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鹏飞手机报 · 热点冰点》第034期
客观公正的知识分子
在我们中国幸好还没绝种
吴鹏飞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右派较多。因为1840年开始中国沦为失败国家，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失掉了自信，几乎全部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确实成为了几代知识分子通病，就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最爱国的文坛领袖鲁迅、胡适等也表现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激烈批判，骨子里也是崇西贬中的。一小部分中小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是两个特例）离人民的距离较近，他们更了解中国人民的真实苦难。
他们对苏俄的模式更感兴趣，对它作为后进国家的迅速崛起，对它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它消灭剥削提倡平等追求大同的人类理想十分钦佩和羡慕，他们决定也走这样的道路，于是他们钻山沟、上高山、拉队伍、打江山，他们坚韧和耐心地说服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跟他们走，最后夺取了政权。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脚踏实地、有献身精神，就像一粒粒火种点燃了人民的激情。但是说老实话，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只占很小的比重。
左派和人民结合在一起，虽然少，但是拥有了政权，左右了国家的发展。极左的知识分子在其中，也造成了一些激进的失误。但总体，左派坚持的社会主义理想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一直是西方精神的代言人，他们坚持应该走西方的道路，左派的任何失误、错误都成为右派知识分子攻击的对象，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把柄。共产党内外一样有右派和左派。左派是少数，但实际上掌握权柄，右派在党内外都是多数，但是说话常常放屁不响。
革命，是左派主导的共产党与右派主导的国民党的斗争，反右，是左派主导的共产党与社会上极右派和右派知识分子集合的斗争，文革，是党内的左派与右派的一次斗争，改革，是党内中左、中右和右派联合起来对极左派的斗争。说穿了这些大的斗争都是关于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斗争。今天，为了避免中国出现分裂和倒退，我们还是面临与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斗争，他们一个要求回到文革时期，一个要求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都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主张。
在中国，救命的是中左和中右的爱国的爱人民的不爱西方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比较实事求是，说话办事比较接地气，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社会主义理想；既坚守文化自信，又不排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既坚守理想信仰，又让大家说话；既坚持一党领导，又着力于法治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既保护市场经济，又注重全体人民的幸福；既坚持和平发展，又坚强军事力量随时准备为国家而战。我觉得习近平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把这一派知识分子叫做人民派、中国派。人民幸福，国家复兴排在第一，其他都是第二。说实话，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够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右派的公知母知太多，极左派也不少，这些人更在意他们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划线，在这两派知识分子哪里，忧国忧民只是他们的金子招牌，但骨子里，他们为了自己理论的伟大正确，是可以不顾一切的，他们最可怕的精神特质就是只有他们正确，其他都是异端。他们把一切人、一切事物是非两极化，在他们那里，只有对错，没有真理，没有实事求是。在这里，我非常高兴地又发现了一个中国派的知识分子，他叫张维为，请看他的精彩表现。
这是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文章。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
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他不吱声了。
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它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相当落后，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这时，我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倒霉的伊拉克。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追问：“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哪个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没有人回答。
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顺便讲了一个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们往上追溯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顺序搞错了，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我的一点解释。有的读者很惋惜地说，老吴的雄文我爱读，但是老吴文章后面有打赏，还卖书做广告，这不够纯粹啊。俺的回答是，鲁迅先生那么伟大高洁，书也卖呢。老吴接受读者自愿打赏，发点广告，卖点书画，一不偷二不抢，没什么不光彩的。如果你每天免费看我呕心沥血写的文章（每篇平均需要5个小时，常常需要写到深夜），还希望我把脖子扎起来写作，这要求确实有点高了啊。朋友，当你问我纯粹吗的时候，可否也问问你自己纯粹吗？
你的鼓励，对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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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飞：湖北十堰人，华师大毕业，自由职业者，地产与旅游策划人，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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