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抢口下的女人潜伏 看《潜伏》话“军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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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河内剌汪案（2）

    令人感到十分滑稽的是，作为“中央”的代表，谷正鼎能够循官方渠道，十分顺利地找到汪精卫；而奉命对汪等执行“监视”任务的陈恭澍，却根本不知道汪精卫“匿居”何处！　　
　　陈恭澍回忆说：“当我们接受任务之初，真不知道汪精卫确实住在什么地方。得来的情报资料，因为不具基本了解，所以也无从加以判断。有人说他是隐居在一个无名的小岛上；也有人说他在铁路饭店或大陆饭店辟有房间，而河内的大饭店却都是用外文标示名称的，一时也无从寻起。此外，河内也有华侨经营的中小型旅馆，那都是中国式的，不是佛照楼，就是海陆通，查遍了各处，挂中文招牌的旅馆中，没有一家叫做‘铁路’及‘大陆’的，而汪某也绝不会在这种地方。又听说汪某到了河内之后，就寄居在朋友家里，所谓的朋友又是谁，也弄不清楚；再查，说是姓朱，一说是先烈朱执信的旧居，一说是亡友朱培德的别业，像这种有头无尾的消息，怎么能确定汪某到底住在哪里？连住在那里都弄不明白，还谈什么‘监视’。”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前述谷正鼎的回忆：“我到河内以后，就住进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我找曾仲鸣。下午我跟曾仲鸣见面了。”　　
　　前面说过，中国驻河内的总领事即许念曾，戴笠将方炳西安插在领事馆，许念曾是知道的，且许本人日后也成为军统干部，那么许念曾知道的情况，戴笠不可能不知道——换句话说，戴笠明知汪精卫在哪里，却偏不告诉初到河内、两眼一摸黑的陈恭澍，让他自己去“瞎猫碰死耗子”，是何用意？　　
　　这是河内刺汪的第一桩蹊跷事，且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戴笠的哑谜还在继续——正在陈恭澍一筹莫展的时候，戴笠来电：“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此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如果以常人的眼光来看，戴笠此举，已经有点故意拿人耍着玩的意思了。陈恭澍说：“我们连汪某的边都还没有摸到，又何从查复？苦在既不能对上级实话实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可又不能不复，太为难了。”　　
　　这不是活活地要人命么！
　　没办法，陈恭澍只好请来余乐醒、岑家焯、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进行“会商”，结果，“谁也提不出具体意见解决此一现实问题。”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河内总领事馆的秘书，以常理而言，同样应该清楚汪精卫一伙的居停。到了此刻，陈恭澍遇到了天大的难题，他依然咬死了不说，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奉命而为。
　　奉谁之命？当然是戴笠！
　　所以为什么说陈恭澍的这本《河内汪案始末》，其中不尽不实之处甚多，这当中，有些可能是陈恭澍觉得不能说而隐去；有些，则是他真的不知道。因为显然有太多的事情，戴笠在循着另外一条工作路线在进行，而这条路线的关键棋子，就是方炳西！　　
　　万般无奈之下，陈恭澍决定暂时“不覆”。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处理事务的原则中，有问必有答，绝不容许拖拖拉拉，借故搪塞，甚或搁置不理；像这么要紧的事，哪里可以不了了之。在我预定的‘暂时’，暗忖设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仍然得不到具体答案，届时也只好据实陈明了。”
　　问题是，万一在这个时限之内，汪精卫离开了河内，这事可就麻烦了，陈恭澍暗自“揣度”说：
　　“上级可能谅解我们人手不齐，部署未周，予以申斥后，再视事态之发展而定今后的工作步骤。假如汪某已经去了香港，除了将主要任务交赋驻在香港的单位接替之外，也许从我们几个人中指定一两个跟踪到香港去；若是去了欧洲，大概就会告一段落，暂作罢休，不再追究责任；”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汪精卫逃脱樊笼，去了日本，那陈恭澍的罪过可就大了：“万一汪某到了日本，监视他行踪的作用完全消失，那就不同了，我们将会调回重庆，个别加以检讨，这当然以笔者的责任最重，实际上也应该由笔者负起全部责任。”
　　至于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陈恭澍想了很多：“在臆断中，届时笔者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卽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想想看，真是不寒而栗！”
　　戴笠似乎猜透了陈恭澍的心思，很快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陈回忆说：“正在为了查复汪某的行止而茫无头绪之际，戴先生又来电报催询联络徐先生的事。”
　　在电报中，戴笠还特别提示陈恭澍：“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好像在说：汪精卫躲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
　　“徐先生”就是戴笠离开河内之前，指示陈恭澍可以与之“洽商一切”的那个人。
　　陈恭澍恍然大悟，他说：“我想这就是一个提示，这么多年了，怎能体会不出，所以连忙去看徐先生，当面要求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许多年之后，陈恭澍回忆此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里值得特别一记的，是一位特殊人物的登场。他之出现于我们的工作中，无论怎么说，也都带着几分神秘色彩。此君也就是戴先生临走之前，指定由我亲自前去联络，不准另派其它工作同志去找他的那个人。此君的真实姓名及身份地位，经过仔细考量，又和几个知交的朋友交换意见后，乃决定略作保留，还以不明白道出为宜。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这位特殊人物，我们假定他姓‘徐’，名字可以略掉了，以下再提到他，就以徐先生称之。
　　陈的这番话，说得也很“学问“，明着的一层意思是说：在当时，他还不知道“徐先生”的真实情况，但此后已经搞明白了，只是出于某种需要，不言明他究竟是谁。
　　还有暗的一层意思：“其实这中间并没有什么隐私，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家的体面着想而已。不过，他的一切作为仍然是真情实事，毫无假托。读者只须稍为留点意，文中自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这里，陈恭澍也在跟我们打哑谜，显然是说，你们如果多用点脑子，自然能对这位“徐先生”究为何人，猜个“八九不离十”。
　　在回忆中，陈恭澍介绍了“徐先生”的情况：“‘徐先生’，江苏籍，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是无锡人，那时约莫四十多岁，曾在欧美留学，听说是学政治经济的。此君生的是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深度近视眼镜，操普通官话，光看外表，不知道是干那一行的，与之交谈，气势豪迈，一点书卷味道都没有，又很难想象他原是个文人。”
　　似乎是有意地为读者提供一些“线索”，陈恭澍进一步透露了“徐先生”的背景情况：“可别低估了他的公关作用，他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的华侨社会里，广受人们的尊重，甚至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琐碎事，也非找他不可。还有一层，徐先生不仅和法国驻在河内的官员们颇有交往，而且与法国籍的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类如这些个社会关系，也正是我们借重徐先生的地方。”
        话说至此，大家想必都应该知道“徐先生”的真实身份了，惟不必明言，一来呢，并不十分肯定，因为那只是我们的推测；二来呢，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有意思了，陈恭澍憋了四十多年都没有说，我们自然也以不要辜负他的这番“美意”为宜。
    徐先生与陈恭澍之间，亦属于“交联”的关系，陈说：“至于徐先生是怎样与戴先生建立的工作关系，笔者则不得而知，而且在我们的惯常作业中，也不允许有此一问。”
    其实，即便在当时，陈恭澍也已经对徐先生与方炳西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疑问。他后来回忆说：“我也好奇，心里猜想很可能是方炳西介绍给戴先生的，因为他和徐先生有小同乡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不叫方炳西去和他联络呢？这一点，始终是谜。”
    遵照戴笠的交待，陈恭澍找到了徐先生，他后来回忆说：“徐先生平易近人，随到随见，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接待上也显得特别亲切，旁的不说，初次见面他就请夫人出堂招待，更一再留吃便饭，这么一来，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便容易谈问题了。”
    在谈话中，陈恭澍特别注意注意了徐说话的语气，以判断他与军统的关系：“徐先生口头上不大提到戴先生，也不表明他与戴先生的关系如何，可是他却很喜欢用‘你们’这两个字，他之所以说‘你们’不说‘我们’，充分表明了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他是以客卿的地位协助河内工作，和我们的机构并无隶属关系。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陈恭澍讲了自己的苦恼，请徐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
    对压在陈心头的这块大石，徐似乎并没有感觉是多大个事，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很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对此，陈颇为狐疑：“他去问谁？‘他们’又是谁？不会是汪精卫和他左右吧？我是以非常庄重的态度提出问题的，相信徐先生绝不致轻忽至此，那么所谓的‘他们’，一定是另有所指了。”
    这时，徐先生似乎看透了陈恭澍的心思，于是“坦率而又诚恳”地说：“你们人生地不熟的派到此地来，可以想见的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而已。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才好。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对此，陈自然没有二话，于是请徐指定一个人，作为彼此之间的联系人：“我们商量下来，共同认为今后如无必要，以少见面为佳，最好请徐先生指定一个人或介绍一个人从中联系，作为我们之间的传达者；其次，能够在电话中说的，无妨打电话，非当面商量不可的，那也只有见面了。同时，徐先生也答应由他负责物色一个人，作为他进行此事的助手。”
    分手之际，徐与陈约定，当天回话。徐不愧是信人，当日下午，徐果然派来一位“曾先生”，带来了汪精卫的消息，这位“曾先生”，即是徐与陈之间的交通员。
    更出人意表的是，这位曾先生，居然是陈恭澍的故人。陈回忆说：
    “曾先生，福建人，三十多岁，大高个子，瘦长条子，性情和缓，慢条斯理，是属于奉命行事那类型的人。在徐先生尚未介绍曾先生和我认识之前，我和曾先生已经是熟人了，因为我们在一起聚会过。曾先生不但是徐公馆的座上客，也是徐先生的手下人，他有一样好处，就是有极强烈的责任感，只要有事托付他办，他一定有交代。”
    陈听了曾转述的情况，因兹事体大，又与曾一同折回去，意思是要听徐先生亲口说，才能放心。
    徐首先告诉陈恭澍，汪精卫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并说：“汪先生的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汪本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到那里去，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徐先生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但在陈，却有一重重大疑问，这也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必须要搞清楚的，即情报的来源，否则无从判断其准确性。陈恭澍说：“我们谈到这里，我可要发问了，非问不可，否则，即使得到全部答案，仍然有欠完整，那就是‘来源’问题。”
    于是，陈恭澍以尽可能委婉的语气，拐弯抹角地向徐提出了他的问题：“徐先生是从那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对此，徐表示理解，“把他所了解的以及接谈的大概经过，全都讲给我听了，合情合理，我很满意。于此，我可以判断出有关汪精卫是否即将离此他去的情况，其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勿庸置疑的了。”
    同时，陈恭澍也搞清了情报的来源问题：“原来徐先生一语双关的‘他们’，所指的都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就是提供情报资料、解答汪精卫动向的那帮人。”
    陈恭澍问完了，该徐先生发问了。
    果不其然，徐问了一个陈恭澍最怕他问的一个问题：“汪先生的动向，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而且他和中央经常有联络，最近党政各方面也曾前后派过好几次人来，你们都不知道？”
    徐的问话，令陈极为尴尬，因为这也是令他本人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提及此事时，依然感慨地说：
    “再说到我们奉戴雨农先生之命调派到河内工作后的一段短时期中，虽奉令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样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除了前文说过的之外，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至于来人中有谷正鼎先生等等，那都是在其它资料中看来的。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那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此，陈在回忆中自我解嘲地说：“为什么一方面要派人监视他，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说他，而这两方面却是相互隔离，其间竟毫无联系！这倒也简单，监视他的属于情报活动，明说就是特务工作；劝说他的可视为政治运用，应列入现代的‘政战’范围，两者各司其事，再由上峰提纲操纵以总其成。进一步解释，这里面还分有高下明暗的层次，干特务工作的是基层，也是下层，是暗的；从事政治运用的，较为高级，可名之曰中上层，是明的；然后才是发号施令的高阶层。”
    这是陈恭澍几十年以后才悟出来的道理，当时并不理解。因此当徐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时，陈心想：“这又怎么说才合适呢？徐先生是不晓得我们所处的地位，如果他略有了解，也就不会这么说了。”于是，陈只好“诚恳”地对徐解释说：
    “我个人的确不知道，戴先生之所以查询这些问题，想必一定有他的用意，照我的看法，很明显的是在查证汪某是否真有离开河内的意思，若果是有，当然更需要知道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这都是实话，毫无虚伪，以后像这种情形还多得是，请徐先生谅解才好。”
    陈恭澍说的确是实话，他后来回忆说：“自从与驻在河内的特殊人物徐先生接上头之后，情况大为改善，以前想要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现在已经打开门路，可以说柳暗花明，从茫无头绪中，找到了一条线索。”
        徐先生所做的，远不仅此，几天后，在他的介绍之下，又一位神秘人物，加入了“河内工作组”。
    自打认识了徐先生，陈恭澍的情报来源大大扩展。他说：“他（指徐先生）之所以能够搜集到有关汪派的动态资料，最可靠的来源是得自‘第三方面’。这里所指的‘第三方面’，是一种既未介入汪某那一方面也不属于我们这一方面的微妙关系；‘第三方面’之所以得知汪派在河内的动态，完全是基于境内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非向当地的主管机关报备不可；因而才会掌握到汪某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某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其中又分为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两种立场回异的人。这些都是见于表面的、有形的，所以我们在情报术语上，称之为‘动态资料’。
    但是，徐的情报，有点局限性：第一，汪精卫与什么人接触，徐先生可以提供，但汪与来人谈了些什么（陈恭澍称之为“静态资料”），徐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徐提供的情报，当然许多是有价值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陈恭澍说：“徐先生认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不见得有什么参考价值或运用价值，他以为普普通通的，有时却反而正适合我们的需要。据此观察，徐先生对于如何搜集情报以至处理情报虽不是完全外行，可仍然隔着一层薄薄的分界。
    这个很正常，徐先生并未受过特务的专门训练，当然不会懂得情报的研判。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徐先生向陈恭澍推荐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年轻人，他叫魏春风。
    魏春风，当时不过二十出头，祖籍福建，在安南长大，在回忆录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陈恭澍对其极口称赞：
“此人聪明绝顶，异乎常人。他的身量不算太高，发育得有点单薄，若论像貌，称得上眉清目秀，丰姿甚美。他具有四声带的特长，不仅通晓法国语文；且能说一口道地的安南土话；福建是他故乡，笔者可分不出什么是闽南语，什么是福州话；至于国文国语也都过得去。因为他侨居河内已久，对当地的一般社会情况，以及人情习俗都熟的不得了，于是他就成为我们争取的对象了。”
    更“绝”的是，魏春风其人，像极了被戴笠派到天津给陈恭澍“帮忙”的胡永荃，只管干活，让干嘛干嘛，不该问的，一句话不问。陈恭澍说：
    “我们说不出来到底是干什么的，环境上既不容许实话实说，任务和事态的严重性也不可以对一个了解不深的人随便就说。而魏春风也从不问这些，每逢我们有需求，而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做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河内汪案迄至完结，就没有正式的告诉他我们究竟是什么身份。”
    第三，魏春风对于陈恭澍他们那带有几分神秘的工作，充满了向往：“尤其是他对于我们的作为有着一份超常的兴趣，这当然不祇是好奇心而已。有时，他会坐在旁边听我们聊天谈故事，一听就是老半天，而且听得非常入神，大有百听不厌的模样。”
    对此，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后来发表感慨说：“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军统局从特务处的十几个人开始，一直到抗战末期的胜利前后，竟扩展到几十万人，这其中必然有个道理在，是‘神秘感’吸引了人？还是‘爱国热’驱策了人？要不，莫非是‘上天梯’之说诱惑了人？”
    不可否认，“神秘感”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吸引力的，确实有人出于好奇而加入军统的工作。比如前面说过的王子襄，协和医科大出来的执业医师，通过他的妹妹认识了戴笠，结果说什么非得加入“团体”不可，不要报酬都行。
    沈醉在回忆中，也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巧了，这人也是个大夫：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对于魏春风这样能干又聪明的年轻人，自然谁都喜欢，最终居然成为“河内工作组”的基本成员。陈恭澍说：“自从魏春风非正式的加入工作后，他立刻就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了。有一段时期，笔者本人、王鲁翘兄和魏春风三个人，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就连作为指挥中心的住处也不再对他保密。”
    不仅如此，通过魏春风，陈恭澍又结识了魏的女友、安南人阮小姐。阮小姐长得极美，陈恭澍说：
    “阮小姐娇柔纤细，年纪十八、九，道地安南少女打扮，她不施脂粉，眉目如画，风致嫣然。头上梳个马尾妆，就是长长一绺乌发披在肩后，像我国乡下姑娘梳的辫子，可不扎辫根，也不结辫梢，无以名之，称为‘天女散花型’如何？身着一袭安南妇女独特的长衫，彷佛我国的旗袍，可没有钮绊，其与旗袍最大的不同，是两边的开叉非常之高，这不仅是阮小姐一人如此，到处所见大都一样。底下光脚不穿袜子，拖一双露着脚后跟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果然是摇曳生姿。阮小姐和魏春风无论是并肩而立，或挽手而行，怎么看也是璧人一双。”
    就魏、阮的关系问题，陈恭澍曾直截了当地问起魏春风：“你和阮小姐认识多久了，你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刚刚开始交朋友，或是进展到谈恋爱，会不会可以论嫁娶了？”
    对此，魏春风很痛快的说：“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如果我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早就该当结婚了。”
    陈恭澍的这一问，并非关心他俩人何时结婚，而是需要判断“魏春风对阮小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陈说：
    “因为极待展开的河内工作，很需要像阮小姐这样的人，作为掩护，以便利于我们的活动，现在既已知道他们的关系足够，那就再好没有了。之后，阮小姐虽不曾参加我们的工作，可是由于魏春风的掌握以及鲁翘的指导，她在侦察掩护各方面，的确给予我们很多助力。”
    通过阮小姐，又介绍了她的一个当警察的叔伯哥哥，陈恭澍说：“此人当然姓阮，叫什么名字，魏春风告诉过我，可是我忘记了，现在也不必诌一个填上去，巧的是他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据判断，可能就是专为汪某而设的。”
    这样一个角色，陈恭澍当然不会忽视，他说：“谁都会理解得到，此时此地，用‘说服’去争取一个异国人，当然不易，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则莫过于‘收买’，如若再配合上一点亲情关系，就会多添几分信任以及许多利便。这‘收买’二字，虽然说起来难听，但事实的确如此，还望那位或许尚在人间的阮小姐予以原恕。”
        写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在无数的“巧合”之下、一个个高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逐渐地向着河内的陈恭澍身边集中。
    这只看不见的手，很显然是戴笠的。至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戴先生”，究竟是在哪里指挥，是重庆、是香港、还是在安南的什么地方，或许就在河内，谁也搞不清楚。
    据王方南说，戴笠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香港，“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 4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另据陈恭澍回忆，在他奉命监视汪精卫期间，曾经接到戴的电报：“日内即来河内一晤”，“嘱为安置下榻之处，并指定方炳西兄前去接他。这一次依然保持故有的作风，绝不说明他是为什么而来。炳西兄按时接机，直等到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也不见戴先生踪迹，想必是不来了，等到下午，有电报到，知照改期，何日成行，另电奉告。”
    对此，陈恭澍说：“我倒很盼望戴先生能来一趟，停留一两天，再回去，有些困难，也好当面说明谋个解决之道；可是我也不希望他耽搁得太久，那样，我也不好受。如此电报往返，白张罗了好多天，结果仍以不能分身而没有来。”
    对于戴笠的行踪，陈恭澍是有所怀疑的，他后来回忆说：“此后，（戴笠）几次说来，都因无法抽身而不果来，一直到汪案结束，再也没有在河内见到他。回头仔细想想，说不定他又来过，如果真来过，那么为什么不通知我，当然理由多多，又何况他的行径一向难以捉摸。”
    综合各种资料分析，戴笠与陈恭澍、王鲁翘二人分手之后，一定曾经又到过河内，甚至有可能待的时间还比较长，否则，很难想象，戴笠在重庆或香港，通过电报“遥控”，能达到那种“如臂使指”的效果。
    戴老板没有见到，戴老板派来的人员，倒是一拨接着一拨赶到河内，看架势，大有山雨欲来的意思。继余乐醒、岑家焯之后，第二批又派来三个人。
    一个叫余鉴声，杭训班学员出身，与王鲁翘是同班同学，据陈恭澍说，此后王、余俩人又成为了连襟。陈对余的印象很好，他说：“他（指余鉴声）是属于内向型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待人接物，风度绝佳，很容易相处，如果在小团体中有这么一个人，是最能发生调和作用的了。他很少表示意见，可是一旦有所主张，就相当执着，不肯轻易改变。我很喜欢像这样的人，我也特别尊重他的意见。”
    另外两个人，都曾经是陈恭澍的老部下，一个是张逢义，山东人，军校七期毕业生。
    张与白世维既是同乡又是同期同学，当白刺杀张敬尧之后，特务处批准北平站成立行动组，由白世维负责，张逢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北平站的。但为时不久，因陈恭澍荒唐透顶的“绑架”事件，北平站被改组，张调回特务处本部工作，此次是从重庆抽调出来，派到河内的。
    张逢义也是专搞行动的，陈恭澍说：“我对他太了解了，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和平下去。”
    相比于前两个人，第三个人的到来，令陈恭澍极为不爽，这个人叫做唐英杰。陈恭澍说：“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籍，算得上传奇人物，惟独不够气派。我在天津任站长时，他一度派到天津协助行动工作，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
    那是1936年，即陈刚刚结束“禁闭”，回到北方当天津站站长的时候。当时天津站还是一个很小的单位，除了书记曾澈以外，就是一个情报员张奉馨、一个会计王孟博，还有一个“内交通员”。另外还有一部电台，设在“站部”以外。
    因此，陈到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将原来北平站的老部下白世维和王文二人调到天津站。陈说：“上级接纳所请，不仅派白世维、王文回津，还增派了一位化名叫唐英杰的人。”
    陈恭澍说：“（唐英杰）什么出身、学历如何都一无查考。廿五年，他三十多岁，身材矮小，貌不惊人。” “貌不惊人”的唐英杰，却是一位武功高手。
    军统当中，不少人有国术功夫，像前面说过的文强，不光“文“强，动手也不吝，堪称文武双全；像经济专家邓葆光，看上去文质彬彬，却是太极高手；沈醉则正相反，硬桥硬马，练的是外家功夫；当然，还有高手中的高手、武术教官金民杰。
    金民杰是吉林人，朝鲜族，其人有两项绝招。一是擒拿，招招拿人关节，凭着这一手，金民杰吃遍军统几乎所有的训练班。

    按：军统办了那么多的特训班，只有两位教官是雷打不动的，其一就是金民杰，另一个是摄影教官、军统的“官方”摄影师王文钊。

    在临澧特训班中，沈醉也教过武术，而且他跟金民杰俩人还弄死过一个学员。沈醉回忆说：
    “我还记得有个叫严燮的学生，因在上擒拿课时和教官金民杰故意为难，被金下毒手，在要害处猛击一下造成内伤。但他仍不服气，以后在我讲课时，他又自告奋勇要求和我试一下。我早防到他，在表演时，趁他用尽全力想把我摔倒时，也照样给了他一次猛击。经过这两次以后，严燮被弄得重伤不治，不久，加上别的病发作便一命呜呼了。”
    学员在受训期间居然死于非命，戴笠大发雷霆，在第一次对临训班的“视察”中，曾经痛骂余乐醒等人。
    金民杰的第二个绝招，是传说中的“点穴”。在戴笠第二次视察临训班时，恰好第一期学员毕业，于是特地组织了一次同乐晚会，一方面表示对“主任”到来的欢迎，同时也有“汇报演出”的意思，从教官到学员，都准备了许多节目。此后，“文艺汇演”就成了无论哪个特训班的惯例，只要戴笠来视察，必得准备这么一台“晚会”。

    按：凡戴笠到哪里视察，大家必须做好的是三件事：
    第一是大扫除。戴笠有“洁癖”，走到哪里，只要看到稍有不干净、不整洁，就要痛骂，搞得大家只恨不能把地面翻个“底儿朝天”。
    第二是大会餐，与民同乐，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时值抗战，物力艰难，借着视察，让大家打打“牙祭”，也是好事。同时，戴笠也要借着聚餐，考察一下“师生关系”。某次，戴笠发现一个女生队长，可能是平日里生活比较“精致”一点，拿了一只自己的“细瓷”碗来用餐（相当于我们今天自带饭盆到食堂吃饭），很不高兴，当下板起脸来质问：“我的学生可以用粗瓷碗吃饭，你为什么要用细瓷碗？”
    第三就是文艺汇演，到后来成为戴笠考核训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大家无不卖力，据说有的班能排出整场的话剧来演出。
    既然是“文艺汇演”，自然以文艺节目为主，唱唱歌、跳跳舞，金民杰的“节目”，却颇为“别开生面”。    沈醉说：
    “他把一个名叫金刚的十多岁的小勤务兵带到台上，只用手腕夹住咽喉，几秒钟内便立刻晕了过去，人事不知。紧接着，经他在背后一拍，金刚又活了转来。在场观众都为这项表演喝彩。”
    出人意料的是，对金民杰的“精彩”表演，戴笠却极不满意，当即“指示“：“不能以此作为文娱表演。”    沈醉说：“因此有些特务原来准备的类似节目便不敢再搬出来，否则会成为一次特务的比武会。”
        事后，沈醉曾当面向戴笠“请教”，戴笠说：“像这种对付敌人的手段，应当是守秘密的，怎么能拿出来当众表演。”

    唐英杰的武功，与别人不同，他也会两项“绝招”。
    一是传说中的“轻功”。据陈恭澍说，唐英杰最拿手的，“是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
    另外，据别人告诉陈恭澍，曾亲眼看见唐英杰“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陈还说：“已经事实证明的也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他在南京禁闭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而能够脱下手铐脚镣，皮肉丝毫无损。”
    不知道唐英杰是会“缩骨术”还是会开锁，这是他的另一个绝招。
    相处得时间长了，陈恭澍对唐英杰多少有些了解：“此君于二十一、二年曾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确曾轰动一时。其后为戴雨农先生所罗致，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遂加入工作，成为行动人员中干材。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纪律，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分。”
    陈恭澍说：“唐英杰随世维和王文等来到天津后，故态复萌，经常彻夜不归，弄得我轻不是、重不是，大伤其脑筋。”
    另外，唐虽是“武林”中人，却不甚注意自己的身体。陈恭澍说：“想不到此君迷信于采阴补阳之说，结果弄得一身花柳病，连走路都不方便。这些，暂且不去管他，但求能在工作上有所表现就好。”
    还好，此后不久，唐英杰就被调走了。那是1937年初，即在陈恭澍第一次去北平见好友毛万里、商讨“制裁”殷汝耕一事、并协同处理尚小姐被捕又脱逃之后的事情。陈恭澍说：“我从北平返回天津不久，即接到上级电令：调白世维、唐英杰二同志回京。实不知为了何故，也许另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对此，陈恭澍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我对于唐英杰调走，内心如释重负，尽管他有通天的本事，可是由他带给天津站的麻烦实在太多了，又何况有好几件交给他侦办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一无交代，调走了也好。”
忧的，自然是得力助手白世维被调走。陈恭澍说：“世维兄和我有深交，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私底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此番重聚未久，当然不愿意就此分手。”
    相反，白世维倒是很愿意换个环境。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惜别闲话中，他透露了心声：他对于执行行动工作，实已缺乏兴趣，能够改变一个环境，更换一个工作岗位，倒也觉得不错。他的意思是此番回到南京后，决心打报告请求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倘能如愿以偿，那就再好不过，若是办不到，也只有听任安排了。”
    前面说过，白回到南京之后，即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与张毓中成了同事。
    白世维、唐英杰走了以后，南京特务处本部正式批复，同意天津站增设“行动组”，组长即王文，至此，王文才算正式加入“团体”——换句话说，从1934年就进入天津站，并参与刺杀吉鸿昌、石友三的王文，此前一直在为特务处“打黑工”。
    王文的“编制”虽然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恭澍说：
    “天津站呈报任用的行动组员，照编制只有三人，而实际上由王文在他家乡号召参加工作行列的，却有八、九个人，最大的难题就是以三个人的经费，要维持八、九个人的开支，真用得上捉襟见肘这句话了。天津站的经常费有固定的预算，虽然主管会计的王孟博挪东补西，尽可能予以支持，但也难为无米之炊。”
    上级不拨钱，陈恭澍又“变“不出钞票来，没办法，王文只好从家里拿钱。前边说过，王文家里是天津宝坻的富户，“结果全靠王文的老太爷王老先生以毁家纾难的精神，按月予以支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将近两年之多。”
    至于唐英杰，离开天津之后去了哪里，陈恭澍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没想到重逢于河内。他后来回忆说：“此番前来，我还真有点戒心，再一想，既然来了，总希望他能规矩一点，不要出纰漏，认真的工作就好了。”
    很显然，对于唐英杰，陈恭澍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他是河内刺汪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徐先生的指引下，陈恭澍等终于“找”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二十七号，并开始“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实际上，陈恭澍的“观察”，漏掉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细节”了，而是至关重要的“大节”——陈所说的“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意思是说，“高朗街二十七号”的旁边，是紧挨着另外一栋楼房的，即“高朗街二十五号”。
    事实上，“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在这里，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即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因为这个住处——就是陈昌祖觅得并改造的。
    陈昌祖，生于1904年，广东新会人。
    陈昌祖是陈璧君最小的弟弟，早年在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一直在昆明工作，是民国时期不多见的航空人才。
    据陈昌祖回忆：“1938年底，我准备从香港返回昆明，途经河内，在那与曾仲鸣相遇，他也刚从重庆过来。曾仲鸣告诉我：将有事变发生，要我在河内帮他找到一套合适的住宅，因为四哥也许不久就会来到河内。
  
    按：汪精卫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四，所以陈璧君一直称其为“四哥”，她的弟弟们自然也都跟着这么叫。

    陈昌祖是留法的，对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非常熟悉，同时，由于业务的关系，陈昌祖经常往返于昆明和河内，因此，按照曾的吩咐，陈很顺利地在河内租赁下一幢公寓。
    在回忆中，陈昌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所在的情况。他说：
    “这幢公寓位于高郎街25—27号，它由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组成。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才刚刚修建完。一个法国人，名叫蒙塞尔·威廉，是河内一家杂志社的主编，他认识这套公寓主人，并向我推荐了它。我虽然觉得这幢楼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但是，它却是我察看过的五套住宅中最好的。况且，它也刚刚粉饰一新，随时可以住人。因此，我决定把它租下来，这套公寓楼四周围有高墙，位于较僻静地区，如果把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打通，其大小足够我们使用。每一套洋楼都备有车库，在一层楼内是厨房，楼背后有仆人的居室，二层楼有会客室和餐厅，三层楼有两间大寝室。我在二楼的两套洋楼之间的隔墙上，安了一个通门，以便两幢楼可以相互联系。以后，又在三层的隔墙上也安装了一个通门。”
    替汪准备好了“居停”，陈昌祖就回到了昆明。此后，陈回香港公干，此时，汪精卫已经成功“出走”河内，因此，在回昆明的途中，陈昌祖特地去看他。这一天，是1939年 2月 7日，即汪精卫派高宗武再次与日本人接触之后不久。
    据陈回忆，汪精卫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了和平事业，我已经脱离重庆。中国不能再象目前这样打下去了，人民正在为此蒙受巨大的灾难。日本人现在提出一项我们可以接受的和平建议，你从未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你是否愿意跟我在一起? ”
        陈昌祖听了，“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四哥，我完全信任你，愿随你到任何地方去。”很显然，作为汪精卫的内亲，陈昌祖的“落水”是在所难免了。
    陈后来回忆说：“这一天所做的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其结果，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将盲目地跟随四哥，同他一起参加和平运动。我准备继续我的昆明之行，结束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的工作，然后，再返回河内，向驻香港的公司董事会递交辞呈。”

    按：陈昌祖说的“中德联合航空公司”，即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共同组建的“欧亚航空邮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陈昌祖时任该公司总经理。

    陈昌祖说：“可是四哥担心我此时一旦去昆明，会遭不测。因此，他竭力劝阻。然而，我再三坚持，表示在辞职前，一定要把目前的工作做完。他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我去，并婉言相劝，让我小心为是。”
    实际上，陈的昆明之行，还有一项秘密使命，即给龙云带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汪还叮嘱说：“要尽可能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龙云。”这封信给陈昌祖找了大麻烦。他后来回忆说：
    “飞机抵达昆明机场，一下飞机，我就把信交给在飞机场迎候我的妻子，让她妥善保管。当天傍晚，我与龙云将军接通电话，并前去会面，把四哥的信交给了龙云。龙云问我何时返回河内，同时向我表示，在两天内他将给四哥一个答复。”
    陈一回家，军统就找上门来了。陈说：“当天晚上，蓝衣社云南分部的两名特务找到我，要看看我在飞机场交给妻子的信。我故作惊讶，向他们解释，那根本不是什么信，而是一张占星图，是由一位香港算命先生新近才绘制的。说着，我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占星图给他们看。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但也没有再啰嗦，很干脆地离去了。”
    陈昌祖说：“这件事，使我初次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我已被当局怀疑，被特务所跟踪，因此，自己要处处小心谨慎。”
    事实也是如此，次日晚间，陈昌祖在昆明航空学校的一个同事“大模大样地来拜访我的妻子”。陈说：“然而，他此来的真意，是想警告我：航空学校的保安部门，已经接到重庆的指令，要监视我的一切行动，我应该隐蔽起来，并尽早离开昆明。”
    陈回到昆明的第三天，他的太太拿到了龙云给汪的回信，同时陈“也完全做好了离开昆明的准备”。
    次日一早，按预定计划，陈昌祖来到火车站。此时，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极为尴尬的事情。陈说：
    “（我）看见一名监视我的保安人员被五花大绑起来，他是被从四哥身边派来的卫士绑起来的。可以想象，当时我是多么惊讶不已，那些卫兵已受命来保护我了，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l935年夏在南京把那个企图谋刺四哥的凶手当场击毙的人。”

    按：据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回忆，当时冲着孙凤鸣连开两枪的，是汪的另一名卫士桂连轩。
   
    桂连轩的所为，自然是好意，想令陈摆脱军统的纠缠，但做法失之于简单，摆明了陈昌祖行踪不轨，等于是自我暴露。此举令陈极为恼火。他后来回忆说：
    “事先我并不知道此事，然而，这样做是多么愚蠢，其结果只能置我于困境，迫使我不得不隐姓埋名地出走。然事已至此，我仍接原计划登上火车。”  
    陪同陈昌祖的，就是汪精卫特意排在他身边的许少泉，许说：“因出境不能携带武器，我把手枪交给龙云并向他告别后，便和陈昌祖一道乘火车去河内。一上火车，我们便发现有特务盯梢。”
    2 月13日，火车停靠在“航空学校分校所在地”附近的一个车站，在正常情况下，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出境，到那时，陈昌祖就可以“蝴蝶自在飞”了——除非动武，否则“蓝衣社”对他是无可奈何了。
    然而，就在这里，陈昌祖被逮捕。他回忆说：“当时，重庆方面已经发出了针对我的逮捕令，我被就地拘捕，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按原路返回昆明。途中，我们过夜的地方，也就是我前一天晚上去河内时住宿的车站，而在当天早上我才刚刚离开那里。”
    陈说：“夜间，士兵的警戒非常松懈，他们既没有搜过身，也没有检查过我的行李。因此，在我去洗手间时，得以有机会销毁了龙云写给四哥的回信。”
    陈昌祖被送回昆明，旋即被押往他原本担任校长的航空学校，单独囚禁。陈说：“从此，与外界完全隔绝。”
    幸亏，陈的身边还有一个许少泉，他后来回忆说：“火车开到蒙自，陈昌祖被军统抓去。我立即下车给昆明的龙云打电话，要他找军统昆明站交涉放人。”
    同样在为陈昌祖奔忙的，还有他的太太。

    按：陈昌祖的太太叫朱始，是革命元勋朱执信的大女儿。

    早在陈离开昆明之时，为保万无一失，陈就与自己的妻子搞了个“障眼法”。他后来回忆说：
    “当初，我离开昆明那天，妻子曾设了一个圈套，准备把敌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她和四哥的卫队军官，以及一名司机在清晨驾车驶向西部的缅甸边境。当天晚上，妻子住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堂里，第二天，他们才又返回昆明。这时，妻子得知了我已被捕的消息。”
    陈妻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河内的汪精卫，汪即与陈璧君打电报给重庆，表示抗议。同时，正在香港的陈昌祖之母卫月朗也给蒋介石带话，请求放人。
    卫月朗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当年她与自己年仅16岁的女儿陈璧君一同入会，曾传为佳话。
    两下一同发力，加上又没有抓住陈昌祖参与“逆谋”的证据，总不能因为陈是汪精卫的小舅子就抓吧，蒋介石扛不住了，只好放人，但有个条件。陈昌祖说：
    “在航空学校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被释放，并恢复我在中德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同时，还命我立即去重庆，进一步就职于航空委员会。航空学校的校长对我的转危为安表示祝贺，并建议我马上动身去重庆。”
    对此，陈当然不去，他说：“如果真的去重庆，其结果只能是蒋介石的一名实际上的‘囚徒’。当时，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去河内与四哥同舟共济。”
    这时，出面的又是陈昌祖的太太。陈说：“妻子极其秘密地与龙云会面，龙云答应帮我出逃。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约定的那天清晨，在灰暗的掩护下，由龙云派一位副官，把我们护送到铁路车场，一名警官正在那里等候，他把我们领进一辆停靠一旁的空棚车内，车内备有两只藤条睡椅、两套毛毯，大量的食品及供饮用和洗漱的水，还有火柴和一盏油灯。棚车内的地板上，设有一个临时用来大小便的可笑装置，即一块两尺来长，仅能从车内拴牢的活动地板。警官和我登上棚车，把滑门关好，有人从外面把门封死。这辆棚车将与普通列车挂在一起，直到印支边界的 K。”
    陪同他的依然是许少泉，前述许的回忆：“龙云知道这是件麻烦事，若蒋介石过问起来就很不好办。龙云交待属下挑了一部卡车，在车厢铺上个‘床铺’，又买了面包，配好茶水，在卡车车厢门上加锁，贴上‘云南省政府’的封条，把陈昌祖送出了老关。”指的就是这一段，但许少泉在回忆中记错了时间，误为1938年12月，其实是次年 2月的事。
        陈昌祖回忆说：“火车准时起动，沿着迂回曲折的路向南缓慢行驶。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准备在此过夜。被封在车内，可以听到乘客的下车声和乘务员的叫喊声，而我们两个却只能呆在车内，静静地度过这漆黑的夜晚，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翌日清晨，火车又开始继续行驶，火车的剧烈晃动把我们震醒了。次日晚，我们终于到达了 K。有人在车外把封死的车门打开，我走下火车，步行一百多米，走过边界，来到法国领地，感到终于自由了。”陈昌祖的叛国之路，终于走通了。
    在回忆中，陈昌祖说：“大约在1939年 2月初，蒋的蓝衣社特务占据一处住房，用来监视四哥的日常活动。他们在马路斜对面，租用了一幢高楼的几间套房，从楼房顶层，可以很好地观察到公寓左侧顶层起居室内的情况。”
    对此，另一方的当事人、“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答是——没有那么回事！
    陈恭澍说：“事实上，我们从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不是不用，是因为我们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这些个琐碎小节，原就算不了什么，对汪案的主要内容，也不构成焦点，不过，要认起真来，最好是什么便什么，不能悬想。”
    陈恭澍的意思是——后世的许多回忆——其实都“高抬”他们了，在当年，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当年的陈恭澍，究竟有什么监视手段呢？概要地讲，有三个渠道：
    一是“实地考察”，陈恭澍说：“笔者偕鲁翘开车打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大门进身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因为担心引起汪精卫的怀疑，陈恭澍只好采取这种方式，一遍一遍地从汪宅“路过”，借以观察情况。说白了就是窥视，再说白点，就是偷看。
    二是徐先生的情报。“当前，我们唯一的途径只有多多借重徐先生，前面已经交代过，徐先生本身与汪派并无关系，他也只好再去‘麻烦’他的法国朋友了。”
    但是，很可惜，徐先生并不是汪一伙的人，拿不到第一手资料。陈恭澍说：“这是可以想见的，徐先生听回来的消息，既不具体，也抓不住重点，当然无法满足上级的需求。不要说有什么机密内容，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姓名，我们也得花费不少工夫，经过好几种语文的变换和订正，才能把它译出来，这又是多么的勉强。”
    陈恭澍举例说：“徐先生从法国朋友那里打听来的，据说有两名代表日本军方的军官，逗留在河内，只晓得这两名军官的阶级一名是大佐，一名是中佐，但却查不出他们的姓名，迨至事后若干年，才从许多资料中发现，这两名军官可能就是影佐祯昭大佐（当时的官阶）和矢荻中佐。”
    事实上，我们知道，影佐祯昭是在汪精卫遇刺之后，才赶到河内、并将汪送去上海的。
    另外，徐还报告说：“和曾仲鸣有过接触但又不一定与汪精卫碰过面的，还有日本驻河内的总领事铃木，以及日本同盟社驻河内特派员大屋久寿雄等。而大屋其人，又很可能具有新闻记者和情报员的双重身份。”
    对此，陈恭澍发牢骚说：“像这样的情报，恐怕还不如报纸上的新闻呢，又有什么用。不是我们不懂，更不是我们不想，动脑筋、打主意；大家集议、交互讨论能做的都做了，可以一试的也试过了，可是就没有办法在汪某的左右布置一条‘内线’。”
    说到这里，陈恭澍还借机讽刺说：“非常热诚的余乐醒先生，凭他留法国多年，又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法国话，而且还曾结识不少法国人，可是忙了好一阵子，连一个熟人都找不到，又遑论建立工作关系了。可见有些个事情，并不像说说唱唱那么轻松容易。”
    相比之下，最“靠谱”的，是第三条渠道，即“魏春风—魏春风的未婚妻阮小姐—阮小姐的堂兄阮警官”那一条路线。
    阮警官本身就承担汪宅的现场值守任务，而且他可以堂而皇之地与同事研究现场情况，并从官方资料中加以印证，因此，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反映的情况，反而最为贴近实际。
    比如：“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就是曾仲鸣了。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照一般的说法，曾仲鸣就住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根据我们的侦察结果，他并不住这里，另在 PAULBERT 的‘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房间，以便代表汪某对外接触；一般要会见汪某的人，得先和曾仲鸣谈洽好，再由曾仲鸣安排时间与汪相见。当然有些人也许只能见到曾仲鸣，或被挡驾而见不到汪精卫。”
    然而，限于阮警官的身份和层次，他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陈恭澍说：“积多日观察之结果，发现住在这幢房子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之外，还分别不出谁是仆从、谁是亲属和谁是宾朋。关于这一点，太令人困扰了，由始至终，就没有弄清楚究竟是谁和谁？这也是我们侦察未能深入的弱点。”
    陈恭澍说：“提供情报给我们的当地警探阮××，可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都是干什么的，所以接到这份报告后，顶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汪精卫一伙，几乎都是高层政界人士，寻常人等，也就是在报纸上看看照片而已，谁能有机会跟他们见面，熟识？不要说阮警官，即便是陈恭澍，见过“真人”的，也只有周佛海一个人。陈说：
    “笔者个人只认得周佛海，可是一次都没有亲眼看见他在此出现过；至于高宗武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长相，即使面对面的遇见了，也不认得他是谁。”
    说到这里，不由得我们不想——戴笠当年布置陈恭澍这一个“河内工作组”，其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儿戏。许多年之后，陈恭澍无奈地说：“类如这许许多多的小环节，都是构成我们不够切实的一些基本因素。”
    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内工作组进一步扩大，第三批又派来两个人，一个叫陈邦国（陈恭澍在回忆中，曾误为郑邦国），另一个叫陈步云，原来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稽查员。
    沈醉曾回忆说，1935年，王兆槐接掌侦察大队以后，一方面是调入大批军统分子，另一方面，“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陈邦国也是神枪手，陈恭澍回忆说：“郑邦国，安徽人，好象是行伍出身，他自己可没有这么说。身材高大，粗声粗气粗线条，别以为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却有一种摇撼不动的镇定功夫。他善于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相信他必定熟娴此道。”
    对于陈步云，陈恭澍评价说“陈步云，江苏徐州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此人敦敦实实，就是不爱说话，有时和他打一声招呼，或者逗他开开口，多半只有一笑作答。我们接触不多，相处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很细心的去了解他。”
    陈邦国、陈步云二人，都参加过王兆槐在淞沪抗战中组织的“浦东抢运”行动。乔家才回忆说：“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
    至此，戴笠已经派来了十一个人，分散在三个地点（也许是四个地点）他们是：
    安排在“河内工作组”本部的，是 7个人：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他们也是日后刺汪行动的主体。
    被另外安排地方居住的是“河内工作组”的另外两位“负责人”——余乐醒和岑家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被陈恭澍有意“边缘化”的两个人。
    “河内工作组”的“影子”人物方炳西——戴笠的化身；陈恭澍都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外，还有电台台长王钟岳，陈恭澍也搞不清楚他是自己住还是和方炳西住在一起。
    再加上“打义工”的徐先生、曾先生、魏春风和阮小姐，一共是十五个人。不久后，戴笠又派来一个“打义工”的。

53、河内剌汪案（3）

    就在“二陈”到达河内一两天之后，戴笠的“方影子”告诉陈恭澍，有一位“曹先生”要见他，并要求陈“到他的住处去”。陈问方是怎么回事，方说：“是戴先生派来的？”
    陈再问：“有指示？”方“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表示一无所知，帮不了你。陈又问：“有什么为证？”意思是说：我凭什么相信他是戴先生派来的？
    方说：“他是这么说，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很显然，方炳西明瞭全部前因后果，就是不肯对陈恭澍说。陈也很清楚这一点，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是这样说的：“既然如此，由我自己开车请炳西陪我一道去看他。”很明显，陈的心里不太痛快。
    这位新来的“义工”，就是曹师昂。
    陈恭澍介绍说：“曹师昂，湖南益阳人，民国元年生，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时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过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同一性质。”
    曹师昂是著名飞行师，1935年，曹曾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并获得第五名。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的一些欧洲留学生在汉口成立“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襄助抗战，由汪精卫、李煜瀛、邵力子、何键、刘文岛等组成名誉主席团，以毛庆祥为主任常务理事；理事当中，就有曹师昂。
   
    按：“名誉主席团”的五人当中，只有刘文岛一人是正经八百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汪精卫、李煜瀛与法国及留法学生渊源深厚，自不待言；另外二人，邵力子是留日的，何健是军阀，都与留学欧洲没有半点关系，选中他俩，看重的是他们“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和“内政部长”的政治地位，考虑的是“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总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便利一些。

    见到曹师昂，陈恭澍肃然起敬，原来的一丝不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后来回忆说：“（曹师昂）此次来到河内，是戴先生费尽心机像觅宝似的邀请来的，就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而言，他太有用了。”
    陈介绍了他与曹会见时的情形：“师昂兄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于日前搭欧亚航空飞机从昆明抵达河内，他掏出一大堆身份证件给我看，彩色缤纷，中西合璧，我看不懂，不过，他真的名叫‘曹师昂’。”
    曹是欧洲留学生，循着西方礼节，自然要先介绍他的法国太太。陈恭澍回忆说：
    “首先，介绍了他太太：中等身材，穿着朴素，大方端庄，虽然只有二十几岁，显得相当老气，一滴滴西方人的傲气都不带，这样，就觉得很平易了。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只有勉强达意的程度，不通之处，师昂兄暂充翻译，总算彼此礼貌过了。我急于想和师昂谈话，可是他太太却没有回避的意思，一时之间倒给僵住了。
    曹师昂见了，明白陈的顾虑，表示：“尽说无妨，因为她什么都知道，而且她还答应帮忙呢。”
    曹继续说，他临行前，戴笠设宴践行，并告诉他：“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负责人陈××兄和你见面，此后有关工作问题，你们自行研商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戴笠接着说：“有一包东西，里面是两枝手枪和一盒子弹，请你带到河内当面交给陈××兄，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听到这里，陈恭澍问：“戴先生还有别的指示吗？”
    这时，陈恭澍回忆了一个细节——听了他的问话，曹师昂“怔了一下，欲言又止”，才说：“没有什么了。”
    说着，曹师昂请他太太取出一个“公事皮包”，说：“老兄一定知道这里是法国属地，他们为了提防安南人民的反抗运动，对于持有或使用武器的，不管是谁，一律判以重刑，我和她为了这包东西，一路上提心吊胆，今天，总算可以交差了。”
    皮包里面，“是两枝美国造的左轮，上面刻有英文字母SW，也就一般所称的‘司维斯’，另有一个术语，又称‘武装和平’，这是一种射程近，而杀伤力很大的手枪。另外有一小盒子弹，掂一掂有分量，没有撕掉包装拆开看。我连声道谢，预备摆在车上自己带回去。”
    陈恭澍回忆说：“嗣后，我们走得很近，相处得也很好，自发现他豪放豁达后，颇有意论交，可惜聚首时日实在太短了。我揣摩得出，他有件事瞒着我，那就是他的秘密任务，我也谅解，如果不是上级规定绝不许泄露的话，他早就告诉我了。”
    曹师昂之后，戴笠跟着又派人运来了第二批武器。陈恭澍回忆说：
    “紧跟着上级来电通告，叫我们到海防的一个处所去洽取三枝勃克枪。海防是港口，离着河内还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这可不敢大意，商之于魏春风？又怕他沉不住气，不得已只有求教于曾先生，曾先生也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问问看可以不可以。等了一天，他才回复我们：派两个人和他一起去。对方是一位稽小姐，这个姓不多，所以记得牢。她是受人之托，从香港带来三枝新的勃克枪，附有二十粒子弹，交给来人，她的事就算完了，其它的一概不知道。”

    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注明：“其实，她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此神龙见头不见尾的不再出现了。”

    就在陈恭澍会见曹师昂的次日，戴笠又派来一位军统干部——谭天堑。
    对谭天堑，陈恭澍印象不好，他评价说：“典型的忧郁者，予人的第一印象，就好象满腹含冤带着一肚子委屈来的。彼此一交谈，才明白他果然是刚从贵州息烽县释放出来，局外人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去处，正是我们自己工作同志‘守法’的所在，他为什么落得关禁闭，当然不便问。”
    陈还说：“如果没有记错，天堑兄也是湖南人，年纪比我们几个人都大，法国留学生，攻财经，有无学位，没有留意，照他自己说，回国之后是在某一个训练单位当教官，此番前来，自然希望能戴罪图功，以赎前愆。那又为什么还是成天的愁眉苦脸呢？想必另有难言之隐。”
    陈恭澍说得不错，谭天堑确是法国留学生，郑超麟在《少年共产党》中，曾提及此人。他说：“‘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
    回国以后，不知什么渊源，谭天堑进入特务处。
    与方炳西一样，谭天堑的任务，与“河内工作组”也是隔离开的，在给陈的电报中，戴笠是这样说的：“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
    对此，陈恭澍说：“我想不会那么单纯，从他往返电报的频繁，可以判定他必另有重要任务。”
    谭天堑也是自己单独居住，陈恭澍曾经去看过他，“与之会晤，看到他房里有女人衣帽，想必又是携眷到此，可是他始终没有请出来介绍过。后来听说，他那一口是一位法国女郎，并无正式婚姻关系，其中还有些什么文章，是否与工作有连带关系，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工作身份，又和其它同志不完全一样。”
    谭天堑之后，戴笠又派来两个人，都是从昆明来的，陈恭澍说：“其中一位张同志，广东梅县人，印象中，还记得他的面孔宽阔，大眼睛，颇具福相；另一位同志，我连一点影像都追不回来了，谨向这位同志致歉。”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一共是十四个人，加上徐、曾、曹、魏春风小两口，一共是十九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陈恭澍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日后，曾有人将“河内工作组”戏称为“十八罗汉”，就是这么来的。
        陈恭澍说：“河内工作，于是步入了另一阶段，不仅是监视、侦察，还有行动前的准备。”
    前面说过，大约是在1939年 2月初，即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让他赴欧洲的建议、并派高宗武赴日的前后，陈恭澍等才在徐先生的指点下，“找”到汪精卫的住所，开始执行监视任务，陈恭澍说：
    “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戴先生”的指示十分婉转，只是说：“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对此，陈恭澍说：“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备战”中，一直被陈恭澍冷落在一边的余乐醒博士，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了，只可惜，他的建议，陈恭澍并不“感冒”。在许多年之后的回忆中，陈依然充满讽刺意味地说：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性行动’以达成目的。”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行动’。”
    前面说过，对于制裁“敌人”，陈恭澍一贯讲究“明正典刑”，轰轰烈烈，总觉得既然是代表国家“判处某人死刑”，就应该“堂堂正正”，偷偷摸摸，不是好汉的行径。
    况且，在制裁石友三一案中，陈恭澍吃了大亏，不仅连累了他人，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因此，陈提起所谓“软性行动”，先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想而知，对于余乐醒的建议，从内心深处，陈恭澍就有一种没来由的排斥。他说：“如果用这种阴损的手段，即使侥幸成功了，外间亦必猜测纷纭，所予人的观感又如何呢？更何况它的可靠性因无法掌握而值得怀疑。”
    然而，对陈恭澍而言，余乐醒既是他的老师，又是老大哥，直截了当地给驳回去，还真说不出口。陈说：“其实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是又不能明显的表示我的反对，这也是一桩苦于应付的事。”
    更重要的，戴笠派余乐醒来，本身就承担着进行“软性行动”的责任，这一层，陈恭澍亦很清楚：“事实上，我的反对可以说是多余的，老早就应该想到，戴先生之所以派一个化学博士来，在他的锦囊中原就有此一计；而余乐醒兄也一再表示，这就是戴光生付托他的最大使命。”
    没奈何，陈恭澍想起了徐先生，戴笠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么，借他之口来打消余乐醒的念头，岂不甚好？
    陈恭澍说：“只好就教于那位神秘人物徐先生，看看他的意见如何再说。”
    “就教”的结果，令陈恭澍极为失望：“殊不料他也非常赞同此一做法，所持的理由也很单纯，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成败，顶多只能引起一些猜测，绝不致惹出太多麻烦。同时他自告奋勇，愿意替我们觅取适当的机会。”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又去找“襄赞一切工作”的岑家焯游说，希望由他提出反对意见，谈话的结果，岑“竟长时间的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
    王鲁翘倒是坚决与陈恭澍站在一边，他说：“要干么就干个痛快的。”问题是王鲁翘说话没用，在“河内工作组”，还轮不着他发言。
    这下陈恭澍是没有办法了，他说：“说真话，我始终对于这种做法不大热心，而事实上既拗不过乐醒兄，也只好姑且一试了。”
    所谓“软性行动”，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下毒。余乐醒是学化学的，这是他的强项。事有凑巧，徐先生还给提供了一条下毒的“管道”——有一个送面包的人，可以进入汪宅。
    于是，陈恭澍让魏春风买回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面包，捺着性子，和余乐醒共同进行了一次“注入”实验。
    实验的过程，由于陈恭澍先入为主地对此持排斥态度，因此在回忆中，对余乐醒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此不再引述，反正最终是失败了。
    对此，余乐醒也坦然承认，这招确实不行。然而，一计不行，余还另有后招。陈恭澍回忆说：“乐醒兄又提出另外一个办法，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以便他对于第二做法作个演示文稿，我不能表示不要听，可是心里真有点不耐烦。”
    这个“后招”，我们暂且不说。这边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学实验”，对汪精卫那边的侦查，陈恭澍也没有放松。在回忆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汪宅的外部环境：
    “高朗街离着闹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界乎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可供儿童游戏，也可为过路人歇步，不过平常却难得看见有人在草坪上停息或玩耍。街道宽阔，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没了，什么都瞧不清楚。左邻右舍，住的多半都是外国人，其中当然以法国人居多。差不多每家都有自用汽车，所以每家的下层，或前或后，也都有车房。若从与高朗街交叉的路上，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也可以绕到二十七号的后门，抬头往上看，每一层也都有窗户，可是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再沿着巷道往前走，却原来曲径通幽，东一弯西一拐的竟然转到另外一条街上去了。”
    陈之所以费这样一大段笔墨，其目的很明显——在于说明客观环境对“侦查”的不利：第一，周遭比较“僻静”，不能在汪宅周围长时间停留；第二，“路上还植有一排棕榈，间中又突出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所以从马路对面什么也看不见；第三，“秃秃墙壁上连一点攀援的地方都找不到”。
    既然如此，那么承担这项艰巨使命的，只能是唐英杰，陈说：“有关侦察复勘之事，仍责成技有专长的唐英杰去执行，并明白的指示他，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某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才行。”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9年 3月19日。前边说过，3 月18日这一天，在香港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仿佛是立竿见影，第二天，陈昌祖就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他后来回忆说：“1939年 3月19日那天，我在上海收到一封四哥发出的紧急电报，要我和妻子立即去河内。”
  
    按：陈昌祖逃到河内之后一个星期，他的太太也带着孩子来到河内，陈回忆说：“不久，我被派与妻子一起前往上海，为四哥最终呆在那个城市，做些必要的准备。”

    日本人头天应承了汪精卫，第二天汪精卫就叫陈昌祖回河内，这当中，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
    曾经有一种说法，即“河内遇刺”事件对汪精卫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不顾一切地跑到上海去、进一步与日本人“合作”。现在看起来，持这种看法的人太善良了，搞“拧”了因果关系，事实上正相反。
        也是在 3月19日，“河内工作组”陈恭澍接到了戴笠发出的“制裁令”。
    电报是方炳西译出并亲自交给陈恭澍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在回忆中，陈恭澍用“霹雳震惊”来形容这个时刻：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说：“不要小看了这张小纸条，在我们的工作来说，却载有千钧重量，这就是未曾加盖印信的‘制裁令’！”
    看了电文，陈拟好简单的覆电：“×电奉悉，遵即积极进行。”并令方炳西即刻交王钟岳发出。随即叫起同住的王鲁翘等人，给他们传阅了戴笠的“小纸条”后，令王将其烧毁。随即开始“会商工作大计”。
    当时的情景，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原本是一件迟早会来临的事，一点也不意外，大可以轻轻松松的予以处理；而工作的本身，也并不见得怎么艰难，又何况前前后后来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好象有一股无形的压力窒息着每一个人的心头。或许是我的态度太严肃了吧？也许是这次的任务太重大了吧？一时之间，竟把满屋子的气氛弄得又僵又冷！”
    尽管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要对汪精卫、那个在国人心目当中曾经如偶像一般的美男子“动手”的话，给人思想上的冲击，依然非同小可。
    陈恭澍进行了简单地“动员”：“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某的住所为攻击目标。”
    行动的总指挥，自然由陈恭澍担任，“制裁”的执行者，自然是王鲁翘，以余鉴声为助手。
    现场的具体分工：“进入汪某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行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同志指定；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其它有关细节，责由王鲁翘、余鉴声二同志，再与各同志作更具体的规定；出发的时间，自即刻起，请各同志在战备状态下，听候通知。”
    陈恭澍后来颇有些自得地回忆说：“这里用‘会商’二字，只能当作谦逊之词，实际上是由我一人当众宣布个人的决定，而在场的六位同志却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甚至于连一句作为补充的话都没有。”
    最后，陈恭澍要去求大家：“各自休息，养养精神，作些个人准备，千万不要走开，免得临时找不到人。”
这时天已经亮了，陈恭澍还有一件事情要办——去找余乐醒和岑家焯，“传达上级的指示，并征询他二人的意见。”
    听了陈的话，岑家焯很诚恳地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你不必客气，尽管分配我的工作好了。”
    比陈恭澍大七、八的岑家焯，面对自己的黄埔学弟，已经把姿态放得非常低了。
    这句话说出来，陈恭澍可傻了——因为他根本就没给余、岑二人留什么工作，可能他也没觉得这俩人能干什么。陈恭澍后来回忆说：“这倒成了难题，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回答他，因为有关出动的事，我已经有了安排，如果说请他来指挥吧，也不很得体，或许会惹出误会来。”
    在这里，陈恭澍忽略了一件事，一件足以影响团结的事——既然余乐醒和岑家焯也是“河内工作组”的负责人，按说，“会商”的时候，是应当把他们一起请来的，但现在陈恭澍已经把工作部署完了，剩下的，只是向这两位老大哥“通报”一下、告诉你们有这么一档子事而已。  
    此时，陈恭澍灵机一动，同时也是搞行动工作的必须，即在第一套方案万一“失手”、甚至自己也“出事”的情况下，安排余、岑继续负责对“汪逆精卫”的制裁。
    安抚好了二人，陈又去找方炳西，向他通报了自己的安排，随即拉着他去找徐先生。陈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河内工作’，仰仗徐先生的地方实在太多，即将发生的事情，原无事先通知他的必要，可是事后的影响，则多半须由他承受，所以无论在情理上或道义上以及时机的掌握上，我个人认为都应该向他说明一下才得心安。”
    听了陈的话，徐并不感到吃惊。只是对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方式提出了异议：“如果以为国除害的法律观点来说，这当然是无可如何中的一种制裁方式；若是牵涉到政治纠纷上去，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解决方法。”
    对此，陈当然不敢苟同，他尽可能婉转地说：“汪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上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国法的问题，很明显的，他是在两国交战状态中，背叛了自己的国家，而通敌谋和！”
    见话不投机，徐不再就“法律”与“政治”的问题继续纠缠，只表示希望“做得干净俐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招惹许多使他难以应付的麻烦，其它的都无所谓”。
    这当然也是陈恭澍的愿望，他说：“上级既然下达了制裁令，我已经大致决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采取行动，在时间上不知道适当不适当，徐先生如有什么指教的地方，请明白见告，都可以商量。”
    徐先生说：“没有什么了，自然是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
    从徐先生处出来，陈恭澍又去看谭天堑，陈描写当时的谭说：“谭天堑兄木木的，似乎有解不开的愁结，想是未解其中意。”不知陈的话是何含义。
    最后，陈去找曹师昂，“作了一些暗示”，与谭相反，作为军统局外人的曹师昂反倒极为热衷。陈恭澍回忆说：“曹师昂兄原就负有类同的使命，所以一点就透，他主动的表示，希望我分配适当的工作，由他担承，尤其是他的法国籍太太，早就答应不避任何艰险很愿意尽一分心出一分力了。我深为感动，惟无此腹案，只有请他容我多想想，如确有借重之处，然后再回复他。”
    该通报的通报了，改暗示的暗示了，陈恭澍回到寓所，即召集王鲁翘、余鉴声和张逢义三人，“商定出动的日期、时间以及几点主要的原则”。并最终决定：
    “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再作最后一次的侦察，仍指定唐英杰出动，另由魏春风等从当地警探方面复勘，俾可两相印证。如侦察结果与以前所了解者无重大变动，则择于三月二十二日夜间十一时出动执行，除非情势有异，不再更改；进入汪寓后之一切行动，统由鲁翘指挥、鉴声辅助而继之，并以鲁翘为主，执行制裁任务。”
    现在，问题的关键，要看唐英杰的了，陈令张逢义去叫唐来开会。出人意料的是，唐英杰违反了陈恭澍“千万不要走开”的指令，不知到哪儿去了，且跟谁也没打招呼。
    陈恭澍回忆说：“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
    陈恭澍说：“我把刚才商定的事，通知了他，要求他今天晚上再出动一次，前去侦察汪家的动静，特别注意汪某的起居所在是否已有移动。我又谆谆的请他多多辛苦，做得切切实实，顶好是选一个有掩蔽的位置，尽可能的停留的久些，静静的观察究竟才好。唐英杰点了一点头表示接受，转身便走了，他说要好好的去睡一觉。”
    陈看出唐英杰心里不痛快，于是叫张逢义去去劝劝他，让他“不必呕气”，同时，“嘱咐张逢义晚上也跟他一块去，作为巡守掩护。”
    陈恭澍回忆说：“三月十九日这一天过得特别长，因心神不安，又惦着唐英杰的侦察结果，一夜都没有睡稳。”
    3 月20日凌晨，唐英杰和张逢义回来了。唐英杰说：“我去过了，是在张逢义监督之下进行的。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一点动静都没有，夜里开着灯的还是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就住在三楼。”
    很明显，唐英杰的话带着挺大的情绪，认为陈恭澍不信任他。
    陈恭澍回忆说：“我一边听取唐英杰的报告；一边观看张逢义的眼色，他并没有什么特异的表情，类如：微微的一笑，眨一眨眼睛等等。这样，证明唐英杰的报告属实，更使我放心不少。”
    说完，唐英杰走了，陈恭澍又看了一眼张逢义，“他没有反应，也就是他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的了。”
    在回忆中，陈恭澍还特意解释说：“并非是我不信任同志，像这么重要事，相信唐英杰他也不敢因偷懒而撒谎，只因过去他有几段不切实的往事，不得不多加一分小心。”
        至此，陈恭澍确信了唐英杰的情报：“我肯定了汪某就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三楼的那间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即将行动的最后指针！” 大错由此铸成！
    “河内刺汪”的具体过程，即从 3月20日白天10点到 3月21日凌晨这十几个小时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就是“刺汪”的一方。在《河内汪案始末》当中，陈恭澍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把他知道的事情当中，尽其认为能够公开的、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至于有多少曲笔、有多少事情被他隐去、有多少事情，连他自己也是懵然无知，我们只能说肯定有，但无从判断更多的东西。因为，在“刺汪”一方所有的亲历者当中，只有陈恭澍留下了回忆，无从印证，只有听他的。
    因此，在这里，对陈所讲的当天两次行动的具体过程，不做完整的引述，因为那既浪费笔墨，又毫无意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去看他的原著好了。
    第二，自然是汪精卫一伙，倒是留下了两份材料，可供我们与陈恭澍的回忆，做点互相印证。其一，就是高伐林先生对何文杰、汪文惺夫妇的采访。
    这份回忆，是汪精卫一方的亲历者，留下的硕果仅存的资料，可说弥足珍贵，而且确实解开了一些许多年来、令大家大惑不解的事情。
    汪文惺是汪精卫的大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汪文婴。汪文惺生于1914年，她的丈夫何文杰比她小一岁。1939年初，刚刚“出走”的汪精卫，“忙里偷闲”地为这对年轻人在河内操办了婚礼，因此，何文杰夫妇亲历了“刺汪”的全过程。事发时，他们正值青年，有良好的记忆力和判断力，因此，他们的回忆，应该说是最贴近事实的第一手资料了。在采访中，何文杰说：“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还有一点，接受采访的时候，何文杰夫妇都是九十来岁的老人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早已作古多时，即便当年胸中有多少激荡，随着岁月的流逝，想也应该平复了，因此，二人在叙述当年的往事中，丝毫不带火气，仿佛说的是一件丝毫于己无关的事情，足见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其二，还有一份资料，即前面说过的陈昌祖的回忆。
    陈昌祖是 3月18日接到汪精卫的电令、离开上海的，路上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到 3月25日赶到河内。因此，事发当天，陈昌祖并不在现场，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回忆的价值。
    这是因为，陈昌祖到达河内时，正是曾仲鸣死去不久，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见了他这位“生力军”、新来的顶梁柱，肯定会争先恐后地向他讲述当时的种种情况。而陈昌祖与当时在场的汪家人、陈家人、朱（执信）家人都是至亲，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要挨着个儿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况且，此后，他就接替了曾仲鸣，为汪精卫担任临时秘书，许多事情，他不想知道都不行。
    因此，陈昌祖提供的情况，与第一手资料无异，而且还更全面。
  
    按：我们知道，陈昌祖是朱执信的女婿，而朱执信的母亲，就是汪精卫同父异母的姐姐汪若昭，因此，朱执信虽然只比汪精卫小两岁，却比汪小一辈，是他的外甥。也是由于这种亲戚关系，所以朱执信的二女儿朱媺，才会跟着汪精卫来到河内。

    很有意思，作为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本与他同辈，可是，如果从他的太太朱始那儿论起来，陈昌祖却一下比汪精卫低了两辈。
    从陈的回忆看，其人办事能力、应变能力都非同一般，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人物，可惜随汪落水。
    以上三份材料，就是现今我们从公开渠道中所能够找到的全部资料，也是最接近实际的资料，以后所有的揭秘、传说、故事、小说，以及种种离奇的情节，都是从这里生发开来的。
        闲话说罢，让我们通过这三份材料，回到 3月20日，试图还原那天发生的事情：
         
    一、3 月20日白天，汪精卫一行究竟干什么去了？
    陈恭澍说：“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早晨，大约九点半光景，我正和鲁翘、鉴声三个人在饭桌上研商唐英杰的侦察报告时，魏春风一个人从外面跑来告诉我说：‘汪家正在打点行装，有全家外出模样，还不知道要到那里去？’相隔不到一两分钟，徐先生也打电话通知称：‘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打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此刻还弄不明白。’以上两则消息虽出自不同来源，但却相当脗合，以此为据再略加推断，几乎可以判定汪某全家就要离开河内了。”
    陈恭澍听了，当即决定尾随狙击。这次行动，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以失败而告终。
    在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陈恭澍兀自不解，他提出了三个问题：“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对此，陈认为：“不但笔者无法解释，而且是永远也不会再有答案了！”陈还说：“民国三十年十月笔者在上海失事被捕，在讯问时，注妻陈壁君曾提出不少问题，现在想来，为什么当时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去反问问她呢？不就可以解开这个多年闷在心中的疑团了吗？”
    还好，陈恭澍虽然至死不解其中缘由，我们倒是有机会解答这三个问题了。陈恭澍的疑问之一，“汪某一行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答案：春游。
    何文杰说：“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何文杰口中的“十一姑丈夫妇”，即指曾仲鸣和方君璧。
    由于王鲁翘的“误中副车”，使得曾仲鸣成为汪派当中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其实，即便他没有随汪精卫“落水”、并替汪精卫送掉一条命，曾仲鸣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应该有他一笔。
    曾仲鸣，1896年生，福建闽县人。说到曾仲鸣，就不能不说他的姐姐曾醒和他的太太方君璧。
    曾醒，1882年生，适福建侯官县方家的老四方声濂，1901年，因方早逝，寡居的曾醒遂与方家的弟妹们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等赴日留学。1905年，同盟会成立，曾醒与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和两个弟媳，一起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此后，曾醒及方氏姐弟结识了汪精卫及后来成为汪太太的陈璧君，并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曾醒的性格，犹胜于男，亦曾参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的活动。
    辛亥革命之后，汪精卫出狱，旋即携新婚妻子陈璧君赴法国留学，同行的还包括方君瑛、方君璧，曾醒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
    方声洞则已于1911年 4月27日在广州起义中献身，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同时牺牲的，还有喻培伦。 方君瑛生于1884年，她的十一妹方君璧则生于1898年。

    按：侯官县的方家是个大家族，老太爷叫方振隆，曾为福州藩司幕僚。膝下有三子，即方家澍、方家湜和方家泌。这三个儿子，个个家中人丁兴旺，加起来一共生了37个孩子，其中有19个男孩和18个女孩，为便于区分和称呼，按当时的习俗，分男女大排行，像方君璧，在女孩中排行第11，就叫“十一妹”。
    三“枝”当中，最出色的，要数方家湜的子女，像男孩中行四的方生濂、行六的方声涛、行七的方声洞，女孩中行七的方君瑛，还有方君璧，都是方家湜的后代。
    方君瑛也是了不起的女中豪杰，亦曾参与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以及广州起义，并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
    辛亥革命以后，方君瑛任福建女师校长，监学就是她的嫂子曾醒。1912年，方君瑛偕方君璧、曾醒、曾仲鸣等一起到法国留学。 　　
    在此期间，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曾与方君瑛、曾醒照过一张合影，大家在网上可以搜到。其中，后站的男子就是汪精卫，端的是英气逼人，无怪乎能做偶像。
    三个女子，左边的是方君瑛、右立者为陈璧君，中间坐者即曾醒，三人均着欧式盛装，气度不凡，连素以不漂亮而著称的陈璧君亦一派雍容。
    曾醒怀中抱的婴儿，即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据何文杰、汪文惺回忆说，汪文婴、汪文惺的名字中的“婴”和“惺”两个字，就是为了纪念方君瑛和曾醒而起的。

    曾仲鸣与方君璧年龄相仿，到法国的时候，曾16岁，方14岁，一起上中学。何文杰回忆说：“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做官，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八人同赴法国留学，曾仲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
    中学毕业以后，曾仲鸣考入波尔多大学学化学，后又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致力于中法比较文学的研究，出过专著。方君璧则是学美术的，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成为一位不错的画家。
    1922年，共同相处了十年的曾仲鸣、方君璧二人结婚。这样一来，曾醒、方君璧二人等于是互为姑嫂（弟媳），曾、方两家成为“亲上加亲”的关系。
    毕业以后，曾仲鸣在里昂中法大学（即中法大学的海外部）当负责学生事务的中方理事，后升任秘书长。
    1925年，曾仲鸣夫妇返国，到广东大学当教授。同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应汪精卫之邀，曾仲鸣进国民政府任秘书，从此进入政界并终生与汪精卫同进退。
    由于曾仲鸣从十几岁就跟着汪精卫去了法国，并随他学习国学，因此俩人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再加上汪精卫与方家人的深厚友谊，以及多年来的上下级关系、汪、曾二人，可说亲逾骨肉。汪、曾两家，跟一家人一样。
    民国著名报人喻血轮说：“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
    据陈公博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即1926年 3月20日一早，他发现情形不对，马上赶赴汪精卫公馆。他回忆说：“我到汪先生楼上，汪先生倒不在卧室，而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面色苍白，显然病很沉重。汪夫人见我来．问我有什么要事，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正在调药递给汪先生。”

    按：巧的很，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标志，吹响了向汪精卫挑战的“号角”。整整13年之后，蒋已贵为中国第一人，反观汪精卫，居然落得这步田地，不禁令人慨叹世事之难料。

    此后，曾仲鸣当选国民党候补“执委”、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等职。
    由于曾家与汪家的亲密关系，因此，何文杰、汪文惺在回忆中，按照方家的大排行，称方君璧为“十一姑”，曾仲鸣自然就是“十一姑丈”了。
    对于曾仲鸣，高宗武评价说：“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
    关于曾的私生活，高宗武说的事情，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喻血轮在他的《绮情楼杂记》中，就曾经记载了曾仲鸣与当时的京剧名伶新××的种种。
    另，前述中何文杰、汪文惺的回忆中，还曾提到“媺姑”，这自然是指朱媺。按辈分论，何文杰夫妇比朱媺还高一辈，不知为何如此称呼。
    陈恭澍的疑问之二，“为什么要过了桥停在路边？停在那里干什么？” 答案：休息
    陈恭澍回忆说：“走了一程，遥遥望去，相距约有八、九百公尺处，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虽然看不大清楚，由于正好是两辆大轿车，莫非这就是汪家的一行人吗？”
    不错，何文杰说：“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
    陈恭澍的疑问之三，“是否发现了有人跟踪就折返河内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答案：有人示警。
    陈恭澍回忆说：“……我们的车已越过数十公尺，有人回头一看，停在那里的两部车，已开始移动，忽又听邦国大叫：‘赶快掉头，他们跑了。’我紧急煞车，待掉转车头时，眼看看前车已飞驰而去！听不清楚是谁，正在迫不及待的喊‘追’，巧得很，此刻，我心里所想的，也正是‘追’；我已有意追到有效的距离时，即下令射击！”
    “……无奈何，也只有尾随其后的份，不错，那两部车果然回到高朗街去了。这一趟穷追，落得个徒劳往返，锻羽而归。这还不算，其最大的坏处，是我们已经暴露了身份和意图，从此往后，他们势必提高警觉，加强戒备，也相对的更增加了我们执行上的困难。”
    对此，何文杰是这样“回答”陈恭澍的：“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事实上，汪精卫一伙并没有注意到陈恭澍那部载了 7名成年男子的“两个门的福特小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而且，在返回的途中，也未发现有人在拼命地尾追他们。
    但陈等人做“贼”心虚，以为已经暴露，结果乱了阵脚，遂不顾一切地决定于当晚提前发起“定点清除”行动。

    二、汪宅中究竟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
    陈恭澍说：“我们下了不少的侦察功夫，也没有搞清楚这幢房子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更不知道谁姓什么、谁叫什么了。” 答案：以 3月20日当天的夜里而言，一共是26人。
    至于“究竟是谁和谁”，陈昌祖告诉我们了：“A 寝室，四哥夫妇； B 寝室，曾仲呜和方君璧； C 寝室，何文杰及其妻子汪文惺；D 寝室，妻妹朱媺和曾仲鸣的大儿子；E 寝室，我 7岁的儿子比尔，女儿玛丽和艾迪，以及两名保姆；F 寝室，两名秘书；G 寝室，一名秘书；H 寝室，我的侄子陈国琦；以上一共是17个人。
    此外，还有 3名卫士、2 名司机、2 名厨师和 2名女仆，一共是26人。”

    三、汪宅的内部格局是什么样的？房间各自的相对位置？
    这是个挺重要的问题，光凭陈恭澍的回忆是搞不清楚的（他要是清楚，也不至于搞得一塌糊涂），而这一点，与我们说明“误中副车”的缘由和过程，是相关联的，所以事前费点时间讲讲有好处。
    何文杰的记性确实好极了，他还画了一张图，仔细地标明了每个房间的相对位置，与陈昌祖回忆当中的那张“房间分配表”对照着看，如在眼前。可惜当年的陈恭澍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料。
综合陈、何的回忆：
    高朗街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是紧挨着的两栋三层楼。一层各有一个大门，我们假定这两栋楼都是坐北朝南的，那么，按照上北下南的制图方法，二十七号在左（西）边，二十五号则在右（东）边。
    陈昌祖租过来以后，将二层、三层打通，因此，为便于思考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套房子，上下的格局完全一样且对称，只要记着二十七号在左（西）、二十五号在右就行了。
    我们先从三层说起，三层是四间大卧室，中间是穿堂和楼梯，穿堂的南北两头，各有一个厕所和一个浴室。据何文杰说：“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所谓“前房”，即与大门同侧的一间（也就是临着“高朗街”的那一面），有阳台，根据我们的假设，这是“阳面”的一间，即 A寝室；那么“后房”就是“阴面”的一间，即 C寝室。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左边的二十七号，“前房”是曾仲鸣夫妇，即 B寝室；“后房”是朱媺和曾仲鸣的长子、年方 9岁的曾孟济，即 D寝室； 画张简单的示意图，是这样的：  
         
    三层

                      27号                        北                         25号
             D  朱  媺、曾孟济              浴  厕            C  何文杰、汪文惺


              
                                                  楼  梯


             B  曾仲鸣、方君璧                         A  汪精卫、陈璧君


                                                  浴  厕      

                      阳台                                                      阳台

    再说二层。何文杰说得很清楚：“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
    “27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对三层有了概念，二层就清楚了，因二、三层的的四个大间是完全一样的。右边：汪精卫的楼下是客厅；何文杰的楼下是餐厅；
    左边，曾仲鸣的楼下住的是陈昌祖的三个孩子和两个佣人，即 E寝室；朱媺的楼下，是汪屺和雷庆，即 F寝室；
    另外，在二层楼梯的左（西）侧，即三层的两个浴室下边，是两间特别小的卧室，分别住着陈常焘和陈国琦，即 G寝室和 H寝室。

    按：汪屺是汪精卫的侄子；陈国琦和陈常焘是陈璧君的侄子；雷庆则不知何许人也，根据陈昌祖的记述，应该是一个秘书。

    在二层楼梯的右（东）侧，即三层的两个厕所下边，北面是厨房，南面是衣帽间。如图：

        二层：
                  27号                  北                 25号
            F 汪  屺、雷  庆        H 厨                餐厅


                                        楼  梯

        E 陈昌祖的孩子和女仆                   客厅

                                     G 衣帽间               
                        
                   阳台                                      阳台

    特别要注意的是，二层、三层的左右两边，即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
    一层就相对简单了，阳面，当中是二十七号和二十五号的两个户门，进去之后就是一层的穿堂，各有一个后门，前后门之间，除了楼梯，没有其他设施。
    一层的两间“前房”，即汪精卫和曾仲鸣的楼下，各有一间车库；两间“后房”，左边是警卫室，右边是工人房。 另外，一层的左右两侧是不相通的。
    出了后门，后院里还有并排的四间平房，分别是一间厨房，两个储藏室和一间工人房。
    后院有单独的院门供出入，21日凌晨的刺汪行动，王鲁翘等人就是先翻进后院，再从后门进入二十七号的。    如图：
        一层：
                                         
                           27号                 北             25号               
                            厨          储               储                工




                                       后门               后门
                           卫士                                           工人
        


                                       楼梯                               楼梯

                           车库                                           车库
             二十七号车库门        门                 门            二十五号车库门

    四、曾仲鸣与汪精卫换过房间么？
    这是许多年来流传最多的一个说法，即因方君璧来到河内，原住大陆饭店、为汪精卫耳目的曾仲鸣回来与之团聚，于是汪精卫将自己的卧室让给了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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