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雪珥
《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6月下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分享到朋友圈。
1884年，日本遣伊藤博文前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
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被袁世凯在朝鲜以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伊藤提出了其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基于如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
对于“言官”之危害，伊藤看的相当准确。10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而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军机处迅速拿出了处理意见，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此事对李鸿章刺激颇大，他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
伊藤博文在1884年的分析中，不仅看到了“言官”的危害，还看到了即便是中国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在伊藤发表这通“中国又睡觉矣”的高论不久，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了两国的改革。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如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虽强，不轻起衅。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使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不接茬，他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唯有叹息。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剑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着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 国家人文历史 】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