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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
1997年退役进入清华大学，2001年拿下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英国诺丁汉大学，2002年12月12日，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邓亚萍用求学路上一路奋斗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世界冠军求学的悬梁岁月……
清华：从写26个英文字母开始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邓亚萍说。
“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以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身份初进清华时，她的英文几乎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英文的底子，更别说有口语交流的能力。
“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迈进清华大学。老师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写出26个英文字母看看。我费了一阵心思总算写了出来，看着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老师，就这个样子了。但请老师放心，我一定努力！”
“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邓亚萍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的聚会及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她除了定期光顾语音室，还买来多功能复读机。由于总是一边听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总是跟她开玩笑：“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呀！”“但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三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每天清晨起床时，我都会发现枕头上有许多头发，梳头的时候也会有不少头发脱落下来。对此我并不太在意，倒是教练和队友见到我十分惊讶：‘小邓，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可能是学习的用脑和打球的用脑不一样吧。’”
“虽然都是一个‘苦’字，但此时的我却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当运动员，训练累得实在动不了，只要一听到加油声，一咬牙，挺过来了；遇到了难题、关坎，教练一点拨，通了；比赛遇到困难，观众一阵吼声，劲头上来了，转危为安。但读书呢，常常要一个人孤零零面壁苦思，那种清苦、孤独是另一种折磨，没意志、没恒心是坚持不下去的。”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几位英语老师建议邓亚萍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经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1998年初，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英语。
剑桥：每天凌晨5点起床攻读
1998年2月26日邓亚萍怀着复杂的心情，飞向剑桥。对她来说，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却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第二天就是开学上课的日子，全班一共9个同学，教室不大，9张课桌椅向着黑板，摆成半圆形。老师先让大家做自我介绍。接下来给每人发了两张讲义就开始讲课，课堂上没什么纪律，讲解方式也很随意，老师一边讲课，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问题。我在云山雾罩中上完了课。四五个星期过去了，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付出，但收效并不大，英语水平的提高也不显著。作为一个插班生要赶上其他同学困难太大。加上没有教材，每次上课才能拿到老师发的讲义，这种教学方法也很难让我适应。”
“生活的环境也不尽如人意。到英国留学的留学生，多数都是住在学校所安排的英国人家里，我也不例外。本想住在英国人家里，一来可以更多地了解英国的风俗民情，二来可以有更多的英语会话机会。但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女房东家，距学校太远，而且房费伙食费很高，每月除了要交200多英镑房租，还要交100多英镑饭费，两项合起来每月的支出约合人民币将近5000元。对于自费到英国上学的我来说，惜金和惜时同样重要。”
“记得当我头一次穿着防雨运动衣，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时，许多同学见了都大为不解：怎么世界冠军还骑自行车来上学？是啊，世界冠军也是凡人，我的所有，是我用汗水换来的，它来之不易，我必须十分珍惜它。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困扰着我，我急切盼望能改变这种状况。”
“刚到英国不久，我想往家寄点钱，然而到邮局拿了单子，却不知如何填写，邮局的人在单子上指指点点，我却一脸茫然，我站在邮局前，两眼发呆，我能怎么办？问谁去？问了，自己还是听不懂，最后，只好悻悻而归。”
“开学前，为了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房东开车送我去学校转了一圈。第二天人家不送了，我虽然买了辆自行车，却找不到上学的路了，七拐八拐，赶到学校已经上课了。一向守时的我成了迟到生。我急得迸出几个单词解释，然而解释不明白，那滋味，那窘迫，现在都忘不了！”
邓亚萍就读的纽汉姆学院是隶属剑桥大学的一所小学院，类似于国内的语言进修学院。这里的学生主要以外国留学生为主，而邓亚萍是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
“刚到剑桥的那段时间，我虽然比较刻苦，效果却不明显。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语言基础还相当薄弱，要想在剑桥这个精英云集的学府里站得住、学得好，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做学问与体育训练一样，没有任何捷径可寻，更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儿，一切靠自己去拼去搏吧。”为了赶功课，邓亚萍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几小时。
“开始的一两个月之内，根本听不懂老师在上面讲什么，我把老师所有写在黑板上的东西照抄一遍。回到家里以后，自己再翻字典，再看。每天的生活比较单调，上课时间是四个半小时。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吃饭对我来说好像都很费事，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一般都不回宿舍，就是吃上午带去的三明治，然后看一会儿书。晚上经常吃的东西就是自己做的方便面条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12点才能睡觉。”
虽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她总是不甘心，想超过别人。这种好胜的心理后来才慢慢开始转变：“毕竟基础不同，从运动员到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学习上升也要有个过程。”
回到清华，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从开题报告、到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邓亚萍不仅每一项都达到标准，而且步步提前，赶在时间表前完成。
“我终于戴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诺丁汉：一看她学习的劲头就知道她是世界冠军
2001年9月，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原本更喜欢剑桥，那里风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还是投奔了诺丁汉大学，因为诺丁汉大学有全英国最棒的外语系。”
“导师对我不太了解，似乎有些不放心，担心一个运动员能否完成学业。我恳切地对导师说：我可能比您的其他学生基础要差，请你多费心了，别人能听懂的课程，我可能要两次甚至多次，别人需要一年，我可能需要一年半甚至两年。但不管费多少力、多长时间，我都要把学业拿下来！我是那种很要强，性子也很犟的人，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在英国，修硕士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类似于应试教育。就是上一门课考一门，直到通过所有课程；另外一种是跟导师做课题研究，研究结束后做论文，如果论文通过就可以毕业，我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比语言更难的是这里的学习方式，和国内真是大不一样。我有自己的导师，但并不经常见面。往往是他给我提供一个阅读书目清单，我自己到图书馆或大学找书，然后阅读。有了问题才和他预约见面、答疑。开始时，我很不习惯这种方式。而且我修的方向是‘中国当代研究’，一个似乎和体育无关的冷门专业，即便图书馆里也不一定有相关材料。这样，我就必须在不同的图书馆和大学里去找。不过，现在看来，这也是我在国外学习的重要收获之一。新的学习方式让我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
“打球的时候，视力两眼都是1.5，上学以后下降得很快，现在有一只眼已经0.6了。学习和打球相比完全是两码事，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睁不开，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儿把眼皮撑起来。可对面坐着的是老师，你又不可能睡觉，更不可能溜号。刚开始时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知道该怎样安排好作息，找到一些规律。”
“我的研究课题是《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例子用的就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我阅读了一些对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材料，大部分是外国人写的。这些外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女运动员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因此他们的研究并不到位。我希望能够从我开始，有人真正关注中国妇女和中国女运动员的研究。我也希望通过在国外学习，在工作中便可以尽量避免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会，以便更好地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而在国际体育界，能让人理解你的见解，接纳你的主张并非易事。”
学习上的她拿出打球时的劲头。按说老师安排的课程已经呈饱和状，每周天天有课，周末的作业也不轻松，做罢作业还要准备下一周的课，周而复始。可她还是觉得“吸收”得不够。
也难怪，她心里真的是着急。邓亚萍刚撂下球拍儿，就成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委员，她恨不得赴会时能立马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心底悄悄萌生着愿望早一点进入高级班，明年向Master（硕士学位）进军。
在诺丁汉大学上课的过程中，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用开玩笑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世界冠军。“下了课，我必须匆匆赶到另一个老师那里去做个别辅导，这是学校针对每个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不同而特别安排的单独辅导时间。每次出去开会之前，我的老师都会帮助我准备发言材料，纠正我的语音语调和演讲的方式方法。另外学校还专门为我开了一门课，教我如何用英语进行采访。在学校我过着典型的大学生三点一线式生活，和校园里那些普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硕士学位我非拿不可，而且一定要在国外的大学里拿到。”那样的话，在中国的奥运会冠军当中，她可能又拿了一项第一。作为诺丁汉大学的一名学生，邓亚萍每天的时间表比较紧。“除了上语言系的课，还要上英语系的课。下了课还有很多作业，中午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过语言关对我来说还有着另外的意义。当时我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负责国际乒联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那么一切都是零。同时还有一个公众形象，就是说我毕竟代表着中国，同时代表着中国运动员，所以精神风貌是很重要的。”
一年后，邓亚萍面对严格的考官，用英语宣读了3万5千字的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以翔实生动的材料和清晰有力的论点论述了中国妇女及中国妇女体育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临场考官的一致结论是：无条件一次通过！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至此，从1997年进入清华大学起，邓亚萍已在校园度过了近六个春秋，并将自己当年的小学“学历”变为研究生学历。邓亚萍坦言，从运动员到学生，尤其是一个留学生，她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打球。“从对英语一窍不通到熟练地用英语与教授交流，从人生地不熟到朋友遍英国，从开始时的迷茫到后来的迎接挑战，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海外生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真正了解了世界。”
其间，她还作为北京申奥成员，赴莫斯科为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作了贡献。
2001年7月13日，邓亚萍用流利的英语向国际奥委会委员呼吁：请给中国运动员一个机会，让我们做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
再回剑桥：学习、紧张工作与速冻饺子
知识，没有止境。2002年，她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始新的拼搏——满怀信心地攻读剑桥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2008奥运会对当代中国的影响”，邓亚萍的“中国研究”又得以继续下去了。
2003年2月24日，正在剑桥攻读博士的邓亚萍又回来了，在北京奥组委，新的忙碌又开始了。“我在剑桥的导师彼德?纽伦是一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中国经济30余年，他深知2008年奥运会对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会有极高的经济研究价值，他认为我回国，不仅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论文收集第一手珍贵材料，因此，他特批我回国边工作，边学习。未来的工作很艰苦，但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2004年的春节假期，她为了赶写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放弃了与亲人的团聚，买来一堆速冻饺子，每天的水饺餐伴她度过了假日。
“有人可能觉得我这是自讨苦吃，甚至有人说你的荣誉多得一大把，不攻读什么学位，后半生照样可以过得不错，即使读学位也不必那么辛苦，甚至不妨找个‘枪手’代笔写论文。但我读书上大学可不是为了‘镀金’，我上学只是要圆自己的读书之梦。我从自己与外国朋友交往中深切感受到知识缺乏、交流不畅。尽管基础差，我不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更不要说我就读的清华、剑桥等国际知名大学治学严谨，容不得弄虚作假！”
饺子可以速冻，人才却难以速成。邓亚萍学业上的成功与打乒乓球的辉煌，其实并非得益于她具备多大的天赋。恰恰相反，无论学业还是打球，她都是在先天条件不大有利的情况下，靠坚忍不拔的毅力，靠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夺取新的金牌。
“我现在依然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体育与环境委员会和改革委员会三个委员。特别是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都是很有名的奥运会冠军，都有自己代表的权益，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唯一的亚洲委员，因此我不仅代表中国，而且还是亚洲的代表，有责任为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运动员争取权益。”在邓亚萍的努力下，运动员委员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提出在推举奥委会委员时必须有一名（共8人）亚洲委员的建议。
而她在剑桥的博士学业也已经到了第二年，谈到学业，邓亚萍说：“难啊，真是太难了，感觉压力很大。一天到晚就是绷着，所以感觉特别辛苦。但我要感谢当学生的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如果亚运会、世乒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是我乒乓球生涯的三大满贯，那么在清华获得学士学位、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和取得剑桥博士，就是我要完成的另一项大满贯。”
拼搏、拼搏、再拼搏！无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做学生，邓亚萍对自己的要求都几近苛刻：“必须做好，我没有理由做不好！”这就是一份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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