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好友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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