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泻千里”的煤价让整个煤炭行业“惨不忍睹”。
煤炭市场从2014年的霜冻降临，到2015年的寒冬凛冽，再到2016年的寒冷加剧，煤炭企业的行走曲线一滑再滑。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视频 ↓ ↓ ↓
活着就是希望，活着就有希望！
有人会说：“让我们怎么活啊？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着房贷、赡养老人、孩子上学、看病吃药等诸多经济压力……”
确实如此，转让、关停、下岗、分流、欠薪这样的词汇，早已不绝于耳。
我们的兄弟单位、矿井，有的迟发工资半年以上，多的长达8个月之久；省内多个集团工资降幅接近1/3。愈演愈烈的“降工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职工的生存问题。
望着手里慢慢变薄的工资，大家都在问: “煤矿艰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其实一说艰难，很多人可能会想起五八年挨饿受苦的那段岁月。
但是，那个年代，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
让我们再看一段视频，认识一位从五八年走过来的退休老同志。 ↓ ↓ ↓
视频中的老人宋宝华，出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经历过58年大饥荒等生活磨难，辗转工作过好几个煤矿，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锻造了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他相信，“只要认干，就没有度不过的难关”。
宋宝华老人讲了一个他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叫宋宝华，今年78岁了，是邹城市郭里镇朝阳村人，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个年龄的人得有一大半已不在人世了，我还能在我们矿南区党支部书记这个平台上，继续为党工作，我是幸运的。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聊聊“我和我的家”故事，非常开心。
我出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成长于动乱年代。还朦胧记得，鬼子的大卡车开过我们村的情景。我的家乡邹城郭里山区，是国共两军打拉锯战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我当过儿童团团员，参加过查路条、打反攻、打土豪分田地等，后来又经历过大跃进、土改、文化大革命，以及农转非等重大事件。每当回想起这些，我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能容易吗？你想想。我一个山里娃，家里最多的时候有16口子人，母亲把粮食掺一小半地瓜叶蒸成窝头，也不允许敞开肚皮吃个饱，过春荒时地瓜叶吃光了，只有到山上挖野菜充饥。到后来野菜也挖光了，父亲就领着我去要饭，我个子小又怕狗咬，只是远远跟在父亲后面。爷俩白天赶饭时儿要饭，晚上睡在又潮又冷的破庙里。两三个月后，父亲也撑不住了，就领着我回家，干脆把家里的驴卖了，维持全家度过了饥荒。父亲常说的那几句话：“人活一口气，佛烧一炷香。只要你认干，能给自己找到活路，能活着就有希望。就没有度不过的坎。”父亲的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也受益一辈子。感谢父亲教我做人，也感谢他在那个年代，还能送我去读书，虽然只读到高小毕业，但没有这点文化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为啥这么说呢？可以说是因为我有了这点文化，我才被大跃进的洪流推到了煤炭行业。1958年7月，邹县为了大跃进兵团作战的水利灌溉，从各乡镇找有文化的人，举办为期4个月的抽水工培训班，我有幸被选中。培训班结束时兵团作战也结束了，全部学员被转到了滕县露天煤矿。那时候全矿30多万人，按部队编制管理，分为4个师36个团，我被分在第4师。结果坚持干下来的都成了正式工。还记得58年秋天那场连着下了几天的大雨，几十口子人住在露天煤矿的地窝子里，白天人进去直不起头，晚上头挨头睡觉。雨下得地窝子里灌满了水，没法睡。再加上我报到时穿的是单衣，冻得浑身发抖，我在床上坐了一夜，天亮就写信向家里求援。媳妇接到信后，着急忙慌地步行两天两夜，快到滕县时，遇着了一辆往矿上送东西的牛车，好心捎她一段儿。好不容易见到了我，我却接过衣服，就让她凑着牛车返回，她就哭着走了。那时候她可是刚结婚就被扔在家里的新媳妇啊，才19岁，但不让她走又能咋办呢？呆都没地方呆。
在露天煤矿干了几年，我转到官桥矿务局孤山煤矿，成了工区办事员。到了1962年，又去了枣庄矿务局魏庄煤矿，干了8年组织科干事，3年工区支部书记，这11年里我5个孩子陆续出生，我的月工资由最初的几块钱涨到了34.5块，每月先留出15块的菜饭票钱、6块多的买烟钱，再往银行存10块，等着到年底取出来交给生产队抵工分，剩下的不足10块钱，如果来个客人，就得借钱招待。为了省钱，我只吃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基本上是1分钱咸菜或者5分钱的萝卜丁、一个馒头一勺稀饭，能花1毛钱买份蔬菜，都觉得像过年。在农村老家的妻子就更苦了，她可以说是既当女人又当男人。为多挣工分，她帮着生产队喂牛、铡草，还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最怕的就是生产队里分派活儿，不管修路、挖沟、砸石子儿还是刨地瓜，都按人头分摊。刨地瓜的活儿总是傍黑时才分到各家各户，要求连夜把地瓜擦成片儿摆好，不能影响第二天生产。老婆就担着小一点儿的，领着大一点儿的，提着马灯和暖瓶加夜班，大点儿的跟着刨地瓜，小点的放在地瓜堆前做记号，因天黑认不清哪是自家分的地瓜。眼看着人家都刨完了，娘儿几个刨到半夜边刨边哭。马灯的油燃尽了，放在地瓜堆前的孩子也睡着了，喊名字喊不应，找不着孩子也找不着自家的地瓜堆，那场景想想都可怜。
1973年12月，我以支部书记的身份带着130人，从魏庄矿来到南屯矿支援采煤一区。南屯矿离我老家40里路，为了帮老婆干活，我每个星期五下了班摸黑儿骑自行车回家，到星期一早晨5点多起身再往矿上赶。晴天好道的还好说，最怕遇到下雨天，因为有8里土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那年我们村里架电线，村支书让我买电葫芦捎回去，谁知走到半路下雨了，那雨下得四周白茫茫一片，啥也看不见，自行车轱辘一会儿就让泥巴糊死走不动。扛起车子走吧，上面还驮着六七十斤重的电葫芦，推着走吧，推不了几步就得蹲下抠泥，没办法，只能咬着牙推一段扛一段，摸到家已是夜里一点多。
1985年夏天，我20岁的大女儿因病去世，妻子哭得茶饭不思，我就把全家都搬到了矿上。6口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在门口搭个临时厨房，大一点的孩子，找关系托门路的安排到矿上的男女单身宿舍，因为没有户口妻子干不上家属工，孩子上不了学。2年后，矿上按千分之一给解决了住房，孩子们的工作问题又摆在了眼前。大女儿是个心高气傲的孩子，农业户口招不上工她不甘心，每次矿上招工她就和我闹腾，年轻轻的得了不治之症，到临死还在打听招工的事，想起她我心里就刀剜一样疼。妻子后来好赖干了个家属工，在矿铁路下沉处填石子，又脏又累不说，有户口的家属工发福利还没她的事儿，也是抱怨我。没办法了，为了老婆孩子能农转非，我从煤质运销科支部书记的岗位上申请到生产准备队当副队长，却因为老家和矿上的距离不够里程没转成。我又辗转调到离老家远一点的杨村矿，终于赶上了1989年的第二批农转非，可就在两个孩子考技校的当口儿，手续还没办下来，分数按非农业够了，按农业户口就不够，孩子们一听这情况，正吃着饭把筷子给摔了。我只有连哄带劝，让他们蹲一级等着。好在不到两年，4个孩子除了一个自考到铁路系统，1个在兴隆、2个在鲍店，都有了工作，我也完了个大心事。后来，为了孩子们的工作，我又调到了鲍店矿，并在纪委正科长的位置上退了休。
说到这里，我得长舒一口气。这漫长的人生经历，我好像都是在苦难中寻找着希望。现在孩子们安居乐业，我和老伴儿孙绕膝，我打心眼里感恩煤矿赐予我的一切。尽管目前煤炭行业遇到了经济寒冬，但要比起过去那些年代，这还真算不上难。再怎么着，都不会出现吃不上饭要饿死人的困难了，就像我父亲说的“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没有度不过的难关。”我觉着，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用积极乐观的心态，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我们最终会战胜困难，走进美好的春天。
最后，我祝福咱们企业越来越好！祝福大家和你们的家人健康平安！
这些年来，宋宝华老人的一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他们从来没有悲观绝望过，始终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与他们那个忍饥挨饿的年代相比，我们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还算的上是困难吗？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
您认为呢？
