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死12万
在中国,平均每天有上千人因为各种原因猝死,其中由于各种心脏原因引起的心源性猝死占大多数,这其中又有八成为心律失常,但死者并非全是心脏疾病患者,其中约五分之一的人存在“慢性疲劳”,IT业人士、销售、医生等高压职业都是主要发病群体。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大约40万心脏骤停病例,抢救成功率约10%,个别大城市能达到30%;中国每年约有50万例以上,但即使在大城市抢救成功率也不足3%,落后地区更低。相对于人口比例,美国发病率高得多,但两国同样不幸的人群,每年中国要比美国至少多死12.5万人。或者说,这10来万人如果在美国就可能活下来。
2015年8月16日夜,51岁的北京301医院骨科教授张永刚出差返京时,一下飞机就突发心脏骤停,虽然同行的就有医院同事,立刻展开了急救,120也很快赶到,仍于当晚去世。
这种症状的抢救除在最初3—5分钟内实施心肺复苏外,及时进行心脏除颤也非常关键。除颤每拖延一分钟,生还机会下降10%;拖延5分钟以上,抢救过来也可能脑死亡或植物人。因此,9月1日有媒体报道,平时首都机场航站楼就在公共空间配备了自动体外除颤仪(AED),不幸当时却无人了解、提醒并及时使用。虽然有人觉得这是马后炮,但至少如果使用了AED而未救活,会比根本就没有用少一些遗憾。
然而,这对当时抢救张医生的同事也的确有些不公平,因为在场的机场工作人员都无人提醒现场有此设备,此时也只是旅客的这些医生又怎么知道呢?而且据称机场的AED规定“仅供专业人员使用”。
你看,到律师嘴里,就是为非医务人员设计的AED又成了“专业器械”、“非专业人士很难……”,还要赔钱坐牢。这一吓唬,还救什么呢。最后,律师建议“政府除在公共场所设置AED外,还需完善相应的人员、制度、管理、宣传等配套流程”。人员、管理?岂不等于设立有人全天值守的急救站?AED发明之初,使非专业人员在医生到达前能抢到拯救生命的黄金时间的初衷荡然无存。
对急救机构,“急救培训普及率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达80%,中国数字不便公布”的现状是无能为力的;对律师,“美国有相关的救助失误免责法案”也只能说说而已,中国的立法哪里是他能解决。
对媒体,虽然最后也跟着急救机构和律师一起得出“为避免担责,还是坐等医生好”的暗示,能告诉读者还有AED这种东西,介绍一下国外救命的成功率,已属观念先进、业界良心。更多的媒体热衷的是这类消息:“2013年8月淮安一位呼吸心跳骤停2小时者奇迹生还”;“2014年1月,八旬老汉公交上突发心脏病,经司机帮助联系,等到了家属带来的救心丸和救护车”;“2015年3月邵阳一男子与死神亲密接触,心跳骤停90分钟复活,武汉姑娘赴韩整形心跳骤停,包机返回抢救9天未醒”。
全是自己命大,唯一涉及社会因素的是近似软广告的一则消息:2015年3月深圳某医院抢救某心脏骤停患者时,家属不在老板代为签字,费用不够医院先行手术。
因此,海归们一定小心,不要迷信中国也有了你在美国见过的某种技术,甚至有时比美国还财大气粗,就再次被“美哭”。在我们身边解决好一大堆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之前,请诸位牢记降低心脏风险的原则之一——保持心情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