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少农,贵州瓮安人,中共党员,他长期潜伏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进行秘密谍报工作,被誉为安放在敌人心脏的“定时炸弹”。他送出的军事情报,使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尽在中共中央的视线之中。然而在1932年,当他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将枪口对准了他。<?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跟随周恩来 走上革命路
在距离贵州省瓮安县城约<?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两公里的高庄,有一处晚清木结构建筑,这是冷少农的故居,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清明和冷少农的诞辰,都会有很多人来此祭奠。
由于家庭贫困,冷少农自幼就被寄养在祖母家,6岁时祖母送他上了私塾,13岁时就读于县高等小学堂。1917年,冷少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但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他不得不四处借钱才得以入学。
“五四”运动波及贵阳时,冷少农正在学校上学,所以他很早就接触到了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正是后来祖父形成远大革命理想的基础所在。
1923年毕业后,冷少农先后在《民意日报》和省筹饷局工作,这段时间他深刻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也认识到他从事的工作不能解救正在受苦的民众。于是他辞去工作,于1925年来到广州寻求报国之路。
凭借着本科文凭,他进入黄埔军校工作,此后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黄埔军校后,他被分配到政治部周恩来办公室工作,还跟随周恩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
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冷少农也隐蔽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奉周恩来指示潜入南京,开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谍报员历程。
■潜入敌人“心脏”不断发送军事情报
当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是贵州人,所以在潜入南京后,冷少农利用与何应钦的同乡关系,先后打入国民政府陆军总监部和南京宪兵司令部等重要部门,并担任秘书工作。何应钦也对他赞赏有加,所以这为冷少农能够掌握很多重要军事情报,提供了方便。
冷少农一直在国民党重要部门任职,又得到何应钦的赏识,所以南京国民政府一有重大的军事决策,他肯定是最先掌握信息的地下党员。通过祖父的努力,一份份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出,交到了接头同志的手中。
他不断将敌人的军事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或通过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曾希圣、李侠公等,将情报转交给党组织,这为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战术决策依据。
1931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苏区,何应钦任总司令,他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兵分四路进攻苏区。有关这个作战策略的详细情况,冷少农当然不会放过,他通过周密的安排,将何应钦的这份作战计划秘密送出。这使得党中央及时制定出了“诱敌深入,先打弱敌”的战略方针,一举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冷少农潜伏期间进行的工作还不仅于此,在不断收集情报的同时,他受周恩来的委托,协助多次遭破坏的南京市委恢复党组织,并与王若飞等领导南京地区的“兵运”、“工运”、“学运”。在此期间,他还秘密发展了多位国民党军官入党。
由于冷少农冷静、缜密的行事风格,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对潜伏于其内部的“红色特工”非常头痛,但就是苦于迟迟不能发现。最终,是因为叛徒出卖,冷少农的真实身份才被察觉。
■“红色特工”身份暴露 震惊国民党政府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聂荣臻、李克农、钱壮飞、曾希圣等被迫撤离。而隐蔽较深的冷少农和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仍然留守,坚持地下工作。但是由于叛徒出卖,冷少农等人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被捕入狱。冷少农这个“红色特工”身份的暴露,在当时震惊了南京政府高层。
何应钦万没想到,他的同乡、学生、亲信冷少农,竟然是一个共产党。“他也曾想保过冷少农,但没有成功。”纪念馆闻馆长说,许多国民党官员为讨好何应钦,纷纷来劝降冷少农,让他供出同伴,但都遭到拒绝。
一位名叫笪移今的革命人士,在回忆冷少农烈士的情况时这样说,“我是1932年2月20日被捕的,被关进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一星期后,冷少农同志也被抓了进来。当时,他被关在我对面的牢房,中间有一个过道,可以互相讲话,他们那边一共关了四个人。而少农同志是穿西装的,他平时话很少,很乐观,面对敌人时表现得很冷静,看起来相当稳重。当时估计,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闻馆长说,冷少农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军事情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但由于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必须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他的有关事迹还需进一步发掘。根据已整理出的资料显示,冷少农于1932年6月,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3岁。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亲自为冷少农签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在今天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硝烟已经散尽,只剩下宁静和庄严。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在长明灯下刻着两行字:“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会常来这里……”
(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