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蒋介石要高宗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协活动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一次胡适等人同蒋介石一起吃午饭，就谈及此事。在《胡适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六，七，三十一，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伯苓、陶希圣、陈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6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其甚详。”
“陶德曼工作”结束后，高宗武就被蒋介石利用起来进行妥协工作。高宗武同日本联络的人是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西义显同高宗武，还有董道宁（亚洲司日本科科长）都是留日时的同学。西义显进行这次工作是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拨款资助。1938年1月17日，董道宁去看望西义显。在西义显的奔走和安排下，于2月14日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主管谋略）课长影佐桢昭，交换了初步意见，并将影佐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何应钦和张群（1938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机构改组，蒋介石辞卸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由原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日关系的原外交部长张群继任副院长），其内容是：“近卫声明将致东西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为什么影佐写信给何应钦、张群呢？这固然是何、张的地位关系，同时也因为何、张与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8年4月5日，高宗武将这些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4月16日，高宗武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高宗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1）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2）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可在原则上承认。第一项更分类如下：（甲）东北四省。（乙）内蒙。（丙）河北、察哈尔。（甲）（乙）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丙）项须绝对的发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若上项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目的交涉。”据西义显回忆，当时高宗武曾这样说：“蒋委员长对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这些意见就是上述高宗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西义显当时认为这些条件“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最低要求，有真实感”。
之后，西义显于4月27日回国，将高宗武的提案报告本国政府。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已有变化，日本对于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