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锡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参加了由教育部委托编写的中国当代第一部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初稿》的编著工作,具体负责整个“十七年”散文部分,这使他对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发展现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认知。进入90年代以来,他更是把散文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密切关注那种作为艺术的、具有与诗歌、小说相等的审美品位的纯文学散文的发展态势。为了摆脱传统的对象过于宽泛的散文观对于纯文学散文的羁绊、缠裹,刘锡庆于1985年在中央电大授课时率先提出“艺术散文”概念,试图把纯散文从一个混沌而又混杂的散文球体中剥离出来。之后,他又与他人合作编选了一部体现其“艺术散文”理念的散文作品选——《当代艺术散文精选》(1988年编迄,1989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曾多次印刷,至1994年5月共计发行三万多册)。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述了其对艺术散文的理解:(一)关于狭义的“艺术散文”的定义。“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真实、自由的笔墨,主要用来表现个性、抒发情感、描绘心态的艺术短文,即谓之散文。……散文,就是以‘我’的自由之笔,写‘我’的自得之见,抒‘我’的自然之情,显‘我’的自在之趣!”[3](二)关于艺术散文的主要特征。他作出了简要、宏观的描述,认为这种散文具有“篇篇有‘我’,个性鲜明;外物‘内化’,因小见大;真实、自然,笔墨自由;纸短韵长,富于趣味”[4]等特征。这些理论阐述及体现着艺术散文内涵的作品,“有力地冲击了长期笼罩文坛的模糊的散文观,为90年代初艺术散文的勃兴作了寓意深远的预告”[5]。
刘锡庆之所以在80年代中期秉持强烈的文体意识,提出“艺术散文”这一概念,就是为了“重新规范散文内涵”[6],缩小散文这一概念的外延,给其一个较为清晰的边界。进入90年代以来,刘锡庆更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中有这么几点特别明确:
(一)当代散文最急迫的问题是更新观念,净化文体
刘锡庆认为,散文的全部理论建设应该涵盖范畴论、特征论、创作论及批评论四个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是范畴论(这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整个散文建立“理论”大厦的根基,是第一位的重要工作。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继续在“大散文”的非文学“混沌”天地里厮混,散文终将被“文学”所放逐![7],即散文文体的分离、独立。“我的主张是,文体应该分工,传统的‘四分法’早已不适应文学的发展了。‘四分法’把文学笼统地分为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类,这个观点等于认为除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其他一切文章都属于散文。这个‘散文’概念太大了,是模糊的、驳杂的、混淆的。应该进一步净化、分离,使真正的散文能够脱颖而出。这个净化、分离的原则是,以文体‘审美特质’为基准,该独立的应予独立,能排除的即予排除,应创造的理应创造出来。”[8]“历经近、现代百年沧桑的‘散文’是应该结束它长期徘徊于‘文章’与‘文学’之间的尴尬处境,结束它长期作为‘非韵非骈即散文’的‘母体’或‘大家族’地位并由此所带来的‘杂牌军’、‘收容队’的‘文类’庞杂性、滞后性了!”[9] 刘锡庆认为现代散文是“三体并包”的,“文体净化”应从这里开始,具体来说,“记叙散文”中的报告文学及史传文学经过漫长的发展至新时期已基本成熟,应促成其自立门户;“议论散文”中的杂文及随笔是非常相近的姊妹文体,可合在一起走向文体的独立;“抒情散文”中日记、书信及花絮等样式应该从散文中剔除出去,以还其应用文体的本来面目。他还主张以“艺术散文”的称谓替代“抒情散文”的过时提法,以突出其高雅的、审美的品位。他认为可以文体的“分流”——不是贬抑、取消谁,而是促其“独立”,自立自强——的办法,来最终解决散文由“类”而“体”的老大难问题,以此来实现“文体净化”的目标。这是他提出的一种颇具理想色彩的解决方案,至于是否可行,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则难以臆测。
(二)明确阐述了“艺术散文”的内涵及其审美特征
刘锡庆自1985年首次提出“艺术散文”概念以来,曾在多种场合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一文给“艺术散文”下的定义是:“它一般采用第一人称手法,以真实、自由笔墨,主要用来袒示个性、抒发感情、裸露心灵和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之作”[10]。并且进一步归纳出艺术散文的审美特征,即自我性(用第一人称、有鲜明个性、立足“小我”并通向“大我”);向内性(以内映射外宇宙、着重表现情感或心灵现实);裸现性(性格“本色”的袒露、心灵隐秘的赤裸——即“把心交给读者”)[11]。他认为,好的艺术散文“应该整个地面向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抒写精神的东西。真正好的散文是不回避自己,也不拘泥于自我的,而是面向读者,真正打开自己的心扉,裸露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把自己的情感世界写得非常细腻、非常动人,通过这个东西,去折射民族性、时代性、阶级性、社会性、人类性等其他方面。……要立足自我,把握自我,通过‘小我’折射‘大我’,由个人通向时代,由自我通向社会,通向全人类,但是,绝对不要失去自我。不写自己,去写别人,不是散文的正路”[12]。
(三)严厉批评“大散文”观
当贾平凹在1992年针对国内散文界浮靡甜腻之风盛行而首次提出“大散文”的口号,倡扬一种大境界、大气魄的散文时,立刻遭到刘锡庆的严厉批评。笔者发现,刘锡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主要研究论文中,几乎每篇文章中都能找到他对“大散文”观的批评意见:
“笼而统之的‘大散文’涵盖,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使散文得到‘多姿多彩’的健康展现;相反,不同特质的文体混杂只是造成了本体散文‘自性’的长期迷失。”[13](《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原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该文被认为“是个人潜心于研究的重大收获,也是新时期散文评论终于在诗歌与小说评论出尽了风头之后开始以主角面目登场,而在深层上则是散文崛起促使理论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醒目标志。这是当代散文评论中不可多得的一篇有分量和力度的鸿文杰构”[14])
“‘大散文’,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新意’。这提法本身就是很陈旧的。……现在重新鼓吹‘大散文’,既无视除‘诗’外作为一切文学‘母体’的散文在自然‘演进’中不断‘分化’、‘净化’的发展规律,又悖离不同‘审美特质’的不同,‘文体’不宜混同,混同‘异质’文体只能增添混乱,延缓其健康发展的文体界划科学,是向后看,开倒车,是不足取,不足‘法’的。……提出‘大散文’这个名目,着眼点可能在于赏识这个‘大’字。大格局,大气度,大笔力,大境界,这样的‘大’散文该有多好!但‘大散文’可不能等同于‘大散文’。‘大散文’是宽大无边的‘散文学’(与‘韵文学’相对),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规范。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放纵’。而这宽大无边的‘大散文’足以导致它在无拘、无束中自我消解、自我灭亡。”[15](《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原载《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无论是‘美文’还是‘大散文’,都容易引起理论的混乱。”[16](《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为〈美文〉月刊而作》,原载《美文》1994年第11-12期)
“作为一种‘旗帜’一种‘倡导’,‘大散文’无任何新意可谈。……现在重提‘大散文’,让散文回到‘一切文章’之上,你说有什么‘新意’?散文之所以长期步履蹒跚、发展迟缓,我认为过分地宽大无‘边’、过多地自由无‘度’、过杂地文体失‘范’是一个深层的根本原因!”[17](《当代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当代散文答客问之一》,原载《湖南文学》1995年第7-8期合刊)
“我认为散文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现在的‘散文热’是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贾平凹提出‘大散文’更是乱上加乱。……‘大散文’的提出恰恰是在散文文体应该净化的时候,这是一种倒退。散文如果变成一个‘杂牌军’的‘收容队’,那么,它在艺术上绝对只能是滞后的,它的审美特征也就无从规范,将成为包罗万象的非常庞大的甚至文学和非文学的混杂体。”[18](《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北京作协召开的“散文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报刊之友》1995年第6期)
“贾平凹提出这个概念(指‘大散文’),立意是好的,追求一种大的气度、大的气派、大的手笔,要求散文克服那种小里小气、女里女气,要求散文写得大气,这个意义我认为是积极的。但是,他的出路又找错啦。……”[19](安裴智整理:《辨误排疑看散文——刘锡庆教授访谈录》,原载《太原日报》1995年5月16日“双塔”副刊)
“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及社会的‘转型’,创作在‘物欲’的诱惑下变得‘众声喧哗’、多向‘分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成了一些人拒绝‘规范’、随意‘涂抹’的‘口头禅’(这也是‘大散文’泛滥的恶性后果之一)。”(《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散文的‘范畴’为什么总说不清?很简单:让‘大散文’闹的。”[20]
“90年代贾平凹又鼓吹复古倒退的‘大散文论’(即回到‘散文乃一切文章’之上)确已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了!但它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不少报刊竟竞相响应,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时都甚难廓清。”[21](《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心灵轨迹——20世纪汉语散文风雨历程之反顾》)
“这个概念(指‘大散文’)是贾平凹在《美文·发刊词》里提出来的。他说,散文要回到‘乃是一切文章’的概念之上。他对当代散文种种‘小’气的不满、指责都是有道理的,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他却找错了。‘大散文’——即指一切文章——实际上是范围的扩大,品位的降低:文学降低为文章。这就把五四后辛辛苦苦换来的文学定位给一笔抹杀了,使散文又倒退到传统的文章中去。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不可取的。所以,我说‘大散文’没有任何新意可谈。但是,‘大散文’一说问世后,应者甚多,以至于没有一个刊物敢于高标文学或艺术散文的旗帜。这真是艺术散文的悲哀!事实是:‘大散文’提出后恰逢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洪流向文学的领地猛烈冲击。在这种情势下,‘大散文’实际上引来的是对通俗散文的有力召唤,各种大众刊物和流行小报上刊登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散文,多是这种一次性的、快餐式的通俗散文。‘大散文’走到这种境地,怕是倡导者始料所不及的吧?热闹过去,问题依旧。‘大散文’并没有将当代散文的健康发展引上一条光明之路。”[22]
……
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摘引如此多的观点,就是想证明一点,那就是刘锡庆先生对贾平凹所倡导的“大散文”观几乎没有多少认同。他认为提倡“大散文”,实际上会阻碍散文艺术本身的发展,他认为“散文之病久矣!病就病在放松了‘文学’的标尺,以一切‘文章’自居,致使其‘范畴’过‘宽’、过‘大’!而这种范畴上的‘宽大无边’,足以导致散文的自我取消,自我消亡!”[23]今天的散文之所以“得病”,之所以发展缓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散文的概念(或曰“范畴”)过杂、过宽。因此,他一再强调指出散文应该向文学精神和艺术品位提升,文体应该“净化”,即把已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从散文中“清除”出去,追求那种具有自我性、向内性、裸现性的重在表现人自身内宇宙的丰富、深邃、奥秘的艺术散文。
如果说贾平凹是以一个刊物主编者的市场谋略的眼光提出了“大散文”,那么,刘锡庆则是从学院式的精英立场企图对散文进行规范。
刘锡庆“艺术散文”观(也有学者把其称为“净化文体”观,如王聚敏、梁向阳等人均持此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试图对散文做出一种科学的、准确的文体定位。他竭尽全力廓清散文文体理解上的混乱,以强烈的、清醒的文体意识给已形成自己的生长秩序的艺术性散文文苑筑上一道篱笆,结束它与别的艺术品类混种的历史,以利于它的培育、保护和繁荣。
就像贾平凹的“大散文”观一样,刘锡庆所倡导的“艺术散文”观问世以来也同样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赞同者认为,在新时期散文理论建设孱弱的学术背景上,刘锡庆致力于散文文体的界划,明智、清醒地解决“范畴论”的老大难问题,的确做出了超越前贤、独一无二的贡献。尽管他所建构的理论秩序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受到来自创作实践的挑战,但是,觉醒了的理论肯定会像一股新风驱去作家们东奔西突的盲目,凸现一个明确的目标,以提高创作的效益[24]。但也有不少散文研究者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认同刘锡庆的“文体净化”观点,更无法接受他所开出的“艺术散文”的药方。认为“净化论”在理论建设上并没有多少独创的东西。“搞‘文体净化’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技巧修辞层面做些调整而已”[25]“文体的净化”并不是散文发展的灵丹妙药,而是散文建设上的一种倒退。华南师大的陈剑晖就曾撰文指出:“如果只有一种抒情性的艺术‘美文’,则散文的天地将变得十分单一狭隘,甚至有可能回到60年代前后‘抒情散文’的老路上去。”[26]“无视90年代散文的繁荣主要是思想随笔的繁荣这一基本的文学事实,而偏执于‘艺术散文’一隅,一味追求散文的净化,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苟同的,也无益于当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刘锡庆的‘净化’理论发表后边一直遭到世人的诟病”[27]。
关于“大散文”与“散文净化”的论争,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个难有定论的话题,它直接引发的一个争论就是究竟应该把什么类型的散文视作散文正宗。对此,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语
我认为,不管是刘锡庆的“散文净化”论,还是贾平凹的“大散文”观,不管它们存有什么样的缺憾与不足,它们的出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忽视、不容抹煞的!它们作为“九十年代散文理论主张的两翼,表面看似是针锋相对的。但实质上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面上对散文进行了界说。‘大散文’理论属于文艺社会学范畴,它强调的是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而‘艺术散文’理论属于文艺心理学的范畴,它们强调的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因此,‘大散文’和‘艺术散文’的理论主张并不矛盾,而是散文理论发展中的两翼,它们同时并存,共同发展,才有力于散文艺术的繁荣。”[28]我认为这样的论断还是非常中肯的。它们将启发和引领人们深入思考散文艺术的内在魅力。
注释:
[1][5][14] 毕光明:《文体家:修筑“散文”的藩篱——刘锡庆的散文研究》,载《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41页。[2]万奇:《参古定法 望今制奇——评刘锡庆的写作理论》,原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第62页。见王志彬主编《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28页。
[3][4][6]刘锡庆:《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序》,[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3页,第4-6页,第2页。
[7][9][10]刘锡庆:《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原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4期,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76页,第73页,第76页。
[8][12]安裴智整理:《辨误排疑看散文——刘锡庆教授访谈录》,原载《太原日报》1995年5月16日“双塔”副刊,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95页,第297页。
[11]刘锡庆:《90年代散文的走向》,原载《中华散文》1995年第6期,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83页。
[13][15][16][17][18][19] 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86页,第3-4页,第17页,第23-24页,第56-59页,第299页。
[20][23]刘锡庆:《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77页,第78页。
[21]见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4年秋冬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5-26页。
[22]刘锡庆:《散文:五十年的沉浮与成就》,见《刘锡庆自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06-107页。
[24]毕光明:《文体家:修筑“散文”的藩篱——刘锡庆的散文研究》,载《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第43页。
[25]王聚敏:《散文“文体净化说”置疑》,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23页。
[26]陈剑晖:《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见陈剑晖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92页。
[27]陈剑晖:《断裂中的痛苦与困惑——20世纪散文理论批评评述》,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52页。
[28]钟明诚:《多元共存,两翼发展——九十年代散文理论批评扫描》,载《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62页。
滕永文,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职博士生,现任南京三江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院阅读与写作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写作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