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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nz_zhidao） 跟你谈谈中国媒人的演化史。
中国媒人曾被奉为神明。
女娲是中国媒人追封的鼻祖。因为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女娲造出男人和女人，并让他们繁衍后代。后来人们又供奉“高禖神”，让她专门管理婚姻和生育。郑玄在解释“禖”字时说：“变媒为禖，神之也。”高禖神其实是高媒神，将媒字改成禖，是为了神化她。
高禖神不仅受民间供奉，也被皇家祭拜。据史书记载，从周朝到唐朝，历代皇帝和后妃都祭祀过高禖神。
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媒人，则兴起于父系氏族社会，约有五千年历史。
在父系氏族社会，婚姻的概念是“合二姓之好”。当时的“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不同姓氏之间存在竞争，所以结婚不只是个人行为，还关系到家族盛衰。只有选择与家族强大、兄弟亲戚多的异姓氏族联姻，才能壮大自己家族的力量。
当时的婚姻讲究“男不自专取，女不自专嫁”，由两姓家族各派使者，讨价还价做交易。而这些被称为“使”的中间人，就是后来的媒妁。有资格做“使”的，通常是族中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者，而不是后世常见的中老年“媒婆”。
没有媒人，连仙女也不敢娶
周代创立了一整套婚姻礼法——“六礼”，很重视媒人的作用。
周天子嫁女需要选同姓诸侯做媒，诸侯之间嫁娶则需要找大臣做媒。管理百姓婚姻的是官媒，这些媒人从国家领取俸禄，执行公务，他们是国家公务员。官媒的工作内容贯穿了婚姻的各个环节，包括：
逼婚：命令所有年满30岁的男子和年满20岁的女子按时结婚，不可逾期；
主持相亲：每年仲春农忙之前，督促适龄男女聚会婚配；
结婚登记：将当嫁娶、已嫁娶和再嫁娶的男女登记在册；
户口登记：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
调解纠纷：掌管婚姻诉讼案，惩罚违法者。
唐代更是首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就连纳妾也要立婚契，以防纳妾同姓。此时媒妁之言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结婚证，既是一种束缚，也是一层保障。它能保证自己在被别人抛弃的时候，道德、舆论能在自己这边，即便采取法律武器，也能多一张胜券。而没有媒人介绍的婚姻，往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祝福和保护。
唐代元稹的《莺莺传》讲的就是这么一则故事，莺莺在成婚前就已经委身于张生，最后张生要抛弃她。张生不仅想始乱终弃，还大发议论说崔莺莺是“妖”，是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战胜妖孽，才要克制感情抛弃崔莺莺，他的这番理论还受到他人的赞同。
就连中国的鬼神，也要遵循“无媒不婚”的礼法。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中就有这么一段。
董永卖身葬父后，在路上被七仙女追求。七仙女说：“今日见官人如此大孝，情愿与官人结为夫妇，同到傅家还债，官人心下如何？”董永道：“多蒙娘子厚情，又无媒人，难以成事。”仙女道：“既无媒人，就央槐树为媒，岂不是好？”于是董永才同意与七仙女结为夫妇。
除仙女外，“鬼”结婚也要媒人。“冥婚”在两宋时期一度风靡，其中媒人的角色必不可少，他们被称为“鬼媒人”。
媒人在婚礼中的待遇很高，两宋时期，他们甚至排在姨、妗及岳母之上。“众客就筵三杯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坐，先媒氏请，次姨氏或妗氏请，各斟一杯饮之，次丈母请，方下坐。”
媒人的地位越高，责任也越重。从唐代到清代，媒人不仅负责牵线、说合，是婚姻的保人，还要对聘金、彩礼数额等进行监督，防止盲目攀比和买卖婚姻。一旦当事人嫁娶违律，媒人同样要受牵连。唐代律法，凡是违反律令结婚的，媒人要徙一年；即便婚姻事实没有成立，也要被杖六十。
“媒婆”引领新郎走出家门，开启迎亲之路。（视觉中国/图）
“媒婆”的崛起
只有官媒的时代，媒人根本忙不过来。
西周土地辽阔，人口稀疏，提高生产力主要靠增加人口，这就需要官媒促成未婚男女结婚生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官媒制定了一个特殊政策：他们专门在每年仲春组织相亲派对，在一年一度的派对上，官媒允许未婚男女自行“勾搭”，私定终身，这就是所谓的“奔者不禁”。没有特殊原因缺席派对的未婚男女，甚至要受到惩罚。
至今，我们能从《诗经》里感受到仲春相亲派对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诗经·国风》161篇，写到男女交往、私情和幽会的多达79篇，还有大量篇章表现“奔者不禁”的习俗。
然而“奔者不禁”仅仅限于仲春之月，一些动了心的“奔女”如果在其他时节私定终身，婚姻是得不到保障的。《诗经·卫风·氓》的女主角，在明知男方没有媒人的情况下，却答应了男子的追求，自己定了秋天作为婚期。故事的结局，就是这名女子被丈夫抛弃。宋人朱熹认为，这名弃妇的悲剧，只能怪自己迁就“子无良媒”，不仅没有同情，还把诗中的女子斥之为“淫妇”，“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官媒的服务范围毕竟有限，还需要民间媒人（私媒）填补婚姻市场的空缺。在汉代，为人合婚姻的私媒开始明确索要酬金，到魏晋，大部分私媒从业者已变成中老年妇女，她们被称为媒媪，在唐代被称为媒妪，宋代被称为媒妇，元代被称为媒婆，媒婆一词沿用至今。
对于这些新的媒人群体，官方曾设立组织，试图对他们进行规范化管理。唐宋时期出现了媒人行会组织，元代乡社则是由地方长老推选诚实守信的妇女，在官府登记，由政府给她们颁发《至元新格》，让她们熟悉法律条文，按照律令行事。
但是大多数民间媒人不领国家俸禄和资助，她们以婚姻当事人的酬劳为生。媒人一旦成为民间职业，就不再仅仅以说合婚姻为目的，必然还要夹带谋取钱财的想法。有的新人完婚后，除了给媒人谢媒礼金外，还有额外酬金。南宋景定年间郑氏的一封回定礼物状，就提到了给媒人的额外酬金，“媒氏生金条纱四匹，官楮二百千省。”
民间媒人逐渐职业化，到宋代有了等级之分。不同等级的媒人都有不同的服饰做标志。衣服穿戴不同，做媒的对象和阶层也不同。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等级高的媒人戴盖头、穿紫色褙子，她们说合官亲或才子佳人；次等媒人头戴冠子、黄包髻，穿褙子或只系裙。大部分低等级的民间媒人来自三教九流，撮合市井百姓。
有了全职媒人，自然也有兼职媒人。兼职媒人来自各行各业，所占人数比例最大。她们通常有自己的主业，却将说媒作为第二职业，另挣一些外快，《水浒传》中撮合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王婆，就是兼职媒婆。王婆因为经营茶馆，了解邻里情况，做起媒来得心应手。
婚姻自由后，媒人不“污”了
民间媒人和兼职媒人只要说合成功，便可以拿到媒钱。在财利的诱惑下，许多职业媒人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穷的我说他有钱，丑女我说她娇态。讲财礼两下欺瞒，落花红我则凭白赖”。更有甚者，像王婆那样撺掇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私通。
中国民间还有一种特殊媒人，以卖花、珠宝首饰为名，穿街走巷，为男女私情暗中搭线。她们被称为牙婆，又称“马泊六”。《三言二拍》等小说中描绘了许多这样的角色。
媒人的社会声誉江河日下，如今，戏台上的媒婆，多半是花里胡哨的老女人，她们头顶大红花，身穿妖艳袄，眉间嘴角必有一颗醒目黑痣，左手花手绢，右手长烟枪，动作滑稽夸张，惹人生厌。一些诗礼之家更是将媒妁与“三刑六害”等同，禁止其入门，“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
对媒人的厌恶，经过长期的文化沉淀，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民俗，比如仡佬族“哭嫁”的习俗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骂媒人。在婚姻不自由的时代，妇女无法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而骂媒人是她们难得的发泄机会。一些婚嫁民歌骂起媒人来十分粗暴：“不怨爹，不怨娘，光怨媒人坏心肠！媒人肉，用锅熬；媒人皮，当鼓敲；媒人骨头当柴烧！”一些媒人会得意地用歌回应：“我的姑娘也！你把媒人骂死了，人间鹊桥哪个搭？上庙去把尼姑做，背起包袱找男人。头发白了还是黄花女，八十岁的姑娘打单身。”
近百年来，传统的媒妁景观发生变化。留洋知识分子把西方“婚恋自由”思想引入中国，反对传统媒妁制度。1949年，《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实行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从此，“媒妁”作为一种婚姻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今天的男女双方结婚时必须去婚姻登记所登记，获得结婚证，婚姻才合法有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规定也是官媒的变种。
虽然媒妁不再是结婚的必要条件，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却在民间受到欢迎。当今部分农村结婚仍然要靠媒妁上门提亲；在城市，媒妁则改头换面，演化成婚姻介绍所、征婚广告、婚恋网、相亲角等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当然这些媒妁已经不是古代的媒妁，它只具备牵线搭桥的功能，但没有合法权威的性质。
今天的婚姻主动权，不掌握在媒妁之言里，而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