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宋的宰相五更便要早朝，逢上节假日，则可以略睡个懒觉，到天亮时再赴中书省办公。虽然只是晚去了两三个小时，但对日理万机的宰相以及排着队等待跟宰相汇报的百官来说，影响颇大。
欧阳修的女婿庞元英写过一本《文昌杂录》，说有一年冬至，按例放假七天，宰相一连七天都是到了天明才上班。当时已经身居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的包拯，觉此旧习实在影响政务效率，便给皇帝进言说：“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
宋仁宗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宋代一些节假从七天缩为五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包拯公心一片，自己也十分勤政，不然在后来的民间戏文中也不会被美化为“日断阳，夜断阴”，忙得连轴转。不过，由于假日较多，都市文化发达，休闲之风日盛，整个宋代官员特别是京官的“优游”之风，却是难以扭转的，即使是在失去了半壁江山、士大夫满腔亡国之恨的南宋，官员散漫之风依旧。
明初杨士奇等人编有一本《历代名臣奏议》，其中不乏南宋官员描述当时百官“尽其官不履其职”的散漫情况。南宋初年，以直谏不讳知名的侍御史王十朋上了一道奏折，说如今边疆不稳，正是我们君臣戮力同心兴国立业之时，但朝廷仍然遵循以往的休息惯例，“假故稍多，有妨机务”，所以恳请圣上您天不亮就坐朝，天黑了再休息，节日放假的时候也最好在便殿里坐一坐，接见一下官员，早来晚来都行，只要来。这样政令可以“即时施行”，能够“事务不废，共致中兴”。
假多、效率低下是全体官员的事，但王十朋很清楚问题的关键，皇帝勤快了下面人自然不会懒，所以建议首先改变习惯的是皇帝。当时还有个叫罗愿的地方官，话也很直，听闻朝廷要增设中秋节假期，便上书说，陛下已经当了十七年皇帝，虽然勤勉有志，但功业未成，原因是“日力多有所弃也”，时间没有用足，查看官员的打卡记录，“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余日”，这种状态怎么会出活儿?如果再增设节日，“奉虚名而妨实事”，实在是挥霍祖宗的基业，正所谓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等天下富足太平了再休暇也不迟。
这两位官员谏言的对象是宋孝宗赵昚[shèn]，是个能听进话的君主，其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打回开封，在内政上整顿吏治，裁汰冗官，百姓生活相对富足，史称“乾淳之治”。但随着局势稳定，南宋大部分时间，官僚们又照搬起汴州的旧习，日子过得颇为宽裕。
就休假而言，这是古代公务员们的最后一段幸福时光，因为从元代开始节假锐减，优游之风也被荡然扫除，明清两代，假期也少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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