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绝不搞一党制 毛澤東因何事決心必須搞掉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起

進入1965年,經歷了由《十七條》到《二十三條》後,毛澤東下決心拿掉劉少奇。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澤東從何時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明確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他認為劉少奇不能當接班人,劉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一年劉少奇「掛帥」領導「四清」運動,一聲號令,一百五十萬幹部下鄉蹲點。劉少奇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使毛澤東產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澤東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各大區主要負責同志及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他的一席話為1964年做了總結,也為來年埋下了伏筆。

原子彈爆炸的熱浪未平,「四清」運動如火如荼之際,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又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開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進神聖的殿堂,以自己的參與表達全國人民的心聲。

農民也好工人也好軍人也好,每一個人都全心全意地為自己的祖國出謀劃策,都衷心地擁護國家領導人的意見。而劉少奇因為處於一線的領導位置,「一竿子到底」,與各省市關係相對比較緊密,這次人代會人們將熱愛毛澤東主席的感情也同樣傾注在劉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認為,擁護劉少奇自然就是擁護毛澤東,就是擁護黨中央。這次會議上,廣大代表看到了劉少奇與日俱增的威望與權力。

借此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與人代會同步。

錢嗣傑作為毛澤東的攝影記者,為了拍攝好這次的「革命的大會,民主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他幾乎就吃住在會議上。目光所及,到處令人神清氣爽,他自己也發自內心地對祖國的巨大變化感到由衷的自豪。會場內外氣氛十分高昂,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基層代表,個個都顯得喜氣洋洋。畢竟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年,新中國蒸蒸日上的感覺尤為突出。這次會議也是他拍攝新聞照片最多的一次會議。

但是,走出人代會會場來到中央工作會議會場時,錢嗣傑發現了毛澤東情緒的變化。毛澤東與在人代會上判若兩人。兩個會議兩種表情,前者笑容滿面,和善慈祥;後者板著臉孔,隱含不快。

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人一來一回,一句接一句,語勢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樣……

兩位領導人到底為什麼爭執?錢嗣傑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動快門的手有些抖動,拍完幾張後就急忙離開,不敢在會議室過多逗留。

後來錢嗣傑才知道,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是繼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一次最嚴重的爭論和鬥爭。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竟然召開了一個月,戲劇般地被分為兩個階段。前半段會議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根據匯報情況與「四清」中提出的問題,會議制定了一份《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文件共有十七條,故簡稱《十七條》。會議後半段是毛澤東將散會人員招回來繼續補開的會。毛澤東親自主持,重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文件標題與劉少奇指定的那個一字不差,但內容卻有二十三條,簡稱《二十三條》。打開文件就不難發現,這不是簡單地增加了六條,而是基本針對劉少奇的《十七條》而制定的《二十三條》,很多內容與劉的版本都是針鋒相對,徹底推翻重來的。

先說劉少奇主持的前半段會議。

對於劉少奇來說,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點,覺得是有發言權的,他對「四清」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當時到1964年底,全國已有一百萬以上的幹部參加「四清」運動;但是,人們普遍地反映「四清」運動搞不下去,對此提出了種種意見和看法。會議在聽取匯報後就開始討論「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與會者紛紛發表了各自的意見與看法。

劉少奇根據大家意見與看法,認為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黨內,也在黨外,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是相互交叉著。

而劉少奇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澤東之前就根本不同意,並把它們視為原則分歧、兩條路線的鬥爭。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沒有得到主導權,全國「四清」運動基本是按照劉少奇的路子進行的,在毛澤東看來,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前,鄧小平對毛澤東說:「這會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參加了。」本意是想說,這樣的會議應該是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事情。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毛澤東很介意。鄧的話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緒,他堅持要參加。到此為止或可作罷,偏偏劉少奇又加了一句:「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

一個不讓參加,一個讓參加卻不讓說話。毛澤東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從未受到過這樣的對待,心理上無法接受。

毛澤東反問:「我為什麼不參加?為什麼不能說話?」

劉少奇和鄧小平看毛澤東真的生氣了,沒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是參加了,但兩位主席話分兩頭,各說各的,這讓很多不知情的大區和省部級領導們一時思路跟不上趟,滿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會議,兩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話,隨意打斷,各不相讓。

劉少奇總在談「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黨內,也在黨外,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是相互交叉著。

毛澤東也不相讓,說「四清」主要矛盾是群眾與走資派的矛盾……劉少奇馬上插話:「我個人認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刘少奇绝不搞一党制 毛澤東因何事決心必須搞掉劉少奇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參加會議的其他常委暗暗為劉少奇捏著一把汗。大家看得出來,劉少奇總是打斷毛澤東的話頭,此舉一定會讓毛澤東動怒。

果不其然,毛澤東動了大氣。第二天,他早早拿著黨章和憲法坐到會場上,以示抗議。一開場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毛澤東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據說在場的許多軍隊將領都站出來為毛澤東撐腰。啀

毛澤東看看會場的架勢,也不願意鬧大,就沒有點名。會是不參加了,他轉身離開了會場。

事後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到劉少奇談話,他善意地提醒:「劉少奇同志你要顧大局,你要認真地檢討,你為什麼打斷主席的話?要尊重毛主席啊。」

劉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問題,做了檢討。

開會時正值毛澤東七十一歲生日到來。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沒有公開為自己做過生日,但這一次,他竟然高調提出要請一些人吃飯,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

中央辦公廳汪東興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操辦了這個壽宴,邀請了一些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與幾位會議代表出席生日宴會。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部分中央領導人、各中央局負責人都在受邀名單。另外,還有四位正在參加人代會的代表——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帶頭人邢燕子、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和江蘇勞模董加耕以及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共四十多人。

這一天,陳永貴在黑棉襖外面套了一件家裡最好的黑布對襟裌衣,頭上裹著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農民打扮,他們顯得有些緊張、不安和激動。周恩來先帶著陳永貴等人去拜訪劉少奇。劉少奇當時正在另一房間裡埋頭閱讀關於「四清」工作的材料。陳永貴一行走到國家主席在前,劉少奇一時竟沒有抬起頭看他們。

劉少奇埋頭閱讀材料的形象給陳永貴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後來回憶:「我們到了以後,劉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時根本沒有考慮中央有兩個司令部。我們到了主席那裡,對我就十分親熱。」

陳永貴見到毛澤東的時候,一時緊張得說不出話,兩隻手緊緊握著毛澤東的手。毛澤東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話,只是一個勁兒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兒笑。周恩來在一旁笑著翻譯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這回陳永貴聽懂了,立刻搖起頭:「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

毛澤東請他的客人們落座,抽煙,吃糖。當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不知是聽不懂湖南口音,還是不明白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陳永貴點點頭,沒有否認他「知天命」。

毛澤東坐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的身邊。桌旁就座的還有董加耕、錢學森、邢燕子、陶鑄夫婦、羅瑞卿、謝富治和汪東興,而江青、劉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區書記,則分坐另外兩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澤東喝下三杯茅台,大聲稱讚了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很好!」毛澤東侃侃而談時,眾人都聚精會神地聽著,誰也不敢大口吃東西,儘管桌上擺放的都是可口的飯菜。

毛澤東似乎覺察到了拘謹的氣氛,於是讓大家吃菜,他問身邊的陳永貴:「湖南菜,辣啊,習慣嗎?」陳永貴這回聽懂了,趕緊頻頻點頭說:「習慣習慣……」

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談話,這一晚他的話顯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有些話大家至今記憶猶新。「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大家聽罷都很緊張,心裡直打鼓:「老壽星」今晚這是怎麼了?

陳永貴這些從基層上來的人蒙在鼓裡,也不可能想像敬愛的毛主席還有不順心的事情。但在座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都知道毛澤東講話有所指向,絕不是空穴來風。緣以何故,只是不講出來罷了。

這一餐飯吃了大約兩個小時。餐桌邊除了毛澤東一個人嬉笑怒罵和人們敲動碗碟的聲響外,感覺不到很多喜慶熱烈的氣氛。

僅就過程而言,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的生日宴會,然而,它蘊含的政治意義卻是深遠的。一年多後,即1966年的夏天,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

毛澤東過完七十一歲生日後,又發生的兩件讓他無法忍受的事情,給他不滿的情緒火上澆油。

第一件事情,會議期間,劉少奇要陶鑄跟李雪峰講,由李雪峰出面召集會議,請王光美宣講《桃園經驗》。與會者大多去聽了,江青則在會場屏風後面走來走去,一臉不屑。她對此感到很不自在,也不滿意。

第二件事情,原定中央工作會議在12月28日印發《十七條》後,就準備結束。而這次結束會議竟沒有通知毛澤東參加。當天會後,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大小禮堂觀看《紅燈記》。開演前,他們在休息室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當毛澤東知道會議開完了,頓時臉色沉了下來,火氣很大地說:「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

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

陶鑄不得不告訴毛澤東:「有的已經走了。」

毛澤東毫不猶豫,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嘍

觀看《紅燈記》時,江青悄聲對陶鑄說:「有人反對京劇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劇改革!」又是一個「有人」!她又是指誰呢?陶鑄夫婦不敢插言,但心裡顫顫的,舞台上表演的什麼,全都不記得,滿心都是困惑。

三天後,12月31日,中辦通知各地停止下發、自行銷毀《十七條》。

第二天正逢1965年元旦。劉少奇和王光美照例出席了中央辦公廳的迎新晚會,但他們心情沉重,僅是來應酬一下,已沒有心情像往常一樣結伴下場跳舞了。

毛澤東與劉少奇鬧到如此地步,人人焦急。安子文請出開國元勳們從中調解。陶鑄、安子文也到劉少奇住宅給他提意見。劉少奇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顧全大局,主動向朱德、賀龍、陳毅、林彪等徵求意見,並召開了黨的生活會,徵求和聽取批評意見。

政治局開會時,劉少奇真誠地向毛澤東做了檢討,表示:「我對主席不夠尊重。」

毛澤東不以為然,回敬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

的確,毛澤東心裡已經將他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定了性,那已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原則性的分歧。

元旦一過,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員們又都被毛澤東召了回來。他要主持後階段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965年1月3日,毛澤東主持會議的第一天,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國家主席與領導人。最終,劉少奇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連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不等代表們掌聲結束,就趕忙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會場裡沒有了掌聲,響徹大廳裡的是毛澤東嚴肅的聲音。

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主題就是一個:社教員講「四清」,要有階級立場,要有階級分析。關鍵是要清查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後台的……

新生資產階級?大家四下張望,都感到跟不上毛澤東的思路。

毛澤東講到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制定十條(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麼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裡的那麼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的話講到這個份上,劉少奇反問他:「對於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回答:「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毛澤東這麼一講,劉少奇就不敢再提什麼了。

1965年元旦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不僅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文件去掉了原來劉少奇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裡的「扎根串聯」的劉式語言,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提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說法。

這一新觀點不幸地成為「文革」中的主流觀點,被毛澤東點名的張霖之,首當其衝被造反派打倒,最終被迫害致死。

正如古人所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也有一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滾雪球」似的發展過程。或許到了此刻,毛澤東才真正橫下心——絕不做任何讓步。他堅持自己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反對他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復辟。

從「四清」運動下發的四份重要文件,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加深的過程。

第一份文件。

1963年5月20日下發的《前十條》(即《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心內容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要依靠貧農、下中農,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小四清」)的方式解決干群矛盾,並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這時毛澤東與劉少奇處於一個戰壕中,目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份文件。

1963年11月14日下發的《後十條》(《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進一步指出運動的基本方針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挖修正主義的根子」的同時,對前一階段運動中出現的過火行為做了糾偏,強調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防止擴大打擊面。

這時的毛澤東與劉少奇已經有了分歧——毛澤東認為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白了,就是清理當官的。劉少奇不同意,他主張整下邊「四不清」問題,是清查經濟上有污點的會計、出納等人。劉少奇認為的「四不清」是黨內外矛盾交叉的表現。而毛澤東認為「黨內外矛盾交叉」實際上忽略了主要矛盾,走資派被「小人物」掩蓋了。

第三份文件。

1964年夏,劉少奇主持起草《後十條修正草案》(《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這份文件是對《後十條》的修正。9月18日,《後十條修正草案》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同時下發全國。

在《後十條修正草案》即將下發的十多天裡,再次發生兩件令毛澤東不快的事情,他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威脅。

毛澤東原來就對《後十條修正草案》和《桃園經驗》有所保留,1964年8月20日,當華北局幾位大員表達了對《後十條修正草案》的意見後,他立即下令「文件緩發」,並召開中央局書記會議重議這兩份文件。毛澤東沒有料到,劉少奇不顧他的情緒,在會上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意見,就連幾位深得毛澤東重用的愛將——那些擁護大躍進的前鋒們,如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等人,都紛紛支持劉少奇的主張。結果有意見的華北大員們只好在會上作了檢討性發言。

1964年8月30日,毛澤東對派一萬多人工作隊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見,指出:「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即使如此,會者仍然同意劉少奇的部署,於9月18日將《後十條修正草案》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兩份文件下發。嘐

第四份文件。

毛澤東將各位高層領導召回來重新制定了《二十三條》(即1965年1月14日通過下發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次,毛澤東不是來聽講,而是親自主持會議,對劉少奇一系列「錯誤觀點」進行了全面否定後,最後將指責劉少奇的觀點納入《二十三條》,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並明確規定:「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牴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從《十七條》到《二十三條》,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終於公開化,這兩份文件日後也被史學家們認為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矛盾分歧落在文字上的見證。

毛澤東認為他和劉少奇的分歧,是關係到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中國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問題,僅僅「四清」已經不能承載這個重大問題的解決,他轉而醞釀與發動新的運動,這就是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劉少奇在毛澤東連續的「進攻」下,雖多次作過自我批評和檢討,但都沒有改變毛澤東對他的看法,他最終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原諒。

跟隨毛澤東去南巡,長焦鏡頭似乎透視了偉人的內心波瀾。毛澤東終又踏上了井岡山,這裡的一草一木都令他思緒萬千,心潮激盪。

進入1965年,經歷了由《十七條》到《二十三條》後,毛澤東下決心拿掉劉少奇。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澤東從何時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明確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他認為劉少奇不能當接班人,劉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然而,毛澤東沒有再與劉少奇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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