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麻将的起源有很多个人发明说,如清朝同治年间宁波官员陈政钥(陈鱼门)发明说、元末明初万秉迢依水浒 108 将发明说,而如今因为高晓松的宣扬,传播最广的当数郑和发明说。
但这些个人发明说的可靠性都不高。同治年间今天的麻将规则业已成形,陈政钥即使有所贡献也只能稍作改进,还不能确定这种改进是否影响至今。万秉迢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其名号像是麻将“万饼条”的谐音,而明人玩的马吊——麻将的前身不止“万饼条”三种数牌,还有一种“十”牌。
郑和发明说同样存在这一漏洞,它只让郑和从水手身边之物得到灵感发明三种数牌,漏掉了“十”。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安排郑和发明了明朝马吊牌里尚不存在的东南西北风、中发白,某些版本的故事还发明了春夏秋冬花牌。
清末骨质的春夏秋冬花牌
事实上,从麻将各种前身、雏形不断发生规则样式演变的记载分析,很容易意识到麻将是一个长期演化,到近代成形的游戏,可能会有某些突出人物对它的设计做过贡献,但缺乏可靠记载,更不宜因为只言片语的传说便把它的发明归功某人。
麻将是从古代纸牌游戏发展形成的,不少学者在讲述其源流时,会选择追溯到唐代出现的古老纸牌游戏叶子戏。因为它是我国最早的成熟纸牌游戏,当然会对后辈产物有所影响,但仔细考察其规则,会发现它与麻将的亲缘关系实在过远。
清末民情画家吴有如笔下作叶子戏的女子
宋代文人王辟之记载道:“用匾骰子六只,犀牙师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门,门各有说……总四百七十四彩。”可见其设计过于复杂,难以向大众推广,以至于作者家里有一套,却发现“世无能为者”。
真正可见麻将萌芽的,还是明朝中叶开始流行的纸牌游戏马吊。当时的马吊主要以水浒人物为内容,以钱为数值,牌的总数也只有 40 张,但已经开始将牌分作四门:十字门、万字门、索子门和文钱门,虽然文钱门是 11 张,但已经可辨现代麻将数牌的影子。
清初的吴伟业在《绥冠纪略》中叹道“明亡于马吊”。马吊现已式微,但仍有许多变种流行于华北、华东、华南等地
马吊的规则非常简单,仅仅是四人以牌的钱值斗大小,但保证了它的广泛流传,并且走入市井,可在不消亡的基础上发展出更为精巧的规则。
到了晚明,把纸牌搭配出一副牌相斗的玩法也已经出现,组成副牌的名目五花八门。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明末士大夫就在这一规则之上创造了依次摸牌,先组成三副连子者获胜的玩法,称默和牌;又有打谁先拼出三张、四张、五张同色的玩法,称碰和牌。
这时的牌数已增长到 60 张,十字牌也被取消,不久后,又有人把牌数翻番到 120 张。《红楼梦》第 47 回里描写贾母、王熙凤、薛姨妈和鸳鸯四人斗牌的情景时写道:“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严,只等一张二饼。”应该就是默和牌、碰和牌的玩法。
“这串钱才拿来没多久,这箱子里的钱就招手叫它了!”
斗牌规则发展至此,就已经是麻将的雏形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吃上家打出的牌,碰别家打出的牌,什么时候又加入了东南西北风、中发白、花牌,则很难考证。根据民国学者杜亚泉的《博史》所述,麻将从纸牌改为骨质,是在 1844
年五口通商之后,当时的麻将也已经加入了花牌。也就是说,在道光后期,如今的麻将就算是成形了,它需要摆在桌子上搓,而非拿在手上打的纸牌。
不过,这样的麻将向北流传,尤其是传入北京上流社会,应该是花了不少时间。珍妃的侄孙唐鲁孙晚年回忆说:“目前最流行的麻将牌,在清宫里是找不到的。”宫里人可以玩的仍然是纸牌。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水浒人物纸牌,全套 120 张
如今常见的对麻将赌博性质的指责,也伴随着整个麻将的演变历程。最有名的案例是雍正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张鹏翮,他认为“马吊众恶之门,习者非吾子孙”,在收藏的书卷图画上全部印上了这句话。
相比之下,民国新式文人对麻将的指责要理性得多。如写过文章批判麻将赌博的胡适,自己就喜欢偶然摸几圈,而且牌技很差,与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开房打牌,输了三十几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身上现钱不够,只好开了一张支票付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