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宗铎是桂系在两湖地区的代言人，政治上坚定。最著名的事件，胡宗铎于1928年5月1日杀害共产党员向警予于（她丈夫是蔡和森，他们早年和毛泽东同学）、詹大悲和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上海一大会址正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所，二人同为湖北潜江人)，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通电全国宣布下野，后隐居香港，同年4月所部为蒋系军队改编。1931年胡宗铎任孙科、古应芬等组成的广州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49年携眷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62年8月26日在台湾台北病逝====
陶钧(1892～1974年)，字子钦。民国桂系集团重要成员。
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幼读私塾，继入蕲水县立普通中学和武昌陆军小学、中学，参加辛亥武昌起义，任学生军班长，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1918年去广西投黄绍竑部，历任教官、排长、团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一团团长，在梧州向对岸吴佩孚部发动攻击，以少胜多，崭露头角，其后往江西方向占箬溪，克德安，入市汉，取龙潭，重创孙传芳部。升任少将旅长。后任第十九军第二师师长、第十八军副军长、军长。
宁汉分裂时，参加西征武汉。胡宗铎、陶钧率18军于11月 进占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旋任胡为武汉卫戍司令、陶为副司令。1928年4月，胡宗铎任湖北全省“清 乡”督办公署督办，陶为湖北全省“清乡”公署会办，掌握湖北地区的军政大权。实行反共屠杀政策，从1927年12月到1929年4月，在武汉杀害共产党人在千人以上，逮捕、判刑者更不计其数，常成批集体枪杀，对女性百般凌辱；对国民党左派人士亦实行杀戮；滥加捕、杀的人民群众也不在少数。在其手中遇害的著名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向警予和进步人士李汉俊、詹大悲、何羽道等。因此胡、陶被湖北人民唾骂为“屠夫”。1928年元月，由于武汉当局大开杀戒，引起一片非议，陶钧更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
胡宗铎、陶钧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湖北省“清乡”经费和鸦片税500万元部分充作军费，其余皆由两人私分，把钱财转移到国外银行存放；并趁整理湖北国民党党务之机，积极培植、扩充桂系势力；创办《湖北党务指导》月刊；设立“感化院”，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施行所谓“感化教育”。
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后，陶钧下野，先后去香港、北平、上海寓居。
抗战爆发后，陶返回武汉，后迁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中将参议主任和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曾开办南方印书馆和南方贸易行，出版有范文澜、熊十力、陶希圣等人的著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寓居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携眷去台湾，居高雄多年，积极发起筹建湖北同乡会，并首任理事长，后迁居台北，1974年10月14日病卒于荣总医院。
邓世增
(1889-1954)广东合浦(今属广西).陆军中将.粤军将领.同盟会会员．
1911年参加合浦反清暴动队．
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第八期,毕业后回合浦任小学教员．
1921年出任合浦县保安队长．
1923年出任粤军第一师炮兵营营长．
1924年升任粤军第一师军械处处长兼大本营补充团团长,同年调任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团长．
1925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
1926年初升任第十一师副师长．
1927年升任广州卫戍司令,同年调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
1928年兼任广州公安局局长．
1929年因反对南京政府被迫辞职．
1931年冬出任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同年调任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1932年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
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失败后赴香港闲赋．
1936年出任第四路军总参议．
1937年任广东人民抗日自卫团队统率委员会委员,同年兼钦廉地区游击司令．
1938年调任第十三区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及第八区游击指挥官．
1942年夏辞职返乡．
1947年当选合浦县国民党国大代表．
1948年当选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后当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
1954年在广州病逝．
===徐景唐
广东省东莞市附城榴花乡鳌峙塘村人，原名徐协和，字赓陶，生于1895年。
1915．1．考入保定军校第四期学习。
1917．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十二期辎重科学习。
1919．回国，在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编辑局任编译员。
1920．9．南下，在粤军第1师中任少校参谋。1923．2．升任粤军李济深第1师参谋长。1924．6．改任第1师第3团团长。
1924．10．率部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6．率部在广州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1925．7．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陈济棠11师少将副师长。1926．2．升任第4军13师师长。
1926．7．在第4军主力北伐后，率13师留守广东。
1927．4．反对李济深在广州“清党”，将13师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
1927．6．兼任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1928．2．升任国军第5军军长兼广东东区善后委员。
1929．3．在蒋介石软禁李济深后，辞职赴香港闲居。1934．赴欧美旅游。
1936．2．应黄绍竑之邀，任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1936．7．应余汉谋之邀，调任广东绥靖公署参谋长。1937．5．改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
1940．7．调任国军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5．5．在国民党“六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任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6．调任广州行营副主任。1947．10．改任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
1948．6．辞职，赴香港闲居。
1967．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
==吕焕炎 （1890－1930）国民党陆军中将。字光奎，广西陆川人。清末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后再入保定军官学校。
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在旧桂系军中任职。后投黄绍竑广西讨贼军，任工兵营营长、警卫团团长，第二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九旅旅长、第十五军第三师师长，留守广西。曾到潮汕阻击南昌起义军。桂蒋战争期间受李明瑞收编为第十六师师长，后又受蒋介石收买反李明瑞，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广西省主席。因控制不了局面，欢迎李宗仁、黄绍竑回桂重新主政，任第十五军副军长。粤桂战争时又附陈济棠反李宗仁，事泄被解职。
1930年6月在广州被刺死于新亚酒楼。
===我到达香港已是六月下旬，余恺湛来报告，说俞作柏已回至广西任主席，他们和俞作柏由上海回来时，同船的还有薛伯陵（薛岳）和李朗如（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党代表、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任总指挥）政务处长），在上海动兵（动身）之先，唐孟潇、张向华、俞作柏都曾和总部接过头．说等他们覆灭桂系之后，大家立刻都反蒋。后来俞作柏的军队至广州，薛李两入劝他乘机占广东，俞作柏不肯答应．及俞作柏回至梧州，他们又劝他宣布独立，俞作柏也犹豫，他的借口是要在广西整顿军队，等到实力充足以后，再行反蒋，我只好苦笑一下，上海总部的先生们也太老实了。其实我们的军人起始就不应帮蒋先生打桂系，桂系覆灭，蒋力必增，这个各个击破的形势已在那时形成，但怎样办呢?我们就不声讨南京的非法会议吗?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的势了．
上海总部的主张，要成立护党救国军，说冯焕章（冯玉祥）和阎百川（阎锡山）都有代表和我们接头．其余石友三、方振武、何芸樵（何健），都有向义的表示，北方及长江中部已没有多大顾虑，只等着南方首先发难罢了。各方的表示．以为张向华是汪先生嫡系部队．须要张向华先动，然后各方才可放心响应．华北华中既已有总部主持，他们留我在香港策动华南的军事．这个计划，我详细电告汪先生，并请他立刻归国主持，因他若徘徊海外，终难得一个有力的号召。汪先生复电他已准备动程，对于计划也分别认可。我得了汪先生的复电，遂打了三个电报，一个给（唐）盂潇，一个给（朱）益之，一个给（张）向华，请他们发动，并且告诉他们广西已准备独立。
桂系失败的将领那时都避居在香港，李德邻（李宗仁）、黄季宽（黄绍竑）、胡今予（胡宗铎）、陶子今（陶 钧）、徐赓陶（徐景唐）、邓益能（邓世增）、夏煦苍（夏威）差不多全体都在那里作寓公，只有一个白健生还是蛰居安南的河内．汪先生在巴黎时，由王东丞（（王懋功））的介绍，本来已和桂系的张伯璇（张定璠）有联络．桂系失败之后，遂反蒋而拥汪．不幸我们的矛盾已经没有方法消弭，而他们本身的矛盾又来．他们对于反蒋是自然十二分的赞同，但帮助俞作柏反蒋，倒是旧恨新仇堆积在一起．无从疏解。当中李德邻还比较大方，而白健生和黄季宽则对于俞作柏，很有死不两立之势．我们无论如何谈下去，均不得要领，这个反蒋阵线，始终为着个人的利害和恩怨，不能统一。
我到香港的消息不久传至南京，因为离法国马赛之时，那里的中国领事馆已报告外交部。我发给朱益之他们的电报，慢慢也泄漏了．朱益之先生为着明哲保身起见，据说已把我的电报呈明蒋先生，唐张虽没有把我的电报公开，却也被蒋先生所刺探。一天蒋先生故意询及盂潇和汪先生的关系，聪明的唐孟潇叹一口气说：“我真没有办法，汪先生只信顾孟余和陈公博两人．”这句不即不离说话，倒使蒋先生相信唐孟潇不至作反．蒋先生倒知道孟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且和汪先生究竟没有深长的历史。
至蒋先生对向华那就比较凶得多了，向华在南京回至宜昌防地之时，去见蒋先生．“公博回来了，你知道吗?”蒋先生很严厉． “是，我知道的。”向华不敢隐瞒，实在也不能隐瞒． “他有给你信没有?” “有。” “说什么话?” “他说要做生意。”向华到底不善于辞令．“我告诉你，公博是没有办法的。公博就使到了南京也没有办法。如果他有办法，我是忘八蛋．”蒋先生立刻沉下脸来，这时恐怕他是太急了，所以他已忘记了他的尊严．说出市井的粗语。
向华后来一句一句告诉我，倒使我笑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蒋先生那样不能自制，这样真使他太苦了。那位向华先生当时实在不想动的．临去宜昌之前，派他的内亲官先生来见我，说向华已不想打内战．但向华不动，我们就不干吗?我们先专心致志于广西的发动再说。 当时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广西未发动而先告失败．
事实是这样，俞作柏先生自命左倾，谁知一倾便倾至共产党。他回南宁之后．左右都布满共产党徒，而且他还想掌握兵权．又和他的亲戚李明瑞各争队伍。在香港之时，我和薛伯陵商量，打算我们两个人一同入广西，但后来上海总部不赞成我轻离香港，所以只由伯陵先去。伯陵一至南宁，便感觉俞先生靠不住，那时南京也深悉俞先生的举动，一下便任命了广西的师长吕焕炎做广西主席，来颠覆俞先生．梧州是入吕焕炎的手内了，就是俞先生的外甥黄权师长（黄权，师长。号威远，广西陆川人。1929年10月5日任第十五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八十八军暂编第三十二师(由浙江保安队改编)师长。1942年5月曾率部参加浙赣会战）也把握不住了，至是俞先生旗还未举，而身先下野．伯凌没有办法，又从广西跑回来，一肚子牢骚，只有找我发脾气。“俞作柏和共产党勾通，你知道吗?”伯陵气急败坏的。 “怎么说?”我也着急。 “我到南宁．他左右都是共产党徒。住在我隔壁房间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伯陵申诉着。 “你是和他同在上海会议的，而回来也是和他同船南归的。怎样你一点也没有发觉?”我反诘问。“总之，我们上当罢了，猛野（陈公博外号），我们以后什么事都要慎重和考虑才好。”伯陵很忧郁的辞去，猛野是当时我的浑名，在广东土语是“厉害的家伙”的意思。 “失败是革命者常干的事，我们总不要灰心．”我只好安慰伯陵，其当时也进入了悲观的状态。
广西失败，张向华在宜昌发动了．向华前此不愿发动的消息，由他的亲戚官先生带来，不止带绐我，而且带给薛伯陵，四军官佐留在香港的，都不满意，对于向华批评和詈骂。现在张向华倒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发动，到底为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是出于故意或是出于偶然，蒋先生突然的命令张向华的军队由宜昌调驻山东的德州，并且派福建军队曹万顺（十一师军首任师长，陈诚前任，1929年，曹万顺被调任新编第1师（原岳维峻部）师长）一师来接防。向华以为蒋先生这个命令．是要解决第四军，因为四军由宜昌调德州是要经南京对岸的浦口的，这样分批运输，也容易分批缴械．张向华一个人也不通知，俟曹万顺的军队到宜昌．迅雷不及掩耳的给他全体缴械，立即渡河跟着湘西的路线撤向广西。这时官先生又来香港了，说向华已经发动，兵力共有八团人，要我们筹款接济，井要求向广西进发，和指定驻兵的地点。张向华既有八团兵力为什么不溯江而下占夺武汉，却迂回这条长路到广西?我有点不明白．但同时又不得不设法接济。
俞作柏既靠不住，恃之反蒋固不可能，恃之收拾广西也不可得，于是我和德邻、季宽商议，请他们绕安南迂道入广西，或者收抬残余，可以响应向华，也可以合力以图两广．德邻、季宽赞成这个提议，实在他们也正在运动广西的军队，于是他们便秘密离开香港了。
十月上旬汪先生已自法国回至香港，我真象“如释重负”，以后诸事都可秉承汪先生的意旨，可以不必单独负责。那时我们只有急忙的筹款．至于华中和华北自有上海总部主持．上海总部是的非常活跃，所有反对南京的皆集中上海，而各省省党部之不赞成指派代表的也举出代表成立各省市党部联合办事处。指挥军事的有军事委员会，办理党务的有联合办事处，此外吏有两家日I报，一家由陈孚木等主持，一家由彭学沛、梅恕曾、陈言、杨全宇、李心辉诸人主持，很是旗鼓鲜明，有声有色。各路的护党救国军也发了委任状，自第三路以下的总司令，有唐盂潇、李德邻、张向华，胡今予、石友三诸人，连何芸樵和好几省的军长都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受了委任．至于第一路和第二路的总司令当时未曾发表，为的是留给冯焕章和阎百川，一时声势浩大，俨有气若河岳之势。
张桂军会合之后便计划再攻广州。我没有回至香港之前，李任潮被囚，李德邻即偷偷出了上海回至香港，更上广州找师长而兼公安局长的邓益能，想联同两广宣布独立。然而陈真如和陈伯南都反李了，李任潮的师长徐赓陶和邓益能也被免职了，李德邻只有逃香港，而叫黄季宽起兵打广州。季宽也是动了兵，但据德邻对我说，广西实未倾师而出，所以后来广西军队吃了大败，并且一个师长黄应榆（王应榆，字燧材，号芬庭，生于1892年，南栅人，幼年在家父执教之塾馆就读，长成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得同乡王庄持介绍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先后考入南京陆军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 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历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梧州警备司令、安徽省保安司令，新强省最高军政长官，北伐军第七军参谋长，第三路军参谋长，甘肃省民政厅长，广东省民政厅长，治黄(黄河)委员会副委员长，蒙藏委员会委员(国府特派员)，韶关北区善后委员等职务，在任期间建树良多）也做了俘虏．这时张桂军会合．鉴于前次失败，广西的军队几乎全体动员，殆以为占据广州是指顾间的事了．
蒋先生知道张桂军必会攻广州的，命令朱绍良和毛炳文两师援粤。以兵量而论，张桂军实敌不过广州之数，但大家所靠的是质，而广西又是哀兵．当张桂军合攻广州之时，大家颇具有必得之志．张桂军由梧州浩浩荡荡出发，兵威所至，一路无阻．陈伯南则凭据德国顾问所做的工事．内线作战。张桂军兵力单薄，又是久疲之师，围困了几天，已占了白云山脚下的龙眼洞，终为陈真如的摩托车队所攻破，东面的张向华支持不住，西面的李黄军队只作撒围，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军队乘胜追击，后来一直侵入了广西，辗转苦斗了大半年，等到胡汉民先生被蒋先生囚禁汤山，广州开非常会议，张桂两军才得苏息。
张桂两军正在苦斗广州，唐孟潇也正和冯焕章艰苦作战。其时蒋先生为着打冯，曾把唐孟潇的军队移驻郑州，本来大家约定一气发动的，冯先生是出兵潼关了，而唐先生反在那里拼命抵抗。当时我们实在非常焦急，冯先生派在上海的代表天天来总部质问，唐先生反而消息寂然。末后孟潇派他的代表邓寿荃先生（邓寿荃是湖南安化人，曾任过两湖总监。1932年后来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参议，1939年任行政院行政委员。在湖南军阀唐生智任湘军第四师师长时，邓任参谋长，并作为唐的代表，与早期湖南共产党人郭亮、夏曦、易礼容、李维汉等多次联系会谈过“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之事。邓练达开明，同情支持革命，与共产党人往来甚密;任建设厅长时，毛泽东的挚友罗宗翰为其秘书，在罗的推动下，邓改组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拨款支持农民运动。1926年董必武受湖南省委指派，到长沙开展民运工作时，与邓寿荃十分投缘。1949年后，邓家在数次运动中受到牵连，后人不得已赴京求助董必武，董老亲批:“邓家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应予保护照顾。”邓寿荃的才干不止是为政，理财经商也是高手，弃政经商后，他大做药材和黄金生意。晚年定居安化县城，成为一方豪绅）来港，说明孟潇拒冯的原因，谓他的前敌总指挥宋哲元先生欺人太甚，就是布告上宋哲元三个字也大过巴斗，似此非把冯军打退，不能反蒋。这个理由确是妙不可言．但当时又有什么办法?恰恰蒋先生又命令石友三援粤．石友三军队一至浦口即改挂护党救国军，但石先生也是妙人，他一不攻南京，二不据长江，只在浦口大掠一阵，便扣了许多火车，撤兵北据徐州，和韩复榘连在一起．
唐孟潇毕竟把冯焕章打回了，他见石友三也起了义，赶快集中军队直下武汉，可是先头部队刚抵武胜关，便给何敬之（何应钦）挡住。而他自己呢，在后方毫无准备，直给杨虎城一夜袭了营，盂潇仅以身免，间道从旱路偷过济南，直至天津，转道至香港．他的军队便全体给陈诚解了甲。自此护党救国军便烟消云散，另外开了一页北平扩大会议的新史．
在我们失败之中，还夹着一段痛史，王乐平先生在沪被刺身死，同难的还有潘学吟同志．这是蒋先生杨虎他们干的。至民国廿二年才由我们正式公葬于山东的千佛山，但公葬又何补于他的惨死。
张桂军的失败，使我失眠了十几夜，我并不痛心于军事上的失败，因为革命者的失败，是革命史常有的事，而使我最关心的，是不是我的观察完全错误．而对于革命的低潮应该如何才能补救。
第一，这次张桂军之合攻广州，在我们的想象．并不是为着割据，也并不是为着私仇。南京的三全大会明明是违法，而国民党人似乎除了少数人之外，毫不注意。而且张桂军由动员以至进攻．我们绝不见民众起来，所有农、工和小资产阶级，都袖手旁观，绝不参加一些运动。他们并不是不帮助我们而去帮助了南京。他们对于南京和我们两方面都一样的冷淡．可见那时的国民党已脱离了民众们，至于党的违法与否都是党内的事：与他们绝不相干，这样对于国民党的本身，我们应该重新检讨一下，绝不能单靠几条空虚纲领就可以号召天下。
第二，自从党的一分一合，已使许多人们冷淡和灰心．尤其拥着国民党籍的军人，他们只知道私人利害，而不恤党的法统，其新入党的固然很容易露出原形，即富有历史的也渐渐归还本性。谭组安先生（谭延闿）本是一个看得透而又是大澈大悟的人，在宁汉分裂之后，遇有会议都在席上打瞌睡，组安如此，其他可知。所以宁汉一复合，谭组安和程颂云（程潜）就想夺回湖南的地盘，而张向华也想以广东为他战功的酬庸地。即如此次护党军兴，倘若冯焕章、阎百、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摄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即以广西而论罢．俞作柏本来可以不必回广西，当他的军队初抵广州，即可起而占领，把广西让回李白。这样南方也可以成一个局面；然而俞作柏为报个人的私怨．又舍不得广西的地盘，而李白更触起他们的旧仇新恨，非推翻俞作柏和拿回他们的根据地不可。至于俞作柏与共产党勾结又是另一问题，就使他不和共党勾结，他也不能一方面安然拥有广西，而一方面更进图广东的。
中国到底是一个停滞于封建思想的国家，这般军人先天带有这些传统思想，并非一时所能以理论克服，中国恐怕长期陷入于地方军阀政治罢。这样．国民革命的北伐前功都尽废了．然而这种军人的地方割据观念，蒋先生也于北伐时期就养成，广西和湖南是整个来归的，自然一时谈不上军民分治，但长江几省是北伐军力来夺取的，除湖北由我们力争才任命一个无兵的老军人孔庚做主席，此外江西给了朱益之（朱培德），安徽给了陈调元，江苏于宁汉未分之时也给了程颂云（程潜），这都是养成军人盘据地方之渐．我和朱益之当日也算是一个知交的朋友．但他被任江西主席，我就反对．但蒋先生以为江西实在找不出一个适当的文人，我虽然极力陈说，但蒋先生有他的成见，我说再次也就罢了．
党不党在中国人民恐怕没有什么兴趣，大约人心厌乱，中国应该来一个比较长治久安之局罢。但要长治久安，必得与帝国主义者和旧势力妥洽（妥协），这个看法徘徊于我脑中，实在无法解决，因此遂患着失。j以后虽然上了北平，参加了扩大会议，但已鼓不起兴味，亦只有聊尽人事，以待天命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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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瑞(1896~1931)
中国百色和龙州起义领导人。广西北流人。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炮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桂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旅长、师长、副军长。在北伐战争中，率部参加贺胜桥和德安等战役，被誉为虎将。1929年6月，任广西绥靖司令兼整编第15师师长。10月誓师反对蒋介石失败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同年12月和翌年2月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领导左右江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第8两军总指挥。193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奉命与邓小平、张云逸等率第7军离开右江苏区，在桂黔湘粤赣边界地区转战中，指挥奋战梅花村、强渡乐昌河和崇义突围等战斗，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1年春胜利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第1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他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部队，取得安福等战斗的胜利，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5月任第7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到达中央苏区，在江西兴国与1方面军主力会合，参加第3次反“围剿”，战功卓著。1931年10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诬陷杀害于江西省雩都县(今于都县)。
1945年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是百度百科上关于李明瑞的介绍。
以前看莫文骅回忆录的时候就知道了李明瑞，但是具体事迹不甚了了，只记得他参加过北伐，是比较有名的将领，后来领到了广西的红军其一，并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这两个均的总指挥，张云逸时为副总指挥，在苏区时职位甚高但后来叛变的龚楚时为参谋长。红七军和红八军在广西斗争失败，从广西一路转战，辗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艰辛备尝，但保留下来的不太多。共军后来的将领中，比较有名的大概就剩了受中央委托组织起义的小平同志、1955年大将张云逸、1955年上将李天佑、1955年中将莫文骅和1955年中将韦国清。还有一个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的同志，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法院院长雷经天。其他的大多牺牲。到苏区后，红七军一再被缩编，直至最后缩编为红三军团五师。李明瑞本人则在1931年的肃反中被误杀。
后来看李宗仁回忆录，虽然也提到了一些，但是也比较简单，没有太多谈及。这次看白崇禧回忆录，他谈到的比较多，对李明瑞的评价也比较高，认为李明瑞打仗比较勇敢，是不错的战将。但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个与共军军史记载不一样的事情。健公说，李明瑞到江西后，处境并不好，确实曾与国军联系，想反正，被共军发现后杀害。如果健公所说不错，那么李明瑞之死就不能算是误杀，确实是咎由自取。
健公没讲他的消息来源，也不清楚他是有李明瑞与国军联系的证据，还是说，他也是后来从共军杀了李明瑞的理由猜推导出来的呢?但是莫文骅回忆录里也只是说，1931年肃反时被误杀，至于究竟有何证据，他也没说。
顺便也说说俞作柏，他和李明瑞关系比较深。俞作柏从李宗仁在山里当土匪的时候就已经归顺了李宗仁，但后来嫌山里太苦，又离开了，投奔了黄绍竑。后来讨贼军与定桂军联合统一广西，俞作柏一直是主力之一，李明瑞为其手下。广西统一后，俞作柏升任旅长，李明瑞升任团长。其时俞作柏与李明瑞已有左倾倾向，被李宗仁免职后归顺蒋委员长。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桂系领袖李宗仁正在上海，白崇禧率领北伐军在京津一带驻扎，通电辞职下野，北伐时留守广西的黄绍竑独木难支，桂系失败，李黄白败走香港。国民政府解决时，以俞作柏代领桂军并兼广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桂军在武汉仍有势力，李明瑞时为师长，将各部队首长集中起来开会，乘机将之缴械。
俞作柏回广西后，违反委员长编遣桂军大部的命令，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收容编遣下来的桂军干部，这个教导总队由张云逸率领，后为百色起义的主力。桂军问题解决后，国民党左派在汪精卫领导下，粤军张发奎又在广东发动反蒋的护党救国军。张发奎与广西联系，希望能一起行动。小平同志时在俞作柏身边工作，劝其不要响应，俞作柏不听。李明瑞时为广西绥靖司令，与俞作柏一起开赴广东参加护党救国。而粤军中意见也不统一，陈济棠时为张发奎手下师长，被蒋委员长收买，反戈一击，护党救国军失败。桂军随之失败后，俞作柏逃亡香港，李明瑞回到广西，参加红军起义，并成为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抗战爆发后，俞作柏曾任苏浙皖“忠义救国军”副司令，因为不肯以反共为主业以抗日为副业，违背中央方针，遂辞职他走，后参加民主运动，成为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后的1956年应广东省政府之邀到广东任职，曾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1959年病逝。
很惭愧地说明，因为我懒得翻书，上面俞作柏这一部分基本上也是抄的百度百科对俞作柏的介绍。
但李宗仁与白崇禧对俞作柏都相当反感，印象极其糟糕。白崇禧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在定桂军与讨贼军取得初步胜利后，俞作柏时在黄绍竑的讨贼军任职，曾私下劝黄绍竑突袭李宗仁，将定桂军纳入自己麾下。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李白二人认为，俞作柏为人不好，反复无常，而且贪财。白崇禧回忆录里还曾多次提到，孙中山曾委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马君武到广西不能胜任，遂去职回广州。李宗仁时在山里做土匪，俞作柏为其部下。李宗仁曾明令部下宁可卖枪，也不得抢掠行旅。但俞作柏在路上打劫了马君武，并当场打死了马的姨太太，让马非常伤心。白崇禧回忆录还提到，在桂军讨伐唐继尧时，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部曾假以援手，白崇禧曾与范约定，平定广西后即当助范回滇。但在对唐战争胜利后，俞作柏受命支援范部，在路上却因为贪图烟土，突然追击滇军龙云部，以致被龙云击败，范石生也因此未能回滇。白崇禧说，这件事是他失信于人，所以他终生抱歉。健公并称，俞作柏在败走香港时，曾带走大量钱财。
范石生想来不少人知道，共军初起时，在潮汕一带失败后，余部曾由朱德率领加入范部，后又脱离。
总而言之，俞作柏人品很不好，但是却在北伐时即能左倾，而且一直同情CP，解放后还能回国参加建设，实属难能可贵。可见人确实很复杂，私德与公德常有背离。
陈孚木：潜伏在汪伪心脏的中共特工
作者：陈晓平
2015-06-11 15:51:58来源：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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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出《国民党六十二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观》，前五名依次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陈孚木（1892-1959）排名第十，对他的介绍是：“投敌前，曾任国民党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投敌后，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胜利后，在一片惩奸声中，陈公博、缪斌（排名第六）、褚民谊等大汉奸相继伏法，陈孚木却安然无恙。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陈孚木从上海逃往大连（《东莞市塘厦镇志》，第479页）。对他来说，这是当时最安全的所在。1945年8月22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进驻旅大地区（旅顺、大连合称）。至1950年2月，旅大地区均属于苏联军管范围。
陈孚木跟苏联并无直接渊源。他在大连能得到有效保护，原因只有一个：他是潜伏在汪伪心脏的中共卧底。说起来，他还是“五重间谍”袁殊（1911-1987）的搭档。陈孚木一生多变；唯一不变的，是他与廖仲恺家族的特殊关系。
国民党真左派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前往中央党部开会，路遇广州《民国日报》社长陈秋霖，乃邀其一起乘车。他们抵达广州越秀南路党部（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门前，下车刚踏上台阶时，突然几声枪响，两人均中弹倒地，不久离世。
陈孚木（1892-1959）是陈秋霖胞弟。陈氏兄弟是东莞塘厦镇人，父陈竹山，基督教教士。大哥陈逸川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初曾任国会议员、孙中山秘书。二哥陈秋霖就读于广州培正学堂，因反教言论被开除，后追随陈炯明，任漳州《闽星日报》编辑，陈孚木当校对。陈孚木曾就读广州培英学校，后入云南讲武学堂肄业。1921年，受陈炯明之命，兄弟两人到香港主持《新闻报》，陈孚木任总编辑，陈炯明秘书黄居素也参与其事。
陈炯明、黄居素与陈氏兄弟的结合，纽带是无政府主义。陈炯明清末曾与刘师复组织“支那暗杀团”。漳州《闽星》由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任主编。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以后，粤军将领陈铭枢左右为难，跑到南京跟欧阳竟无学佛。1924年，黄居素从苏联考察回来，动员陈铭枢回粤襄助孙中山。此次回粤，需有个“投名状”，两人秘密商定了一个计划。
1924年7月19日，陈秋霖兄弟发动“报变”，率领香港《新闻报》转投孙中山，当天发表陈秋霖、黄居素、陈孚木、古爱公等四人联合署名的宣言，宣称“从今日始，便要努力成为三民主义拥护者”。汪精卫派人带信到港，盛称“兄等此举，开旷古未有先例，新闻报起义，实贤于十万之师”。（《陈铭枢回忆录》，第35页）次年，陈秋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机关党报《民国日报》社长，陈孚木任总编辑。
陈孚木回到广州，发文抨击“西山会议派”邹鲁，支持工农运动，与汪精卫、廖仲恺、陈公博等一起，成为国民党左派要角。廖仲恺被刺后，陈孚木受到重点培养，1925年10月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3月当选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0月兼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
日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不少被认作“伪装左倾”。当鲍罗庭坐镇广州之时，确有投机者伪装左倾，但国民党中真左派人数也不少。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不是共产党唱独角戏，而是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有力支持。至于清党以后发生分化，这是后来的事。
西方左翼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最早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反清革命团体到后来的国民党，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陈炯明、吴稚晖、张继、褚民谊、陈公博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深刻影响。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与梁冰弦等7名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成立“广东共产党”（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第63-64页）。在反对强权、反对财产私有、追求平等、支持工人运动等多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共同语言。
陈孚木真左倾，有很多证据。“四一五”李济深在广东实施清党，陈孚木“对杀人问题则主慎重，对工农团体更是强调保护。陈孚木还出面保释了十余人”。陈孚木指出：“如果说这些同志以前是和共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这不是反动极了吗？”（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教学》2006年第6期）从1927年5月开始，右翼势力在广东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陈孚木的浪潮，控告陈孚木、汤澄波（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长）“包庇共党危害农运”。作为农工厅长，陈孚木与中共密切配合，共同推动了广东工农运动，这是无法否认的（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第907-914页）。
在英国找个“床上字典”陈孚木跟汪精卫认识很早。汪精卫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陈孚木是他在宣传领域的左右手，负责编辑《民国日报》。汪精卫搞改组派，陈孚木是改组派广东省支部负责人。汪精卫早期的人脉关系主要在广东，广东省支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31年蒋汪合流时，陈孚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陈铭枢创建十九路军，追随蒋介石，官运亨通。淞沪抗战爆发，陈铭枢组织十九路军御敌，与蒋介石渐生冲突，嗣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陈铭枢也动了反蒋的念头。1932年6月，陈铭枢辞去交通部长，由政务次长陈孚木代理部务，兼招商局监督。
陈孚木与黄居素抓住这一良机，密谋从交通部挖走一笔钱。招商局总经理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多年挥霍后手头拮据。三人合谋，以招商局四大码头为抵押，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借款2000万元，朋分回扣，据说总数达到80万元。黄、陈拿到回扣后，潜逃香港，李国杰被判刑。陈铭枢为反蒋需要，秘密组织社会民主党，这笔钱很可能是用作党的活动经费（《时代公论》1932年第1卷第35期）。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率领十九路军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孚木匆匆赶去捧场，事败后流亡欧洲。1934年，名将张发奎到伦敦，见到了胡秋原、陈孚木等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几个人。
张发奎说：“陈孚木与一个英国姑娘建立了亲密关系。当我为此责骂他时，他说他只是为了学习英语——这位女郎是他的‘床上字典’。”（《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这位“床上字典”后来还跟着陈孚木回到中国（《伪庭幽影录》，第50页）。
1925年8月21日陈孚木撰写的悼念廖仲恺的社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袁殊的“最佳拍档”“五重间谍”袁殊的班子中，陈孚木以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充当配角，规格之高，实属罕见。
1938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艳电”，而后赴上海从事所谓“和平运动”。汪氏策划“还都”南京建立傀儡政权时，四出联络旧部，也派人到香港引诱陈孚木。陈孚木没有答应。
之后有情报干部向潘汉年提出：“这是一个派人到汪伪政权上层活动的机会，我们是否可以支持陈孚木接受汪的邀请去投靠汪，并要求他向我们提供情报呢？”经过一番长考，潘汉年接受了这个建议。陈孚木提出，若中共信任他，可以考虑委身敌营，条件是请何香凝出面，证明他不是落水当汉奸。
何香凝郑重向陈孚木表示：她愿意做他的证明人，证明他接受汪精卫的邀请参加伪政权活动是为了配合抗战，并非是投敌当汉奸。但是将来能否贯彻初衷，做出成绩，还有待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孚木离港前夕，潘汉年和廖承志特地在英京酒家为陈饯行。（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24页）
1939年秋，原改组派干部、陈孚木老友汤澄波赴上海晤汪精卫，带来陈孚木有意“归队”并可策动陈铭枢“来归”的消息。汪记“和平运动”一直未能拉拢到实力派军事领袖，若名将陈铭枢能加盟，汪氏有望在日本人面前扬眉吐气。陈孚木利用陈铭枢作钓饵，潜伏到汪伪核心，按照中共的安排，与袁殊组成一个特别班子。
袁殊两次留学日本，与日本驻沪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关系极深。作为外务省系统的人，岩井与代表军部的影佐祯昭各有各的算盘。岩井怂恿陈孚木、袁殊另立一派，于当年9月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网罗张资平、彭希民等人作门面，主要骨干则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这个组织以陈孚木为主任委员，袁殊任“主干”（相当于常务副主任）。
当年11月下旬，陈、袁二人代表“兴亚建国运动”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政府阿部首相、近卫枢密院议长、野村前外相及参谋本部有关人员的接待（《中日关系全书》，第1014页）。汪精卫对外务省扶植的这个势力很不满。经过斡旋，陈孚木、袁殊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作为交换条件，两人被增补为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1年，日汪成立文化团体“东亚联盟”，陈孚木当选为中国总会理事、上海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袁殊担任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东亚联盟上海分会，实际变成中共的秘密机关。中共派恽逸群、叶文津（化名叶德铭）等得力干部进驻，以文化活动、办报刊为掩护，从事多方面的秘密工作，包括在“岩井公馆”内建立多个电台。
有关袁殊从事地下活动的记述，主要得自当事人的回忆，多采取“传记文学”形式，可信度大打折扣。潘汉年离开上海期间，袁殊实际接受恽逸群的领导。资深记者顾雪雍是恽逸群的外甥，恽晚年长住顾雪雍家休养，向外甥透露了一些秘辛。
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间谍”袁殊》一文写道：“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令人奇怪的是，它怎么会以袁殊为首，恽逸群、翁从六为副手的中国人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知情人会告诉你：‘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办事处（夸张点说等于是大使馆）。”
顾雪雍的说法或许过于夸张，但部分内容则可找到有力佐证。《广东党史》1999年第4期刊登《在敌人刺刀上跳舞的无畏战士——叶文津传奇》。该文证实，“1943年，（叶文津）根据党的指示，打入‘东亚联盟上海分会’，担任主任秘书。该组织名义上是日伪面目，实质上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负责收集情报工作。该会书记陈孚木同志是地下党员。”潘汉年在敌占区往来出入，踏雪无痕，与日方有意保持与中共沟通管道的考虑有关。
1925年8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的陈秋霖讣闻。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低调的卧底从现有资料看，袁殊在这个班子中表现活跃，陈孚木则十分低调。据说，在陈公博当了上海市长以后，陈孚木“成了陈公博糜烂生活的密友”，整天花天酒地，未能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25页）。
1941年5月，陈孚木联合华侨陈衍成、王益森等在南京成立南洋商业银行，1942年5月在上海开设分行，地址在南京路731号（《银行周报》1942年第26卷第19-20期）。1949年中共在香港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也叫南洋商业银行。两个名字完全相同，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上述《广东党史》文章称，1943年叶文津利用陈孚木与日本权威人士的关系，先后从狱中救出地下党员戴英浪、俞守中与谭崇安，“使上海地下党组织避免了一次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11月，陈孚木与日本上海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举行秘密会谈，并写成《中日双方同志关于解决中日战局会谈总记录》（《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日本为摆脱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战场双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一直通过多种渠道与蒋介石亲信接触，希望与重庆方面达成某种妥协，以腾出兵力、物资支援南线作战。
川本为何相信陈孚木能与重庆方面沟通？陈孚木参与会谈，是中共授意的，还是受命于陈公博？或者纯粹是个烟幕？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南京伪政府的人事做大规模的更动，从这个角度观察，似乎是陈公博、周佛海权力斗争的一个环节。限于资料，此事还很难下什么结论。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出版于1960年，他对陈孚木其人的记述，与《东莞市塘厦镇志》基本吻合：陈孚木“和平后转入新四军区，再赴大连。共军南下，任国华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来港，旋被解除国华银行职务，闲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据传他之参加‘兴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为结束这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岁已因心脏病死于广州。”
陈孚木留下了重重迷雾，今日我们所知，只是冰山一角。1955年，“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受牵连的原地下工作者达千人之多。陈孚木在1957年回广州，被安排到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当参事，似乎没有受到潘案的影响。笔者大胆猜测，陈孚木得到何香凝、廖承志的有意保护，他在广东省侨委的职务，也是他们两位的安排。陈孚木在“落水”之前，一定要何香凝亲自做证明人，确有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