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蒙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战时贵州工矿业蓬勃发展，初步形成了近代工业体系。由于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把中国经济导入战争轨道，工矿企业内迁，贵州也成为工业建设重点。仅1938年至1939年迁移到贵州的工厂即达101家，2年中工厂增加10多倍，资金增加50多倍，加上一批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入黔，促进了贵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1939年6月成立的贵州企业公司，通过独办、合办、投资等多种方式，广泛涉足机械、采矿、电力、化工、交通、食品、农林等产业，是贵州历史上最大的垄断集团。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期间采取多种方式在贵州建立近20个工矿企事业单位，对战时贵州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官僚资本的膨胀，逐步控制了贵州经济命脉，在客观上促进了战时贵州经济尤其是贵州近代工业的发展。战时贵州工业不仅是工厂数量和资金金额的大幅增长，还出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初步形成多门类的彼此相联的近代工业体系。1938年，贵阳电灯厂更名为贵阳电厂，逐年增资增容，6年间发电量增长36．6倍。一批中小城镇纷纷办起小型火力发电厂，1944年在桐梓天门河兴建了贵州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电力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贵州经济发展。适应战时汽车损耗大而新车补充难和贵阳处在西南交通枢纽上的需要，汽车零件生产和修理汽车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机械工业迅速发展。贵州的化学工业、卷烟工业、水泥工业、棉纺织业、造纸工业、印刷业、酿酒业、制革业、制糖业、陶瓷业、电池业、面粉业、火柴业等，在此时都有较大发展。采矿业、冶铁业、冶锑业、采金业、采锰业、采煤业等，在抗战时期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期。
战时贵州以公路为重点的交通建设和邮电开发成效显著。当时以贵阳为中心的川黔、滇黔、湘黔、黔桂四条省际公路干线由交通部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接管，路况保养和管理都得到了改善，它们与抗战后兴建的川滇公路赤杉段、玉秀公路玉松段、桂穗公路三星段等战略公路一起，构成了贵州公路运输的大动脉，适应战时运输军用物资和发展地方经济之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公路运输繁荣景象。同时，这一时期还修建了一批省道和县道，总长近1000公里，创造了贵州近代公路建筑史上的奇迹。抗战时期内河航运也有新发展，国民政府责成有关机构清理赤水河、乌江和清水江。赤水河治理近160公里，历时3年。全省主要江河通程达1200多公里。贵州的铁路建设始于抗战时期，1943年6月6日，泗亭至独山段通车，路长85公里，是贵州最早的一段铁路。为适应抗战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先后修建和扩建了思南塘头机场、遵义龙坪机场、独山机场、黄平旧州机场、兴仁机场、安龙机场、天柱机场、清镇机场等，其中只有黄平旧州机场和清镇机场设备较好，使用率较高。
战时贵州商业和金融业空前繁荣，推动贵州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战时贵州人口骤增，贵阳人口从12万猛增至35万，加上战时经济的繁荣，为商业和金融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商业的繁荣集中在贵阳，集中在服务行业。贵阳商号8年间增加2．82倍，资本扩大115．9倍，商业的专营化和行业结构明显，新式大型百货公司出现。1939年，贵州企业公司控制建立和改组的贵阳中国国货公司，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贵阳最大的百货公司，10年的年均营业额达34．38亿元。当时的贵阳街头，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车辆人流熙来攘往，招徕顾客的音乐声、喇叭声不绝于耳，入夜则电灯霓虹灯到处闪烁，形成热闹的夜市。旅游业、饮食业盛极一时。商业繁荣促进贵阳建筑、交通和市政建设。1941年7月，经行政院核准，贵阳由县升格为市。抗战时期贵州金融业也十分活跃，8年间全省建立公私银行100多家，遍及省内主要城镇，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行和汇业、信托、农本三局先后在贵州设立机构，建立办事处、分理处，贵州银行等地方和商业银行兴起，对融资开发、支持抗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据估计，国家、地方和商业银行的年存款总额达3亿元以上，放款总额为2亿元左右，汇出款项高达6亿元之多，表明当时贵阳已经成为西南的金融重镇之一。
战时贵州农村经济尽管发展缓慢，但也发生了不少可喜变化，表现在农业科研机构和农、林、牧场的建立，优良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推广，农田水利的兴修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植树造林和兽疫防治的开展，农产品的增产和商品化的提高等等。
透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看当时贵州经济的繁荣，深感战争引起的外力拉动作用，实在缺乏深刻的内部基础，具有突发性、脆弱性、短暂性等特点，鲜明地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浴血奋战取得了彻底胜利。战争结束，支撑战时经济的热点消失，人财物回流，繁荣的战时经济迅速衰落，贵州经济很快陷入全面衰退之中。
（摘自2003年10月《贵州日报》。作者：黄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