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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浙江商人家庭出身，毕业于上海爱国女校、上海大学，当年著名的校花，人极美丽，在哪里都能刮起一阵旋风，引起一番骚动。
她，1924年入党，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她，和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治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又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等成为同学。
她，苏联留学结束后，到鄂豫皖苏区的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她一身戎装，斜挎短枪，英姿勃发，精通连、营、团的战士指挥，并以深厚的理论基础和雄辨的口才让红军战士折服。
她，曾经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也是我军唯一存在过的建制最高的女性部队，人数约1000人，也有人称之为“师”，那是夸张了些。那个后来拍成电影的“红色娘子军”，只不过是海南岛上的一个连级建制的战斗分队而已。抗日战争爆发后取消了女性独立战斗部队）。后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这是整个战争年代，女战士在我军中所担任过的最高职务。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等也都参加过长征，但她们只是担任秘书、机要及党团妇女工作，并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也仅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她，曾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陈赓、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刘华清这些威名赫赫的一代名将当时都是她的下属。她，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成立西北局后，和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一起，同为西北局委员，且是唯一的一名女性。
她，把孩子分娩在西路军西征的戈壁滩上。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历经磨难。后在周恩来在国共谈判时的据理力争，最终得以获释回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
她，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纺织部副部长，陪同国家人在苏联考察时，自任翻译，“部长兼翻译”让她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1955年授衔，因为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所以她没有被授予军衔。
她，几任丈夫都曾有着辉煌的履历。沈泽民，茅盾（沈雁冰）的胞弟，王明时期的中央宣传部长。陈昌浩，最高职务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苏井观，历任八路军总医院院长、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
她，“文革”时期，因为沈泽民和王明的关系，以及西路军兵败与陈昌浩所犯的错误，自然受到诬陷和攻击。性格刚烈的她，愤然选择以死抗争，跳楼自杀。这仅仅是1968年的4月，“文革”才刚刚开始两年不到，她的倔强和刚毅可见一斑。
她的名字叫张琴秋，红军时代我军职务最高的女将领。
她的故事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甚至于我在昨天之前还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个女英雄的存在。历史就象在高山深雾之中，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让你触摸不到它的真相。而偶然一瞬间的云开雾散，却让你有目瞪口呆的发现。
如果说她的故事已经让我感伤满怀，那么再去探究一下那个叫陈昌浩的人，那我真的只能用“时势弄人”来表达我的感叹了。
看他的照片，一看就知是位儒雅之人。但是从他的眼神里，似乎更能读到几分内心的紧张和忧虑。的确，他的大喜大悲、功过荣辱已经成了我党我军成败荣辱的一个代表，到死也无法抹去。
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并不算早，1930年11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后才入党，但起点颇高，不多时，便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1934年又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可谓一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1935年参加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获金质红星奖章，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但是他的人生轨迹也就在此时发生了急剧的改变，他也最终在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走向湮没，不再被人提及。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从此，西路军踏上了一条艰苦卓绝、孤立无援，最终惨遭全军覆没命运的不归之路。
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４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他的太太张琴秋在内的20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了此次。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主席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从现在的观点来重新审视这样的决定，两位军政主官同时离开大部队，客观地说，不是临阵脱逃又是什么？李先念吃尽苦头，率着残部，东突西奔，虽然来到新疆，但最终也是没能保住这点革命的种子，两万余人的部队不多久便灰飞烟灭。１９６２年５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谈及这段历史，不禁声音嘶哑，热泪长流。他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１０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从那个生与死如此鲜明对比的战争年代走过，这也算是一个战败的老军人的肺腑之言吧。
在陈昌浩、徐向前回延安的途中，又发生了一个决定两人日后命运迥异的小插曲。在一个湖北老乡的家里，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则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向延安赶去。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成129师之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的一员虎将，建国后更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在疗好伤后，却未向组织报告，径自回到家乡。
如果分析一下他此刻的心理，对党和军队的命运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动摇，害怕自己所犯的错误不能得到原谅，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原因。也正是这些人性中小小却又本质的区别，便造成了他日后永不得翻身的凄惨结局。
陈昌浩回到湖北，来到革命老区英山县，打算重新组织一日抗日武装。但是由于此地的反动势力极其猖狂，他感到有些灰心丧气，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此时在他身上又一次得到验证。
于是和家人匆匆见上一面以后，他还是重新选择了延安，起程回到组织的怀抱。
他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无需给予什么样的处分，你正好不是有胃溃疡吗？去苏联治病兼学习吧，这一治一学就是十多年。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被紧急疏散到一个边远的小镇，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他只能靠在采石场做苦力来养活自己，饱受煎熬和磨难。此时，张琴秋也已与他离婚（这里面的原因也值得玩味。如果从另一个侧面来思考的话，只能说凡是能经得起人世间任何的磨难和考验的婚姻，那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可惜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他给延安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做些具体的工作，也无人回应理睬，想必这样比较碍眼的人物还是让他呆得越远越好，以免弄得台上的领导人心情不悦。但是从人格上来讲，他要比王明来得伟大。我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看见王明的墓座落在一角，引不起什么人的注意。也许他觉得自己是找到了自己永久的归宿，不想再和南方的故国有什么样的瓜葛，可是他的心真正能够平静吗？在对待他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还是做到了仁之义尽，他滞苏不归，并最终走向党的对立面，那也只能说是他咎由自取了。
不过陈昌浩最终还是回来了，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此时，他的老战友、老搭档徐向前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望着来参加聚会的那些昔日的老部下，如今却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或是共和国的大小部长，他更象一个落魄之人、败军之将，唯一能做的只有深深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那是他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之柱。
但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无论怎样悔恨，陈昌浩注定就是一个悲剧。
“文革”风暴骤起，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无休止地揪斗，他后娶的苏联妻子被迫与他离了婚，他们的儿子被逼得四处奔逃。
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结束了他充满矛盾、错误、悔恨的一生，也离开了这个给他带来痛苦、令他不解的世界。
此年，他６１岁。
其实，写下这些文字，并不会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再说，记住他们又有何益处？只不过，透过他们，便可以洞晓更多世事的沧桑、命运的多舛。曾经的荣华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一生的努力也不见得就会有善终。历史这个筛子网眼也太大了些，哗哗几下便只留下线条极粗的丁点东西，而又有多少我们曾经认为珍贵的东西都付诸东流而去！不可与命争，不可与天斗，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