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提起中国历史,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三国时代了。而三国时代之所以深入人心,和小说《三国演义》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然而,《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其情节有极大的虚构成份,不可当正史来读,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的《三国史话》(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一书,对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三国史进行了权威性的阐释,高屋建瓴、抽丝剥茧,把历史真相逐一还原;其中的一些独到见解,让我们看到了史学大师眼光的独特之处。
作者首先归纳出了后汉天下大乱的三个乱源:宦官十常侍、外戚集团及黄巾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黄巾军时,一改我们正统宣传中“凡农民起义,都是好的”的观点,对黄巾起义持否定态度,直接称其为“黄巾贼”,揭露了张角传道迷惑民众的虚伪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角的政治野心:“张角是要煽动人民造反,夺取天下的。”这样的历史观,与我们过去所宣扬的历史观格格不入,我们现代的史学家,认为“凡是反皇帝的,就都是好的”,却忽视了某些农民起义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性;面对吕思勉先生的思维方式,正统史学家们应该进行一番反思了。
本书更正了《三国演义》一书给读者造成的诸多误读,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节,可说是尽人皆知了,但吕思勉却在书中指出:“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的,《三国演义》却说他是被关公所斩,这就是演义不可尽信之处了。”再如,伐吴之役,《三国演义》中强调刘备出兵的目的是要为关羽报仇,吕思勉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一个笑话,“因为能做一番事业的人,意志必较坚定,理智必较细密,断不会轻易动于感情。况且感情必是动于当时的,时间稍久,感情就渐渐衰退,理智就渐渐清醒了。关羽败于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的征吴,是在章武元年七月,章武元年,就是建安二十六年,距离关羽的失败已经一年半了,还有轻动于感情之理么?”
吕思勉先生不但对小说《三国演义》的某些虚构史事进行了厘清,对位列正史的《三国志》,他也不轻信,例如,“孙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国志》本传说:他是要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的,这也是痴话……江东离许都,比河北更远,孙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袭?别说不能战胜,能否达到,还是个疑问呢!孙策也是个善于用兵的人,有这样傻的么?”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尊刘反曹”思想,曹操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但吕思勉先生对曹操却极为推崇,他在本书中专门写了一篇《替魏武帝辩诬》,为曹操正名,“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辩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曹操的一大罪状,就是“图谋篡汉”,但吕思勉认为此一说纯属无稽之谈,说曹操:“然而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因为不论哪一种社会,总有一种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当守的分位的……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节,我们看他己亥令之所言,勤勤恳恳,至于如此,就可见得他社会性深厚了。”在文章的最后,吕思勉把曹操和诸葛亮放到一起评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 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当然,受时代局限性所限,吕思勉先生的某些观点,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尽管如此,这本《三国史话》依然称得上是经典力作,值得我们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