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为何要秘密处决前中共“要人”
卢福坦与康生 资料图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并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由康生亲笔签名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令是针对一个79岁、被关了近20年、名叫“卢福坦”的人。公安部代表还传达了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决“犯人”之前,对其进行“封嘴”,防止他“信口胡言”。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且要动粗让他闭嘴呢?
那么,这卢福坦到底是谁?当时的“文革”红人康生又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从政治局委员到叛徒
卢福坦曾在山东半岛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武装暴动,特别是在鲁西北地区阳谷县的坡里暴动,更是引起了很大反响。卢福坦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声誉由此大大提高。
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正、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从此进入高层领导圈。
1928年冬至次年1月间,山东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的王复元及其兄王复章相继叛变,致使山东党组织遭到重创,为安全起见,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所有在山东与叛徒有过联系的省委成员和其他党员立即调离山东。卢福坦也接到通知,调任河北省委书记。不料,他刚踏上火车,便遭国民党特务逮捕。幸好,那时特务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一般性的审讯之后,便在1930年初以证据不足的理由将他释放了。
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确认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不久从河南开封赴上海议事。抵达上海后,负责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宣布,由卢福坦接替罗章龙的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1932年12月,卢福坦在英租界被扣押。巡捕房已得知其为中共要员,当晚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政府,押上了驶往南京的特别快车,带到了国民党中统局总部。中统局特务头子得知抓到这个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当即提审,卢福坦随即叛变。他叛变后,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一一供出。几十名党的重要干部先后被捕,中共又遭重创。
康生“杀人灭口”
时隔这么多年后,康生又为何要“除掉”卢福坦呢?原来,根据上海警察局的资料,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1930年,康生在上海被捕,同时入狱的还有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基实。通过丁惟汾的疏通,康生及丁基实都出狱了。康生被捕这件事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至于他有没有变节,更是中共党史中一直难以破解的谜。
只有卢福坦,在被捕期间交代过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的旧警察局档案材料一部分遗失,一部分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在残余的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卢福坦招供时提及康生被捕乃至叛变的具体细节报告材料。
后来知道此事的是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1953年初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曾派专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亲眼看到了卢福坦的这份报告材料。饶漱石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康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当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1954年2月,“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发生,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上世纪60年代,谢富治又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档案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但是,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他更不知道卢福坦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部门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被蒯大富等人首先获悉,并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才知道卢福坦将其“招供”的事情披露。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好保密工作,居然让卢福坦在提审时谈的内容公开上了简报。
康生一面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康生从来没有被捕过;他自己则辩白说:“如果我被捕了,也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方面,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提出处决要求。谢富治则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因为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终究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秘密调查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原刊《晚晴报》2010.8.18)
《报刊荟萃》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