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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宋军长不用激动，说到底，这是个群众心理的问题。
东北沦丧、上海失守、热河溃败，长城沿线告急，东北军软如绵羊，中央军顶上去也连连败退，全国都陷进了一种张惶、沮丧的气氛里，完全没有打胜仗的概念，也完全不相信自已还能打胜仗。一片哀鸿遍野声中，突然有一支部队横空出世，用古老的大刀把鬼子砍翻、砍退，砍得他们闻风逃十里，而且是真真正正地收复了一片国土，这支部队要是不当英雄，天下还有谁能当英雄？！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从这一天起，二十九军正式从地方杂牌升为一等一的明星军队，而大刀则成为它的招牌兵器，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要夸它两句，所有人都认为机枪大炮没什么可怕，只要二十九军抡着大刀往前冲就万事大吉。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名不见经传的名字，骤然间变成了现代武侠小说里的神秘刀客，仿佛只要他们一出手，鬼子就会被砍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看到西北军终于在自已手上重新发扬光大，宋哲元心里十分欣慰。想到三年前在山西山沟里同萧振瀛抱头痛哭的场景，张自忠等人也是十分感慨：一切都多亏有萧大哥啊！
喜峰口、古北口、冷口渐渐安定，大家都很自然地想到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走。
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秘密来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对蒋委员长，大家都是非常尊敬的，而蒋委员长也很体谅革命同仁，十分礼贤下士地向大家道辛苦，并且表示对有功之臣会好好嘉奖，相关勋章证书等荣誉工作早已全面开展，保证一个都不漏下。
事实证明，蒋介石在荣誉问题上是有信用的。长城抗战结束之后，有关部门确实给有关人士批量签发了一大堆证书，连在古北口擅自逃跑的张廷枢都拿到了青天白日勋章；二十九军更是不在话下，能发的荣誉都发满了，让不少勋章控恨不得把眼珠都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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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革命领袖说完话后，却没有人没有欢呼雀跃，大家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蒋介石，眼神里全都是一句话：“下面呢？”
蒋介石被这种直勾勾的眼神看得发毛。他皱着眉头挥了挥手，“别看我，下面没有了！”
开会的人其实没有玩笑的意思，也不敢怀疑委员长性功能有问题。将军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看重的不是勋章，而是援军和枪炮，而蒋委员什么都可以给，就是给不了这个，只管让他们继续往前顶。
对蒋委员长的小气，大家都很有意见。因为华北告急、全中国都十分危险，而蒋委员长只出了三个师，其中有一个还是从补充旅刚刚升级的新兵师。
叫我们在前方跟日本人拚命，你却在后方不出力，太不够意思了吧？！
从兵力上看，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几十万，包括恢复元气的德械师、税警团，完全有能力拉到华北来干一仗。可真正效力的只有古北口十七军，总共不过两三万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大家都在砸锅卖铁拚家底，委员长却想藏私，当然是不对的。有难同当，有日同抗，凭什么只有我卖命呢？
对这个严肃的问题，蒋委员长也是一声叹息：攘外必先安内，兄弟我要安内啊！
蒋介石说的安内，是指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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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泽东掌权后，中央苏区的动静是越来越大，从前只在农村分点田，很快已经进县城了，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也是越来越强悍，已经弄到一次能吃掉中央军几个师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都希望中国军人能联合起来，共同对外。结果蒋介石不哼不哈，张学良死不出头，莫斯科却得出了一个马列结论，认为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矛盾，正是拣便宜的大好时机，红军应该趁着机会加紧发展，把革命事业推向一个新高潮。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实在不厚道，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居然不想着停火，而是指挥红军展开新一轮进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看历史的时候，必须抛弃那种把人分成好人、坏人的简单方法，从表面现象中分析更深层的原因：在当时的共产国际眼里，国民党也好、日本帝国主义也罢，都是该革命的反动对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抵抗退出东北，意味着他们执行对日本的投降政策，下一步肯定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头子（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联手，打造反共反苏基地，实现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大包围。而要打破这种包围，中国共产党自然要担起责任来，一方面消灭投降反动的国民党，一方面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世界革命中心的安全。
这是个神一般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接受了下来。九一八之后，中国共产党一面在根据地大打出手，一面向最险恶也最困难的东北派出了大批党员，要他们白手起家组织军队，光复国土、消灭日本关东军。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起来的抗日军队，就是光荣的东北民主抗日联军。
无情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和张学良不靠谱，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也不靠谱。国联固然制不住日本，红军同样没有办法一举消灭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反而把蒋介石的注意力都引到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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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卧榻之旁只容姨太太酣睡，委员长却是打盹都要防着一帮磨刀霍霍的泥腿子，日常生活实在不省心；何况红二、红四方面军刚打了败仗，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华北虽然危急，却比不上自已的大本营重要。
当华北连连告急的时候，蒋介石却把兵力都放在江南，努力实现“安内”的目标；而他安内的手段，是剿共，把反对的人全都杀光，消灭一切不安定因素。不管是红军还是中央军，刀子捅过来的时候都是会反抗的（东北军除外），所以南方剿共的战事特别惨烈，损失也特别大，时间还拖得很长。
几年之后，蒋介石为自已辩护，认为自已能巩固南方、吞并西南各路军阀，建立抗日的大后方基地，全是因为剿共有功的缘故；但我们也知道，对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有时听听就可以了，不能当真。因为委员长不顾华北的时候，他还没有能力去考虑西南军阀，也预料不到中央红军会出走，他不救华北的真实原因，不过是想巩固自家的地盘。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委员长何必讲什么聊斋！
长城抗战时开会的将军们其实很内伤。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把全部家底亮出来抗日的，委员长却只肯出不到十分之一的力气，而且还十分抠门，弄得象是求他一样。华北固然不能不守，可援兵也不能不派，不派援兵，日本人再打一个冲击，防线就会出问题！
关于援兵的问题，蒋介石没有继续谈下去。毕竟领袖很忙，千头万绪的事情有很多，来华北主要工作是听作战汇报，无关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
华北的命运就在这次会上决定了。比较搞笑的是，这次开会同时还决定了一个纸上战略家的命运。
在中华民国不怎么耀眼的军事历史上，有几个人是值得一提的，例如四大参谋长、两大战略家。所谓四大参谋长，是指杨杰、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而两大战略家，则专指蒋百里和杨杰。
杨杰是中央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是军委会高级顾问。两个人都是理论专家，关在家里能写出一本又一本的报告，从国防战略到敌我态势，都能深入分析、头头是道，而且格式专业、笔迹工整，让人看得从心眼里佩服出来。
但作为战略家，蒋百里也有一点不足，就是从来没打过胜仗（下棋除外）。他身为全国著名的祥瑞参谋（非褒义），给谁打工谁完蛋，从蔡锷、吴佩孚到孙传芳、唐生智，无一不是谁雇谁失败、谁用谁倒霉，而且恐怖的是，竟然他夸谁谁也会倒霉，立杆见影、如有神效。蒋参谋最后的结局，是写了一部书稿，说反对他的人是短命鬼，一个多月后自已就病死了。
所以蒋百里虽然很有战略眼光，却没有用处，他的想法不管好不好，自已都是没法实现的，只能指望有人代办。对这类人，几千年前的赵奢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评价：纸上谈兵。
蒋百里不能办事，当然是十分不幸的事情。但是值得安慰的是，这位蒋兄并不孤单，因为在同一时代，正好还有另一位纸上谈兵的同道，跟他相映成彰，这就是蒋介石手上的“奇”才，叫做杨杰。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参谋，军事理论家杨杰的事业生涯可谓顺风顺水，一路做到参谋次长、陆军大学校长的地步，比蒋百里顺得不止一星半点。而且作为天下第二参谋，杨杰不光喜欢写计划，还在战场上直接打过仗，属于实践结合理论的模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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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危急的时候，蒋介石又要剿共、又要抗日，华北局面还特别复杂，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蒙古军、日军、伪军全都掺和在里面。为了器重一下自已最看重的参谋，蒋介石把杨杰派到了华北，以参谋次长身份任古北口前线总指挥，受何应钦领导节制，希望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败军之中。
第一次独挡一面抗日，杨总指挥十分激动，工作也特别卖力。他一到任就钻进指挥所，查阅了一份又一份地图、档案，尽职尽责地规划兵力对比、武器配备，然后开始写作战计划。
作为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杨杰随便拿张全国地图就能写几套方案，对古北口一类小地方更是不在话下。只是杨总指挥的计划写得很好，却不能代替真枪真炮，东北军和中央军各打各的，先后被日军打出来，关麟征还负了伤。
赵登禹做前敌总指挥的时候，亲自挥着大刀跟鬼子肉搏；杨杰做总指挥，却连前线都没多迈一步。别的不说，至少他要能坐镇古北口的东北军指挥部，消息沟通都能灵便得多，东北军也不敢随便把参谋次长扔在前线。结果中央军奋力出击，却是连连败退，风头全让二十九军抢光了，全国都在夸西北汉子打仗勇敢，好象关麟征、杜聿明是浮云一样。
参谋次长出马就这种水平，要说蒋介石心里不失望，那是肯定不对的。虽然委员长没有说出来，杨杰却能感觉到那种若有若无的冷淡。
对举国闻名的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来说，这种结果显然比较伤人，杨杰思索再三，下定决心要加倍努力，拿出业绩来回报领导。
杨杰的努力，是重新定一份作战计划（比较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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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会场上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的时候，杨杰清了清嗓子，站出来发言。杨次长认为，他目前的情况非常有利，只要解放思想、大胆行动，就能化被动为主动，一举歼灭古北口的日军。
大家都被他的雄图伟略吓了一跳，赶紧听他有什么高见。杨杰得意洋洋地说，他认为可以把黄杰的师从南天门撤到密云，再往两侧配两到三个军，放关东军长驱直入，然后一举包围起来，聚而歼之。
我们有理由相信，杨杰在做计划的时候，一定详细查阅过地图，还研究过几支部队的兵力武器报表等各种理论数据，进行过详细的对比；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位纸上谈兵的专家没有考虑过纸面部队的实际效能--例如东北军。
不过在当年的民国，大家还是很讲传统礼仪的。听完杨次长的发言后，所有人都没有反驳，只是呆呆地不出声--被雷到了。
关东军打仗有多强悍，大家心里都有数，真的把一个师团日军放进关的话，如何才能兜住敌人谁也不敢打保票。而一旦战局有变（极有可能），日军就将兵临北平城下，一切都会无可挽回，那个时候再写多少份计划，恐怕也没有用了。
杨杰讲完他的馊主意，看到大家不说话，还以为自已计谋太高，把同事们都镇住了，不禁十分得意。于是在忘形的时候，他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信口开河。
说他犯下第二个错误，是因为他已经先犯了一个大错。这个大错不是计划做得不完美，而是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如此重要的想法没有先跟何应钦商量，却当着蒋介石的面拿到会上说，明显是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计划定得不好没有关系，回头可以商量着改，但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性质就严重了。
何况，何应钦也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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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对杨杰其实不陌生，因为有个外号就是他给起的，叫做“杨大炮”。
广东人管孙中山叫孙大炮，是指孙中山喜欢信口开河、乱吹一气；何应钦私下里说杨杰是杨大炮，意思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杨大炮不把自已放在眼里，开会的时候当众出洋相，何应钦心里当然有些不大高兴。
可怜的杨杰还不知道自已得罪人，正兴高采烈地吹嘘现在前线战斗有多惨烈、部队如何英勇，何应钦不显山不露水地旁敲侧击了一句，“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据我所知（注意这四个字），整个长城防线都没有什么激烈战事啊。”
何应钦还算是厚道人，话没有说死，留了台阶给杨杰下。无奈杨杰当惯了校长，一点没有意识到里面的潜台词，当场顶撞何应钦：“我刚从前线回来，怎么会不知道情况，那里打得很激烈！”
本来只是小拌嘴，杨杰却把它上升到掌握战场情况的高度，在蒋介石和所有人面前，何应钦就不得不当真了。他当场给南天门打电话，问前线情况。
听到前线亲口说战事非常“平静”，杨杰涨红了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蒋介石冷着脸看过全程，也是一句话不说。
很快，军事理论家杨杰被撤掉古北口总指挥职务，由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接任。
开完会，蒋介石走了，留在北平的是何应钦和黄绍竑两个搭档，他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只有一个：关东军何时还会进攻？
关于何黄的问题，关东军司令武藤也不确定，事实上打还是不打，他在等一个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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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乱成一团的时候，板垣在天津同样忙成一团。
有过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经验，板垣深知对付中国不能光靠军事进攻，如果能制造政治骚乱、搞个代言人替自已说话，效果会事半功倍。因此关东军在热河正开打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天津，准备找人闹事，搞个独立的“华北国”出来。
按板垣的想法，若大一个天津卫藏龙卧虎，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督军的人一抓一大把，脱毛的凤凰和野鸡漫天齐飞，找个代言的华北王当然是小意思。没想到计划订得挺好，军部也拨了一大笔钱，在天津竟然没人肯接活。
送上门的国家领导都不干，板垣十分恼火。北洋政府里吴佩孚、段祺瑞一级元老都不肯跟日本同流合污，板垣只好礼贤下士，找些级别更低的角色；好在他平生最喜欢跟流氓打交道（物以类聚），也不嫌弃对方级别太低。
弄来弄去，一个肯上当的都没有，板垣于是琢磨出来，不是自已开的条件不够好，主要是关东军打得不够狠，这些人不相信日军能打进来支持他们，所以不肯办事。
武藤希望板垣早点暴动，他好派关东军接应；板垣希望武藤快点打进来，他好找到人接应。长城战局能临时稳住，不是关东军不想要华北，而是两个鬼子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哲学问题上没有搞好沟通，把问题弄拧了。
搞明白这一层，板垣决定改变战术，同时忽悠武藤和华北。一方面他给武藤大量发电报，表示自已早就准备就绪，包括宋哲元（！）在内的华北各路人马都愿意同皇军合作，只等关东军来一次大点的攻势就顺风倒戈，成立华北国；另一方面则加强工作力度，把手上好用点的人渣都派出去，让他们大力拉拢汉奸。
板垣觉得好用的人渣里面，比较有粪量的叫张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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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骂、被谭延闿赶，张敬尧曾经象丧家之犬一样，流浪了很多年。
作为执政两年的湖南王，张敬尧能做到被全国一致唾骂，充分说明了他的人渣特性。而下台后此君也没闲着，先是在军阀之间投靠，然后又在大连勾上日本人，最后以“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奉板垣命令潜入北平，准备收罗流氓土匪搞暴动。
张敬尧的小动作没能瞒过蒋介石手下的情报部门。不久后，他就被黄埔六期生、特务处处长戴笠派出的杀手白世维打死在六国饭店，鬼子的把戏也由此大受挫折。但板垣并没有因此而消停，武藤仍在他的忽悠下往长城一线调兵，打算来个大突破。
喜峰口、罗文峪都太凶险，南天门地形又不大好，武藤决定首先突击的目标，是冷口。
开战以来，何应钦靠着几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勉强守住长城防线，一方面是前线大军英勇擅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武藤最开始只打算巩固热河边防，并没有投入太多兵力。喜峰口和冷口是服部旅团负责，古北口由川原旅团收拾，罗文峪的奇兵是铃木旅团。三个旅团要对阵三个中国军（二十九军、十七军、商震三十二军），当然容易兵力不足。
但在板垣一再发报后，武藤不得不认真考虑吞并华北的问题，投入的兵力也就越来越多。长城沿线开到的第一批援军，是驻守内蒙古赤峰的熊本师团。
熊本第六师团本来是防御中国守军抄后路的。为了加强防守，何应钦不得不把傅作义抽出来，送到前线去；因为没有傅作义，守军防线大部后撤，武藤顺势把铃木旅团放在赤峰旁的承德，抽出熊本师团，送到前线来。
蒋介石在北平开会的时候，熊本师团正在路上；傅作义还没到北平时，第六师团已经提前赶到了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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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月一号起，喜峰口、南天门的日军都突然一反常态，反复向中国军队阵地上开炮，只有冷口悄然无声。对这种事情，大家都觉得不奇怪，因为喜峰口和古北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冷口一直就没啥动静，那里不是日军的攻击重点。
何应钦手上的牌不多，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日本人炮打两个地方，自然要加强两个地方的防备，尤其是离北平很近的古北口（情报一直显示，对面有一整个师团的日军），要不然万一被打到北平城下，他就是死一万次，也赎不清丢失北平的罪过。
当何应钦紧张万分地盯着南天门时，古北口的日军已经进行了又一轮大换防，只有四个步兵大队、两个炮兵大队留在阵地上，而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及骑兵联队全部悄悄地运到了东边，同熊本师团一道，准备进攻冷口。
守在冷口的，是黄光华的一个师。
虽然负责防守的是晋绥军三十二军，但军长商震显然不大地道。他把黄光华派到第一线后，就带着剩下两个师躲得远远的，好象跟他没关系一样。
作为阎锡山手里出来的军阀，商震名字里有个商字，做事情也是生意头脑十足。他认为打日本人是亏本生意，肯赔进去一个师已经算有良心了，如果把三个师全都亏掉、象二十九军那样不搞成本核算地乱投资，是相当愚蠢的事情。所以不管黄光华怎样求情，他都咬死了不松口，坚决不给派援军，可怜的黄师长只好天天在冷口坐冷板凳，看着手下挖工事。
四月九号，日本人来了。
大炮打得震天响、飞机没完没了地扔炸弹，对面的日本兵番号又多，有熊本师团、服部旅团，还有川原旅团。黄光华带着他的三个团，几乎是把老命都拚在阵地上，硬生生守到第二天晚上。
两天一夜时间里，商震没有给他一个人、一条枪增援，而日军则再次增兵两千人，继续进攻。
四月十一号，黄光华守了一个月的冷口阵地被全线突破，只能退到滦河西岸，勉强防守。关东军很快攻克秦皇岛、昌黎等要地，全面占领滦河东面，然后集中兵力准备突破滦河、西进北平。
收到晋绥军的报告，何应钦的第一反应，是他已经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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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防线被东面突破，马上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就要侧背受敌；而二十九军一完蛋，北平就要在东面、北面受敌，同时南天门的守军也要被包抄，整条战线都会全面崩溃。何司令在他的指挥部对着地图团团转，几乎想找支手枪自杀，省得面对千古的骂名。
正当何应钦在北平束手无策的时候，武藤也碰到了一个新的麻烦。他偷偷派兵越界的事被裕仁知道了，军部有人告了黑状，天皇陛下很不高兴，认为他不听自已的命令。
对这种消息，一定要仔细解读。能把小报告打到天皇那里，绝不是普通的阿猫阿狗之辈，肯定是军部的重量级人物；天皇本人也是个滑头鬼，平时极少单独坚持自己的意见，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推波助澜，拉一派打一派。天皇陛下“不高兴”，还把意见传到了华北，说明军部有人给他上了重重的眼药，如果不摆平里面的关系，很可能要在官场上翻船。
天大地大，领导最大。武藤很清楚，先前的本庄繁等人虽然战功显赫，就是因为目中无人，对东京的领导不敬，硬是被调出了关东军，用升职涨级的方式剥夺实权，等于明升暗降。现在天皇陛下已经在东京发了话，他要是再不小心一点，很可能会步本庄繁等人的后尘。
没有摸清天皇的意见，武藤谨慎地停下了脚步。
武藤在滦河停火，板垣顿时急出一声冷汗来。为了搞所谓华北事变，他玩了命地花军部的经费，光一个张敬尧就付了三十万，而前后运动怎么也少不了几百万开销（当然自已也没少落好处）。如果关东军真的停火，军部要他报帐，一切就会败露无疑。情急之下，板垣给武藤发了一封电报，编了一个弥天大谎：宋哲元已经同意在二十一号倒戈，只要关东军加把劲，华北事变就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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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藤顿时吓了一跳。闻名中国的抗日明星宋哲元要投降，这是天大的利好消息，要是真的成功了，他就是日本的大英雄、大功臣，前途不可限量！
板垣在那边的工作如此努力，关东军再不好好配合，那真的是枉自为人了。他马上派参谋长小矶国昭去东京，找陆相荒木贞夫商量，研究怎样说服天皇。
陆相果然有水平，常在天皇身边办事，对领导的脾气琢磨得十分清楚。他告诉小矶，天皇不是不想要中国的土地，只是怕引起英美等国家干涉，所以你不能直接说进兵华北，而要说巩固长城边防、弹性用兵。
小矶恍然大悟，赶紧去找裕仁商量。果然听到“巩固边防”几个字，裕仁想了一下，就点了头。
四月二十一号，武藤重新发动进攻。
按照板垣编的说法，这一天是宋哲元投降日，应该狠狠进攻，策应二十九军投降。不过武藤也留了个心眼，鉴于天皇没有明说允许开战，而前一道“圣旨”又是叫他在滦东停战，他把进攻的重点移到了西线，也就是中央军的南天门。
南天门正面负责防守的，是黄杰的第二师。
在黄杰眼里，南天门很好守，地形险要，而且杜聿明还预先挖了工事，只要把部队摆进去就可以了。
官骄兵怠。第二师没有尝过日本人的苦头，师长又马虎大意，结果日军一开始进攻，就拿下了左翼的制高点八道楼子，然后靠着制高点，指挥炮轰主阵地。
八道楼子是前线防御的重点。杜聿明移交阵地的时候，反复强调要重兵防守，但黄杰只往那里放了一个连，据说理由是认为日本人穿皮靴，爬山不方便，附近部队可以随时支援，有一个连足够了。
开战的时候，进攻的日军全部换了鞋，在炮火掩护下小跑上山；而援军赶来的时候，高地已经飘起了太阳旗。
将熊如此，不败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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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八道楼子告急的消息，何应钦顿时大怒，严令黄杰必须夺回阵地。倒霉的黄杰知道闯了大祸，赶紧命令郑洞国带两个团反击，但日军已经居高临下，摆开十几挺重机枪牢牢封住道路，郑洞国不要命地冲锋，一天伤亡一千五百多人，毫无收获，只能收拢残兵，败退西侧的小桃园阵地。
八道楼子里的守军一直坚持到二十二号中午，全军覆没。
二十三号，川原旅团开始利用制高点，对南天门的正面阵地进行精确打击。好在中央军虽然打仗有点死板，挖工事还是有水平的，日军狂轰滥炸，守军硬是躲在里面不出头，等步兵往上冲时才出来血拼。川原辛辛苦苦地打了半天，只得出一个结论：正面强攻，比较难。
正面不好打，就迂回包抄。川原旅团马上分出一支部队，从西面绕过主阵地，准备侧后突击，他走的地方，叫小桃园。
作为后来的黄埔名将，郑洞国虽然只是旅长，却比他的上司黄杰高明得多。他早就早就发现小桃园的位置不同一般，所以攻击一失利，立刻带着部队卡在那里，加上东北来的黄显声骑兵部队支援配合，川原虽然战术熟练，却没能绕过小桃园。
南天门的战局又一次胶着下来。十七军军长抓住机会，在日军眼皮下搞了一把漂亮的大换防：他把损失惨重的黄杰调下去，把休整补充过的关麟征师调到刘戡阵地，然后把刘戡的主力八十三师调到中央阵地。
刘戡，黄埔一期猛将，二十八岁即为国民革命军少将，翌年晋中将；八十三师则是蒋介石重金装备的德械师，士兵甚至装备有当时奢侈的德式钢盔。
把八十三师拿出来，就象淞沪抗战时出动八十七、八十八师那样，蒋委员长虽然剿共心切，还是舍得往北方下血本的。
但德械归德械，刘戡没有想到川原也有他的杀招，而且这个杀招，他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
鬼子出动了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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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攻，川原得到的增援不光包括步兵、炮兵，还有独立战车第一中队。这个中队装备了八九式中型坦克九辆、九二式重型装甲车三辆，所有战车都吸收淞沪战役的教训，拆掉汽油发动机，换装柴油发动机（柴油不易燃）。古北口和喜峰口地形险要，他们没有发挥的机会，平坦一点的南天门就成了战场。
打完淞沪会战，中国忙着吹嘘十九路军的神勇，日本忙着总结教训改进坦克，所有的一切，都在南天门得到了结果。刘戡的德械主要是德国造轻武器，对坦克和重装甲车根本没有抵抗力，顿时被日军迂回突破，丢了一个核心高地。
面对装甲威胁，刘戡也没有办法，只能把部队撤到其他阵地防守。
四月二十八号，凌晨三点三十分，炮声大作。
通常来说中央军和日军都不喜欢夜袭，只有装备最差的二十九军才被迫用大刀。但这一天凌晨，川原决定出其不意，投入手上几乎所有机动部队，偷袭刘戡。
二十八日白天，南天门中央阵地全线陷落。
当川原在穷凶极恶地进攻南天门的时候，关东军总部的武藤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按照板垣的时间表，宋哲元该发动叛乱、迎接皇军了，为什么喜峰口什么动静也没有呢？
很明显，他又被忽悠了。
想清楚这一点，武藤十分不高兴，于是下令，川原旅团转入休整，先不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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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南天门固然是喜事，但弘前师团的西义师团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为了配合川原的正面突击，他让铃木旅团派兵绕路，突击长城防线。
对西义的命令，铃木心里是有意见的，因为他要防守承德，还要小心蒙古有人骚扰赤峰大后方，兵力已经相当紧张。但领导毕竟是领导，他只好凑出一个岛村大队，让他们绕道袭击十七路军的后方。
长城很长，过大部队的隘口虽然不多，小关小隘还是有的，岛村没费多大劲就重新占领兴隆，然后赶到密云外围，打算搞些小动作出来。
岛村的到来吓了何应钦一大跳。密云是十七军总指挥部、大后方，要是真的被日本偷袭成功，整个十七军肯定垮台。他一面庆幸自已发现及时，一面把四处搜来的另一支“中央军”派出去，让他们收拾岛村。
何应钦派出去的，是萧之楚的二十六军。
萧之楚是西北军方振武的手下。方振武投靠蒋介石后通共，被老蒋抓了起来，手下也弄得七零八落，只有萧之楚认清局势及时倒戈，反而升了官。长城抗战的时候缺人，各路杂牌军纷纷赴难堵漏，他也带着四十四师赶来打仗，何应钦看萧师长紧跟中央着实不含糊，当场宣布给一个二十六军的番号，让他去密云救急。
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有番号就意味着有军饷预算，未来的兵马扩编也就有了着落。萧之楚顿时精神大振，全军（六个团）立刻奔向密云，然后向岛村（一个日军大队，两个伪军团）发起猛烈进攻。
兵多势众，加上日本人根本想不到会有人大白天偷袭，萧之楚顺利突进兴隆城，把鬼子包围在县署里，一面派兵外围布防，一面加紧拨据点。然而二十六军没有大炮，日军却有飞机空投粮弹，县署防御又严密，他的步兵再勇猛，也冲不过机枪火力，只好胶着在工事前面。
密云有几百日军困在县衙里，何应钦并不很担心，他头痛的是南天门。虽然徐庭瑶久经战阵，在南天门一气挖了六道防线，但是部队没有反坦克炮，在日本装甲分队面前几乎没有办法，只能成片成片地任人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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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战场虽然陷入了沉寂，但谁心里都清楚，下一场进攻迟早会来，到时候他又拿什么去挡住日军呢？
何应钦没有办法，南京的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他尽力往北方又送了一些部队，但面对重炮和坦克，蒋介石心里明白，华北的失败，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报纸天天神吹大刀无敌，全国还一片沸腾，都嚷着要砍回东北杀向东京，实际上战局已定。中央军阵地早晚要被突破，蒋介石和汪精卫十分清楚，仗已经打输了！
汪精卫是张学良走后结束“养病”，回来帮忙的。面对国难，他也没有什么好方案，当初倒蒋时天天喊抗日，此时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意气，只能和蒋介石一道坐下来，商量其他办法。
面对即将绝望的局势，两个人都明白，现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该让那个人正式出场了。
从热河还没打响的时候起，蒋介石一直在不停地拍电报，把他和驻日公使蒋作宾的电报全都抄出副本，发给一个非国民党党员、非政府官员的平民看。
从级别上讲，收到电报的人，是完全没有资格了解顶级外交机密的。但所有人都对这种严重泄密的事情视而不见，甚至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收电报的那个平民，是中华民国先前的国家领导、蒋介石的结拜大哥。
长城抗战局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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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一辈子曾经跟人结拜过很多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基本上大家都是你防我、我害你，磕完头就回去捅刀子，弄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也有不少。但至少有两个人，蒋介石是真心实意跟他们结拜相交、并且真心实意地把他们当大哥的，那就是辛亥革命时认识的陈其美、黄郛。
天妒英才，陈其美很早就被袁世凯暗杀，而黄郛则在北洋军阀里搞政治。当蒋介石还没有出名的时候，黄大哥已经混得风声水起，先后当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代理内阁总理、代理总统，一度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家领导人，最后受邀跟着蒋介石混，做一个小小的外交部长。
别人能当上外交部长，都会觉得是祖坟上冒青烟的喜事，黄郛以前任“代总统”身份去当外交部长，却只能算是屈才。虽然黄郛不很看重级别一类东西，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他最终下定决心，远离蒋小弟和政治，躲到莫干山隐居。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北伐山东，日本人在济南制造“济南惨案”，想插手阻挠北伐；事情最后的解决结果，是蒋介石忍气吞声、绕过济南赶路。鉴于整件事影响太坏，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把外交部长撤职顶罪，平息全国的愤慨情绪。
济南出事的时候，黄郛又是严正声明谴责、又是找国联要求主持公道，做足了外交工夫；而力劝蒋介石避让日本、绕道北伐的是杨杰。没想到蒋司令对杨杰连声叫好、提拨升官，最后却把黄郛当成责任人公开处理。虽然知道蒋小弟也是迫不得已，黄郛还是看透了政治的冷暖，带着老婆躲进莫干山过日子，再也不想卷进是非窝了。
但是黄郛不想惹事，蒋介石还是把事情送到了他面前，请他帮忙“过目”。面对一封又一封电报，黄郛以他精明的头脑很快理清了思路：华北的问题绝不能象东北那样拖，如果外交、打仗都行不通，就要尽早跟日本谈判，尽一切可能保全华北和北平、天津。
东北一直是半割据状态，对全国局势影响有限，以后也有收复的可能；可作为中国工业重地的华北，拥有关内大部分铁路、厂矿，天津的关税收入在全国排第二名，华北地区一旦丢失，中国将大伤元气，甚至陷入永远分裂的状态。所以华北前线如果情况不好或者打不下去，要及时同日本谈和，保住一块是一块，千万不能拖延！
黄郛把他的看法告诉蒋介石，蒋介石也十分赞同，然后回复他说：黄大哥的高见果然非同凡响，只是同日本直接交涉，小弟我找不到合适人手啊！
两边顿时沉默下来。大家都是明白人，话说到这一步，就等着表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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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已经五十三岁了。当过总理，兼过总统，不缺钱不缺名，在莫干山有漂亮的别墅和贤惠的老婆，可以安然过他的神仙日子。如果帮蒋小弟去做对日和谈的密使，不管差事办得好坏，日本人肯定会逼中国做出各种让步，在全国人民眼里，自已就是丧权辱国的大汉奸，要落下千古骂名。
如此窝囊的外交代表，不是那么好当的。
对蒋介石送上门的offer，所有亲朋好友知道后，都劝黄郛一句同样的话--不能干。
大家心里清楚得很，给委员长当代表，干好了是全国认证的汉奸，干不好是祸及华北的千古罪人，又不是没有钱花，凭什么要当这只出头鸟？！
几十年宦海浮沉，黄郛比别人更知道里边的利害，他一面谢过朋友的好意，一面在莫干山犹豫不决。三月初古北口失守的消息传来，黄郛明白，一切都已无可挽回，该有人做牺牲了。
于是黄郛平静地站出来，告诉那些关心他的朋友们：我难道不知道那些顾虑吗，可国家已经如此危急，如果不能及时挽回，谁都不能幸免！（我岂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宁有完卵）
三三年三月，前北洋国务总理、蒋介石义兄、南京政府前外交部长、无党派人士黄郛正式出山，任中国对日秘密外交首席代表。
这是继王正廷的外交部长之后，民国外交史上又一副重担，也是全国闻名的特大号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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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老牌政治家，黄郛深知日本的特殊国情。他没有找关东军直接谈判停火，而是联系日本驻中国公使，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达到华北停战的目的。
驻日公使有吉明一直就认为，以日本的国力，两年间吃掉东北、热河已经十分拉风，必须花精力慢慢消化，再向华北一步步深入，以蚕食代替鲸吞；如果现在骤然吞掉华北，有可能把全中国都拉进战火里，最后得不偿失。所以收到黄郛的信号后，他立刻安排两边见面，谈一谈华北局势。
四月十九日，关东军攻克滦河的时候，黄郛同日本人第一次见面。两边会谈的结果，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沟通。
既然可以沟通，就要抓紧时间，因为对前线来说，是一天也等不起了。
四月二十七号，由黄郛牵线，中国军政部长陈仪同日本驻上海武官根本博见面，继续讨论华北问题。
根本博在国家局势上还算个明白人。他同关东军联络了一下，然后暗示说，如果中国军队撤出南天门阵地、解围岛村大队，就有希望停战。
收到日本的口头条件，陈仪马上找何应钦，把情况告诉他。何应钦放下电话，下令刘戡不惜代价守住南天门、萧之楚全力进攻，务必把岛村大队的几百人全部歼灭，不留活口。
四月二十九号，南天门全线失守，岛村的小阵地也在飞机支援下安然无恙，反而是萧之楚被铃木旅团援兵赶出了兴隆。何应钦找到陈仪，通知他中央军已经退出南天门，岛村大队也顺利解围，请他跟日本谈停火。
收到陈仪的消息，根本博同关东军核实了一下，武藤几乎气歪了鼻子：南天门和兴隆都不是何应钦让的，而是他费劲打下来的，凭什么当成停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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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武藤提高了价码，要求中国军队必须在西线退到密云，中线退到遵化的平谷、玉田，东线退到滦河西岸，才能谈停火。
看到武藤的条件，何应钦也没了脾气。关东军的胃口是有点大，可长城沿线守军早就疲惫不堪，随时可能崩溃，能在这条线上停火，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何应钦在犹豫，根本博在观望，武藤在权衡。
政府部门建议他停火，板垣却一个劲说自已华北工作十分顺利，让他继续打下去，到底选哪一个决定，武藤有点吃不准。正当他进退两难时，北平驻华公使的陆军武官陆永津佐比重送来电报，告诉他一个重要信息：继续打。
永津告诉武藤，华北的中国军队派系都不一样，何应钦做不到统一协调，只要关东军加力施压，地方系同中央系就会产生内部矛盾，到时可以混水摸鱼，把华北变成另外一个“满洲国”。
于是在五月三号，武藤重新下令，关东军继续进攻。
武藤的进攻重点仍是东线的滦河。在裕仁发话后，他把军队撤出了滦东，以示对天皇的尊重，这次重新进攻的不仅有服部旅团的部队，还有熊本师团及东北调来的干贺旅团。
商震显然经不住如此凶猛的进攻，又一次败退到滦河西岸，接着南天门也传来败报：五月十号，弘前师团两个联队在装甲部队掩护下发起强攻，刘戡支持不住，后方休整的关麟征师、黄杰师火速来援，三个师仍然挡不住日军，两天内连丢数道阵地，退到石匣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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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庭瑶不愧是久经战阵的悍将。刚到南天门的时候，他就一气挖了六道预备阵地，打不过就撤到下一道继续抵抗，这样部队虽然败退，却不至于崩溃，也就不会出现先前鬼子开着汽车用机枪扫溃兵的事情。但何应钦心里明白，战争靠退是退不赢的，东西两线的战事，其实已经无法挽回。
德械师已经是中央军里的精锐，刘戡更是猛将中的猛将，打败仗后直接掏出手枪要自杀，幸亏手下挡得快，才没有出大事。如此虎贲都挡不住日军，要说华北还能坚持下去，铁道部发言人都不信。
先前不肯和，是对局面还抱一点希望，现在不得不求和，日本人的价码肯定还要往上提。 但带着这么一批残兵败将，还有什么希望呢？
五月十三号，第四道阵地石匣失守，第五道阵地同时失守，十七军退至密云北面的九松山预备阵地、也是徐庭瑶的最后一道阵地。大惊失色的何应钦急令萧之楚换防，把十七军调下去紧急整补。
武藤开始提出密云停战线的时候，蒋介石同何应钦都认为要价太高，不肯接受。仅仅三天工夫，关东军势如破竹，连占五道预备阵地，把十七军打得落花流水，有关部门只好让黄郛继续找日本商量，看如何停火。
此时的日本人倒是很愿意同黄郛打交道，但正所谓黄鼠狼给鸡拜年，黄郛十分清楚，根本博和有吉明都没安什么好心。
日本人一直希望在华北扶植一个割据政权，从中操控、挑唆，达到渔利的目的。板垣在华北没找到代理人，身为前任国家元首、非国民党党员的黄郛就成了合适人选。而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知道这一点后，不仅没有反对，而是兴高采烈地说:华北就交给你了，我们信得过！
本来只是秘密外交代表，一下被推到华北军政长官的风口浪尖（没人愿意接手），顶着汉奸的骂名维护中央芨芨可危的权益，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帮忙，黄郛只好欲哭无泪地接下了差使。
看到黄郛愿意合作，关东军和日本外交部都觉得有戏，于是告诉黄郛，你们退到我们炮打不到的地方，我们就停火和谈。
此时关东军还没有兵临北平城下，何应钦大概算了一下距离，退到炮兵射程以外，大概就是武藤先前提的停战线，两者并没有太大差别。他立刻满口答应撤军，同时急如星火地要求黄郛尽快北上，主持军政大局，因为华北的摊子越来越烂，何部长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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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叹了一口气。从一开始他就预感到大事不妙，一直避免出现这种结果，可最后还是没逃掉。五月十五日，顶着“对日媾和”的汉奸骂名，黄杰离开上海，前往天津谈判。
黄郛才到天津站台，车上就挨了一颗炸弹，幸好他当过兵躲得快，但卫兵和无辜民众却被炸死了。满心苦涩的黄郛下了车，迎接他的是东北军出身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
于主席早已被日军烤得焦头烂额，看到黄郛仿佛看到救星一般。他告诉对方，不管中央对华北问题是什么办法，他都一定服从。
于学忠肯服从命令，当然是件好事，但却有个前提，是黄郛十分头痛的，那就是中央对华北要有办法。
要有办法，黄前总理、前总统也不会从莫干山跑来挨炸弹了！
此时华北沿线都在按关东军的要求撤军。大军带着累累创痕退到北平城下，士气低落，人困马乏，最重要的是因为打了败仗，几路战将都没有信心，也无力继续打下去。
数数人马还有不少，但问谁谁不应，加上平津吃紧，财政顿时断绝，部队连军饷都开不出来，全部在怨声载道。何应钦实在吃不住劲的时候，前线又传来进一步的坏消息：武藤没有停火。
何应钦撤退的时候，是派人通知了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但公使馆里的永津实在不是东西，收到信后立刻给武藤发电报，说中国军队已经招架不住，应该加紧进攻！
武藤本来就不是守信用的人。收到永津的电报，他马上在地图上找目标，考虑到西线守军已经得到加强，中线二十九军看上去也不象很好惹，只有东线的晋绥军、东北军溃败一片，而且滦东一片都是平原，十分适合大兵团进军。
几乎不用多加思索，武藤下令：滦东部队全力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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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滦东，鬼子已经嚣张了很多天。
他们击溃晋绥军、东北军后，分兵绕到喜峰口侧翼，对二十九军前后夹击，宋哲元左支右拙招架不住，不得不退到平津附近。收到武藤的进军命令，熊本师团立刻长驱直入，同东北军急赶赛跑，争取拿下天津。
何应钦终于绝望了。本来天津附近有二十九军，他还希望大刀队能勇武一把，重新砍出声威；但宋哲元却在军事会议上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二十九军先前确实很勇猛，可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再也打不动了（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
全国著名的抗日英雄都亲口承认，自已的招牌部队被打得如狗象羊，那是真的已经到头了。看着满脸无奈的宋军长，何应钦再次起了一头撞死的心。
据说蒋委员长确实勉力抽了一些援兵，可部队一直在行军，什么时候抵达只有天知道；纸面上城防部队远远超过日军，大家却个个疲惫不堪，毫无信心。这些败将脾气还极其火爆，说一句顶两句，最让何应钦难过的是，地方系不理他也就罢了，连中央系的刘戡也不拿他放在眼里，跟他吵得热火朝天。
说到底，何指挥的工作没有大错，跟手下更没有仇，大家跟他吵，不过是变相向中央施加压力：一个多月以来，南方几十万大军忙着剿共，把他们扔在冰天雪地的燕山同日军死磕，一点实质的增援都没有，这仗叫人怎么打？！
所以不管何应钦有没有错，大家都要跟他吵架，逼他给中央发求救电报，看能不能要来援兵弹药，否则默默无闻地埋在长城口，老蒋也不会管他们死活的。
眼看武藤不肯讲信用，手下各自不听指挥，华北局势一崩即溃，让何应钦摸不着头脑的是，日本人居然停火，又派人来谈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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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莫名其妙，黄郛也是莫名其妙，不过谈和总比谈打要好，赶紧把对方迎进门来谈条件。
作为关东军司令，武藤当然不是和平爱好者，在滦东打得兴高采烈却要突然谈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东京的参谋本部不知道他和永津的小名堂，认为关东军的动作远远超过“弹性用兵”的范围，为免天皇又觉得不满，下令关东军不要前进，同华北谈和。
参谋本部的意见，武藤不能不重视。正好此时板垣的华北工作也搞不下去，张敬尧又被戴笠派郑介民暗杀，在关东军的一再催促下，板垣只好向武藤坦白，自已其实没找到人帮忙，请他不用指望所谓“华北工作”。
花了几百万经费，啥也没捞着，武藤气得一面上报参谋总部告状（板垣是总部派的人），一面按总部的意思安排停火谈判。反正是停火，武藤没有想太多，提出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划了一条线，只要中国军队撤过线就行。
武藤划的线，不少地方已经是日军的占领区，中国军队早就撤过了线。但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挡，驻华公使馆的永津收到消息后，马上自作主张地加了两条，一是扩大停战范围，二是中国必须派全权军事代表向关东军主动请求停战，而且深夜两点之前必须答复，否则继续进攻。
收到永津的停火条件，开会的黄郛和何应钦都是长叹一口气。永津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形势比人强，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只剩下一个问题：
谁来拍板？
涉及到军事主权的大事，理论上必须由国家元首批准，可蒋委员长正在九江指挥剿共，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找也找不到；其他人也变得非常繁忙，都在些没听说的地方公干，总之我没时间管华北的闲事，谁有闲谁管去。眼看要过凌晨两点的最后期限，黄郛只好咬牙拿出一份电报，上面是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嘱咐：只要有停战希望，除了不能承认伪满洲国、不能割让东北四省，其他条件可以答应，中央愿意“共负责任”。
按照电报的说法，日本只要求一个停战线、一个主动要求停战的代表，不算违反原则。何应钦和黄郛研究了一下，然后得出结论：
事到如今，只能派人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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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永津的要求（所以说小人最可恶），中国要派一个全权军事代表，这个代表显然不能由何应钦（总司令）或黄郛（不是军人）来当，只能从北平军分会选人。
大家选中的代表，是军分会作战处处长徐祖贻，理由也很简单：徐处长官衔不高不低（少将），懂日语、长得一表人才，又是处级干部，正适合为国家分忧。
可怜的徐少将被大家看得全身发毛，这种活办成了要当汉奸、办不成要被日本人关大牢（何成浚就是先例）。于是他一再声明，自已水平不够无法胜任，务必请长官另请高明。
既然都说你是高明，当然就不用另请了。不管徐祖贻如何辩解，大家都突然对他十分欣赏，纷纷称赞他骨骼精奇、才能称职、品相突出，一群人把他拖到屋外（注意是拖出去的），塞进汽车，然后押出北平城谈判。
五月二十三号凌晨五点，可怜的徐少将被装进汽车，前往五十里地外的顺义，到弘前师团司令部驻地谈和，此后好几个小时里，都没有他的消息。
派出徐少将后，日本人会停火还是翻脸，何应钦实在没有把握。保险起见，他决定再开一次城防会议，做好决战北平的最坏准备。其他各路将领都表示马上来开会，可顺义附近防守牛栏山的傅作义却告诉他，日军正在全力进攻，他实在过不来！
收到傅作义的消息，何应钦顿时傻了。如果关东军是打算全线进攻，那徐祖贻就成了往狗嘴里送的肉包子，而且是他主动送过去的。他赶紧问傅作义：战况如何？
傅作义的答复是：战况激烈，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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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过，武藤是个听上级命令的人，但却不是讲信用的人。在安排停火的时候，他还极不地道地下了另一道命令，由南天门方向的铃木旅团、川原旅团向牛栏山发起进攻，夜袭中国军。
通过南天门的系列战斗，川原和铃木深刻体会到，对付中国军队，最好的办法是夜袭+凌晨炮击，天亮后坦克冲锋、步兵跟进，不管多厉害的中央军，碰上这一套也顶不住。在牛栏山阵地的是新调来的晋绥军，战斗力“应该”会更弱，更加顶不住。
怀着拣最后一把便宜的精神，两个旅团开始了疯狂的进攻，从凌晨打到早上，再从早上打到中午，然后愕然发现，战斗结果居然只有四个字：
毫无进展。
对牛栏山一线的战事，川原、铃木、何应钦都是大吃一惊。按照常理，此时应该炮火冲天、死尸遍地，日军举着太阳旗一路追击，傅作义在后面连声呼唤援兵。可事实却是前线虽然炮火连天，晋绥军的阵地却丝毫不动。
长城抗战的最后一位名将、晋绥军五十九军军长傅作义终于闪亮登场。
作为晋绥军里的劲旅，傅作义在军阀内战时就极有守城天赋，宋哲元、张作霖等人都碰过硬钉子。他曾经孤军突进北京西南的涿州，在张作霖围攻下坚持了一百多天，面对五万人在重炮、坦克、飞机、毒气支援下的反复攻击，仅仅伤亡五百人，阵地丝毫不动，直到阎锡山让他议和才肯退出，一时震动全国。
虽然是名将，但傅作义的经历并不如人意。他是阎锡山的嫡系，中原大战后同样沦为杂牌军，被张学良调到穷乡僻壤的绥远（内蒙古中部），天天放牛啃草，要不是前线缺人，何应钦都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号杂牌。正是因为把他调到长城前线，蒙古侧翼空虚，镇守赤峰的熊本师团才腾出手来，跑到滦河大开杀戒，可谓是有得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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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到牛栏山的时候，傅作义已经在第一时间里认定，他的防区不算好地方。
同长城沿线不一样，牛栏山已经属于华北平原，既不高也不险，没有地形优势；而普通的土木工事在日军火力下，是生存不下来的。
中央军的徐庭瑶、刘戡、杜聿明都是一时名将，在重炮加坦克面前也无计可施，如果自已不想些别的办法，五十九军恐怕一天都撑不住。傅作义决定，要充分发挥顺义地区人口众多的优势，招集大批志愿民工，协助挖一个防御阵地，守卫牛栏山。
武藤在南天门、滦河大打出手的时候，傅作义在牛栏山紧急招了一万多民工，同士兵一道争分夺秒地挖坑刨洞，甚至把铁匠炉子搬上了阵地，随时修理磨坏的铁镐铁锨。对他这种大兴土木的行为，不少人都是莫名其妙，因为，不就是守个小山么，手下的兵派去干活还不够，竟然拉了上万民工上阵，一个小小的军长这样铺张，是不是有点太作了？
傅作义没有浪费时间对任何人解释。作为保定军校的正牌毕业生，他以专业的技术流手法，把工事画成一张又一张图纸，然后指挥手下和上万民工精确施工，严格杜绝豆腐渣工程的发生（东北军经常干的事），坑挖好了，还要盖上圆木、厚土、青草，防范飞机侦察。武藤打到顺义时，傅作义全军正静静守在战壕里，等候关东军的到来。
五月二十三号凌晨，不守信用的关东军突然开火，对傅作义部队夜袭，试探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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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栏山阵地射出来的交叉火力表明，五十九军在这一带有严密的防御工事，夜袭吓不住他们，于是日本人下令，调重炮轰。
一层又一层炮火犁完阵地，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弹洞和硝烟，在十架飞机、十辆坦克、三十门大炮支援下，步兵向牛栏山发起了进攻，对面是董其武的一个团。
打败过刘戡、杜聿明、黄杰的川原和铃木终于碰到了真正的钉子。傅作义的部队不多，火力看上去也不强，但工事却十分坚固。可怜的坦克还没开到主阵地，就会碰上地雷或壕沟，而步兵拼了命冲到前面去，却发现没有射击目标。
傅作义的所谓工事，是全方位、全封闭式的立体堡垒，枪眼只有几寸宽，远处根本找不到目标。向这样的工事冲击，别人打得到你，你却找不到别人，十分痛苦。
既然工事还在，那就撤回步兵重点炮轰，轰完后，日军再次进攻，终于顺利冲进主阵地，开始了另一轮噩梦：拚刺刀。
他们才冲上主阵地，就被无处不在的冷枪搞得万分恼火，正要一个个拨钉子时，正面突然跳出一帮人来，挺着刺刀往上冲。按说拚刺刀不是日军的弱项，可傅作义的部队实在不是一般蛮横（绥远民风向来剽悍），竟然一面拚刺、一面开枪。
眼前是刺刀，脚下是黑枪，日本人十分痛苦。偶尔有部队不顾伤亡，硬从炸毁的战壕里冲进工事内部，才发现攻打傅作义的工事，痛苦真的是没有头的，因为傅军长从来不搞形象工程，只玩高级的技术活。
普通野战战壕，是几道土沟，前后堆上木头沙袋之类，施工简便，用炮火拆起来也简便，只能算临时搭建的棚户。东北军大部分都是这种豆腐渣工程；
讲究一点的土木工事，是前后几条深沟，上面有圆木盖顶、前后有交通壕相连，可以在里面调兵、射击，拥有良好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类似于普通小平房；缺点是仍然经不住重炮轰击。中央军大都住的标准平房；
而傅作义的工事，却是豪华两层复式小洋楼。除了前后三道深沟、圆木盖顶再覆泥土青草伪装、交通壕交叉联系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把战壕挖成上下两层，炮轰只能轰掉上面，下面仍然通行无阻，甚至设有厕所、医务所和弹药室，生活医疗啥都不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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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工程流的技术宅，铃木和川原都是十分恼火，当场决定加强火力，反反复复把阵地再炸一遍，然后集中兵力突击，务必打开通道。
一直打了几个小时，其实两边的伤亡都不严重，日军也只是冷枪挨得多一点，主要力量还没有损失。在集中火力之后，大队日军终于冲进炸塌的工事，开始同守军在土坑里打近战，结果却发现另一个震惊的事实：
近战，他们不是对手！
一直崇尚刺刀精神的日军，在战壕里居然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只能狼狈逃出去，原因绝非守军武功高强，而是因为傅作义是晋绥军出身，山西的太原兵工厂当年曾经盛产一种近战大杀器，叫做冲锋枪。
晋造冲锋枪，根据美国汤姆逊冲锋枪仿制而来，口径十一点四三毫米，理论射速每分钟六百发，火力猛、威力大。阎锡山不仅引进技术大量生产，还把它当成礼品对外输出，经常成百上千支地送给盟军，正是价钱便宜量又足。晋绥军出身的傅作义是近水楼台，平时弄不到月亮，弄几挺冲锋枪还是没问题的。
这些冲锋枪打野战射程不够，但在战壕里却没有关系，反正来回就几十米，抠着板机扫上几圈，日军还没冲过来就见了阎王。好不容易靠人多挤进去，日本人又痛苦地发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认路。
牛栏山的表面不过是低低矮矮的石头山，可是工事里面却是九转十八弯，绕来绕去找不到来路，时不时能发现一个枪眼，里面的人打完黑枪就跑，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更恐怖的是有的日军追着追着就迷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路。
跟着傅作义钻迷宫，有炮打不了、有劲使不上，日军在又闷又吵的壕沟里面乱成一团，欲哭无泪。他们终于明白一件事：难怪傅作义要找上万民工来挖牛栏山，绝不是为了煮二锅头方便，那是硬生生把山挖空了，变成一座大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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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五个小时的进攻，关东军以坦克、飞机、重炮开路，在牛栏山阵地无一收获；只好改变战术，把全面进攻换成重点进攻，终于冲过冲锋枪火力、冲到守军眼前，然后拼刺刀，重新被赶回来。
从凌晨打到中午，关东军毫无进展，何应钦却获得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徐祖贻从顺义回到了北平。
弘义师团虽然骄横，师团长西义一倒还比较实在。奉上级命令要和谈（当然背地里还在进攻傅作义），他就正儿八经地搞了一个接待仪式，按要求让徐祖贻签完“请求停战”的文件；然后告诉他，现在正式启动停战谈判，由关东军、北平军分会各派代表，五天之内商谈具体条款。
徐祖贻带着西义一的条件回来了，同时带来一个新问题：谈判规格由弘前师团上升到关东军，那谈判代表规格也要上升，徐少将资格不够，得换人。新选谈判代表也是有要求的，除了军阶必须高一级外，仍然要仪表好、会日语、业务好、懂政治。
在人才济济的军分会，找个代表人物并不难，何应钦马上看中了参谋部厅长熊斌。
几个小时前，熊中将以华北大局、国家大义等理由，同大家一道起劲地劝徐祖贻，最后把他“送”上汽车，押到顺义去见日本人；
几小时后，何应钦、黄绍竑等人也以华北大局、国家大义等理由，把熊斌按在椅子上，劝他当谈判代表见日本人。为了体现对谈判工作的重视，何应钦还十分仁义地给熊斌临时升了官，由参谋部厅长升格为军分会总参谋，要求他务必维护国家权益，不得有辱使命。
鉴于那些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之类的话都是自已刚刚说过的，熊斌实在没有办法推脱，只能以上辈子欠了何应钦的觉悟，苦着脸被自愿当了代表，准备在五天之内见日本人，做一个万世唾骂的谈和使者、愤青眼里不折不扣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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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贻的痛苦结束了，傅作义的考验却没有结束，因为关东军还在进攻。
根据日本陆军的通行打法，如果正面攻不过去，就一定要包抄迂回，铃木也不会例外。从凌晨打到中午毫无进展，说明守军的重点在正面，铃木当即改变战法，正面继续进攻，侧面由一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绕路包抄，准备把牛栏山阵地一锅端。
左翼包抄的目标，是两个村子，一个叫口头村，一个叫茶坞村。日军先进攻口头村。
口头村的守军只有一个营，而且没有牛栏山那样的工事，很快就被突破。日军精神大振，当即全力冲锋，直接冲到了炮兵阵地面前。
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超近距离上，炮兵是打不过步兵的，因为大炮射程有死角，又不能上刺刀打近战。但凡事到了傅作义那里竟然就会出意外，日军正以为这些大炮要变成战利品的时候，守军的山炮竟然开火了！
傅作义的炮兵不光能打远射，而且还会打近战，具体做法是发射一种叫“零线子母弹”的炮弹，该弹发射后会在炮口三十米远处爆炸，炸出近三百颗小铅弹，覆盖几百平方米内所有目标；如果不小心的话，连开炮的炮兵也会同归于尽。
短短几轮炮轰之后，血肉模糊的日军痛苦地认识到，武士道精神虽然猛，但同零线子母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不想在山炮面前变成筛子，最好离口头村远一点，那帮玩命的炮兵他们伤不起！
于是日军立刻变换方向，向着第二个目标挺进：茶坞村。
茶坞村既没有综合工事，又没有山炮，很快陷入日军重围里。傅作义的反应也很快，马上派孙兰峰带一个旅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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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名将，傅作义手下有两员得力偏将：董其武、孙兰峰，其中董其武擅守，而孙兰峰长攻。领到命令之后，孙兰峰立刻率部出发，让日本人好好领教了他的进攻艺术。
日本人刚刚占领茶坞村，孙兰峰就带着两个先头营赶到了，而且也同日本人一样，打算从背后包抄。但很“不幸”的是，他们的动作似乎不那么专业，一下就被警惕的日军发现，只好掉头就跑。
既然发现偷袭部队，自然是要打的，日军骑兵二话不说，上马就追。孙兰峰也不含糊，同部下一道拚命逃跑，两边很快都赶到一片树林附近，这片树林的名字叫苏家口。
日军骑兵还在拚命追击，突然从树林里传来密集的枪声，大批埋伏好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可怜的骑兵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靶子，成片成片地被扫下地，被追击的两个营也集体转身，一齐冲着他们大砍大杀。
骑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守在茶坞村的步兵日子也不好过，很快被守军三面包围。孙兰峰发挥勇将本色，反复冲杀多次，日军实在招架不住，只好逃出村子，一路跑回原地。
下午四点，牛栏山阵地安然无恙，铃木和川原打了一天，没占到一点便宜。
在南天门，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是两百多人；在喜峰口日军战报只损失几十人；但在牛栏山，日军战报上的数字是死三百多人、伤六百多人，总计竟然有将近一千。根据鬼子一贯缩小伤亡的规律，大家能得出的结论，是弘前师团切切实实地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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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线部队很给力，傅作义却很恼火，因为何应钦的电话又打过来了。何应钦一连打了四个电话，命令他必须停火、撤退。
作为总指挥，何应钦确实有权命令傅作义停火，但作为晋绥军，傅作义也确实有资格不鸟何应钦。从长城抗战打到现在，傅军长是唯一一个伤亡比小于日军的守将（二十九军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傅作义不仅敢在电话里跟何应钦吵架，还紧锣密鼓地跟孙兰峰合计，准备发动夜袭，找弘前师团好好算一把总帐。
关键时刻，傅作义派去北平开会的参谋长赶回来了，给傅作义带来了关键的消息：已经达成停战谈判，如果不停火，就要全面开战。
于是傅作义愣住了。
夜袭固然会占到不少便宜，但如果引得关东军重新开战，恐怕结果未必对中国有利。因为长城一线的部队里，只有自已初来乍到，靠着士气和工事能跟鬼子拚一把，其他中央军、二十九军、东北军都已经奄奄一息。如果熊本师团全力出击，北平早晚要陷落，自已几个旅再能守，也挽不回大局。
打到此时，已经十分不容易，见好就收吧！
于是傅作义只好停火，同别人一道撤过了日本人划的停战线。
对一线军人们来说，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剩下的任务只剩下休整；但对黄郛而言，折磨和苦难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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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部的安排，是让关东军同外交部门合作，研究对华停战谈判问题；黄郛则发现在政治问题上，关东军并不是那么嗅觉灵敏，倒是那些外交官们极为棘手，打起交道来十分艰难。
早在停火谈判的时候，日本驻北平公使馆里的书记官中山就神气活现地“教训”黄郛：之所以关东军要打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反日情绪太浓，无法获得信任，所以要挨打。
侵占别人的领土，抢劫别人的财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然后再指责别人有反感情绪，这就是几十年来，日本某些人一成不变的思维和做法，从九一八到今天，从未改变。
在三三年的小小会场里，日本的中山书记官威胁黄郛，由于中国排日，日本无法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解散华北所有排日团体、国民党党部，并把中央军全部撤出华北。
听到中山的要价，黄郛大吃一惊，表面上却保持镇静的样子，同中山有一搭没有搭地接茬。凭着几十年搞政治的深厚功底，他很快弄明白，中山的几项霸王条款只是个人意愿，还没有向上级汇报，日本的官方也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地方。
没有想到，不意味着不会想到，尤其是日本官员个个急着建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了官方要求。见完面回来后，黄郛第一件事，是派特使直奔长春，找关东军司令部秘密接触。
当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还不清楚日本政府、军部、天皇等部门间的差别矛盾时，黄郛已经从纷纭杂乱的情况中敏锐地把握出突破口。在关东军的代表面前，黄郛的特使向日本人故意“透”出一点“内幕”：黄郛不是国民党员，他的政整会里也没几个国民党，如果让他主持华北，肯定同国民党不一条心，关东军有什么交道也能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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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使的说法，关东军有点半信半疑，但看在黄郛资历老道、又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的份上，终于相信了一点，那就是黄郛不是国民党员，可能比较好打交道，或者说比较好利用。
其实武藤也不想停火，牛栏山前对傅作义的那一战，就是大战前的试探。如果真象永津说的，中国军队全都矛盾重重、不堪一击，他肯定要长驱直入，占领平津。无奈两个旅团在阵地前面碰得头破血流，地方系的杂牌军竟然在火力、工事上都强过中央军，而且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才让他打消了抗命的念头。
强攻有风险，板垣又招不到亲日派，突然横空跳出一个黄郛，身份资历意向全都符合无间道的要求，武藤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由得连连点头。
关东军这一关顺利通过，但黄郛的麻烦并没有完。中山自说自话地报完价后，立刻向领导汇报，日本外相也觉得十分有戏，不仅在谈判条件里立刻添上新项目，而且还加了一条绝对不能接受的要求：中国必须承认所谓满洲国。
本来是停战协议，随着要价越来越多，最后决定搞一个单独的政治协定，由关东军武力威胁，逼中国签字。
黄郛的压力顿时到了极限：如果日本真的提出霸王条款，他不签不行，签了也不行，除了跳楼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虽然上头口头交待过要“共担责任”，但事到临头，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滑头鬼，一个比一个精，而且还时不时地在全国摆“抗日领袖”的造型，指望他们替自已说话，基本上是白费工夫。黄郛只能一面把黄绍纮紧急派去庐山说明情况，一面坐在北平听天由命。
兵临城下，军务惫驰，他已经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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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在塘沽正式举行停战谈判，由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对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
熊斌大气都不敢出。他知道今天的谈判十分关键，只要一步不慎，不是千古北平毁于兵火，就是他沦为万世不复的汉奸。
冈村宁次的态度却很轻松，毕竟胜利者总是多一点底气的。他递给熊斌一个停战草案，然后告诉对方，这是关东军的意见，一个字都不许改，十一点以前签字，否则开战。
熊斌还试着想把中国的停战草案提出来讨论，冈村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只问了熊斌一个问题：“你签不签字？！”
国家弱小，个人也不配有什么面子，熊斌和几个随从只好强忍屈辱，仔细看冈村的草案。
冈村虽然霸道，停战协定倒还不很霸道（相对而言），只是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停战线，关东军则撤到长城以南，中间地带由中国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驻保安队或警察。从本质上讲，这是在长城以南设了一个一百公里左右的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但条约里没有任何清除国民党或中央军撤出华北全境的要求，也没有承认满洲国或割让领土的字眼，中国政府依然可以行使华北的主权。
熬到最后十分钟，熊斌明白，今天不答应是不行了，只好提起笔来，签下这份被后世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
签完字，熊斌心情沉重地走了，一分钟也不想多呆。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分钟之后，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会场，然后开始捶胸顿足。
赶来会场的，是永津和中山等鬼子外交部的人渣。
他们精心准备了割让东北、中央军退出华北等霸王条款，由外相找关东军协调，准备一道参加停战谈判，强迫中国签一个附加政治条款。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关东军却认为，仗是他们打的，凭什么要让外务省吃干饭的那帮文官掺和，明面上不好拒绝，却想出一个小损招，故意把时间晚一点透露给他们，放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鸽子。
在场的军人们很是为自已的小聪明得意。等永津把自己的条款一件件给大家看后，冈村才明白过来，其实日本错过了一个多么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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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损失了一大片主权利益，但是比起永津等人的方案来，何应钦还是不得不侥幸一把：华北万幸，民国万幸。
黄郛很不幸。
正如一开始预料到的，不管停战协定签得多有考虑，终究是损害主权的条约，全国人民对失地求和一类新闻的接受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前天刚用大刀痛砍鬼子，昨天还梦见三千城管踏平东京，今天就宣布军队退出长城一百公里、把东北和热河全部交给鬼子，不是出了卖国贼，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在普通民众眼里，华北的事情，显然是蒋介石任人唯亲，让自已的干兄弟跟日本勾结，变相出卖东北和热河主权的结果；委员长显然要负领导责任，但北平政务官黄郛更要负直接责任。
千言万语归结起来，只有一句大白话：黄郛是汉奸！
对自已要变卖国贼的事情，黄郛心里早就有准备。现在不是分辩的时候，或许永远也没有分辩的一天，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难。
关东军虽然答应撤军，但时间却没有定，必须软磨硬泡让他们尽早离开；长城一线的缓冲区肯定不会痛痛快快让出来，估计鬼子要在当地安插伪军，也要想办法挤出去；更重要的是自已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查觉出来，必须尽量拖延、争取时间，让蒋介石有工夫整兵备战，预备下一场决战。
现在他的任务，是被日本人赶走或暗杀之前，尽量稳住北方，保证中央有时间准备布置。因为，扩充军备需要稳定，训练新兵需要稳定，修筑国防工事更需要稳定，总之，稳定压到一切！
然而黄郛终究没能稳住北方的局势。确切地讲，他连一天也没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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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出事的地方，是察哈尔。
察哈尔本来是二十九军的老窝。长城抗战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来了位新主人，叫冯玉祥。
自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一直在山东“读书”，直到蒋介石下野，孙科广招贤才，把他从山东招回了南京。
好容易从高级囚犯恢复自由，冯玉祥十分高兴。可是没过多久时间，蒋介石重新上台了，他只好又回济南，继续关在屋子里读书。最让他难堪的，是韩复榘虽然不欺负他，却奉蒋介石的命令，把他的警卫队全部缴械，换成自已的卫兵。
出个差连卫队都闹没了，冯玉祥十分憋气，索性一个人离家出走，偷偷跑到察哈尔首府张家口。关东军在滦河大打出手的时候，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赌气，不肯回去。
兵临城下，防线左支右拙，何应钦知道冯玉祥是危险分子，可也顾不上招呼他。就在所有人都忙着收拾残局、跟武藤谈判的时候，方振武也到了察哈尔。
方振武，西北军旧将。
虽然方振武是最早反叛冯玉祥的那一批，但此一时彼一时，老方早就因为待遇问题跟老蒋一刀两断，还在南京坐过两年监狱，托胡汉民的福才放了出来。出狱后的方振武二话没说，把家财全部拿出来，又四处借钱，说要成立抗日救国部队。
西北军虽然派系多，但义气还是讲的。看到方元老要救国，不少人（主要是军阀）都慷慨掏钱，又从山西拉出两个师的旧部（阎锡山很欢迎他把客军带走），于是走马上任，自封为救国军司令，浩浩荡荡地北上抗日。
当方振武豪气万丈地派人找何应钦请求作战时，何应钦却皱起了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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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部长不是不缺人，他十分需要人手。要命的是方振武一贯跟蒋介石过不去，属于重点维稳对象，现在不经批准就把山西的部队拉出来，将来打仗肯定也不会听自已的指挥，这种部队换了谁，也不敢在前线重用。
于是何应钦下了命令，抗日救国军必须回山西去，同时方振武必须离开部队，以防不测。
手上有兵有枪，要是乖乖听这种命令，那就是傻子了。方振武没理何应钦，自顾自地从河北出发，说要北上打日本。
看到方振武之类不听命令，何应钦又下了另一道命令，为“统一军令”起见，所有河北、察哈尔的抗日部队全部取消番号，如果相关单位不想解散，可以请求加入正规军，调长城前线同关东军拚命。
何部长的这一招顿时将住了方振武。虽然全国到处都是抗日口号，但军头们十分明白，日本军是不好惹的，德械师、税警团那样精良的装备，在他们面前都是连连败退，普通的二流部队顶上去，估计渣都剩不下来。
很明显，方振武的部队应该是二流部队，或者比二流部队还差点。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他的部队兵精弹足，何应钦早就调上前线去了，不用等别人来拉。
没有编制，没有军饷，到处不收，能去的地方又是死地，方振武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没出路。正在彷徨的时候，冯玉祥溜到了张家口，并派人带话给他：来我这，我需要你。
于是方振武带着残破的部队，从山西走到保定后，又从保定走到张家口。此时只有一个师跟着他，另一个师看到前途渺茫，提前开溜了。
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毕竟也是师，不是保安队，冯玉祥十分高兴地迎接了老部下。方振武欣喜地发现，来张家口的不仅是他，还有吉鸿昌、高树勋等老同事，打算以抗日的名义结为盟友、求个前程，甚至连二十九军看家的副军长佟麟阁都同意加入。吉鸿昌等人是共产党员，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同盟军打出局面，苏联愿意从北面支持枪炮，成立一支无敌的抗日精兵。
虽然将领很多、前程很广，但冯玉祥数过人头后，还是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兵。
方振武的师跑了不少人，老冯只拉来一批学生兵，二十九军留守部队数量质量都不高（好点的都在喜峰口）；吉鸿昌等人倒是号称有苏联支持，可是他们是单身来的，光带了张嘴，没有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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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屌丝缺枪少炮，在大草原里放放牛还可以，要去抗日明显差点。大家想来想去，终于发现他们不是没有兵，而是兵太多了，只是没有招进来而已，察哈尔到处都是散兵，不少人还同关东军真刀真枪干过架，把他们招进来，马上就能扩成一支集团军！
说到察哈尔的散兵，那真是一声叹息。
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培训出来的正牌毕业生，打起仗来也是正经八百，从来不搞游击战、特种战一类歪门邪道。热河溃败后，前线撤下来的不光是东北军，还有近十万被关东军打得无处躲藏的义勇军，全都跑到华北来求生活。
东北的义勇军成分十分复杂，除了失陷的军人、警察，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甚至土匪也有不少，只要补充给养、在前方有个接应，他们就愿意整顿再战，回到日军后方打个天翻地覆。无奈何部长文凭虽然高，却不懂如何打游击，在他看来这帮人都是乌合之众，站个队列也站不齐，拉上去守阵地更是找不着北，根本没有用处，只能一律裁撤。
白山黑水里同鬼子伪军拼命，转战千里回到祖国后方，结果没有编制、没有军饷，连饭都没有一口，扔在野地里不管死活，这就是有关部门给东北义勇军的“待遇”。华北到处都是军队，可怜的义勇军没有地盘，只好逃荒一样窜到察哈尔来找饭吃，不少人只能重操旧业，在草原上当起了土匪。
对义勇军的遭遇，何应钦是比较迟钝的。华北的局势如此紧张，几个土匪就该自已管好自已，不能遇到困难就找国家伸手，一点觉悟都没有。
何部长没有觉悟，但冯玉祥却有觉悟。他公开宣布，欢迎义勇军加入他的队伍，有实战经验者优先，管饭（这个最重要）！
五月二十六号，正当中国同日本商量好停火、准备签塘沽协议的时候，冯玉祥在察哈尔正式开张挂牌，成立抗日同盟军，号称要雪耻复仇、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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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冯玉祥的举动，何应钦很不以为然，二十九军在察哈尔有多少底子，他心里是有数的。但看到“同盟军”的兵力数字时，何部长不能不当真了，因为冯玉祥的兵马，已经超过十万。
刨去东北军，华北前线的西北军、中央军、晋绥军，加起来恐怕也不到十万人，也就是说，冯司令只用短短几天时间，就筹到了一支比他还大的队伍。最要命的是，马上要签塘沽协定，全国都会骂他和黄郛是汉奸，冯老头偏偏打的是抗日旗号，让他反对也不是，不反对也不是。
不能来硬的，何应钦只好施软招。他提醒宋哲元，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要是他不回去，就只能派给别人了。
对何部长的“关照”，宋哲元早就心里有数。好不容易才有一块全国闻名的穷地盘，正在全军伤亡惨重、急需回去整补的时候，居然根据地被人端了，还是老长官串联老兄弟干的，让他有火都发不出来。
宋哲元和何应钦只好轮流派人来张家口，劝冯玉祥要有大局眼光，何部长还答应只要冯司令下岗，一定给安个“林垦督办”的官职，负责全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建设，象国父（孙中山）那样搞实业报国。
做农业大臣，虽然不能带兵打仗，至少出门闲逛没有人管，比在山东软禁要强得多。何应钦认为，自己开出的价码已经很高很诱人了，冯长官肯定会动心。
想了几天，冯玉祥回复说，同意。
何应钦和宋哲元都是大喜过望。只要能撤掉同盟军，华北局势就能稳定下来，别说林垦督办，就是到中山陵养老也行。没想到几天以后，冯玉祥招呼都不打一个，突然发表声明，坚决不离开张家口，不当官不要紧，一定要抗日到底。
华北的何宋顿时又糊涂了，不知道冯玉祥搞的是哪一出。
其实冯玉祥倒真心不是忽悠他们，实在是前几天同方振武有矛盾，觉得日子过不下去，才放风说要回南京关心三农问题；后来大家好好说和，冯玉祥又觉得有奔头了，于是激情依旧，继续抗日。
有兵有地盘，又解决了内部矛盾，鬼才愿意去种田养猪。
六月二十号，抗日盟军正式出征，第一步是肃清察哈尔境内的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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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二十九军的地盘只有察哈尔的一部分，其他地方被日本人占了不少，都是伪军在看守。所谓柿子要拣软的捏，同盟军刚刚成立，清理一下身边伪军、练练兵也是应该的。冯玉祥马上发出命令，大军进攻多伦。
多伦，内蒙古商业重镇。
虽然民国时的草原穷得要命，但多伦却是山西人做生意的集中点，十分有钱。同盟军缺钱少粮，正需要这种能生财的地方补充给养，所以冯玉祥的目标理所应当地选在多伦。攻多伦的是西北猛将吉鸿昌，而守多伦的是伪军李守信，全军不到一万。
人数比对方多，士气比对方旺，吉鸿昌十分有信心、有把握拿下多伦。没想到打了几天，除了在厚厚的城墙上留下一些枪眼，其他的一无所获。
吉鸿昌没有大炮。
义勇军本来就不擅于攻坚，又没有大炮轰开工事，李守信在城里的日子虽然难过，但却还能撑得住。吉鸿昌顿时犯了难：他的粮食快要不够吃了，不拿下多伦，就没法交差。
关键时刻，他决定发挥忽悠功夫，派人找李守信谈判，劝他“借”多伦用一下。
于是在不久的某一天，李守信瞒着日本顾问，接待了吉鸿昌派来的使者。
身为非著名汉奸，李守信对日本和中国都没啥感觉，更不打算替哪一边尽忠。吉鸿昌的使者也不跟他讲什么民族大义，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过不久苏联的军援就要运到了，光步枪就有一百万枝，大炮什么的另算，联军现在刚出道，需要你的多伦出风头，借给我们先用一下吧！
李守信想了一想，然后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要借多长时间？”
使者大喜。李守信问这个问题，说明事情很有商量，马上保证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还极讲义气地提醒李司令，所谓铁打的城池流水的兵，苏联军援一到，冯玉祥的大军就是天下无敌，李司令今天愿意送这个交情，来日欢迎加盟联军，一定送一顶大大的官帽子给李司令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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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使者，李守信转身去找日本顾问。
虽然关东军没在多伦，但日本人还是留了几十个日本“顾问”，负责监控李守信。李守信没有为天皇尽忠的觉悟，却有不能得罪投资商的意识，因此必须把顾问们忽悠好，才能在多伦全身而退、保存实力。
面对满脸惊疑的日本人，李司令十分激昂，告诉他们说抗日军来了大批援兵，估计能有好几万人，两边即将进行一场总决战。身为城防司令，李将军决心效忠天皇死战到底，请几位顾问大人有什么话赶紧留下来，他一定提前托人送给家属！
听到李守信的话，几个日本人脸都白了。这些天在多伦好吃好喝当太上皇，享受做梦一般的荣华富贵，突然间要在大草原上为狗天皇玉碎，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于是日本顾问们纷纷给李司令做思想工作，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中国古话开导他，有机会赶紧突围要紧，回头带上关东军来收拾这伙土匪，犯不上把宝贵的生命白白牺牲掉。在顾问们的努力开导下，李守信终于勉为其难地点了头，同意放弃与多伦共存亡的念头，并悲痛地表示要走也可以，他知道敌军有一个方向兵力空虚，适合突围。
七月十二日，冯玉祥宣布，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激战后，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多伦，同日伪军白刃格斗四个小时，成功收复多伦失地。
全国沸腾。
虽然冯玉祥的战报对过程有点太过夸张，但经过一个又一个败报之后，全国已经陷进一种赢不起输不起的状态，不管是十九路军还是二十九路军都打不赢仗。此时西北军老领导横空出世，而且能从敌人手里收复失地，实在是军事意义重大、政治意义重大、新闻意义重大。
出完风头，冯玉祥该买单了。
虽然是收复多伦的民族英雄，抗日同盟军却没有编制，多伦也不是提款机，所以该缺的钱还是缺，该缺的粮也还是缺，何应钦并没有给他什么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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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不给钱倒没什么，本来也没指望中央能给什么政策，可要命的是苏联的态度。在仔细考虑各方面利弊后，斯大林认为支持冯玉祥会同时得罪日本和蒋介石，有点得不偿失，于是通知同盟军，先前说好的枪炮卢布等援助，暂时不能给。
要了亲命了。
没有苏援，何应钦又在华北搞封锁，十几万同盟军只能在草原放羊，啥也指望不上；而关东军同李守信会合后，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报一剑之仇。可怜的冯玉祥天天发愁，愁军饷，愁军粮，愁打仗，终于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让他再也挺不下去。
把冯玉祥压垮的，是中国共产党。
按冯玉祥的布置，起兵的时候需要苏联援助，所以拉上共产党一块行动；而共产党对抗日也很积极，两边一拍即合。
抗日同盟军有十万人，共产党只有三百人，但这三百共产党人全都是“兵运”的好手，立刻马不停蹄地在各个重要岗位展开工作，准备控制部队。
大家都是打仗出身，想抓枪杆子可以理解，要命的是共产党竟然成立了所谓“中共察哈尔前委”。按照王明和博古的指示，前委决定把同盟军里能拉走的部队都拉走，搞出一支新的红军出来，南下河北、山西建立苏区，而且还有一句要命的话：大家必须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的叛变”。
苏援没招来，却招来一群白眼狼，看样子还要算二七年的旧帐，把自已打成叛徒，冯玉祥顿时火冒三丈。此时又传来更加头痛的消息：东北义勇军的邓文打算投蒋。
东北义勇军里，邓文是比较有声望、有斗志的领袖人物。听说他要走，冯玉祥再也控制不住，下令立刻派人暗杀，砍死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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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某大哥和某大哥会晤谈判，回去后大打出手，死了无数人，最后一方被另一方摆平，乖乖地下岗认输。我们也会看到另一幕，某大哥因为某个原因跟另一位大哥会晤，结果十分不幸，被对方火并干掉了，手下也分崩离析，成为一群待宰的羔羊。
通常来讲，后一幕都是比较省事的，但是绝大多数大佬们碰到这种场景，都是选择前一种解决办法，宁可死伤几千几万人，也不肯派个刺客解决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蒋委员长跟毛泽东后来在重庆谈判，明知后来要打得热火朝天，可是当时谈完判，还是把毛泽东送回了延安。
对这种事情，不少人认为，那帮拿枪的大哥们都是傻瓜，明明一粒子弹能解决的事情，非要动枪动炮打一场，有时还被打输了（例如蒋委员长），实在是劳民伤财。如果换了自己上场，一定能大展拳脚，杀他个不亦乐乎也。
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半是不懂政治的。
一个人只要没有练过刀枪不入神功，都是很脆弱的，不管是老大还是总统、元帅，挨了枪要完蛋，挨了刀有时也要完蛋。但是现实生活里，解决一个老大往往非常困难，因为老大身后总会有一大帮小弟，小弟还有一大帮手下，如果你不能安排好后续事宜、解决对方的人马，简单的暗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给自己结下一大帮仇人，甚至成为其他大佬联合干掉的目标。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可以杀人，但必须要有买单的本事！
很明显，冯玉祥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买单的能力。他杀掉邓文之后，义勇军虽然没有找他报仇，却都投奔蒋介石那里去了，山西、热河过来的部队看到这一幕也纷纷散伙；如果再除掉不靠谱的土匪军、地方部队，十几万同盟军里能掌握的，只剩下吉鸿昌和方振武两批人。
冯玉祥叹了一口气。原来还是老部下管用，虽然只有两支人马，但只要能紧跟自己干革命，就仍然有雄起的机会。
正当冯玉祥略感宽慰的时候，吉鸿昌却满脸无奈地告诉他：我的部队，不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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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吉鸿昌的部下早就让前委的柯庆施等人控制住，正在按要求准备换红军的番号。不跟冯司令算五年前“清党”的帐，已经算是宽大待遇，再要他们听冯司令的指挥，似乎有点强人所难。
做完一遍又一遍减法，冯玉祥手上能指挥的部队，只剩下方振武的几千人。奇迹是不会出现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冯玉祥知道，自已撑不下去了。
七月二十八号，蒋介石和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了最后通碟，二十九军也磨刀霍霍，准备用武力强行回家。眼看里里外外都不厚道，冯司令连自已的安全都没有信心，只好宣布自我下岗，撤消抗日同盟军。
同盟军撤消了，二十九军回家了，看上去皆大欢喜，但宋哲元还有块心病：冯玉祥不肯走人。
按照冯玉祥的说法，他已经主动交出了兵权，现在是闲云野鹤，留在张家口散散心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蒋介石却认为，老冯最该去的地方是监狱，只要出了大门就是维稳对象，必须找个大家都放心的地方关着，不适合到处乱走。
对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倒不奇怪，要命的是宋哲元也同意蒋委员长的看法，认为张家口风景有限，冯老板最好是换个地方住，例如济南。
想留自已，怎么都能找到风景好的地方，所以宋军长说不好住，那就肯定不会让他好好住。宋哲元回来后，冯玉祥呆了几天，终于“想”明白了，走人。
冯老大走人了，同盟军自然也是全面解散，由宋哲元软硬兼施地收编。只有两路人马不肯听话，一路是方振武，另一路是吉鸿昌。
察哈尔乱成一团的时候，吉鸿昌正在东面同关东军对抗。可怜的李守信丢了多伦，日本人很是不满意，居然不补充人枪就要他进攻；没想到吉鸿昌更惨，不仅保不住多伦，连自已都保不住。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共识，吉司令十分仗义地讲了一回信用，把多伦城又“还”给李守信，然后回去找方振武商量出路。
老领导都容不下，宋哲元当然更不会容下他们，方振武和吉鸿昌都明白，察哈尔是呆不下去的，必须选一个地方赶紧开路。北面是关东军和李守信，南面的山西有阎锡山，都不是能去的地方，他们的路只有两条，向东或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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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决定往东走，东面有长城，可以在那边抗日；而吉鸿昌则想向西，西边的高树勋也是西北军出身，或许能找个地方安顿一下。
此时吉鸿昌的队伍已经乱成一团。根据党永远正确原则，冯玉祥撂挑子不干，显然是总前委工作不给力，于是上上下下又被打成右倾分子，不少人还受到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接着共产党人公开亮相，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要带领全军打到河北，建立新的红军苏区。
看到吉鸿昌的队伍要当红军，方振武顿时没了兴致。他虽然抗日，却不向往革命，吉鸿昌只好带着人马单干，一路向西。
可怜的吉鸿昌在往西的路上走了半天，终于快走出察哈尔，来到绥远的地界上，却发现傅作义早就准备好枪炮，在边界上等着他。看到来者不善，吉鸿昌赶紧找对方谈判，商量能不能借个路。
吉鸿昌认为，自已只是去商都看看老同事高树勋，请傅司令不用担心；
傅作义认为，吉司令去哪里都可以，但不要来绥远，因为绥远不欢迎吉司令；
吉鸿昌坚持认为，绥远的路不是傅作义家的，大路朝天，人人都可以走，凭什么不让他走；
傅作义坚持认为，中央早就不承认吉司令的军队，不来打你已经是客气，再想到自己的防区里旅游，那是没商量的事。
两边越谈越拧，又都是脾气火爆的军人，于是打了起来。干过一仗之后，吉鸿昌想通了，绥远的路确实他不该走。
因为他打不过傅作义。
于是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带着人马，转头一路向东。走到独石口，碰到了进退两难的方振武，一对难兄难弟无路可走，坐到一块相互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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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苦命人都是一家。两个人诉来诉去，终于得出结论，同盟军之所以从十几万变成现在的流浪团，都是因为蒋介石、何应钦在里面捣乱，不把两个国贼除掉，抗日就进行不下去，救国就不可能完成。
想通这一步，下面就顺理成章了。九月十号，吉鸿昌同方振武联合发表声明，把名字改成“抗日讨贼军”，一面抗日，一面讨伐蒋介石，同时还拉了两股人马凑数：土匪刘桂堂和东北军汤玉麟。
这是他们犯下的最致命错误。
一直以来同盟军虽然碍眼，何应钦都不敢直接派兵进攻，主要是因为刚签过塘沽协议，正是全国唾骂的时候，突然跑去打抗日军队，容易引发全国公愤。现在吉鸿昌和方振武宣布反叛中央，又找刘玉堂、汤玉麟搞联合，打起来就方便多了。因为刘桂堂是土匪汉奸，汤玉麟是丢失热河的罪魁祸首，对付别人没有名目，收拾他们还是不成问题的。
吉鸿昌和方振武也知道事情凶险，可是箭在弦上，想不射也不行了。十天后，东拼西凑的六千大军来到密云、怀柔，此时汤玉麟见势不妙，早就逃得不见踪影，只剩下三个头领带着一群小兵过日子。
密云和怀柔都是“非军事区”，何应钦管不到他们，但日本人立刻来了精神，马上派飞机轰炸，同时扔下通知，要他们马上离开，否则军事解决。
自已手上那点部队有多少斤两，吉鸿昌心里是有数的。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飞机，他们只好一路南下，来到北平近郊，很快在昌平陷入包围。
包围他们的有中央军，有晋军，也有西北军，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消灭叛军。
终于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而且是四面楚歌，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北平是攻不下来的。不光小兵们纷纷逃跑，连号称革命最坚决的中共前委也不知踪影，吉鸿昌和方振武走投无路，只好宣布投降，部队交给晋绥军的商震改编，其中吉鸿昌躲到天津租界，方振武流亡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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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解决掉冯玉祥，何应钦全身都是冷汗。此时华北的局面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关东军就会找借口打进来，他只能一面应付，一面告诉蒋介石：我撑不住多久，必须再想办法！
蒋介石十分清楚，何应钦所谓的办法，是更多的援军、大炮和弹药，只有装备一支正规化的精良部队，才能让关东军懂得什么是规矩。黄郛在华北恐怕拖不了几年，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部队轮番整编，并且换上标准化装备，应付将来可能的危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装备可以用钱买，能打仗的兵却不容易训出来，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负责统筹、训练、编制和军事研究。
虽然蒋委员长手下挂将牌的人很多，但能担当如此重要战略任务的要么没有，要么不可靠。选来选去，蒋介石最后选中了一个人：参谋总长朱培德。
中央陆军大学校长、著名战略专家杨杰在军事委员会里，也不过当一个参谋次长；而治理江西十分失败、被红军打得鼻青脸肿的朱培德却能当上参谋总长，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从二九年九月起，朱培德就交出了江西的军队和地盘，自愿完成从军阀到职业军人的转变，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做参谋长。从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到中原大战，朱培德都显示出策划谋略方面的才能，而且为人极其低调，不好酒色，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几年工夫里，朱培德已经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却在战争中显示出越来越精湛的参谋素质，派他去完成国防军整训工作，既不起眼，又能收到实效，实在是训练总监的不二人选。
蒋介石早就有从欧洲购买统一装备、完成正规军整训的想法，德械师就是他的试点工程。本来决心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太快，但日本人的步步进逼，让他连退路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
于是低调的朱培德更加低调，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除了出席一些虚职外，仿佛已经从军队里消失；而在无声无息的整顿中，成千上万的标准化步枪（中正式）、火炮有计划地发到部队，替换下五花八门的杂牌武器，弹药后勤问题变得简洁明了，战术条令越来越得到贯彻，军队的战斗力开始一步步提高。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有钱了、中央军换装备了，却不知道整个大计划的背后，有一个默默操劳的朱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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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培德的整军还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而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蒋介石决心做一件事：把共产党杀光。
从三零年丢失井冈山根据地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江西东奔西跑，一年多时间里挨了三次“围剿”，端的是狼狈不堪。在离开根据地的日子里，他走过江西、福建的穷乡僻壤，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农村有钱，而是因为农村没钱；而要明白农村为什么没钱，要先从中国军阀和他们制造的国情说起。
拜受低成本影视剧之赐，一般人想象中的军阀，日常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打牌、抽大烟、闲时去外面欺男霸女，屋里再守几个姨太太，吃饭从来不给钱，琐事都交给身边的副官打点，自已天天享清福。
纯属胡扯。
电视可以胡乱拍，但军阀千万不能胡乱当，按照央视导演的方法去当军阀，一个月都撑不下来，就会被乱枪打死。事实上做军阀就象开公司一样，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绝非占着一块地盘那么简单。他必须象个精打细算的董事长，综合计算自已的军饷开销、武器添置和编制配备，一点点在平衡中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同时操纵好那帮见利忘义的手下，让他们既有肉吃、又相互牵制，否则就会被别的军阀吞掉，或者被造反掀翻。
既要懂军事、懂人事，还要抓好政治和经济，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有时候作为成功军阀，后面两条更加重要，例如土豪阎锡山。只要不是张敬尧、汤玉麟那样的极品，都懂得养鱼不能抽干水的道理，尽量不把农民逼到绝路，不少成功军阀还制定过有效的农村政策，缓解三农问题。
当军阀实在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比起各极地方军阀，全国最大的中央军阀--蒋委员长，表现实在是差得很多。
民国的特点是军政不分家，各省说了算的一把手都是军头，而蒋老大手下大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条例非常熟悉，对政治、经济却十分生疏，办起事情来往往事倍功半；加上为了防止军人坐大，蒋委员长有必要把他们隔几年调一个地方，结果谁也不会把辖区真的当成家来建设，民生问题搞得极其成问题，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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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军人执政，倒还不是什么大事，委员长可以给他们派经济专家辅导功课；但另一个问题就不简单了：中央财政负担太重。
地方军阀要养的只是自已的军队，中央军阀则不仅要养军队，还要养庞大的机关，要养一群有了不多没有会少的政客贤达；有灾情要及时赈灾，甚至有实力的地方会勒索中央，逼中央拨钱拨粮（例如张学良）。因此中央的负担，通常都比地方重很多。
理财困难、开销太大，都是头痛的事情，但还不算致命的失误；毕竟收入低一点、比别家少吃一点，农民们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最要命的地方，是蒋委员长的地盘里，一直流行一种病，叫清党后遗症。
自从二七年大清党以来，蒋介石杀掉了几万共产党，也顺带着杀掉了几十万国民党，凡是从前跟农会、工会沾过边的人统统杀光，甚至无关人员也杀。而清党之后，为了杜绝共产党死灰复燃，委员长又在内部大搞特务统治，谁敢研究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蒋委员长特许的除外），多半都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就把农村搞成了基层党部管不到、中央懒得管的地步，而农民们既然没有权利保障，自然就成了谁都可以宰几刀的肥羊。
在委员长治理下的江西，毛泽东欣喜地发现，只要给农民们分田、保证大家都能吃饱饭，就不愁招不到兵，不少人砍条梭镖跟着红军走，革命态度那是相当坚决。虽然经过三次大“围剿”，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旺，早就从农村打进县城，眼看要进军二三线城市，红军的名声也传得越来越响。
看到中央苏区红红火火，毛泽东终于相信，其实有没有井冈山，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那片山区只能养活两三千人，充其量算个游击缓冲区，碰到稍微大一点的敌人就扛不住，牵制作用十分有限，还是在南面开根据地比较容易。只要蒋介石不给农民分地，别说三次围剿，就是再来个四次、五次，也不过是浮云。
中央根据地一定能蓬勃发展，革命一定能从星星之火烧遍整个中华大地，毛泽东对前程充满了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信心。
然而这一切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中央苏区没能生存下去，革命的火种也没有迅速烧遍全国（当然十几年后还是实现了），甚至整个红军都被敌兵追得团团转，差点集体变成无头的烈士。而造成这一切的最初起因，竟然是一场奇怪的敲诈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