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受访人简介 沈云彪：194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1949年以后在《东北日报》工作，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受到政治审查。母亲系新华社高级记者。1958年，随同母亲工作调动来到北京，文革初期就读于北京四十七中。1968年9月，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农村插队。2007年退休。
出身媒体人家庭的沈云彪是北京四十七中最早反对“血统论”的学生之一。1966年夏天，当那副鼓吹“血统论”的对联出来以后，四十七中的红卫兵把这副对联贴在学校的食堂门口。沈云彪当时就对这副对联加以补充，上联加注了“未必”，下联加注了“可能”，横批则改成了“方才正确”。
因此，这副对联变成了“老子英雄儿好汉，未必。”，下联则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可能”，横批则被改为“方才正确”。沈云彪用红纸将这些加注贴在对联下面，落款是“红色近卫军”。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很多同学就驻足在食堂门口的对联处，指指点点，评论，当时，沈云彪想看看同学们的反应，就在现场，有两个初中的女学生还相互发问，“方才正确”是什么意思。
很快，针对这副加注的对联，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进行批判，理由之一，说“红色近卫军”是由一些“黑帮份子、走资派、地富子弟”组成的；理由之二是针对对联写作者的动机，说“反'血统论’的实质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
“现在人们一提'血统论’，马上会联想到种族主义，联想到纳粹，”沈云彪说。
“但实际上，在文革期间，'血统论’是被公开鼓吹的一种先进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根除、清算。”
家庭遭遇变故
“父亲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1949年以前，他在上海、浙江等地工作过，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实际上是地下党员，”沈云彪解释说。“1949年以后，针对那些曾经在国民政府统治区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间谍、特工人员，毛泽东有过一个'十六字方针’［编注：关于十六字方针，一直众说纷纭，在已公开的官方材料中未见提及］，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实际上是逐步将这批人从新政权里边缘化，而我父亲正好属于这批人之列。”
1949年以后，沈云彪的父亲在《东北日报》工作，在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他因为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和胡风过从甚密，受到政治审查。一年以后，审查期限结束，沈云彪的父亲侥幸通过了组织考验。
父亲虽然最后没有出事，但沈云彪的母亲却非常恐惧，担心在政治上受到牵连，于是，她和父亲划清界限，两人在1958年离异。离婚以后，母亲带着尚未成年的四个孩子回到北京，而他的父亲则独自留在了东北，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分崩离析。沈云彪说：“那时，父亲和母亲对共产党其实都是非常忠诚的，他们都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母亲一生也很坎坷，直到年老以后，才从她的共产主义信仰中彻底解脱出来，并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沈云彪的父亲被人举报有“反党言论”，再次被划为“右派”。在沈云彪眼里，和母亲的离异以及政治上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击垮了父亲的意志，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够振作起来。1961年，沈云彪的父亲便去世了，临终前，他向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够“摘掉'右派’的帽子”。他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摘帽”后不久便去世了，离世时年仅41岁。
沈云彪去东北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并将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北京。“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安置父亲的骨灰盒，只好把它放在空间本来就很狭小的家里。实际上，我们都把父亲的骨灰当作不祥之物，因为他是一个'右派’分子，这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子女的未来前途。而且，家里放着一个死人的骨灰盒，子女们也非常害怕，都不敢一个人独自呆在家里。”沈云彪说。
沈云彪的父亲虽然被“摘了帽”，子女们也跟着已经和父亲离异了的母亲一块生活，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这并不能完全左右周围人们、特别是同学们对自己家庭出身的歧视。因此，父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成为一个不祥之人，于是，在一个冷清的傍晚，沈云彪把父亲的骨灰盒用布包起来，乘坐一辆公交车出城，把它扔在了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扔掉以后，我如负释重，就好像压在心头的包袱一下子就消失了，”沈云彪回忆。“等到我年老知事以后再去寻找父亲的骨灰盒时，那里早已是物是人非。当年一片荒凉之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至于父亲的骨灰盒，早已不知所踪，这是我一生中最难以释怀、最无法原谅自己的一件事情。”
与工人农民“同仇敌忾”
1966年，沈云彪就读于北京市四十七中高三班（俗称“老三届”），文革一来，四十七中和北京其他学校一样，校长、老师以及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都被批判，四十七中红卫兵们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在全北京的各中学都算赫赫有名。
四十七中有一位女校医，姓谢，老家是四川的，人长得非常漂亮，而且还是个姑娘，没有结婚，但是，她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在“破四旧”期间，她的母亲可能在四川老家受到批斗，到北京来投靠女儿，老太太到学校以后，就向那些红卫兵学生打听女儿的情况。
当时，每个老师的家庭成分在校园里都是公开的，哪个老师什么成分，哪个老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学生们都能如数家珍，因此，这些红卫兵就反问老太太，和谢老师是什么关系。老太太完全没有戒心，如实地告诉这些红卫兵，说是她母亲，到学校来找她。红卫兵一听，明白了，原来她就是那个地主婆？！于是，就开始对她推推搡搡，在推搡过程中，把老太太随身携带的一个布包袱给弄地上了，包袱里掉出来一把剪刀。这还了得！这些红卫兵们开始起哄，说，哟！还带着凶器，还打算搞阶级报复。这样，就更激起了红卫兵们的革命怒火，围观同学都义愤填膺，三拳两脚就把老太太从学校大门口打到校门外的石桥上。这座石桥有三米多高，桥下面是一条水沟，主要用来排洪，平时水沟里没水，卵石密布。红卫兵们直接把老太太从三米多高的桥上推下去，并用石头砸她，老太太当场就死了，被石头砸得脑浆迸裂。
四十七中从此成为谢老师的伤心之地，后来，再也没有学生见过她。
四十七中校址紧临京密运河，有一位美术老师，年龄在五六十岁上下，因为无法忍受红卫兵们的批斗和羞辱，就跳京密运河自杀了。还有“活埋”老师的，所谓的“活埋”，就是把人的身子埋上半截，然后，往他（她）的头上、身上撒尿、吐痰玩。“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文革初期的'红八月’期间，那时，谁都觉得打人、污辱老师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沈云彪说。
除了在学校里进行“文化革命”，红卫兵们还去校园以外的社会去“破四旧”，一开始是红卫兵自己闹、自己折腾，等到小有名气，一些农村或工厂的人就来学校，请学校的红卫兵去支持当地的“文化大革命”。
沈云彪就参加过这样一次批斗会。有一次，门头沟一个大煤矿的工人来到四十七中，说煤矿的“保皇派”压制工人搞文革，煤矿的文革搞不起来，让红卫兵去煽风点火。
于是，红卫兵很快召集了二三十个人，开着一辆美国制造的破道奇卡车（学校校车），一路浩浩荡荡地向门头沟出发。“沿途的风光特别美，二三十位少男少女坐着敞篷卡车，一路上唱着红色歌曲，去支援工人阶级的革命造反运动，我觉得非常浪漫。”
沈云彪回忆当时的心情。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心情舒畅，沈云彪还领唱了一首《勘探队员之歌》，但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马上就制止了他，说这个歌太小资情调，缺乏革命激情，沈云彪还觉得特别扫兴。
到达煤矿以后，那些搬救兵的工人就一一向红卫兵介绍，挨个儿点名，谁是党委书记、谁是矿长、谁是工会主席，谁是个什么情况，另外一个人又是什么情况，哪些官员压制革命群众，逐个儿说明情况。
“我们也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查，那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调查，当时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因此，到了以后，稍稍喘了口气，马上就开批斗会。”沈云彪回忆。
批斗会在煤矿的大礼堂进行，一开始还是观点辩论，支持煤矿领导一方的人和这些从学校下去的红卫兵都拿出毛泽东的指示，来佐证己方的立场和观点，后来，红卫兵干脆就不再费口舌，直接上去就打人。比如，有一个工人，有人指控他是流氓，台下的革命群众就纷纷要求他交待问题，是怎么耍的流氓？！这位工人说他喜欢哪位姑娘，想X她！红卫兵就上去，抡起板带就抽他。
当时沈云彪心里暗想，这工人真不要脸，还真敢说。实际上，工人们平时下矿井干活，哪里有什么理论修养，无非是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还有一位工人，也是被指控耍流氓，他说自己不是流氓。红卫兵就说他在狡辩，态度不端正、不老实。上去就是一顿狠揍。另外还有走资派、贪污犯，也都是这样罗织罪名，一一受到批斗。那一次，一共批斗了十多个人。打人的时候，台下围观的革命群众就歇斯底里地高喊口号，烘托革命气氛。
还有一次，发生在南安河村，当时，这个村的贫下中农也到四十七中来搬救兵，说他们村里的地富分子翻天了。这一次据说打死了至少十多个人，酿成了一桩惨案。
后来有人报了警，海淀分局的警察出动了二十多辆摩托车，毕竟，打死了人要抓凶手。村里民兵和学校下去的红卫兵同仇敌忾，相互保护，不让警察抓人，双方僵持不下。警察便向上级汇报，上级很快转达公安部的指示，说“毛主席有指示，红卫兵的行动要支持，如果有过激的行为，要耐心说服”。实际上是没有授权警察现场抓人，从而束缚住警察的手脚。
警察在狼狈之中撤走，临走，那些摩托车还被红卫兵把车牌给卸掉了，红卫兵们欢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学校以后，那些参与的同学还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现场的情景。
“后来，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南安河村的年轻人，当时我想了解在那场惨剧中到底打死了多少人，但那个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村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沈云彪说。
反“血统论”
随着文革的深入，那些一开始鼓吹“血统论”的高干子弟的父母们相继出问题了，昨天还在狂热地主张“血统论”的同学，今天一看态度变了，不吱声了，参加批斗会也不积极了，一猜就能猜中他家里肯定出现了变故。一开始，是一个两个，陆陆续续是七八个，到最后，发展成一个普遍现象。
于是，沈云彪说，这些干部子弟就慢慢地堕落了，变成了颓废派、逍遥派，所谓的堕落，就是不再参与和介入批斗活动，实际上，他们的父母一旦出事，他们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于是，他们就开始贪图享受，不再有革命激情。
堕落的表现之一，就是下馆子，文革期间，北京最有名的饭店就是莫斯科饭店，俗称“老莫”。另外还有两家有名的饭店，一家叫四川餐厅，另外一个是晋阳饭店，在虎坊桥。这三家饭店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饭店，也是那些老红卫兵（高干子弟）经常光顾的地方，能经常出入这些饭店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
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拍婆子”，追女孩子，谈论、评论女人，比如，评选最美校花，或者评选北京最美公交车售票员，只要消息一传开，全北京的红卫兵都去乘坐那辆公交车，就是为去看那位最美女售票员，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是1968年，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
母亲受到审查
“母亲在新华社工作，她经常会带一些报纸或杂志回家，甚至偶尔还有香港发行的报纸，它的新闻内容全部用繁体字书写，我因此得以开阔视野。”沈云彪说。
当时，信息来源是非常闭塞的，连《参考消息》都属于内参，只有十三级（地师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所以，如果有同学能从家里面带一份过期的《参考消息》，说明他父母的官衔至少是地师级以上。
沈云彪所在的班级，一共四十多位学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参考消息》的同学约有5~10人，有一位同学经常带《参考消息》到学校来。而沈云彪的母亲因为在新华社工作，她必须每天都要熟悉国际、国内的最新消息，因此，消息源比较广，她经常会带一些过期的《参考消息》回家，比如，用报纸包一些资料，或者需要在家里加班工作，等等。
沈云彪有时就背着母亲偷偷地拿这些过期的《参考消息》到学校去，“有时是贪图虚荣，有时纯粹是为了显摆，更多的时候是两者皆而有之，这其实也是一种特权，我们学校工农子弟比较多，他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参考消息》。有时，母亲甚至还会拿一些香港报纸回家，这些报纸信息量超大，总有会有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就好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突然照进了一束光线。”沈云彪说。
等到了1968年，随着党内牵出一个“61人反党集团”，各个单位上行下效，开始审查单位内部可能潜藏的叛徒，于是，党内又刮起了寻找叛徒之风。1949年以前，沈云彪的母亲曾经在广东工作过，当时，广东还属于国民政府统治区，她因此结识了许多广东的地下党员。
1949年以后，这些人成为新政权在广东的干部力量，1968年，他们因“叛徒嫌疑”受到政治审查。沿着这些线索，广东方面一路追查到母亲所在的新华社。沈云彪回忆，“那段时期是我们家最紧张的时期，因为母亲是整个家庭的主心骨，我们这些子女非常担心她出事，因为那时家里已经被新华社的造反派给抄了，大都是新华社的年轻人，我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后来，母亲被下放到山西的'五七干校’......”
马萧，1979年出生，湖南人，作家，从事政治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