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文本
丁、雷公受解
述者芃澜
丁 雷公受解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圣教,疑于二皇。”
黄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雷公曰:“请受道,讽诵用解。”
雷公曰:“阳言不别,阴言不理。请起受解,以为至道。”
黄帝曰:“子若受传,不知合至理,以惑师教,语子至道之要。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
《素问.著至教论篇》
“讽诵用解”,是雷公传承学习的方法。
“解、别、明、彰”,杨上善说“习道有五,一诵,二解,三别,四明,五彰”。这是雷公阐述自身使命时特别提出的,对于一门医学的树立,在雷公看来,不仅要能够治群僚,更重要的则是“至侯王”,这样才能使黄帝之学彰。对于当时的各种学问来讲,彰显其地位,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治疗的方法和效验(经术),而是能够与“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的术数体系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医道》,这样才能使经术彰。这就是《黄帝内经》中《医道论篇》(1)的由来。
本段文字中,黄帝所转述的“至道之要”全文都遗失了,这与《内经》中其他情况是一样的,关键性的内容被匿藏了。在马王堆中出土的竹简中有《天下至道谈》一篇,因文中原有这一题目,故名。通篇主要谈房中,但文中有一句“人生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故贰生者食也,损生者色也,是以圣人合男女必有则也。”循着“食与息”而探讨人体奥秘,这是《内经》医道的主流,而循着“合男女”的思路而探讨人体奥秘的则是房中之学,循着“息”的思路探讨人体奥秘的则是神仙一流。
一、至道之要。
根据雷公的受解,引出了《内经》中的几种文体。
1、解。解释。《文心雕龙·书记》云:“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解作为一种文体主要是为剖析疑难,解除困惑而作。黄佐《六艺流别》说:“解者何也?判也。从刀,判牛割会,讲说分析之意,以名文也。”如《素问.脉解篇》、《素问.针解篇》等
2、别。《增韵》:“解也,诀也”。别作为文体,过去并没有被重视,但在《灵枢》中是有专门以别而作为文体的。如《五癃津液别》、《经别》。别侧重于进一步阐述,加以区别。同时,别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在《素问.示从容论》中,雷公提到“别异比类”,这正是《内经》研读甚至是中医陈理的基本方法。对此,我们还要专门探讨。
3、论。是古文中最常见的一种的文体,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文体。姚鼐将论辨文体的源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诸子学说。吴曾祺认为“论”之名始于古圣贤的问答之辞,如《论语》。其后,诸子百家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而写的论著也多为论。论主于议论、陈述事理,《说文》云:“论,议也。”《释名·释书契》曰:“论,伦也,有伦理也。”陆机云:“论精微而朗畅。”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指出论说文的文体特征:“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论如析薪,贵能破理。”论体在《素问》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内容。而在《灵枢》中则并不多。我有个观点,黄帝是以九针体系为标本,通过探索九针之道,从而构筑起了“医道”,所以《素问》内容大多数是属于医道论篇。
阳言不别,阴言不理。应该说,解和别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去进一步说明或者阐发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理的本义是玉石内部的纹理,引申为按照玉石内部的纹理剖解玉石。后来多用来指事物的规律。
阳是明,阴是隐。明说的内容,不需要区别,而隐语则难以理解。因此,雷公希望黄帝能够明言。这就是医道论篇的由来。
世主,就是君王。《庄子·渔父》:“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齐民,将以利天下。”宋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善人为之扫地,世主为之屏息。”《三国演义》第三回:“且说曹操当日对何进曰:‘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清刘大櫆《删录序》:“荀子>孔子没,圣人之道衰,谲诡权变之士出,争以其言干世主,著书者纷纷出焉。”世主行的圣人之道,世主学,在这里指称的就是黄帝之学。
黄帝对于雷公的疑问,是带有批评意味的回答。他指出:世主学尽于此,接下来则要靠受传之人,“合至理”加以领悟,否则就会觉得不明不别。这就是“至道之要”了。
对于经的传承而言,一方面要依靠可以书之文字的医道论篇,来揭示要义,另一方面,则依靠受经者的实践,不断“与经相明”,而加以充实和领悟。即“合至理”。而这一点是研究《内经》者常常遗忘的。黄帝在此,早已明确地提出,讽诵与用解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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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问》与《灵枢》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少加以明确过。其实《灵枢》是黄帝所述的《针经》,历史上有过《九灵》、《针经》、《九卷》等多个名称,更切近于所谓“经术”。而《素问》则用皇甫谧的话来说就是显得“论事暇远”,更切近于“理”。《灵枢》起自“九针”,但所依赖成书的大部分内容,却并非“九针系统”,而属于黄帝一派杂合诸家见解而开创的一派新的“针道”。其所依赖的是经脉体系的建立,并通过经脉而诊而针,这一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体系非常庞大,因此必须借助新的篇章分别加以表述,从阴阳四时、五脏六腑等各个层面加以阐发,这样才能起到“弥合诸经,杂合为一”的效果。而《素问》就是倾向于这一目的的,也就是所谓的“医道论篇”的合集。医道论篇是经术的基础,而经术却是促成医道论篇成形的标本。即所谓“验”。把《灵枢》与《素问》结合起来,才能比较完备的看出黄帝比疑二皇的雄心,就在于建立起一整个中医学的体系。因此,《黄帝内经》表面看起来是一本讲针刺的书,但实际上已经远超这一内容,而上升为“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年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汉书.艺文志》)医学开山奠基之作。事实上,我高度怀疑根本就没有另外一本《黄帝外经》,所谓《内经》、《外经》就是指《素问》和《灵枢》。因为这两本书就已经完成了《艺文志》所说的“经”的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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