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书坛,有“北于南郑”的说法,郑即侯官郑孝胥,于乃三原于右任。
陕西人于右任,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多年,是同盟会元老级人物,与复旦大学前身、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的创始人马相伯过从甚密,更为复旦校友视作追忆校史时绕不过的柱石,被戏谑为“复旦孝子”。他早岁流亡沪上,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民呼报》、《民吁报》。后三者合称“竖三民”。尤其《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1913年9月4日二次革命失败后停刊,历时约3年,共出一千零六十三号,当时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民立报》汇聚了一大批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如章士钊、叶楚伧、宋教仁等人。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确定《民立报》为该总部的机关报。
于右任在民国书界名气甚大,有“旷代草圣”之谓。于书初从赵孟頫入,旋改攻魏碑,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1931年发起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首倡“标准草书”。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
清末民初书坛是碑学的天下,或许因其雄强有尚武气,符合了那个积弱忧患时代的心理需要。于右任胸怀天下,关心时政,投身变革,原非书斋中人,其书气势为上,用笔有时反而次之,磅礴的气魄常挟风雷。于书参以魏碑笔意,圆笔用笔能留圆而不滑,点画的来龙去脉交待中一丝不苟、笔笔到位,笔画有时空中取势,立体感很强,故能自成一家,威而不猛。大体言之,雄健雅致兼有,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龙腾虎跃,跌宕多姿,运笔纯任自然,不拘泥于绳墨。
于右任对北碑用力实深,自言“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或谓其行楷远胜草书,识者自可见仁见智。
于右任书写联语,多半下款特高,字势飞动,极有个性。有时因落笔速度太快而应顾不暇,但气韵依然贯通。功力之外,更见真情,可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王僧虔语)。
于有诗名。尤其绝命诗《望大陆》,脍炙人口。但就文字技术言,情绪饱满而锤炼不够,力大无当、空疏浮泛者居多。倒是若干西北乡情之作,风物苍凉与性情慷慨两厢便宜,时有佳构,例如《宜川道中》之颈联与尾联,“风云晋塞连秦塞,波浪龙门接孟门”,“川原如锦人如醉,遍地花开不忍论”。
再说一点煞风景的“流言”,于右任在民国文界常有一些闲话,例如郑逸梅曾记载其被时人讪笑为“烹饪院院长”。陕西人自己也曾讥誵于为本省人物“德、言、功、容”之“容”,谓其徒有其表。这些不大中听的戏谑,大概都谓于右任辛亥革命时期被陕人拥以为首,得誉于时,然在南京政府担任监察院长期间,则噤若寒蝉,毫无建树。这个排行榜中其他三位,“德”是印光法师;“言”是张季鸾,天津《大公报》社论的大手笔;“功”则为李仪祉,时关中少雨多旱,他是渭水开渠的经营者。不过,后人持论往往大类隔岸观火,发言还需存心厚道。民国政府监察院之设本来就是“位尊而无实权”,蒋介石本人对于右任又是“尊而不亲”、未伤和气而已,这格局本身还是一出“秀才遇见兵”的对决,讲道理的遇见掰手腕的,没办法对话。
这里所说的于右任“容貌出众”,倒不是虚言。于长身伟干,相貌魁梧,一表人才,尤其一部长髯,据说最长的一绺长达一尺六寸八分,因有“于髯”之谓。于对自己的美髯也特别爱惜持护,每天都用热水洗烫,仔细梳理。据说有一次调皮朋友问于:睡觉的时候,胡子应该放在被里还是被外?居然令于大伤脑筋,无可处置其须,想了半夜也忙了半夜,最后只能“听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