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向1967年的转化,是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完成的。从1966年10月开始,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所领导的文革势力,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各级领导权发起了更为广泛的攻击。
在此过程中,对抵抗这种攻击的各种对立政治势力,都予以了坚决摧毁。镇压了炮打中央文革的“联动”。镇压了林业学院学生李洪山为代表的反中央文革的学生潮流。镇压了从北京到上海、到全国各种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潮流。
镇压了把矛头指向林彪的各种活动,其中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伊林和涤西致林彪的《公开信》,曾被当做典型的反革命案件予以镇压。还镇压了类似“全红总”这种另类性质的“非法组织”。
在极为激烈的斗争中,历史在1967年翻开了新的一页。
形势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预计。原来的预计是,学生停课半年闹革命,到1967年春节前后,可将文化大革命结束。然而,文化大革命所揭开的矛盾斗争如此深刻、全面和强有力,使得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与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1966年的8、9、10、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做过各种关于工厂、农村、军队及军事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限制红卫兵对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及军队的冲击。然而,由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本身的需要,由于把大串连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几经起伏,终于完全波及了中国的工厂与农村。
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然而,运动的深入自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力图维持自己权力的党的各级组织需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保守”力量,而文革派势力也必然要运用工人、农民和军队的造反力量。当1966年接近岁末时,毛泽东感到,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摊牌了。
1967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社论还对全面展开阶级斗争规定了四项具体任务:一,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这篇经毛泽东审阅、改定的社论,传达的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他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道: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二,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三,上海很有希望,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都起来了,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四,红卫兵一定要艰苦朴素,要向解放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