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曹操赤壁兵敗真相：非敗於大火 實輸給寄生蟲？

　　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戰是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戰爭之一。一千多年來，關於這次戰爭有過種種記述和評論，雖然多數的意見傾向於火燒赤壁導致曹軍失敗，但有許多可疑之處。本文重點討論曹操兵敗赤壁與血吸蟲病的關係，力圖使之成為戰爭與疾病史的有趣篇章，也作為替曹操翻案的一部分。

　　一、對火燒為主因的排除

　　在史料中對導致赤壁之戰勝負原因的描述中既有火燒，又有疾病，在不同的場合、不同人物、不同時間上各有所側重，有許多矛盾之處。所以在討論疾病之前對曆來認為是主要原因的火燒觀點先做若幹排除。

　　東南風不可能吹向南岸

　　關於赤壁之戰的地點，眾說不一，但大多傾向於前屬嘉魚，現劃歸蒲圻(赤壁)市轄管的赤壁。其位於長江南岸，這就使得史書上所記述的周瑜、黃蓋的蒙衝鬥艦借助諸葛亮觀天象測得的東南風鼓動，導致炎炎烈火燒盡曹操的船隻並延及岸上營落的說法無從解釋。

　　十艘蒙衝鬥艦的破壞性有限

　　在現存有關赤壁之戰的記載中，蒙衝鬥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資治通鑒》原注：蒙衝是蒙著牛皮的小船，鬥艦是戰船。而以現代觀點看，將蒙衝鬥艦說成兩樣東西，似不大合適，含糊一點說蒙衝鬥艦是小戰船相信不會離譜太遠，限於當時的技術與水準，載重量幾百噸的船隻應該算是不小的了，為了靈活快捷，似乎更要趨於小而輕便而不是一味強求大噸位，所以我們傾向於其為小戰船的理解。說到黃蓋燒船時，《資治通鑒》寫道：“乃取蒙衝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去北軍二裏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如果真的這樣，周瑜、黃蓋的勝利似乎也太容易了一些：假如是小船，那麼其運載的易燃品必然有限，如何能以十艘蒙衝鬥艦將“乃以千數”的曹操所得的劉表水軍燒盡，而且還“延及岸上營落”呢?如果說蒙衝鬥艦是大船，自然可以多運載一些諸如燥荻、枯柴、油脂之類的易燃品，可是這不免又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是速度，二是靈活性，這兩者顯然同載重量大小成反比例關係，供作軍事家選擇的餘地是有限的。況且船在水上，以水滅火總還是可能的，盡管曹軍缺乏防護的思想準備，但一點點的救護能力和措施都沒有也難以讓人理解。

　　火燒的真相

　　在對赤壁之戰勝敗原因的分析中，火燒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原因。這裏抄錄有代表性的三則：

　　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國誌·魏書·郭嘉傳》)

　　(曹操語)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三國誌·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

　　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具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三國誌·吳書·吳主傳》)

　　二、曹軍遭疾病危害的記述與分析

　　在史料中對曹操兵馬在赤壁之戰患病並受危害的記述是不厭其煩的，擇主要者羅列於後。

　　(周瑜對孫權說)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資治通鑒》)

　　是夜，瑜複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屬狐疑，夫以疲病之卒禦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同上)

　　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並力逆曹軍，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等敗退，引次江北。(同上)

　　曹公軍不利於來壁，兼以疫死。(《三國誌·蜀書·劉焉傳》)

　　時又疾病，北軍多死，曹軍引退。(《三國誌·蜀書·先主傳》)

　　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三國誌·吳書·吳主傳》)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引軍北還。(《資治通鑒》)

　　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淩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三國誌·魏書·賈翊傳》，裴鬆之注)

　　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熹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複疾疫。(《三國誌·魏書·蔣濟傳》)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卒末，令曰：'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以也。(《三國誌·魏書·武帝紀》)

　　太祖又與荀■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同上)

　　疾病發生的必然性

　　數十萬軍馬的遠征、作戰的繁忙勞頓、生活的動蕩以及條件的低下，造成體力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緊張是可以想象的。這必然降低了個體和整體對疾病感染與發病的抵抗力和康複機能的水準。同中國北方相比，南方氣候炎熱多雨，溫濕度等條件適於各種傳染病、地方疾病原和傳播媒介的繁衍和循環。那些當時無法明了的致病微生物對新進入疫區人群、馬匹的侵襲性以及入侵後的致病性也遠比世居此地的人群和動物更為嚴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述周瑜對孫權分析似可作為曹軍南征失敗原因總的提示。周瑜分析曹軍南征的諸多不利因素：一是後顧之憂;二是步兵不習水戰;三是後勤供應;四是疾病。這其中那一點是最重要的呢?雖然“北土未平”，但在關西的馬超、韓遂隻不過是潛在的威脅，並沒有造成眼前的危害;“舍鞍馬，仗舟楫”是棄長就短，確有被動之處，但在得到荊州降軍，特別是水軍以及“蒙衝鬥艦乃以千數”之後，使兵力得以大大的補充和加強;自秋入冬的後勤供應(馬之蒿草、兵之食糧)在有了荊州降軍於江陵等地的儲存及江南之富庶，大概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了吧!唯其無法克服的是：這些來自遙遠的北方籍的“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這一因素了。

　　疾病的嚴重性

　　血吸蟲病是一種什麼樣的疾病

　　血吸蟲雌雄異體，雄蟲短而粗，約14×0.5毫米;雌蟲長而細，約16×0.26毫米。其寄生於人或動物終末宿主門靜脈係統血管的雌雄蟲合抱交配受精，每天產卵約3500個，卵內毛蚴不斷釋出毒素致腸壁發生以嗜酸性膿腫為主的病變，致病變部位炎症、破潰，使蟲卵隨糞便排出入水，在適宜的溫度下，毛蚴破殼而出，尋機鑽入釘螺，經胞蚴-母胞蚴-子胞蚴，發育成具感染性的幼蟲尾蚴。當人或動物下水，尾蚴便經皮膚、黏膜侵入，經童蟲發育為成蟲。

　　血吸蟲病是一種人獸共患互染的疾病，可寄生於人、牛、馬、鼠等數十種哺乳動物。非疫區人群和動物對之特別易感，多在一個月感染後出現發熱、腹痛、拉膿血便及血中白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增高。急性期過後多呈不時發作的腹痛、膿血便、疲乏衰弱等表現的慢性期;至晚期者多為嚴重疫區裏屢受感染的重病人，有肝脾腫大、腹水(故又稱臌脹病)或侏儒等表現。在我國，血吸蟲病流行於長江流域以南的十二個省市區，以兩湖、江蘇、江西、安徽等省為嚴重。血吸蟲病之所以局限於江南流行，主要原因在於傳播本病的中間宿主(媒介)——一種水陸兩棲的淡水貝類釘螺，其形態大小同穀粒近似。這種螺無法克服北方冬季的嚴寒冰凍與幹旱，所以本病不在北方流行。尾蚴的大小僅幾百微米，肉眼不可見，釘螺也隻有米粒大小，人和動物多在不知不覺間被感染。感染後不是立即發生嚴重症狀，感染初期在尾蚴侵入的皮膚僅有致癢的針頭大小粟粒樣小出血點，所以往往導致病因難明，糊裏糊塗送命而不知緣故，在三國時期更是這樣。

　　一種古已有之的疾病

　　據曆史記載及近代研究，業已證明血吸蟲病是古已有之的疾病。在國外，Ruffer曾報告埃及在公元前10～20世紀的木乃伊體內找到血吸蟲蟲卵。在我國的古醫籍中也有很多近似有關血吸蟲病的記述。自1956年以來，我國曾對發掘古墓時發現保存完好的古屍進行寄生蟲學研究，至1993年，共調查15例，分別發現於廣州、江蘇、福建、長沙、江陵，共發現7種寄生蟲卵，其中就有血吸蟲卵。在長沙馬王堆女屍■侯利蒼之妻(辛追)和湖北江陵男屍(五大夫遂少言)的腸壁和肝髒中都發現形態結構保存完好的血吸蟲卵。

　　這既說明兩湖地區在赤壁之戰前已有血吸蟲病存在，特別是地方行政長官之妻和江陵五大夫這樣貴族家屬和官員都得了血吸蟲病，又說明本病在當地的流行已十分嚴重，人群的受感染已十分普遍。

　　戰場為重疫區

　　盡管對赤壁及赤壁之戰所在地點、範圍還有許多不同意見，但說赤壁之戰這個古戰場是位於長江流域中遊、以兩湖為中心同事實不會相差太遠。自曹操揮師南下，途經湖北的襄陽，進而窮追劉備，搶占並駐軍江陵，然後順流而東至赤壁(無論是蒲圻赤壁，還是武昌赤壁)與巴丘，因疾病或遇孫權劉備聯軍而失利，經華容退至南郡，終於留曹仁屯江陵外大軍北撤而告終。也有人認為應該更擴大一些，涉及次年孫權兵圍合肥和曹操遣兵解圍之戰。這些地區，根據大量的調查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凡是與赤壁之戰可能有關的地方大都是湖北、湖南嚴重的血吸蟲病流行區。如湖北的蒲圻、嘉魚、洪湖、監利、石首、公安、江陵、潛江、沔陽、遠安、鍾祥、鄂城、穀城、漢川、漢陽、武漢、黃岡、南漳、浠水和湖南省洞庭湖畔的嶽陽、華容、安鄉諸縣。

　　在血吸蟲病防治初期，各地對疫情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發現湖北省89個縣市中有44個縣市(占52.5%)、湖南省103個縣市中20個縣(占19.4%)流行該病。釘螺密度每平方市尺為32隻，最高者達409隻。這些結果充分說明了這些地區疫情的嚴重。這些地區處於湖北省的江漢平原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沃野千裏，水草豐盛，曆來是人群聚居的場所，無論生產、生活都與水發生密切的關係。水、土、草這些條件的存在又是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在適宜氣象條件下最適宜的滋生環境。

　　血吸蟲在不同季節發生的感染機會是不盡相同的。通常是夏、秋季最高，次為春季，最低為冬季。這是因為冬季地凍天寒，人畜等下水活動較其他季節少，特別是釘螺體內的血吸蟲感染性幼蟲(尾蚴)的發育與逸出同溫度有密切關係，因而影響不同季節的感染率。赤壁之戰決戰在冬季，已不是血吸蟲的易感季節，但行軍轉徙、決戰前的訓練演習、兩軍大大小小的遭遇戰、前哨戰等活動大都在秋天，是血吸蟲易感季節。研究指出，最適合釘螺生活的溫度是13℃左右，在血吸蟲病流行區，這溫度多見於仲春和深秋。血吸蟲尾蚴能在10秒鍾內鑽入宿主皮膚，甚至釘螺離水登陸後，在有水滴的葉片上爬行也可能逸出尾蚴，人無須下水也有被感染的危險。

　　曹軍為易感人群

　　同是在水上作戰，同是在疫區內行軍轉移，按理說雙方都會得病。為什麼史料中多處記述曹操兵馬患病並為之所苦，而孫權、劉備的兵馬卻安然無恙呢?這是因為人或動物感染血吸蟲後，體內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定免疫力的緣故。

　　一次大量感染是造成急性發作的原因，導致死亡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多次大量感染的後果當然更是嚴重，那些先前不曾感染新進入疫區的人群和動物對血吸蟲特別易感，又易於發病，發病時症狀也分外嚴重，大多是以高熱、肝腫大疼痛、拉膿血便為主要表現的急性血吸蟲病，這類患者在當時條件下大多死亡。曹軍南下的主力兵馬恰是這種情況。相反，那些吳國(現今江蘇、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許多地方也是血吸蟲病重疫區)長期從事生產、生活或戰爭活動，經常接觸疫水的孫權兵馬，雖然也感染並發病，但現存者多是慢性患者，急性期早已過去，特別嚴重者已經死亡。同急性患者相比，慢性患者因體內有免疫力，且隻有在勞累、饑寒等誘因下發生腹痛、拉膿血便等症狀，因此對再感染和抵抗力以及在行軍、作戰能力上都是比較強的。這種差別就是患慢性血吸蟲病(弱丁)的劉孫聯軍戰勝患急性血吸蟲病(急、重病丁以至於死丁)曹軍的要害所在，亦正是所謂“水土不服必生疾病”的緣由所在。

　　有人認為曹軍南下得到劉琮投降的水軍，這批降軍久居江南，對血吸蟲有免疫力。與此同時，劉備的兵馬同曹操一樣也是來自非疫區的中原地區。言下之意，赤壁之戰的雙方兵馬不存在對血吸蟲免疫力的差別。但這並不能說明雙方軍隊在血吸蟲免疫力水準上的等同。先說曹軍，誰是南征的主力呢?當然是曹操而不是劉表的降軍，即使降軍許多人因長期生活在疫區有過感染並產生了免疫力，但不能因此說曹操所率的南下主力大隊人馬也有免疫力，無法防止無免疫力的曹軍主力隊伍不發生血吸蟲病。還有人認為由於四川省一些地區也有血吸蟲病流行，所以劉璋派遣的四川援軍也有免疫力，可是，劉璋援軍的人數比劉表降軍少得多，更不足以左右曹操主力的狀況。

　　同樣的道理，讓我們看看孫權劉備聯軍。這支隊伍誰是主力呢?劉備的隊伍在河南被曹操窮追猛打後狼狽逃竄，幾乎潰不成軍。機智過人的諸葛亮鬥膽說出來的隻不過一兩萬人而已，所以他才苦心設計結成孫劉聯盟以抵禦曹軍的南侵。很明顯，孫劉聯軍無論從指揮員的任命、戰備物資的供應，還是水軍的組成都是孫權方麵為主。因此，即使劉備軍隊也是來自中國北方，無血吸蟲免疫力，卻不影響聯軍中以東吳人馬為主力部隊的免疫力。

　　曹軍哪些活動易被血吸蟲感染

　　在血吸蟲病流行區內凡同水接觸者即有被感染的可能，所以不同的活動方式決定了同水接觸的頻度與時間上的差異造成感染與後果的不同。曹操軍隊在赤壁之戰中有哪些活動感染血吸蟲呢?我們著重從行軍、訓練、作戰和生活四個方麵來分析。

　　1.行軍轉徙：曹軍自河南進入湖北奪取襄陽後，順漢水而下，追趕劉備經長阪、當陽，然後占領江陵，並以之為水陸軍及糧草輜重基地，之後又折向東南，進軍巴丘(嶽陽)及其附近(如現今的蒲圻、嘉魚等地)同孫劉聯軍交戰，在戰事不利時，除部分守軍屯留江陵之外，曹軍大部分經江北的烏林、華容(即今洪湖一帶)退駐，繼而北撤。這樣看來，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秋七月至十二月)，曹軍行軍輾轉於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及湖南北部的約四十個縣份，行程達數千裏。在這段時間裏，曹操兵馬可以說是“兵不解甲，馬不下鞍”地奔忙周轉。這樣頻繁的軍旅生活大大地增加了同自然界的接觸，無論是飲用、洗滌、遊泳還是轉徙跋涉，無不增加了同水的接觸，自然也就增加了血吸蟲尾蚴侵入的機會。

　　2.訓練水軍：曹軍南征，為了適應兩湖地區水鄉澤國的水上作戰需要，必須克服北方軍隊不習水戰的缺點。所以曹操對訓練水軍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並且早已付諸實施。遠在出發前，就在北方開鑿玄武池訓練水軍了。《三國誌·魏誌·武帝紀》稱：“建安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可以說，這是曹操為應付南征水戰的先期重要準備之一。但是訓練的水準、效果如何呢?

　　曹操軍隊在嚴寒季節、有限時間裏開鑿的玄武池，規模不大，水準不高，訓練的船艦數量不足且品質低下，有經驗的教練員短缺，這些原因，使之訓練的水軍不但人數有限，而且技巧亦差。用這樣草草訓練的隊伍去應付兩湖的長江、大湖可是勉乎其難啊!果然當幾個月後，揮師南下的曹操大隊人馬麵對浩浩大江和大湖不免望之興歎，江湖的遼闊寬深、風高浪急遠非風平浪靜的人工池所可比擬。官兵們在感歎之餘別無他法，必須采取應急措施，於是乎就地訓練水軍，而且也隻有占領江陵這個重要戰略要地後，曹軍才有可能組織對水軍進行比較正規、比較係統的訓練。因為這時候既有劉表部屬的水軍、訓練用的船艦、教練員、場所，特別是時屆秋高氣爽之季，氣溫、水溫正適宜下水活動時節。總之，一方麵由於主觀上的需要，另一方麵是條件的現成與便利，因此，曹軍南征後的訓練水軍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並不知道這些活動地區大多是血吸蟲病重疫區，以致在船上或下水活動中增加了感染的機會。

　　3.戰爭：赤壁之戰，盡管現在對其地點、規模、方式等等還有不同的理解和爭議，但對於這次軍事行動的兩軍交戰是不能排除的。赤壁之戰，除水軍以船艦相對、兩軍以軍馬、步兵衝突，刀槍劍戟對仗和羽箭的射殺外，還包括前方的偵察、後方對戰爭、生活物資運輸供應等等許多環節和部門的工作。而這些無論是前方戰場還是後勤部門，隻要在疫區內輾轉，無不增加在野外的奔忙，戰事活動決定了各項活動的強度和頻率，增加了人馬在野外同疫水的接觸，從而增加了感染的機會和加重了感染的程度。

　　4.生活：在戰爭期間，除戰爭活動是充滿危險緊張外，生活也不能悠閑。曹軍在赤壁之戰中東西轉移，訓練交戰中活動多、強度大，天氣炎熱時少不了要經常洗濯手腳、衣服以至於遊泳洗澡;這些無不增加用水的次數和數量，也就增加了被血吸蟲感染的危險。

　　排除其他諸如瘧疾、鼠疫、斑疹傷寒、霍亂、痢疾、鉤端螺旋體病、流行性出血熱、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因素影響，我們應當認定，曹操在赤壁之敗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軍隊普遍感染了血吸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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