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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湘藏书享誉一时，其刻书之盛亦闻名遐迩。深入了解陶湘的刻书经历，大家才能清楚把握陶湘、陶洙兄弟和董康等人大肆伪造“红学”假古籍的欺世能耐。要了解陶湘的刻书之盛，可以参考以下几篇文章：
郑伟章：《陶氏涉园藏书、刻书纪略》（载《文献》1990年第1期。）
翦安：《陶湘藏书聚散两匆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李新乾：《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原载《古旧书讯》1986年第四期；现转刊俞子林主编《那时文坛》，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陈乃乾：《藏书家陶兰泉》（原刊1946年1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后转刊于《书窗》1998年第三期，现转刊于俞子林主编《那时文坛》。）
陈乃乾写到，“兰泉（按即陶湘字）有挥金如土的公子哥儿习气，但他能把这点习气运用在藏书上”；“兰泉所翻刻的古书，工料无一不精，负一时盛誉，和武进董氏（按即董康）诵芬室齐名”。
葛鸿年等人所撰《隆福寺街的旧书业》一文（载《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谈到了旧书业的高额利润问题，有句行话是：“三年不开张（不怕），开张吃三年。”有的书贾用低价在外地收购旧书到京城贩卖，有时一转手就获利数十元、数百元（参见第251页）。这就是陶湘、陶洙和董康等人致力于藏书和刻书的根本动机。前文引周黎庵所著《蠹鱼篇》指出，陶湘的买书，不曾亏本，因为他买书不过是为了“转鬻”而已。从藏书到刻书，以及投资经营古旧书店，陶湘在这个暴利行业中精打细算地把握了每一个赢利环节。
翦安之《陶湘藏书聚散两匆匆》一文称，董康在1904年以前已陆续有刻书活动，诵芬室的刻书远比藏书著名；在刻书时间上，陶湘比董康少了二三十年，但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陶湘从清末民初开始刊行古籍，二十年间数量规模惊人。董康所刻主要是戏曲，而陶湘对戏曲、美术、工艺及丛书均有侧重，为世所罕焉。
陶湘刻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所刻大多为流传较少之书，或罕秘孤本，如《儒学警悟》、《百川学海》、《宋金元明本词》、《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离骚图》等；二是所刻各书均较精美，或影刻宋元本、影抄本、旧抄本；或五色套印，朱墨套印，或精写精印，陶湘不惜工本必求其精。故陶湘所刻之书，无不是纸幅阔大，纸白如玉，墨如点漆，字画悦目，装钉整齐。
陶湘的藏书和刻书，多通过他投资经营的隆福寺街古旧书店“修绠堂”（中国书店的前身）出售。《隆福寺街的旧书业》一文写道：“修绠堂起家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次长陶湘的资助，陶湘曾将自己不用的藏书数百卷让修绠堂代卖，并交给该店一千元现洋做资本开展营业，还请人刻印了宋元四十七家诗词交该店出售。日伪时期，修绠堂曾为日本临川书店和一些英美书商收购古书，获取大量佣金。”（第252页。）
李新乾《藏书家刻书家陶湘与修绠堂书店》一文称，“修绠堂书店经营四十余年，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中国书店，是北京出名的古旧书肆之一”；“陶湘为修绠堂开设出资基建，是书店东家”（第300页）。李新乾还写道：
修绠堂民国四年（1915）开业于北京隆福寺街东头路。经纪人孙锡龄，字寿芝，河北省冀县人，光绪初年在隆福寺著名书肆聚珍堂书店学徒，为人老诚，颇识版本目录，为陶湘青睐。开业时仅有一间门面，用陶氏弃置之书插架充屋，据说有一二千元资金（有说只五百元），徐乃昌题匾。随与文奎堂、带经堂、宝文书局四家合得宗室凤禹门藏书。又有吴郡顾璜（字渔溪）藏书。……由于这些藏书家的出售，无几年间修绠堂资本积至数万元，藏书亦富，俨然大店矣。（第301页。）
日伪时期，当别的书店都在萎缩，惟修绠堂更趋发展，并在苏州开设温知书店，后迁移上海，没多久又在南京开设分店。大家想想看，修绠堂的一店独大，难道跟陶氏一门叔侄数人及董康投敌附逆没有关系吗？1940年，修绠堂归孙锡龄次子孙诚俭（字助廉）经营，牌匾换为沈尹默书。沈尹默，亦是今天《红楼梦》通行本即红研所校注本封面题字者。当时书业萧条，修绠堂便购销日本出版的考古美术方面的书，颇为畅销（参见同前，第301页）。
修绠堂多年有三五人在外边收购，有五六人修订补缀残书烂书。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修绠堂存大批残本书，隆福寺所有书肆无与伦比（参见第304页）。陶湘对于修复古籍一事同样投入很大，这根本上当然是利益驱动所至。翦安一文称，陶湘“遇到购来的图书稍有破损，必购旧纸，觅良工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整旧如旧”；陶湘“还亲自设计了月牙式四合书套，选工极严，缝棱不苟，被书林誉为‘陶氏书套’。”（参见第72～73页。）
陶湘修复古籍的工作培养了一批造假高手。魏隐儒编著之《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谈到了陶湘“整旧如旧”的高超水平，如陶湘“所刻《百川学海》一百种，是据宋咸淳本影刻，其中缺卷依明弘治年间华氏覆宋本摹补”（参见第201页）。
就本专栏关涉的命题而论，陶湘藏书刻书事业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两件大事，一是校勘刻印《营造法式》，以及由此参与创建“营造学社”；一是应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号藏园居士）之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
《营造法式》是北宋时期一部有关建筑工程标准和法规的书籍，是中国古代完整的建筑专著之一，于1091年由主管营造的工部将作监李诫（字明仲）编纂成书，崇宁二年（1103年）刊印。1919年，原北洋政府代总理、曾主持民国初年北京市建设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抄本，因此请陶湘校勘讹误，仿宋崇宁本版式重行刊刻。当时共襄其事者有傅增湘、罗振玉、阚铎、吴昌绶、陶珙、陶洙、陶祖毅等11人，历经七年始大功告成，世称“陶本”。
陶湘长孙、北京建筑专家陶宗震称陶湘校刊本“成为近代研究宋以前古建筑的可靠技术专著，在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者中引起极大的重视，‘陶本’刊行后，受到欧、美、日等国外汉学家及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之学者极大的关注，纷纷与陶湘联系探讨，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由此，朱启钤倡议成立营造学社，陶湘为三位创始人之一。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个研究传统建筑的学术机构，陶湘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1932年，陶湘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干事会，其弟陶洙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按入社先后为序，创始人朱启钤排第一，陶湘名列第二，陶洙排第十四位，梁思成排第十七位。
据梁思成遗孀林洙所著《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1995年10月第1 版），中国营造学社的地址就设在朱启钤宅内（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在寓所大客厅右侧的房间。最初亦未挂牌，室内只有三张书桌、椅子及书架，陈设极简单。每天来上班的只有3人，陶洙、阚铎和宋麟徵。学社的人员分两部分：一部分为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为学社的职员，每天上班，领取工资；另一部分是社员。
学社成立当年共有职员11人，陶洙担任学社的编纂工作，同时担任编纂的还有阚铎、瞿兑之和刘南策，刘南策是陶湘的女婿。陶洙同时还担任学社的财务。
1931年，梁思成和莫宗江加入了学社，梁任法式主任，莫担任测绘，陶洙继续担任编纂和财务。
1934年，陈仲篪加入学社，头两年在文献组工作；1935年至1937年在学社作研究生。1949年以后，陈仲篪任职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陈仲篪在五六十年代为陶洙的造假售假做了重要掩护，后文详述。
1926年，作为藏书家和刻书家享有盛名的陶湘因精于版本目录学，应聘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鉴定殿版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九位著名学者。陶湘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整理编撰了《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
陈垣和赵万里跟陶湘陶洙兄弟交往密切，后来为陶洙的造假售假做了极为关键的掩护，后文详述。
陶湘一生刊刻书籍及影本甚多，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雷梦水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尝赋诗盛赞陶湘刻书事业：
以类求书书不同，
巧于弃取绍陶公。
藏书岂若传书久，
欲散家资养刻工。
诗注称陶湘“尝谓友人欲尽鬻所有，从事刻书，期之十年，可成百卷，流布他方，藉以不朽”。雷梦水按称，陶湘“刻书多由其弟心如（按及陶洙）为之督造”（第43页）。
陶洙为老哥陶湘监督刊刻书籍，而刊刻工程都是由董康直接管理经营的。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记董康刻书之盛：
法源寺里日营营，
雕本人间走不胫。
徒为他人造楼阁，
可怜木匠缺门闩。
徐雁、谭华军增补诗注称，董康“生平酷爱文献事业，大抵以辛亥为界，分为前期的收书藏书和后期的刻书印书两段”。董康“自任影印异书之天职，以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而公布皕宋楼藏书流散秘史震名于世。尔后于北京法源寺寓处雇用刻工致力刊书，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列》等三十余种。并代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刊刻图书”。
董康与陶湘、陶洙兄弟长期狼狈为奸，一方面刊刻精品以邀盛名，同时又大肆造假售假，翻印盗版牟取暴利，大量跟《红楼梦》有关的刊刻本（包括假古籍“程乙本”）就是出自董康的法源寺寓所刻工坊。关于董康常年雇佣刻工在寓所刻书一事，我将另文专述。
董康为陶湘刊刻书籍，两人还曾与傅增湘投资合办书店。雷梦辰《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叙录：“（陶湘）另外还有与傅增湘、董康等人合资在北京北海蟠青室开设一书店，店名‘蟠青书室’，不久即迁至琉璃厂，后因营业不振，宣告歇业。”（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6年第1期，总第6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103页。）
雷梦辰的叙录颇为简略含糊，“蟠青书室”何时歇业并不清楚。据《河北省志》第83卷《出版志》：“蟠青书室 业主郭炳文，字仁卿，深县人。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开设，在北海公园白塔西南隅，后迁徙在小西南园北口外东路南。经营数年歇。”（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83卷《出版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68页。）
又据日本留学生长泽规矩也1931年2月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之《北平书林》一文中回忆：“北海公园的蟠青书室，是近年来开的旧书铺，据说和北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有关系，好像十分活跃。”（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1月出版。第200页。）
长泽规矩也1932年6月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之《 辛未燕京访书记》一文中又说，蟠青书室后来迁到了“新华街西”（按，指琉璃厂西街），“在本立堂和保古斋之间”（参见同上，第232页）。
上文所引《河北省志》所称的“小西南园”指的是“小西南园胡同”，该胡同在琉璃厂西街中段，北起琉璃厂西街，南至琉璃巷。故“小西南园北口外东路南”指的是小西南园胡同与琉璃厂西街交界处东边街道南侧。从今天琉璃厂西街店铺的分布来看，当年的蟠青书室就在今天荣宝斋的对面、庆云堂的旁边。
我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董康竟敢对自己的“亲家”、合作多年的密友陶湘“落井下石”，狠狠地坑了陶湘一把。
本专栏前文引周黎庵所著《蠹鱼篇》，陶湘晚年藏书尽出，曾有一部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卖掉，当时陶氏曾挥泪向友人说：“可惜南方没有人能识这书的。”周黎庵称陶湘并不是惜书，“盖惜不能得善价耳”。南方无人识书，识者在北方是有的，郑振铎记云：“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薪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日众，日搜括市上。”
真没想到，郑振铎记的这个北京的买书者，竟然是董康。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写道：
他（董康）的品格，和罗振玉相似，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这块招牌来图自己的名利，董康也是如此。
尤其可恶的，他在国内收买到的珍贵书籍，大量地卖给外国人。例如他从书坊以九百元买得海内孤本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立即以五千元卖给日本人，一转手间，获利四五倍。
（吴文祺：《回忆“孤岛”时期的郑振铎同志一文》。王莲芬、王锡荣主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88～389页。）
有趣的是，吴文祺似乎并不知道，董康买卖的那个海内孤本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恰恰是从陶湘手里买来的。前文指出，陶湘因家庭秽事败家，流寓上海，卖书解困；对比吴文祺的叙录，董康显然瞒着陶湘做了一笔大买卖，没有让穷愁潦倒的老亲家分享暴利。
1954年3月10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到，“昔年傅沅叔、董绶金（按即董康）、朱逖先乃巧取豪夺”。1953年11月8日的日记则叙录了一则有关董康“巧取豪夺”的传闻：“缪子受来……又言《草窗韵语》，董绶经以六十元得之文禄堂，转售蒋孟蘋得千五百金。”
陶湘常年鬻书牟利，不料老贫凄凉之时，竟遭董康巧取豪夺，被狠狠踹了一脚。陶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哀叹自己的报应？
编者注：本文为作者“乱臣贼子”陶兰泉系列终篇，完整阅读请读者移步：《“乱臣贼子”陶兰泉（上）》、《“乱臣贼子”陶兰泉（中）》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