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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 《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真可以说是煌煌巨制了。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 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翻开《永乐大典》 前言 翻开《永乐大典》书衣，就是卷端，也就是正文的第一叶（页）。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体看起来端庄美观，朱墨灿然。细看《永乐大典》的行格 若不说，你恐怕不会知道，《永乐大典》每一叶朱色的边栏界行都是用手绘制、而不是印刷出来的。 《大典》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叶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叶数。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 如果仔细看看，还会发现朱丝栏线上、下都有针眼，根据这个针眼，你就能猜出为什么栏线能画得间距相等了吧。秀美挺拔的书法 《永乐大典》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 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永乐大典》的编排 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它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幅《永乐大典》图版中，卷端第一行下方“四霁”就是韵目的顺序和名称，第二行的“寄”字就是属于霁韵的一个韵字。别看只有三个字，作用可是很大的呢!《永乐大典》的内容和组织 我们现在的专家学者要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往往要先确定条目，再根据大量的资料逐条撰写。像《大英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这样。《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也要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不过他们并不撰写什么文字，而是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永乐大典》记载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的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就像这幅图版看到的样子。 韵字下面也有文章：《永乐大典》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都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比如图版中的标目字“昭”的下面，就把《左传》中关于鲁昭公一节的记载全部列在下面，而且一列就是好几卷。 古音古字汇于书中：《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要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你看这个标目字“冀”字下面就列举了“冀”各式各样的写法，真像书法字典一样。《永乐大典》的图画 我们现在从《永乐大典》的残本上，还可以看到其中的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 《永乐大典》完整的时候，插图的式样和种类一定非常多，如果单独编一本《永乐大典》插图集的话，那简直就是古代文明的一次大展示。清代大学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说到他编纂《四库全书》时，有一次翻到《永乐大典》上宋代兵器“神臂弓”的图画，很是惊讶。按照《永乐大典》上的记载，“神臂弓”可以立在地上，扣动扳机，箭飞出去可以穿透300步以外的铁甲，宋朝的军队用“神臂弓”来对付金兵很有效果。宋军对这一利器的使用有严格的军法要求，绝对不能遗失或被金兵得去。“神臂弓”在元世祖的时候失传了。纪晓岚也因为怕西洋人将“神臂弓”学了过去，不敢将《永乐大典》中的相关记载辑出来，结果“神臂弓”最终随着《永乐大典》而消亡了。我们今天在电影里有时还能看到与“神臂弓”类似的弩机的仿制品，看了真让人心胆俱丧。 《永乐大典》的责任制度 翻到《永乐大典》的最后一叶(页)，能够看到空白页上的几行细密小字，这是历代官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格式，记载抄写者、圈点者和校验者的职名。这种做法，我们从现存最早的唐人写经上也能见到。 永乐年间清抄《永乐大典》时有严格的责任制度，早进晚出，不允许雇人代写。官府每天供应砚台、水罐、笔墨、饭食，冬天还供应木炭等。某页如有抄写差错，发纸另写，不论抄多少遍，只算一页。消极怠工者，按罪论处。嘉靖间重录《大典》，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每人每天抄三页。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一点涂改、挖补、添加的痕迹都没有，说明了当时责任制度的严格。在这一幅《永乐大典》最后一叶的图版上，我们看到总校官、分校官、缮写者和圈点者的姓名，职责非常明确。 《永乐大典》的聚散离合 《永乐大典》究竟是怎样编纂的？怎样流传的？怎样被人偷盗、抢劫和焚毁的？在国内外学术界中，至今人们都在争论1900年到底是谁烧掉了《永乐大典》，是八国联军还是义和团？事实上，600年来《永乐大典》的聚散离合告诉我们，要对《永乐大典》的毁灭负责任的有君王、官员、知识分子、无知百姓，也有拿着文明造就的枪炮在火光中抢掠、毁坏这些“战利品”的外国侵略者。一个民族的强大固然重要，但一个民族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祖先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明成果？国民的素质更为重要。 《永乐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到嘉靖朝，怕《大典》有损，又重录了一部，称为“嘉靖副本”。因为两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宫中，没有刊印，流传稀少，在朝代更迭、内忧外患中被偷盗、抢掠、焚烧，“正本”消失了，“副本”也只剩下400余册。《永乐大典》从编纂到毁灭的600年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和千古之谜。 明成祖纂修《永乐大典》 前言 要了解《永乐大典》是如何纂修的，先要说说当时的形势和明成祖朱棣其人。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确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把首都设在南京，分封自己的儿子到各地做藩王，以便把守疆土。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为燕王，把守北平(今北京)一带。由于靠近边塞，朱棣手中掌握着重兵，成为一方军政首脑。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因惧怕各地掌管大权的藩王叔叔们，故与齐泰、黄子澄等亲信大臣们商议削藩。这激起了藩王们的不满。燕王朱棣就趁机举兵，以“靖难”(平定变乱)为名攻陷南京，赶走建文帝，夺取了帝位，改年号为“永乐”。博大的理想和胸怀 朱棣篡夺帝位，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于是想到了要继承太祖编修一部大型类书的未靖之业。这样，一方面透过把士人集中起来，可以消弭朝野间的抗拒力量，达到笼络士人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炫耀文治，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于是就在即位的是年(1403年)七月，下令编纂《永乐大典》。 明成祖朱棣对解缙、胡广等大臣们说：“天下古今事物都分散记载在各种典籍之中，卷帙浩大，不易检索。朕想广泛采集各书中所载事物，用韵来统摄，以便考索，这样检索事物，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了。过去的《韵府群玉》和《回溪史韵》等书，虽然也是用韵来统摄的，但采书不广，记载简略。希望你们按照我的意思，把有文字以来历代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还有天文、地志、阴阳、医算、僧道、技艺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汇在一书之中，不要嫌浩繁了。” 解缙等人遵旨编书，很快在第二年完成了编纂任务。但编纂者的头脑中还是有儒家正统观念的框子，采选的书偏重儒家经典、百家文集、史书传记等，虽然称为《文献大成》，采录的典籍还是不够丰富，让明成祖很不满意。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又任命了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编修，召集了十数倍于原来解缙的编纂班子。这个班子中除朝廷官员、宿儒名士外，还征召了许多僧人道士参加。为保证大书的编纂，明成祖开放了皇家藏书处文渊阁，还不惜代价到民间征书。指示只要是皇家没有的书籍，统统买下，不要计较花费，这样收集到的书籍除经史子集外，还包括佛藏、道经、戏曲、小说、工艺、医药、志乘、杂史等，真是汗牛充栋，被编入者达七、八千种之多。永乐五年，《大典》定稿，明成祖很满意，认为是古今未有的巨著奥典，并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成功，可以说是明成祖博大胸怀的产物。《永乐大典》的编纂与明成祖后来所做的北征瓦剌、六下西洋及削藩设阁等事迹，不单使中国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名扬天下，也让明成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明世宗重录《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 在明朝皇帝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发生大火，三大殿都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便危及文楼中的《大典》。明世宗连夜下了三道金牌，令人把《大典》及时抢救出来。为防止今后再遭受类似祸患，明世宗萌生了重录《大典》的想法，并同大臣徐阶反复商议此事。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世宗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也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重录工作正式开始了。 重录之初，大臣徐阶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不必拘泥原来的式样和书法。后来他翻检《大典》，发现如果版式一变，上面的大小字和图形都要发生变化，不如照原样摹写方便，最后决定重录全仿永乐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重录《永乐大典》的缮写者被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叶(页)，这样重录工作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后完成。抄好的副本被放置在新建的皇史宬 。 《永乐大典》正本的命运 前言 嘉靖间重录《永乐大典》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特别是永乐正本的下落更是人云亦云、变得扑朔迷离。有人认为《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有人却认定《大典》应该是被殉葬了，现在还有重现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杳无音讯的呢？以历史记载详实而著称的中国，怎么会连这样大的一部重要典籍的下落都没有记载呢？实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运？如何亡佚的？至今还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毁于明末说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年间曾经考虑过将新编就的《永乐大典》付梓，但因工费浩繁而罢。嘉靖副本重录30年后，又有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上书建议刊刻《大典》，因为同样的原因未被采纳。更有太史令李维桢批评《大典》“冗滥可厌，殊不足观”，说明在明万历年间，《永乐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学者谈迁和顾炎武却认为《大典》在万历末年间就毁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宫闱旧事的宦官刘若愚写的《酌中志》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下了个结论，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还说嘉靖录副时，实际上是抄了正、副二本，录副后，永乐原本归还南京去了，一并毁于明末战乱。这些说法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毁于嘉庆干清宫大火说 清康熙间，学者徐干学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 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副本，已有残缺。雍正间，这部副本被运到翰林院保存了起来。学者全祖望猜测永乐正本应该还在干清宫中，希望能用正本来配补遗失的副本。清末的缪荃孙也执相同看法，并且明确说，正本是在嘉庆年间干清宫大火中被焚毁了。可是乾隆间编纂《天禄琳琅书目》时并没有记载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还寻找过丢失的副本，负责辑佚《永乐大典》的馆臣们也没有见过正本。所以正本毁于干清宫大火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殉葬说 20世纪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门被缓缓打开。定陵的挖掘是当时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报刊一时纷纷报道。但定陵的挖掘还有着一层不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史学家论证《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结果当然让人有些失望。可是《永乐大典》殉葬说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他们从最喜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时间和《永乐大典》录副的进度来比较，以及从《永乐大典》正本突然失踪的情况来判断，猜测《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殉葬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尚可以找到完整无损的《永乐大典》正本，可是这部资料价值极高而又历经磨难的类书的命运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而被广泛地关注和报道。《永乐大典》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 《永乐大典》副本的命运 前言 《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寻找失去的永乐大典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对《永乐大典》收集佛、道典籍进行了批评，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话，昭示了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乾隆朝对《永乐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这四句话看出端倪。 经过明代的战乱，《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 发现《大典》的徐干学说过，《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的缺失还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有人猜测，最早发现《大典》的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等人经常利用此书，可能把一部分带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给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下了密令，要他们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回家，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坚持说没有见过《大典》，最后只得无功而返。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清朝官员的盗窃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辑校《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共得经、史、子、集四部书385种，4,946卷。取得的成绩固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古籍未能辑出。事后，馆臣们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捐”，草草收场。道光后，《永乐大典》被弃置在翰林院，无人过问。一些官员趁机大行偷盗之事。根据清末缪荃孙的记载，当时翰林院的官员早晨进翰林院办公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打成包袱的样子背在肩上；下午离开翰林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包一册《永乐大典》出来，看守人员毫无觉察。像文廷式这样的学者也通过这样的手法偷盗《永乐大典》，数量达到100多册。《永乐大典》流出宫后，有的被洋人高价收购，更加剧了它的流散。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永乐大典》，只剩5,000多册。20年后再清点，竟然只存800册。一部大书，几乎被偷光了。 外国侵略者的掠夺 1900年6月，《永乐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难到了──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在冲突中成为战场。据英国人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冲突中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着起大火，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藏书遭受空前浩劫。贮存《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烧毁。“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籍，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在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垫了马槽。译学馆的刘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被毁殆尽。 英国人从这次焚毁《永乐大典》的事件中得益最多。使馆有个叫翟里斯的官员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拣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的卷13345还被当作战利品赠送给他的父亲。威尔记载，英国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到如此宝贵之书，是平时绝对见不到的，都想拣选，“在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从此，《永乐大典》流散到民间和国外，成为各藏书单位争相收藏的物件。 在收藏《永乐大典》的外国当中，日本的收藏是最多的。日本的东洋文库号称世界五大亚洲学研究中心之一，它的许多藏书都来源于中国。东洋文库是接收英国人莫利逊的藏书起家的，在莫利逊文库中就有他在庚子事变中得来的5册《永乐大典》。东洋文库还委托北京等地书坊代购《永乐大典》。1943年，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与东洋文库一起，从湖州刘承干嘉业堂处购得49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一直放在满铁图书馆，直到1945年大连被苏联红军占领后，被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此外，美国、德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图书馆也收藏了小量的《永乐大典》。近年来，《永乐大典》零本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还不断有所发现，这些零本远涉重洋出现在异邦，虽然历经坎坷，但有幸保存下来了。 《永乐大典》的重聚 前言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目前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近代的收集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运美和运台的经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防不测，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永乐大典》等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册《永乐大典》后来运回了北平(今北京)。名家的赠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 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外国的归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山东农民的捐赠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永乐大典》的影印和出版 《永乐大典》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从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被藏书家所摹写、复制。像傅增湘、嘉业堂这些收藏过《永乐大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都曾经仿真复制过《永乐大典》。也有的图书馆将复制的《永乐大典》用来交换中国不存的《永乐大典》胶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1959年，北京图书馆将历年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原本和胶卷提供予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自己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一起进行影印出版。经过多次补充出版，目前正式出版的《永乐大典》已达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台湾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乐大典》。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在几年内将世界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价值连城、辑佚宝库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佛道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清代学者辑录宋、元文人的诗歌文集和宋、元两朝的史料最为丰富。近现代以来，戏曲、地方志、科技书籍和医学著作开始被人们重视和辑录。近年来，《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资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下面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历代辑佚的过程和成果。《永乐大典》辑佚的先河 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间开三礼馆，全、 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四库全书馆的辑佚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设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后的辑佚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近现代的辑佚 前言 近现代因为《永乐大典》的散失，能够利用的只有区区400册，但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民国间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在1928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后，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辑录工作，辑录了《陈了翁年谱》，还以多年功力，从各种载籍中搜求逸佚，编纂成《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其中采用《永乐大典》佚文颇多。赵万里和陈恩惠等人，在日据时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辑录工作，他们发现《四库全书》中的若干种《永乐大典》辑本与现存《永乐大典》原本文字有出入，根据当时陈恩惠建议，把《永乐大典》辑佚工作列入工作计划中。陈恩惠具体负责核对《四库全书》。由赵万里将佚文确定后，雇请两位抄写人员进行抄写，辑佚工作进行了6年，辑出史部、子部、集部，特别是方志、文集等总数达213种。其中的《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后来都经过再辑得以出版。这时期的辑佚还有郭沫若的《大德南海志》、钱南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栾贵明的《四库辑本别集拾遗》等。《元一统志》 元代地理总志《元一统志》原书近800卷，记载元代地理疆域沿革、山川、湖泽、物产、土贡等，是研究元史的重要资料。赵万里从1944年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元一统志》佚文，又从元至正刻本残帙辑出传录的《元一统志》2册，从常熟瞿氏藏抄本辑出传录的《元一统志》2册，从吴县袁廷梼 家抄本《元一统志》辑出残帙1册。由于其他原因，《元一统志》的辑佚工作停滞了20年。1965年，赵万里辑出明《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书所引用《元一统志》资料，经反覆校勘，合为一体，该辑本终于在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析津志》 《析津志》是元末熊梦祥所撰、记述元大都的书，为现存最早记述北京地方史地的专着，其中可以得见元大都和金中都的官署、水道、仿巷、庙宇、风俗等。现时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辑《析津志》是在赵万里等先生辑佚的基础上，由善本部集体汇集整理，最后完成的。《析津志辑佚》的版本有四个来源：一是《永乐大典》原本；二是《日下旧闻考》所载；三是徐维则铸学斋所藏抄本，即所谓《宪台通记》中所载；四是北大图书馆所藏缪荃孙从《永乐大典》辑《顺天府志》残卷和来自孙殿起的本馆所藏明初辑抄《永乐大典》的《顺天府志》残卷。可以说是百年来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析津志辑佚》一书后经首都博物馆赵其昌校订，1983年9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辑录《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出戏曲。 戏曲在《大典》，“戏”字韵下为戏文（南词），“剧”字韵下为杂剧，十之六七没有传本。《四库》馆臣以戏曲鄙俗，未加辑录。《大典》收录“戏文”有33种、“杂剧”90种，较古的宋元南戏除《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琵琶记》诸本外，明初尚存《破窑》、《跃鲤》、《金印》、《牧羊》等记，而《小孙屠》一本以北曲诸牌与南曲“风入松”合套，开南北合套风气之先。其他如《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保持了许多失传古剧的资料，都十分生动。《大典》所存南戏残本，是南戏研究的重要资料。赵万里之外，谭正璧也较早关注过《大典》中的戏文，着有《永乐大典所收宋元戏文三十三种考》（话本与古剧），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胡竹安、郝朴宁、赵日和等在对南戏体制的研究、三种戏文校补、沈等方面也做出了成绩。 《永乐大典》收藏单位 1. 中国国家图书馆（222册） 2. 上海图书馆（1册） 3. 四川大学图书馆（1册） 4. 台湾中央图书馆 5.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 6. 日本国会图书馆 7. 日本东洋文库（34册） 8.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9. 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 10.日本天理图书馆（3册） 11.日本静嘉堂文库（9册） 12.日本斯道文库 13.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1册） 14.日本武田长兵卫 15.日本石黑传六（1册） 16.日本小川广己 17.英国博物馆（10册） 18.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2册） 19.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3册） 20.英国剑桥大学（2册） 21.英国马登（9册） 22.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2册） 23.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 24.柏林人种博物馆（4册） 25.美国国会图书馆（40册） 26.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27.美国康奈尔大学（5册） 28.美国波士顿图书馆 29.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4册） 30.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1册）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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