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大清王朝的末叶，一位湖湘人物稳步崛起；这位湖湘才俊沉稳低调而又叱咤风云，特立独行而又熠熠生辉，最后为了大清帝国的西北边疆，他抬着棺材出征西北。他的存在稳固了大西北作为祖国故土不可分割的地位；如果没有他，很难想象，现在的新疆会是什么样的历史境况。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这位老人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他的去世被认为是大清帝国最后的顶梁柱倒了。“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个声音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作为“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及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左宗棠走了。
左宗棠走了，大清帝国统治者的心里震颤了一下；而对大清帝国虎视眈眈的世界列强则松了一口气，他们都吃过左宗棠的大亏，左宗棠死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清王朝最难啃的一个骨头没了；此时法国人正在攻占台湾，而左宗棠正和他们摆开架势，准备“渡海杀贼”，左宗棠像头威猛强悍的雄狮让他们感到心有余悸，这下好了，这头狮子让老天爷带走了，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那么左宗棠是怎么样一个人，都为大清王朝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会让国民振奋让列强胆寒，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是大清帝国最后的顶梁柱？
潜龙在渊：奋发图强的岁月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他要将时间用来读书，读经世致用之术，都经邦治国之术，从而希望寻求新的报国途径。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这幅对联可以说就反映了此时左宗棠的心境，他没有失意堕落，而是仍然心怀天下，希望通过读书来神交古人，来学习古人的智慧，并用这些智慧来研究当今的天下大势。
我们从左宗棠读书的兴趣范围来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兴趣广泛、视野开阔、而又胸怀天下之人。比如18岁时左宗棠便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我们也得知，左宗棠此时还在同时研究边疆史地，这对于他后来经略新疆不无裨益。此时的沉潜和积累对于他后来能够为大清帝国的顶梁柱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此时的左宗棠不只是在书中神交古人、寻找智慧，而且也在现实中寻找着自己人生的楷模，而这个楷模也成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关头的贵人。
人生道路上的贵人：陶澍 林则徐
《清史稿·陶澍传》载：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所著奏议、诗文集、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陶渊明诗辑注并行世。由此可见陶澍也是一位才俊之士，不仅识人善任而且也文采风流，道德文章都让这位两江总督释放着十足的魅力。能够让左宗棠以为楷模和学习榜样的也只能是这样的人物。
1837年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下不禁心潮澎湃，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这诗文的作者就是左宗棠。
陶澍画像
左宗棠来了，这时的左宗棠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当下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要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以为终生为人之楷模。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看来彻夜长谈中，陶澍看到了这位年轻人不凡的才学、志气和远大的抱负，于是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面对现实中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
左宗棠一旦在官场有了用武之地，他便将自己和百姓、民族或者说大清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左宗棠多年所学，终于学以致用，开始施展自己济世为民、经邦治国的才能与抱负了。
民族英雄林则徐塑像
左宗棠在湖南的作为让他声名鹊起。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此时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37岁的左宗棠夜间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便落入了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林则徐一见他便眼睛亮了起来，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感觉为国家为民族找到了可以大用的将才。知道了左宗棠对边疆地理也有兴趣和研究之后，林则徐便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放心交给了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并特别强调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年逾花甲的林则徐是用老成谋国的苦心、近乎临终托付的滴血之心说这段话的。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中年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自己不能有负前辈的知遇之恩，为国为民必将全力以赴万死不辞！临别，林则徐为左宗棠写下了那副为21世纪的中国国家总理所常引用的著名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左宗棠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当时最高执政者的视野。这也意味着左宗棠真正大展宏图的时刻快要到来了。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好友胡林翼（陶澍的女婿）保荐，左宗棠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下，为抵抗太平军多所筹划。像左宗棠这样血性方刚正直不阿的人肯定也生性傲岸，瞧不起那些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湖南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然而，他打错了算盘，他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人会力保左宗棠。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这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祖荫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上升到了国家安危的层面，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事实说明了这位潘先生实在拥有识人之才。潘祖荫甚至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分析到事件的核心，左宗棠在平剿太平天国的起义中竟然就有这样能影响全局的能耐。对于这样的人物，只能提拔、只能重用。所以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左宗棠被人在皇帝的面前如此美言和举荐，于是左宗棠便一步步开始了他为国效力的生涯。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60年，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拉起一支军队，自称“楚军”，在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交战。随着对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昔日的孤傲书生变成了声震朝野的名将，1861年他出任浙江巡抚，同治元年（1862年），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1871年旋改任陕甘总督，此时，阿古柏已入侵新疆6年，左宗棠成了离侵略者最近的一名将领。
此时左宗棠只能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陕甘任间，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可以看出左宗棠对于大清帝国末叶的实业发展也是贡献莫大焉！而左宗棠一生最辉煌的战绩和最重要的意义大约就是为大清帝国收复了西北边疆，也为后世稳固了新疆作为中华民族地图上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左宗棠画像
巅峰之战：“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的文献就已经将此地称为西域。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1757年，清朝肃清了作乱西域多年的准噶尔叛乱。此后，乾隆将西域改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治理。然而到19世纪中期，随着清朝的衰落，新疆地区出现动荡，外国侵略者乘机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新疆危机再次爆发。
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并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则乘机侵占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1874年，日本国入侵台湾。大清王朝的东南边陲和西北边陲便同时告急，于是在大清帝国的朝堂上开始了所谓的“海防”和“塞防”的争论。
此时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此时担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并强调：“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正是势在必行，不论胜败，否则贻笑千古，还会成为国家千古的罪人。
大清“裱糊匠”李鸿章
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左宗棠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李鸿章完全低估了左宗棠的能耐。于是左宗棠有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希望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还要参加当官晋级的毕业考试呢？两宫皇太后就很聪明，马上下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然而在大清帝国末期，被称为大清“裱糊匠”的李鸿章虽然热心洋务，为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做了很多有益的“裱糊”工作，但在诸多涉外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为自己也为民族留下了许多屈辱的记忆；尽管这个“裱糊匠”当得还是蛮辛苦，可是这种辛苦完全无法抵消一个重臣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屈辱。这位李鸿章先生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的说法，无论如何，不能获得后人的认可。
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岂能不知道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另外的小算盘。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
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在朝堂上能和左宗棠一块呼吁的人不多，然而这样的忠贞之士总是有的。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遂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耀来说，都不应该偏废。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于是左宗棠以64岁的高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然而战争最核心最根本的要素无疑便是粮饷。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次年4月，左宗棠坐镇甘肃酒泉，收复新疆战役打响。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这实际上开启了人民解放军新疆建设生产兵团的先河。
同时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自己的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于是打赢这场战争有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对于怎么打左宗棠似乎胸有成竹。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此时，他正代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于是刘锦棠将计就计，将白彦虎偷袭的部队一举击溃，并乘胜追击，历时5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第二天，刘锦棠率兵长驱大进，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还没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失守，白彦虎仓惶逃往南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
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刘锦棠当即下令西征军再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
托克逊之战后，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最终服毒自杀。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们继续相互争斗，西征军则继续扫荡残敌。
1877年10月，刘锦棠大军进攻库尔勒，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阗，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怀抱。从新疆人民对待入侵者和政府军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新疆人民对于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由来已久的，所以新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无法否认的。
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国占据。俄国原本声称“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立即归还。但在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此时，左宗棠已是68岁高龄，经略西北已经10多年。虽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马，身体毕竟不堪重负。又由于水土不服，他全身长满风湿疹子，奇痒不止，夜里难以入睡。左宗棠本来就有咳血的毛病，在西北也越来越重，有时候早上起床时，吐血不止。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但他很明白，要索回伊犁，自己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和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内难以结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门关，能否活着回来就不好说了。
于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再一次出现了一个悲壮的场面。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兵1000余人离开了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发。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的领土(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左宗棠随后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
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了这样的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左宗棠做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说明了陶、林二人昔日识才的眼光是多么的独到和准确。
左宗棠的治疆之策
收复新疆后，为了进一步恢复新疆的建设生产和巩固新疆在中国的地位，左宗棠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新疆原来的农业赋税管理，用的是徭役制，如同农奴制一样，农民无偿耕种土地，还要服各种劳役。左宗棠参照内地的做法，实行按亩征赋。新疆多年战乱，民众流失较多，为鼓励移民兴疆，左宗棠又制定特别的激励制度，新来的移民可以缓交粮税，先交六成，以后再续交。考虑维吾尔族百姓不识汉字，左宗棠又颁布律条，要求所有粮税清单，都同时使用汉维两种文体，让维吾尔族百姓一目了然。这一改革，极大激发了维吾尔族民众的生产热情。1879年，新疆共征粮税26万余石，较之原来增长了10万余石。
左宗棠同时将修浚河渠作为建设新疆的头等大事。根据当地实情，渠道修建时，“先干渠，后支渠”；官府负责干渠，各地民众负责支渠。考虑当地民穷地薄，左宗棠让军队支援农业。哈密地区的石城子渠、镇西厅的大泉东渠等大型干渠都是左宗棠带领下的当地驻军修建的。
推动建省设县，让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第一次真正接近内地的模式，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一大功勋。早在收复南疆之前，左宗棠就上奏朝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必须“设行省，改郡县”。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但当时南疆和伊犁还没有收复，建省的事就搁置了下来。
自从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一直由甘肃省统辖。清政府在新疆所设的官职，无论是伊犁将军，还是乌鲁木齐都统，都是军职，而不是民职。乾隆设立的这种体制，有点类似军事基地的性质，军事战略意义第一，民生和社会发展并不是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办法越来越不适合新疆的情况。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政令和军令不能协调。当时，内地每个省只有一个巡抚，相邻几省共设一个总督。左宗棠规划的新疆省，规格比内地各省高，设新疆总督，乌鲁木齐为首府；同时设新疆巡抚，驻地为阿克苏。
新疆设省，是左宗棠治疆的一大亮点。这使得新疆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变成祖国西北的大后方，极大促进了其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新疆从此与内地行政相统一，政令与军令相和谐，行政效率有了迅速提升，迎来了一个管理顺畅的发展时机。
这一设计成为新疆建省的蓝本。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新疆省，除了不设总督，其他基本按照左宗棠的提议办。此时，左宗棠已在北京担任军机大臣，他的得力助手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后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诸多措施，都是参照左宗棠的建议。
新疆设省，是左宗棠治疆最大的亮点。这不仅使得新疆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变成祖国西北的大后方，极大促进了其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新疆第一次以中华民族版图上的一个“省”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此新疆与内地行政相统一，政令与军令相和谐，行政效率有了迅速提升，迎来了一个管理顺畅的发展时机。
虽然今日的新疆不时被三股的势力因素冲击着，但是无论如何是无法撼动新疆在这个国家的稳固现状的。今日新疆的稳固不能不说是有历史原因的。而左宗棠对于稳固新疆在中华民族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在是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