有的属于祠官，有的属于方士，方士所起的作用几与祠官等同。可以说，这种祭祀的进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灵验。
西汉中后期，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儒生出来质疑这种祭祀制度了。根据文献记载，最主要的反对者是匡衡，匡衡属于“复古派”，复古即恢复到想象中的西周制度，与之对应的一派，沿用北大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的称呼，叫做“现世派”。然而，复古派遇到了问题，时人所能看到的记载周代礼制的礼书，大多是士礼，天子礼很少。因此，匡衡虽然废掉了雍五祀和陈宝祠，并做了一些其他细节上的修改，但是从秦汉以来国家祭祀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否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一点来看，匡衡并没有成功。有一点需要注意，只能说匡衡等人是复古派，而不能径说这一派就是儒生，因为反对他们的现世派中也有儒生，如反对匡衡最激烈的刘向，就很难说他不是儒生。这些复古派都是和后仓礼学关系比较大的。刘向批评匡衡，说雍五、陈宝都是有神灵感应的，匡衡等人在没有任何依据的前提下，就不应该修改礼制。在不断的争讼中，《汉书·郊祀志》载：“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对原来祭祀系统的权威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这时王莽出现了，他提出了“元始仪”改革。
王莽首次提出了完整系统的郊祀理论和仪式，而且有文献作为依据。王莽所依据的文献就是《周官》或曰《周礼》。这套郊祀制度，囊括了西汉中期以来泰畤-后土祠及雍地两大祭祀中心的重要祭祀，也涵盖了其它所有神祠的功能，所有地方祠庙都被取消了，王莽把祠庙集中在长安四郊。这样的祭祀方式让长安的南北郊成为国家最高祭祀的所在地，是皇帝唯一需要亲临祭祀的地方，曾经遍布全国的神祠也就这样退出了国家最高祭祀。
王莽元始仪改革的特点可以归纳为4点：1、儒学化。2、去个人化。如之前汉武帝时，很多祭祀是和武帝个人相关的，而王莽从国家祭祀中剔除了以君主个人祸福为归依的祭祀。3、去方士化。在匡衡之前，方士是很受官方认可的、地位正式的一个群体，并没有后来招摇撞骗的形象。从匡衡的批评开始，直到王莽，方士群体被彻底清除出国家祭祀参与者行列。4、空间紧缩化。否定了祭祀对象与特定地理位置的联系，消解了地方神祠和国家命运的关联，强调首都郊兆的唯一神圣性。
随着南郊郊祀的成立，国家祭祀秩序得到重构，国家的行政中心与祭祀中心合而为一，统一帝国的国家祭祀摆脱了先秦时代的构架，进入了全新模式。从此以后，国家祭祀不再需要以皇帝对各处祭祀的崇拜和狂热之心作为支持与保障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制度的、“洁净的”祭祀，它消解了秦汉祭祀中类似宗教的特点。以上是王莽“元始仪”改革的意义。当然，事情都是复杂的。改祭祀的时候王莽经常做噩梦，而在王莽的政权快要崩溃的时候，王莽也做了一些和汉武帝类似的“狂热”的事情。
回到最初的问题，《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的记载中，司马迁作《封禅书》的目的是把秦汉以来的封禅祭祀说清楚。而班固不管如何引用司马迁的文字，他本人的立场是很清晰的，处在南郊郊祀时代的班固要把以汉武帝为代表的西汉国家祭祀全部否定掉。而后代人对郊祀制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被班固的记述所塑造的。
▲ 沙龙现场
| 嘉 | 宾 | 声 | 音 |
祭祀制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方向，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和皇帝制度的关系，究竟是皇帝制度里面的什么东西直接促成了祭祀制度的变化？
吴飞：先秦的国家祭祀会是什么样的？是像班固、郑玄等人描述的那种有明确体系的、洁净的，还是跟秦和西汉差不多？
田天：关于西周的材料太少，恐怕没有办法像研究战国以来历史一样给出清晰的描述，从考古材料中可能反而更看不出来。西周到战国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猛：1、讲演中关键的东西异制的问题，是否有更多的史料能说明“东”与“西”在祭祀有不同的体制？到底六国的祭祀体制和秦国体制有什么区别？讲演中提到的“东方”实际上前后有些变化，开始秦是力图用西方的国家祭祀吸纳山东诸国的做法，但后来受到的“东方化”影响其实是方士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东西，与原来的山东各国的体制可能也并不一样？2、上述的祭祀制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方向，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和皇帝制度的关系，究竟是皇帝制度里面的什么东西直接促成了祭祀制度的变化？除了儒生的想法外，当时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推动这一变化呢？
田天：1、东方六国，史书中很少有其祭祀的记载，这些国家的宗庙很重要，但是文献中没有这么多其他的祠庙记载。秦汉方士的“东方传统”是战国以来在东方流行的东西，只不过在秦汉的时候第一次在皇帝这里实现了。2、一个解释是因为地方大了控制不了，所以需要地方祠来作为天子的代表去控制，而之后郡县制就不需要这些皇帝的分身去控制了，行政力量加强了。
李猛：对罗马帝国的一些研究显示，祭祀系统没有被大一统的行政系统取代，反而有更多地方的祭祀，从而做到上下的政教合一。由此可以猜测，可能是原来的祭祀中有某些和皇帝制度不兼容的地方，郡国庙的问题有可能是关键。
“ 这一改革（王莽“元始仪”改革）最重要的地方是限制皇帝的活动范围，这其实也限制了展示权力的机会，这如何解释？陈苏镇：田老师的这一研究是很地道的历史学的办法，每个问题都能给出充足的材料，从材料本身出发得出结论，很少受到各种已经形成的框架的影响。先秦的材料太少，不好讲，秦汉有很多地方神祭祀之类的记载，田老师依据这些记载把这一时期的祭祀制度的大势讲了出来。
陈苏镇：秦汉去清理某些以前的祭祀，说清理也不是不许祭祀，只是官方不管了，民间自己去祭祀。
华喆：匡衡和王莽的不同结果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力量的运作造成的？前面谈到因为他用了《周礼》，那么这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有其他因素造成了王莽的胜利？
田天：王莽是一个有很高声望的人，是众望所归的，这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前人谈得比较多，所以这里没有太讲。
华喆：这一改革最重要的地方是限制皇帝的活动范围，这其实也限制了展示权力的机会，这如何解释？
李猛：巡狩制度是比较符合一般理解的传统国家制度的特点，大部分巴洛克国家，比如英国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还是有明显的这一特点，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制度走向相反的方向？
田天：皇帝不再到处跑了，但是地方的官方祭祀还在，只不过在秦汉这些东西属于太祝的管理范围，而后来全部都由地方官掌控。所以这算不算是一种功能的分化？
陈苏镇：皇帝在没有坐稳天下的时候需要经常露面，但是在坐稳了天下之后就没有这个需要了。
百度搜索“爱华网”,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